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各界好評

「這帖良藥終止了冬日將盡時的空談，讓你想起外頭還有更遼闊的世界。」──《芝加哥雜誌》

「賽斯．史蒂芬生的雙腳從未離開地面，但他的散文卻帶你遠離了塵囂：那幽默、優雅的筆調描繪出以傳統、人性化方式旅遊的種種歡樂與麻煩，筆調卻是靈巧且寬容的……沉浸在他的旅程中吧，但別怪我沒事先警告：你可能再也不會想搭飛機了。」──艾瑞克‧魏納，《尋找快樂之國》作者

「節奏輕快、活潑……這本書很成功。」──《紐約時報》

「賽斯‧史蒂芬生的文筆充滿魅力和幽默……在一個凡事都該提早完成的年代，還有人願意在...

引言

華盛頓特區到費城

這種事我們做過。

七年前，我跟女友蘿貝卡住在曼哈頓下城區。她在一家新創的小公司上班，我則替《新聞週刊》撰稿。我們上班的時間都很長，日子在不經意中流逝。每週我們都向固定的幾家餐廳叫外賣，去固定的酒吧，跟固定的朋友消磨時間。

我們過得很舒服，卻一直甩不掉陷進泥沼的討厭感覺，只不斷被每天規律的生活淹沒。我們納悶著：在有如驢子推磨般的日常生活以外，會不會有個更別出心裁的生活在等著呢？

我們向對方挑戰，看誰先跨出不按牌理出牌的第一步。「辭掉工作，開車去阿拉斯加好了，」我們會這樣開玩笑。玩笑話愈說愈頻繁，戲謔程度愈來愈低，漸漸地，我們似乎忘了那只是個玩笑。

就在春天的某個日子，我們展開了行動。在朋友和同事的驚訝聲中（有些人一邊羨慕一邊厭惡自己），我們辭掉工作，賣掉各自的所有物，跳上那台老舊的本田汽車，出發了。

我們來到瀰漫灰塵、名不見經傳的小鎮，把車停在路邊。幾個星期二的下午，在破舊的酒館喝得大醉；在奧斯汀市一條搖搖欲墜的長廊裡抽大麻，跟一個老朋友同聲大笑；在巴西的南大河州露營，發現一群鯨魚在加州海岸邊；之後又出於不明原因，在鹽湖城待了一整個星期。我們從不知道第二天晚上會在哪裡睡覺。

幾個月後的某天早上，我們醒來，看了看四周，發現自己身在阿拉斯加。我們實踐了這個挑戰，靈魂更為豐盈，而且不懷一絲悔意。可悲的是，當時我們已經沒錢了。赤貧如洗加上可怕的阿拉斯加冬天讓人思之生怖，我們只得滿懷悲傷地承認，該是重新回到文明社會，讓本田汽車調頭，踩下油門，闖進交通繁忙的I-95公路之時。

我們把東西都裝上車，準備長途駕車東行，在我重重關上後車廂，結束這曲田園牧歌之時，眺望著太平洋冰冷灰暗的山丘，我猶豫了一下──我發誓，山丘似乎也都在望著我。當時我心想，要是不要回頭，就這麼一直……往前走，不是很棒嗎？

七年後，年過三十的我們，安於華盛頓特區裡的舒適生活。我在家上班，替幾家雜誌社撰稿；蘿貝卡唸完法學院，現在在市區一家吃人不吐骨頭的公司當訴訟律師。我們向另外幾家餐廳叫外賣，在另外幾家酒吧喝酒，跟另外一群朋友消磨時間。

舒適和規律再一次把我們裹住，公寓裡有精緻的傢俱和裝框的照片，有著各式額外功能的有線電視，還有無線上網和人造衛星廣播。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一切都沒什麼可挑剔。沒有財務危機、沒有衷心的渴望、沒有病痛。要是令人麻痺的電子娛樂吸引不了我，那麼各種令人耽溺其中的事也能伴我度過每一天。

可是，我又開始有那種討厭的感覺，覺得生活缺了什麼。缺乏探險和隨性。

我愈想，就愈坐立不安。《白鯨記》的前幾段中，陸地上的伊斯梅爾想回到捕鯨船上時，曾說在「只能靠強烈的道德原則來阻止我故意步上街頭，想辦法弄掉別人的帽子時──我就認定該是盡快出海的時候了。」我猜，現代的帽子跟梅維爾那個時代鐵定不同，但我仍然不懷好意地盯著別人的帽子看。在人滿為患的全食超市（譯者注：Whole Foods為美國最大的有機食品超市）推著購物車，或是看著穿西裝的人在酒吧裡對著黑莓機按按鍵之時，我都有股突如其來、莫名所以的憤怒。想要逃離眼前的一切和所有熟悉事物的念頭，熱辣辣地竄過我的皮膚。

