遠行的意義
「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
『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
小哥關上車門後、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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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天我出發去新疆，同年寒假已去過一次預調查，這次是單獨前往，正式展開田野調查。我心想，田野這麼長，要花的錢還有很多，不如就先在旅程上省一點吧！於是打算買火車票。接著又想，既然硬臥也是半躺不坐的卡在床鋪裡，那乾脆再省一點，坐硬座吧？反正都是坐，差不到哪裡。
誰知道等上了車，發現車廂內部設置全然出乎意料——我原先以為硬座的車廂與座椅就像台灣火車的自強號那樣——是兩排「對望式」的三個座椅，中間沒有扶手，椅背豎直無法調整，座位之間空間狹窄，儼然不是個能夠舒適度過30多個小時的環境。事已至此，我也無從抗拒，找到位子（幸好是靠走道）就先坐下，打算趁始發站人還不多，趕快入睡。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潮使得睡一覺這件事情變得無比困難，因為一等座位都坐滿以後，更多持「無座票」的乘客會想方設法擠上車，佔據每一寸他們看得見的空間，例如，我的腳邊。在發現小腿成了某位陌生大爺的靠墊之下，我根本無法入睡，只得拿書出來看。漫長又不適使我喪失與旁人互動的興致，恨不能化成一座巨大的鐘錶，飛速撥轉自己的秒針與時針，轉瞬間到達目的地。這當然不可能，所以到了西安站後，我試圖與鄰座帶著小孩的阿姨聊天以打發時間。
阿姨在太原上車，因為只搶到一張坐票，所以帶著一張小板凳和小女兒交換著坐。小女孩就坐在我身邊，唏哩呼嚕吃著泡麵。阿姨說，小女孩放暑假了，她打算帶她去新疆參加旅行團，一路從烏魯木齊玩到喀什。我看了看小女孩身上還穿著制服，阿姨連忙解釋，因為學校補課的關係，昨天才從學校把孩子接回來，一刻不停的趕著上車，去新疆光坐火車就得兩天，不趕一點會來不及與旅行團會合。我說，這樣好累的，況且車上也不好休息。阿姨靦腆的笑一笑，伸手擦擦小女孩嘴角的泡麵殘渣，說，團費也不便宜呢，坐火車省一點好，何況要讓她見見世面，火車走這麼長時間，外頭可好看了。
阿姨希望透過穿越漫長距離賦予女兒一些新的知識，開闊眼界，正呼應了俗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人類共同的想像中，跨越遙遠距離的行為本身就已然是項壯舉，實踐跨越就是一種珍貴的經驗，特別是以人力（例如單車、馬拉松）征服廣大地理環境所象徵的能動性。在許多文化中，征服空間與距離的過程一向充滿達神聖感，人類本著終極目標克服肉體所帶來的限制與阻礙，例如朝聖和遶境等行為，目的就是透過肉體的苦行以獲得至高的精神。
於我而言，這趟漫長的火車車程，除了起初的「省錢」目的，更重要的是拉長抵達田野的時間與距離。我不確定其他人如何，至少在我的每次經驗中，「進入田野」都是一段如同陣痛期的艱難過程。在出發之前，我總是必經少則幾天多則一兩週的嚴重焦慮。物質上的準備再簡單不過，除了最基本的需求，其餘在田野中都不怎麼講究；最擔心的還是即將在面前展開的那片未知，即便有一些領頭人帶你進入田野，但報導對象與大量資訊、知識仍然在這片未知底下，唯一解方只有徒手耐心挖掘。這樣的焦慮就好比赴一場沒有考古題的考試，即便如何費心準備、極力猜題，成敗端看進入考場、打開試卷的那一瞬間。
飛機這種快速、毫無鋪陳進入某地的方式，對懼怕進入田野的我無非一種凌遲，無疑加深我的焦慮。在進入田野這件事情上，我完全不想感謝科技所帶來的便捷，只希望過程被延伸得越長越好。我情願在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旅行中，體會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移動。同樣的地理距離，在不同移動方式之下，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情。
所以，儘管有了不好的乘坐經驗，受到緩慢出行、減低焦慮的誘惑，再次前往新疆，還是選擇了火車。這次我一路從北京躺到烏魯木齊了。儘管每次下了車不免雙腿浮腫、蓬頭垢面、飢腸轆轆——火車上若進食必然會有如廁的需求，而與其餓肚子，我更懶得以跳棋般的方式穿越擁擠在車道走廊的人們——我還是挺享受長時段的交通過程。
我像是背負著某種使命的朝聖者、旅行家，重複著這樣的移動時，內心總會升起一股揮之不去的神聖感。近代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已不再像以前那般充滿濃厚的獵奇色彩，針對研究者自身文化的、都市的、密集人口區域的，甚至鄰近研究者日常生活圈的研究旨趣，都隨著人類學與其他學科跨領域的合作及應用，變得越加尋常。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學生，似乎更偏愛這種透過地理意義及身體感知上的「遠離」認識何謂田野，如我經由漫長的火車旅行賦予「出發」和「遠方」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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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尋田野的過程中，我曾去過四川省綿陽市平武縣的白馬寨，當地人是劃歸為藏族的白馬人，歷史上整座山頭有二十多個寨子，從山腳一直延伸到大熊貓出沒的深山裡面去。正值當地旅遊觀光產業建設中後期，公路兩邊插滿招攬遊客的旗子，由承包開發、建設與營運觀光產業公司所主導的工程熱鬧地在各個寨子展開，村子入口則立著極具異族風情的木雕拱門，牆面繪有似是而非的圖騰，以象徵白馬文化。
有一天晚上，我從山上的寨子做完訪談，想回到山腳的住處，與我同行的朋友不打算下山，我得自己想辦法才行。於是在路邊招手攔了一輛載貨小客車，我知道這樣的客車都會願意捎人下山，只要付個幾十塊錢權當報酬，寨子與寨子之間人們往來甚密，我大膽的猜想安全應也無虞。開車的兩位小哥讓我上車，順著下山的路，我們也隨意地聊起天來，他們問我從哪裡來，到這裡做什麼？我熟練地回答：「我是台灣人，在北京讀研究生，來你們這兒做些社會調查，學術研究用的。」握著方向盤的小哥一聽，激動的拍了喇叭，「你是台灣人啊！好！還沒見過台灣人哪！」想來也並不奇怪，白馬雖也屬於旅遊觀光景點，但地處偏僻，部分坐落於山中的村寨接觸到台灣旅遊團的機會也就更少了。或許是對於台灣人身分的推崇與新奇，兩位小哥對我的所有疑問知無不言，等同平白賺到一小段訪談資料；他們也積極的分享所有地方上的瑣碎小事，一趟車程下來，我連他們小學老師姓誰名誰、班上同學多少人上了大學這樣的資訊都獲得了。最後下車時，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小哥關上車門，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
換成習慣於跨國旅行的商務人士，四川與台灣即便不是彈指間的距離，也算可輕鬆可跨越；然而對於生長於斯的白馬小哥而言，半夜在山道上載到一位台灣女學生的機率，大概遠遠小於零。心理距離遠比地理距離難以超越。他們對我的熱情或許源自未知的遠方突然成為現實的獵奇感，而我對他們，又何嘗不是呢？我判斷空間與距離的量尺與他們不同，在前往田野以前做的所有預備，都是為了能夠測量這個地方之於我的距離，這個距離指的不是地理，還有心理，包括文化上的。
心理的距離感在很多時候會直接化成具體的距離感，而恰恰是藉著身體的移動，讓身處其中的人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這麼近」，想來這句濫俗的廣告台詞並不是沒有道理。由於不清楚來者的背景，難以想像對方到達我地的軌跡，便像是「憑空掉下來」一樣。雖然我做田野的地方，不像傳統人類學所描繪的與母文化隔絕、交通生活極為不便，且必須完全以當地語言進行溝通，但怎麼樣都算是中國較為「邊陲」的地方，在那裡，台灣人的身分因此容易變得醒目，令人印象深刻。許多人類學家都曾有過到田野時被「圍觀」的經驗，就曾聽老師分享時說到，他初到田野地被當地村長以廣播昭告村民。當人類學者跨越陌生的距離來到此地，他／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被觀賞的風景。
這種因為相遇而感覺到的「距離」，實際上在我初至北京時就已有體會。在我們系上，我和賴小是唯二的台灣學生，也是唯二的「外國」學生。當然，這個「外國」只有我和賴小兩人私底下承認。離鄉背井的其實不僅僅我們，據本科就在北大上學的同學說，北大超過一半的學生都來自北京以外省份，偏遠農村的也不少。我來到中國的心理距離與地理距離，對那些動輒十幾二十個鐘頭才回得了家的同學似乎不值一提。
台灣對他們來說很遠，理由在於多數人因為簽證的關係都沒有去過，生活中也鮮少與台灣人相遇、產生關係。教科書、從小到大被教導「台灣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他們，卻完成沒有意識到我「回家」需要用到「護照」。不過，台灣對他們來說也很近，因為天天可以在電視新聞報導後的全國氣象預報中看見「台北」的氣象，也能在網絡媒體上看見高雄氣爆，也能在街上小吃攤吃到「台灣烤腸」，或是在「愛奇藝」、「優酷網」上收看《康熙來了》配飯——他們聽S.H.E的歌長大，和我們一樣迷過《流星花園》，在五月天去北京開演唱會時結伴參加。透過這些記憶共享，我們和他們連起了一段奇異的生命歷程。類似經驗也發生在我唸小學的時候，甚至更早之前，台灣年輕人受到美國流行文化強力輸出的影響，也和美國年輕人一樣把「新好男孩」（Backstreet boys）等流行音樂當作童年回憶。拜傳媒的全球化所賜，不同地區的人們有著差不多的記憶早就不稀奇了，也使得兩岸年輕人彼此之間有著模糊和曖昧的認識。台灣／中國之於他們是可近可遠，透過網路、電視等平台可以輕鬆獲取對方的資訊，很多時候卻也因此驚覺認識的侷限。