同時，蘿貝卡的工作也遇到難關。她一念完法學院就去這家公司上班了，三年來卻只有長長的工作時間和少少的休假。當一位法律公司助理，過著每週工作七十小時的生活，遲早會讓任何有頭腦的人崩潰。（是的，也有「有頭腦」的律師。）

當然，社會大眾對像蘿貝卡和我這樣三十歲左右、還在為事業打拼的人有明確的期待。我們應該買棟房子，開始生兒育女。跟朋友交談的話題不知不覺變成房地產、懷孕、孕期維他命和哪裡有優良的小學。

這些都是可供日後參考的好點子，但牽引我們心頭熱血的卻是其他事。我們不急著跳進社會大眾認可的深溝──深溝兩側的高牆會引人順利進入為人父母和房貸當中。我們只想手腳並用地爬出深溝，拍拍身上的灰塵，望著下方，露出欣慰的微笑，然後走開。

就在這時，蘿貝卡眼中閃起熟悉的狡獪光芒。冒險行動又開始了。「辭掉工作，去搭渡輪吧，」我們開起玩笑。玩笑話愈說愈頻繁，戲謔程度愈來愈低。再一次，我們發現自己其實不是在開玩笑。

討論過後，我們下了一個結論：不值得為一趟毫無目標、浪費時間的小插曲──如在中美洲海灘上悠閒渡假，直到覺得無聊為止──而顛覆原本的生活。因為（雖然我承認這種計畫其實滿誘人的，有吊床、大麻菸和夕陽耶），蘿貝卡不是個能夠無所事事、純放鬆的人。她一刻不得閒，而且行動力超強。「就像我腦子裡有上百萬隻活蹦亂跳的小白兔，」她這麼形容。

寫到這兒，似乎很適合提提蘿貝卡是個神經病。雖然神經程度只有一點點，但絕不是完全沒有。不僅她自己會承認，任何認識她的人也會承認：他們會閉上眼睛，呵呵笑著點頭。

我就愛她這樣。當初就是因為這一點，我才被她迷住的。但如果旅行沒有個計畫和大略定出的目的地──如阿拉斯加──那麼各種模糊可能性組成的嗡嗡聲就會讓她的腦子當場拋錨。相信我，這件事無論如何要設法避免，尤其我即將跟她一起旅行好幾個星期。

何況，我們生活中所缺乏的，並不是毋需動腦、懶散又無所事事的海灘假期。我們享受過的閒情逸致已經夠多了，我們渴望的是新鮮和挑戰，能讓人擺脫一成不變的窠臼，抖抖身子振奮起來。

我決定應該去環球。

環球這件事本身就帶有浪漫的成分。在全球化讓另一半地球給人近在咫尺的感覺以前，環球還是冒險家夢寐以求的任務。即使是現在，環球雖然沒以前那麼困難了，真正實現時仍給人一種喜悅和絕對的成就感。

當然啦，我們不會是第一個環球的人。第一個──唔，可算是麥哲倫吧，他在一五一九年離開西班牙往西航行，來到了菲律賓群島；一五二一年，他因為想讓原住民酋長改信基督教而被殺。（有經驗的旅行者都知道，絕對不該跟當地人爭論宗教。太沒禮貌了嘛！麥哲倫，你到底在想什麼呀？）一五二二年，麥哲倫旗下五艘船裡的一艘，在飽經風浪之後終於返回西班牙港口，船上的十八位船員於是成為第一批成功的環球旅行家。

從那時候起，數不清的人也完成類似的壯舉。要是那樣還不夠，有人甚至幻想出難度更高的環球方式：企圖單人航海、中途不停也不加油的環球飛行、熱氣球、用腳踩的滾輪溜冰鞋和踏板船遠征。

毋庸置疑，最有名的環球旅行從未真正發生。一八七二年，凡爾納的《環遊世界八十天》首次在法國報紙連載，描述了英國紳士福格大膽魯莽的旅程。在精心布局的故事中，福格跟朋友打賭兩萬英鎊，說他能夠在八十天內環繞地球一周，返回倫敦。

受到該書大為暢銷的鼓舞，記者娜麗‧布萊(Nellie Bly)也想複製福格的虛幻旅程。她讓書中主角從一八八九年的紐約出發，在馬不停蹄的七十二天後回家。七十二天環球一周，這個速度已經很不錯了，卻沒有二○○五年雙體船水手的速度快（五十天），更不如一九九五年協和式超音速飛機環繞地球一圈的時間快（三十一個小時，包括中途停了幾站）。跟一九六一年蘇聯太空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搭太空船環繞地球一周後回到蘇聯大陸的時間（一百零八分鐘）相比，更是慢得像蝸牛爬。

蘿貝卡和我計畫環球的速度要比加加林慢（而且不進入太空），但比麥哲倫快（也不要被什麼酋長殺死）。我們不是想打破世界紀錄，只想做一件日後想起來能感到驕傲的事。一件與我們的職業和成家無關的成就，一件與眾不同、我倆獨有的事。

我們訂出兩條基本規則：一、要橫跨每條經線，還要加上赤道，這樣才算是環球；二、我們不搭飛機。絕不。買張環球機票然後去搭飛機，又不是多麼困難的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鄙夷飛機和飛機所代表的一切。

搭飛機就像按下了旅程快轉鍵。當然，這項能力有時候是挺有用的，能讓我們到芝加哥出差而且當天來回，或是去紐西蘭渡假兩週。但這樣的旅途卻少了什麼。

凡爾納寫《環遊世界八十天》時，世上還沒有飛機，福格的經歷等於是在歌詠一趟刺激且充滿可能性的旅程。凡爾納寫道，這是史上頭一遭，人幾乎只靠商業運輸環球一周。現代化已征服了地球。

但如果汽船和鐵路讓世界變小了，那麼飛機鐵定讓世界縮得不成模樣。一九八八年，在福格輕鬆領先一百多年後，麥可‧金斯里(Michael Kinsley)（後來成為我在《Slate》雜誌社的第一位老闆）為旅遊雜誌《Conde Nast Traveler》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環遊世界八十小時」，探索搭巨型噴射機旅遊的可能性。麥可飛去印度，下機一個小時，再飛往加德滿都，下機一個小時，如此類推。這種旅遊毫無見聞可言，根本是鬧劇一場，誰會樂在其中呢？全是旅遊的種種麻煩，幾乎得不到任何回饋，簡直像遭受三天的苦刑。

「我討厭飛機，」保羅‧索魯(Paul Theroux)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中這麼寫，說明他為什麼希望能只搭火車從麻省一路到南美洲最南端。（他在旅途中有兩次不得不搭飛機，一直後悔莫及。）「只要我在飛機上，忍受著震耳欲聾的嗡嗡聲和飛機上獨有的那股冰冷窒悶感，就老覺得下方的陸地多采多姿又美妙，而我卻體驗不到。」我還記得第一次在飛往日本途中經過極區的情景。我從三萬五千英呎的高空看著下方陽光燦爛的冰層，想像著下面的風吹起片片雪花，浮冰在我腳下被踩得喀吱響，然後我看著飛機單調的機艙，只聽到空氣濾清器的咻咻雜音。

討厭飛機有成千上萬個理由。就我個人來說，每次走下飛機空橋的時候，我都覺得頭昏腦脹，好像頭的前方被烘成了易碎的空殼。當然還有時差問題──你的身體清楚認定它不適合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跑這麼遠。此外，索魯寫那段長篇大論的時候，絕對沒料到九一一事件過後的安全檢查有多麻煩、多羞辱人。要被安檢人員搜身、質問、把液體裝進塑膠袋，還要脫鞋子、解皮帶。商旅人士排著隊，臉上是惡徒登記進入郡立監獄時的慍怒屈從表情。

登機之後的可恥事情還多著呢。窄小的座位、枯燥的機上電影，航空公司甚至開始要你付款才能使用各種設備。因此你掏出現金買廉價的耳機或乾扁無味的火雞肉三明治。

至於飛行本身，也不再是浪漫的事了。只有幽閉恐懼症、哭鬧的嬰兒、討厭的鄰座乘客、愛東問西問的退休婦女、大聲嚷嚷的醉漢，大胖子的腰臀贅肉還會從座位扶手的下方擠到你這一邊來。

對某些人來說，飛行純粹是恐怖體驗。要是蘿貝卡搭飛機上了高空，她會簌簌發抖、無法動彈。有一次我們一起從德里搭飛機起飛，高高飛進喜瑪拉雅山脈。山間的降落跑道瀰漫著霧，從霧中看去只見嶙峋的岩石，距離我們機翼的尖端似乎不過幾英呎。蘿貝卡以氣壓鉗的強勁力道緊抓我的手，灌下兩品脫的蘇格蘭威士忌和三倍藥量的鎮靜劑。光是為了她這條命，我寧可不再搭飛機。