在現今，於兩岸之間有過頻繁旅行經驗的人已非少數，許多台灣年輕人在中國求職，不少中國學生到台灣單車環島、自助旅行，物理上的距離不再是難以克服的問題，可是感知上的距離依舊難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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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生活經驗也讓我重新思考了一個問題：「將自己的身體移動至別處，真的就能達致一場異文化的遭遇嗎？」答案顯然是不一定的。我不禁想起那群在北京人口日益增多，也逐漸握有一定影響力及曝光度的人──北京的「老外」。
以前曾有一位朋友和我說，北京的老外分做兩種，一種是住在鼓樓的，一種是住在三里屯的。這種二分法當然會招致許多在北京深耕的外國人抗議，就如同國際政治將台灣政壇草率地劃分為藍綠二者；不過，這樣的劃分引導出的一些線索，似乎也能在其他國際外來人口眾多的城市找到映照，例如台北的天母和師大周邊。
回到朋友提及的那個分類，三里屯是北京新興的商業活動集中地，更為出名的便是它的「酒吧一條街」，與酒吧一條街對望的是新潮的三里屯太古里大廈，裡頭陳設著各國精品與高端設計品牌。三里屯位於北京使館區之內，順勢於1983年成立第一家酒吧，成為老外們最為方便的休閒娛樂去處，步行在三里屯酒吧街上，時不時就能看見「使」字打頭的車牌。
鼓樓則是一個與三里屯截然不同的異域。那裡被認為是北京城最後的幾處老城區，大致範圍落在地安門東西大街、地安門外大街和鼓樓東西大街附近。那裡是現存老北京胡同最為密集的地方，比較出名的幾條包括菊兒胡同、五道營胡同和南北鑼鼓巷。有一次，朋友約我去鼓樓一位外國朋友家喝酒，「他租下了大四合院，在院兒裡自己釀啤酒呢！」這些外國人鑽進北京最狹窄古老的巷弄，學著當地人一樣在戶外公共廁所如廁，甚至在汽車也不好途經的巷口，開起了精緻的義大利餐廳。在老北京的胡同裡，坐在露天二樓的竹棚底下，面迎初夏的涼風，品著一瓶還不算便宜的紅酒，腳底下是拉著車吆喝著經過的老北京大爺，儼然成為一種頗為有格調的新北京生活方式。在胡同裡居住，已然是某一群老外眼中特別緊要的事情，他們以和老北京一同生活為樂，說起兒化音比我還正統，交往中國男／女朋友，甚至有的在短期交流或是求學結束後，便從此留下來定居。
我不得不想，移動似乎並不一定導致與異文化相遇，關鍵終究在於是否敞開胸懷、透過生活來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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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四川白馬兩年多，我仍時常想起那位小哥倚著車窗、在黑夜中對我咧嘴而笑的畫面，還有他那句「有知識好哇，到哪裡都不害怕」。類似情境後來在新疆也發生過。
達包是我進入山上風情園做田野，除了接待的人家以外，第一位主動和我攀談的牧民。我對他向我釋出的熱情印象深刻，還有他那雙黑不見底的眼睛。有一次我們一起隨意地聊著天，他提起少年時因為一場車禍，錯過了高中入學的時間，從此就離開學校，回到山上放羊的往事。我很替他感到惋惜，達包說小學初中時他的成績都是全班前幾。話題暫歇，他突然有感而發的對著我說：「妳這個丫頭，了不起啊！」我說，有啥好了不起。他說：「從台灣跑來新疆，太能跑了。一般人不可能跑得過去的。」說著，放下啤酒罐，兩手在空中比畫著，「我跟妳講，我的手就這麼長，可能生命就這麼長，是不是？（人的壽命）我可能是在下面，或者是中間。不過，在這裡，人最好是幸福。幸福快樂就行了。」最後，他下了一個總結。「妳來我們這裡，追求的是那個方向，妳追求的方向，是在雲彩上面啊。」他靠著雜貨店薄薄的鐵皮牆，目光越過我，望向窗外遠遠的雪山。
我猜想，白馬小哥和達包對我跨越了的距離，或是即將展開的遠行，皆抱持著肯定又熱忱的態度，或許更因為他們同樣了解「知識」能夠帶人走得多遠；也可以說，你對其他社會與人群的知識，會使你願意、勇敢邁出自己腳步，而伴隨著越來越開放的視野和寬闊的胸襟，相信在面對異己越能抱持理解，越能自持謙卑、尊重以待。因此，即使跑得再遠，遠得像跨越雲彩的那一端，也不會是你恐懼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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