也別忘了飛機對環境的衝擊。飛機燃燒大量不可再生的能源，將煤灰和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到大氣層內。光是一年飛個幾趟就足以摧毀綠化地球的美意。而且，機場還是吸引人潮、噪音污染，甚至可能是地下水污染的元兇。

撇開這些事不談，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因素。在我看來，搭乘商務噴射機根本稱不上是旅遊呀。那只是讓人從甲地穿梭到乙地的辦法，人在空中的整段時間都在等降落，而且之後只會因為要抱怨亂流或是鄰座那個鼾聲超大的傢伙才會提起這趟飛行。旅程本身什麼都不是。一片空白。是讓你略過卻不體驗的手段，但人只有在體驗過程中，才會遇上真正探險的喜悅、悲哀、意外發現和災難。

幾年前，蘿貝卡和我可能會在茶几上攤開一本大地圖來計畫旅行。現在我們都用Google Earth了。這個了不起的電腦程式讓你在螢幕上旋轉地球模型，想近距離放大地看哪個國家、區域或是街角都行。

這東西實在太方便了。但後來我們也發現，這個辦法有個重大危險。在十二吋的筆電螢幕上，什麼看起來都近在咫尺。有天晚上，蘿貝卡和我並肩坐在沙發上，食指跟著那道跳房子般的路線在畫面上移動。「好，我們可以去這裡……然後這裡……再到這裡。」好耶！看起來好容易──後來我們才發覺，這段草草計畫而成的路線橫跨了近四分之一的地球，還直直切過戈壁沙漠的中心。

看來我們必須先回答幾個基本的、平常很少人會問的問題，如：從新加坡出海到斐濟要多久？或者換一個問題好了：駱駝在不毛之地走上一百哩，身上馱了兩個人、十五加侖的水和一個帳篷，可以走多快？

幸好，蘿貝卡是旅行後勤的大天才。她熟知各種程序，而且行動力超強。要是你的班機被取消，所有人都困在積雪的機場，又沒有出租汽車，她就是你旁邊那個冷靜地對手機低聲說話，雇來一輛馬車和一組健馬的人。她這項天份讓我信心滿滿，相信我們可以面對任何困境。我決定就不先訂出詳細的旅行計畫了。我們知道我們要搭船橫跨大西洋，然後搭火車橫越俄國。時機似乎掌握得不錯，因為這樣我們就能在夏季結束前進出西伯利亞（據說，西伯利亞的冬天可不是你會想待的地方）。那之後的一切──包括路線、目的地、行程、訂旅館──全都留白。我們會騎驢找馬，一點一點地打造出這段旅程。

下一步：打包。蘿貝卡和我對這件事都有強烈感觸。我們都很不屑那些背包客，他們的超大背包下低於膝蓋、上高過頭頂，後面還用登山鉤掛著零碎雜物。只要走過東南亞的任何一個背包旅遊區，你一定會看到哪個被晒傷的瘋子，身邊吊著一根迪吉里度管，走到哪框啷聲就響到哪。我們不想當那個人。因此，我們幾乎走上另一個極端，比賽看誰帶的東西最少。有一次蘿貝卡甚至口出狂言，說她環繞地球時除了午餐盒以外什麼都不帶。

最後，我們決定用小背包──不比愛唸書的大學生能揹去圖書館的那種包包大多少。我在我那個背包裡裝進最少量的衣服，包括三件內衣（假如我想繼續當蘿貝卡的朋友，這三件就必須經常清洗）。打包時我把大部分的心力投注在尋找完美的鞋子上，這件事花了我一整週──要走起路來舒服，但又不要太醜──這種組合實在有夠難找。有了這雙鞋，再加上幾件襯衫、兩條褲子、一件輕便的雨衣、拖鞋和一件泳衣，這樣應該就足以囊括各種可能了。畢竟，《環遊世界八十天》的主人翁福格也只帶了「兩件羊毛襯衫和三雙襪子」，外加一件雨衣和一條（天知道那是什麼的）「旅行毯」而已。

至於蘿貝卡的背包呢，她帶的數位器材竟然比衣服還多（這就是遺傳了。別人慶祝金婚和鑽石婚，蘿貝卡的爸媽卻慶祝電子產品婚，而且年年如此）。她帶了一台灌滿了歌曲的小型MP3播放器，一架短波收音機準備收聽新聞廣播，一台手持式衛星定位器，可隨時追蹤我們的正確經緯度，還有一支未鎖的手機，以便途中必要時可插上買來的SIM卡。

既然行程和該準背得東西都弄得差不多了，我們只剩一件事要辦，也就是有系統地脫離生活加諸於身的束縛。蘿貝卡向公司提出辭呈，我對幾個編輯說我會遠行一陣子。同樣的，別人的反應從訝異得不知所措到毫不掩飾的羨慕都有。

我們開始去除身邊各式各樣的舒適羈絆。我們住的公寓不允許轉租，所以我們就中止租約。我們寫電子郵件給朋友和同事：我們要去環球了，回來再見囉。我們打客服熱線電話，等了好幾世紀之久，為了取消有線電視服務、電話、網路和健身房會員資格。自動電話選單很少符合我們的情況，等到有線電視公司那電腦化的聲音問起我們要搬去哪個地址，我說：「橫跨大西洋的貨船船艙。」電腦回答：「很抱歉，您的回答不夠清楚。」我們請郵局把信件轉寄給父母，也設定好自動轉帳付費。不論是意料之中還是意料之外，數不清的瑣事在等著我們處理，不少時候我們甚至覺得永遠擺脫不了這一切了。我試著想像自己在開闊的海洋中，鹹鹹的海風輕拂上我的臉。

住在公寓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開了個餞行派對。我們想把這裡所有剩餘的物品都清空，盡可能把東西送走。那天晚上快結束時，蘿貝卡還把棋盤遊戲和烤箱塞進微醺的客人懷裡。第二天早上，我們把所有不忍心送走或丟掉的東西塞進儲物鎖櫃裡，然後我把車子開到一條僻靜馬路堆滿枯葉的轉角上停好，把車鑰匙交給幾個朋友。朋友答應會好好看著那輛老爺車生鏽，直到我們回來為止。

那天晚上是我們成功環球歸來以前，在華盛頓特區待的最後一夜。我們就近找了家小酒吧，跟幾位最要好的朋友把酒道別。等人散去，我們就在朋友雅莉安家借住一晚，因為我們沒地方睡覺了。

第二天，走在人行道上，我直覺地摸了摸口袋。沒有鑰匙的感覺有點令人不安，我一直反射性地去拍空空的口袋，每次都虛驚一場。

我這才想起來，已經沒有需要用到鑰匙的東西了。公寓、車子、辦公室都沒了，我覺得無事一身輕，所需要的一切都揹在背包裡。

這是個晴朗的八月早晨，我們走向地鐵站。上週，我的生活還缺乏目標，但今天卻帶著懷有抱負的驕傲跨出每個步伐。那些在我們前面的人準備去上班，而我們呢？我們要去大海，橫跨歐洲，去中國，去更遠的地方。

我又想起索魯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開頭的那段話：「在穿梭的地鐵列車中，有一個顯然不是去上班的人。看他包包的大小就一目了然了。誰都能從那得意的漂泊神情中，一眼認出流浪者來：他嘴裡似乎藏著祕密，彷彿隨時會吹個泡泡出來。」

我們搭地鐵到聯合車站，轉搭美國國鐵(Amtrak)前往費城。旅程的第一段已經展開了，我們在費城一家相機店買了一個望遠鏡，心想到了大海上或許會用得著。

那天晚上在旅館房間裡，我們看著電視直到進入夢鄉。促銷廣告播著秋季的新型喜劇和劇情片，廣告把我們淹沒了。等節目真正播出──不管在空間還是心靈上──我們已經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了。明天我們就會登上貨輪，展開橫跨大西洋之旅。



＊



至少有一億兩千萬中國人會在黃金週裡旅遊。蘿貝卡和我當時還不太清楚這假期有多大、又會把我們的計畫搞得多慘。昨天，我們去了火車售票亭，想問過幾天往上海的班車有沒有位子，櫃檯後方的男人竟然當我們的面大笑出聲。他用中文對隔壁的同事說了幾句話，然後那個同事也開始對我們大笑了。

進出中國各大城市各種形式的交通管道都被訂滿了，民眾只得使出非常手段。《中國日報》有篇報導，有個北京的男人買不到巴士票回北韓邊境的丹東老家看家人，在試過各種想得到的辦法都沒效之後，惱羞成怒的他不買票了，反而買了一輛腳踏車。他準備回家的這六百哩路程都騎腳踏車，這段路差不多要九天。我是不太懂他的思考方式啦，因為等他抵達丹東，假期都結束了。但反正這是他家的事，我的重點只是：蘿貝卡和我在這段時間內出不了北京了。

那男人的長程騎車計畫卻讓我們動起了腦筋。棄絕那些火車啦、船啦，踩兩輛十段變速腳踏車上大馬路，讓風呼呼吹過髮際，說不定感覺會很暢快。我們一直讓渡輪船長和火車工程師替我們握方向盤，靠自己操縱一次不是感覺很偉大嗎？就算只是操縱許文(Schwinn)牌自行車也好啊。

買兩輛自行車、騎上不確定的路途前往新加坡，似乎太過冒險了。但我們卻找到了一個自行車團，他們幾天後會從河內出發，往南前往西貢。一般來說，我對套裝旅遊行程都很感冒，因為我討厭跟一群陌生人成天待在一起；但若加入這趟自行車旅遊，卻能讓我們運動僵硬的筋骨，也讓我們與赤道接近幾百哩。

由於要在這一週離開北京非常困難，加入自行車團最大的風險是無法在人家出發前抵達河內。但我們決心孤注一擲：我們按下了預訂這個旅遊團最後兩個空位的按鈕，比出期盼好運的手勢，希望能即時趕到。

那天傍晚，我們在一家購物商城的地下層閒逛（想找便宜的冒牌奧運紀念品），卻注意到一家餐廳，裡面擠滿了當地人。餐廳的地點並不是特別好，裡面卻都是開心吃飯的人，而且我們也餓了，便決定進去試試。

第一道菜就讓我們鍾情了：乾扁四季豆。四川花椒在美國被禁用了幾十年，因為可能夾帶對柑橘屬樹木有害的細菌。現在雖然解了禁，要在美國找到四川花椒還是很不容易。但真正找到的時候，絕對不會搞錯。

我們的四季豆裡有好多花椒，啟動了我們從不知道的味蕾，讓我的舌頭邊上綻放著喜悅。所謂的「花椒」之名引人誤解，因為它其實跟胡椒毫無關聯，而是某種小莓子乾掉的空殼。不管原產地是哪裡，其中卻同時含有麻痺、溫暖和辛辣三種滋味。我發誓它還有麻醉作用。我吃得越多，周遭的世界就變得越妙。蘿貝卡對它也讚不絕口。「嘿，你覺不覺得有點high？」她帶著羞怯的笑容這麼問。當然有。這家餐廳裡的每個人都一副欣喜若狂的模樣，這裡就像個烹飪鴉片窟呀。

下一道菜是炒雞肉，真材實料。從盤中物來看，顯然有人把雞拔了毛、放上砧板，用切肉刀隨意跺幾下，然後把整堆東西丟進熱鍋。上桌時，這道菜是軟骨、骨頭和雞爪的大雜燴。若換成平常日的傍晚，這道菜可能會引發小小的畏懼，但今晚可不會。在花椒解放一切的影響力下，我們輕鬆面對盤中這隻家禽未經修飾的悲慘面貌，蘿貝卡立刻抓起雞頭，我則挖出雞爪，沒多久我們就在充飽花椒能量的驅使下，拿雞的肢體當道具，演出了史上最怪異的雞偶秀。

我們再度對火車售票窗口展開清晨突襲──之前三次都沒成功──一面祈禱黃金週的人潮終於消退。隊伍還是很長，但輪到我們時，我們還是買到了南向夜班火車上的最後兩張票。火車會載我們到靠近中國與越南邊境的南寧，我們可以從那裡再搭公車去河內──或者，要是沒公車，我們可以付錢請別人載我們去。

我們鬆了口氣，手裡緊抓車票離開櫃檯，這時火車櫃檯小姐卻忽然以那種大聲、招引注意的方式對我們拍了一下手。我們轉身，她招手要我們回到窗口，從我們手上拿走車票，指著上面的小字。我們就知道，事情順利得過了頭，也開始擔心這輩子都離不開北京了。

但等一下！她在微笑。她把我們的目光引到車票背面的銀色區塊。啊，原來是刮刮樂！我們吁了口氣，拿出銅板試試運氣。我完全不知道會贏得什麼，但真希望是一公斤四川花椒啊。

等我們把銀色的屑屑刮乾淨，露出了下面……的幾個中文字。我們滿懷期待地把票交給櫃檯小姐，等她說明。她瞇眼看了那幾個字，搖搖頭，把票還給我們。下次會有好運吧。

我當然希望當贏家，不過──中國對賭博止不住的狂熱真的令人動容。連在最普通的運輸工具上，他們都有辦法把機率這種事放進去。我不禁納悶：這會不會就是讓美國大眾運輸系統起死回生的祕訣呢？想像一下，你不知道該搭計程車還是地鐵好，因為計程車比較快、比較輕鬆，但地鐵票上卻有刮刮樂，有可能贏得三百美金的獎金。推一推旋轉門，我們來啦。搖搖欲墜的建設救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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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馬提斯號》上的工作人員幾乎清一色是羅馬尼亞人。這點可是強烈（又令人開心）的對比，因為我們橫跨大西洋時搭的貨輪，上面的德國船員個個有著古板拘泥的專業態度。打個比方好了：這艘船上的大副路西安(Lucian)，似乎就沒把他負責的安全講習當成什麼重要大事，反而視之為開懷脫口秀表演。

真希望我能把路西安的腔調重現紙上啊。請想像這男人說話時，喉嚨裡塞了半磅的白菜好了。「首先，」路西安開口。「船上禁用毒品。但只要我們沒看到你用就沒關係。」那厚達一吋的鏡片把他的眼睛放得老大，我看到他在鏡片後眨了眨眼。

「第二，請不要掉進海中。我認為各位活不成。」路西安說到這裡輕笑了一聲，暗示他倒是很好奇（以一種超然、分析的方式），想看看要是我們真的落海會怎麼樣。「當然，你可以大聲呼救，」他若有所思地說。「但本船每秒行進十五米，所以你呼救時，人已經在我們後面了。要是你從船頭落海，我們或許能救，但你可能會被吸進推進器，然後被打成一小點壽司出來。」

接著有人帶我們很快地逛了整艘船一圈。船比我們之前搭過的貨輪大得多（幾乎長了一百呎），能夠載運更多貨櫃，也比較髒。之前的德國船員把船維持得整潔亮晶晶，但《馬提斯號》的船員似乎不怎麼介意地上有散落的香菸頭、甲板上有泥濘，或欄杆掉了漆。此外，德國船員對何時能讓乘客上船橋有嚴格規定，路西安卻說，（身為船上唯二乘客的）我們隨時想去《馬提斯號》的船橋逛逛都行。

在海上的第一天，我們以為船會駛進開闊的大海，朝奧克蘭前進一大段──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不知什麼原因（不過我們懷疑，可能是想讓我們在船上待久一點，以便收更多錢），事先沒人告訴我們，《馬提斯號》會先在雪梨和墨爾本停泊，裝卸貨物，然後才啟程前往紐西蘭。這表示我們當初前往布里斯本那悲慘又睡不著的十三小時夜班火車之旅，其實根本沒必要。我一定要說，若你回首的是苦澀的來時路，那份頹喪感更是滋味獨特。

停泊在雪梨的時候，我們想離開港口，去市區待一個下午（以期把上次短暫停留中錯過的景點補回來），但這項工作一點都不簡單。逃離港口這件事本身，需要你先徒步穿越亂七八糟的混凝土塊、鐵鍊和廢棄碼頭設備的縫隙。近年來，大城市花上數百萬美金替進出機場的旅客打造舒適的體驗，沒有人會把力氣花在搭貨櫃船的乘客身上。我們從轉運站到目的地的過程既沒有消毒處理，也見不到什麼人，更沒經過任何免稅商店。甚至在我們離開港口後（出示《馬提斯號》提供的護貝船員證，免得因為擅闖貨櫃場而被捕），四周也沒有清楚的標示，告訴人該怎麼前往市區。工業荒地的空曠馬路上，就只有我們。

最後，我們看到遠方有個公車站。原來雪梨的市區公車都從這裡發車──司機過來上班、加油，然後往不同的路線各奔東西。這裡並沒有真正的公車站牌，所以在其中一輛公車開出大門時，我們邊揮舞手臂邊喊。司機遲疑地放慢車速，打開門，弄清楚我們不是想劫車之後，就讓我們免費上了車。

在雪梨市區愜意地度過幾小時後想再回到船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計程車司機完全不知道港口在哪裡。「就靠近海邊的地方啊？」我們如此建議。他迷路了好幾次，才誤打誤撞地走對了路。

等《馬提斯號》在軋軋聲中沿著澳洲沿岸航行並進出墨爾本港之後，我們已經可以識別幾種商業船艦類型了。有載了油或化學藥劑的低矮油輪，有船身高、兩側平的滾裝船，能讓有輪子的車輛從船身的巨門中駛進駛出；還有個人經營的小貨輪，甲板上有專屬的起吊機。當然還有貨櫃船，一長排一長排從港口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等同於飛機在降落跑道上空繞圈那樣。其中幾艘好像還跟我們走一樣的貨運路線，因此每次我們抵達一個新碼頭，他們就都被堵住，只能乾等。

我們也能認出幾百碼外、漆在貨櫃上的各種貨運公司商標。德國赫伯羅特公司是顯眼的橘色，漢堡南方公司喜歡深磚紅，麥司克公司(Maersk)則用功利主義的全部大寫字，sans serif的字型。

我甚至沒辦法猜目前看到了多少個人貨櫃。我們這艘船上就有兩千個，我們經過的每艘船上都有個幾千；每次接近海岸，還會看到碼頭上成好幾排、看不見盡頭的數百萬個貨櫃。一旦你習慣了貨櫃無所不在的事實，就會在百貨公司停車場的後方、火車鐵軌旁邊和任何其他地方發現貨櫃的蹤跡。這些都是全球商業的空殼。

從墨爾本到奧克蘭的海路需時三天，船上人員預估不會有好天氣。「準備接受三天的地獄吧，」路西安笑著說，還說要是少了幾個貨櫃他也不會驚訝。船隻每一次劇烈起伏，可能就會使得十幾個貨櫃鬆脫，噗通一聲掉進海裡，濺起蘑菇雲般的水花。顯然，最受歡迎的貨輪船長也最懂得看天氣狀況，訂定航線行經風平浪靜的海域，如此便能預防這種偶發的貨櫃丟失事件；同時更重要的，也能節省船對抗逆風和巨浪所需的燃料。

我們擔心壞天氣會讓船速減慢，讓我們趕不上奧克蘭的遊輪；我們也不希望嚴重暈船。但暴風雨一直沒來。我們跟那些羅馬尼亞人一起待在船頭看鯨魚。「船上最平靜的地方，」留著鬍子的引擎室電氣技師安德烈說。「離引擎很遠，」他說著把香菸屁股彈出欄杆。「可以在這裡想很多事。」

我們在船頭保持警覺終於有了代價：一群二十、三十隻的座頭鯨出現在左舷一百多碼外。水霧一陣陣規律地從噴水孔噴出，像無聲的管風琴。

類似這樣轉瞬即逝的時刻，就是海上生活的特別待遇。比方說，形容通過世界上幾條大運河的時候，路西安就會變得樂觀且詩意起來。「通過巴拿馬運河的水閘時，」他說。「你伸手就會碰到牆壁，也許只隔了一公尺。但我最喜歡蘇伊士運河，如果你下船走上沙漠，然後回頭，船看起來就像在沙上漂浮。」

水手也經歷過沒那麼奇妙的海上時刻。路西安說，《馬提斯號》幾年前在距離新加坡不遠處曾遭海盜搶劫，當時船正行經盜匪出沒的麻六甲海峽，由於引擎出了一些狀況，《馬提斯號》的速度減半，使得「登船非常容易」，路西安如是說。

海盜會把爪鉤丟過欄杆，手腳並用地爬上船，揮舞刀子。他們直衝船長室，逼他打開船的保險箱。把裡面的錢和貴重物品搶掠一空後，他們就爬下繩子。「他們走得很快，」路西安說。「多數船員根本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船長說我們遇到海盜的時候，大家還以為是開玩笑。」

通常，船員吃飯的時候都很安靜，他們在沉默中狼吞虎嚥（這可能是某種應付措施，因為《馬提斯號》的餐食中有很多難以分辨、硬如橡皮的肉，盛在濃稠的燉菜中。蘿貝卡認定，這是在法國經營的船上廚房中，僱用菲籍廚師（名叫「阿廚」，因為每艘貨輪上都有廚師），又要他烹調食物迎合羅馬尼亞人所不可避免的後果。結果就會是稀釋過了的中西合併雜燴。然而，有一天晚餐的時候，一個名叫多魯(Doru)的工程師在自我介紹後，用標準的英文跟我們聊了起來。多魯相貌粗曠英俊，會說五種語言，不論何時何地脖子上都掛了個模樣昂貴的大相機──就我的觀察，他只用來拍攝港口設備。從種種跡象看來，我認為他有百分之四十的機率是個間諜。

我請多魯說說海上生活所遭遇過的驚險故事，他說起七年前在他還在地中海的一艘貨輪上的情形。他覺得事情不大對勁的第一個指標，是他發覺船上沒有可用的無線電。船上唯一的傳訊辦法是到離岸很近之處，讓船長打手機。有天晚上，船在義大利某個港口靠了岸，開始裝貨時，船長忽然神祕地離船了，什麼都沒交代。第二天早上，船就遭到海關人員抄查。

所有船員都銬上手銬被捕了，監禁以備質詢。似乎他們就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把四噸未經許可的香菸運上了船。多魯和其他幾位無辜的巴基斯坦水手被關進義大利南部的監獄，偶爾才戴著手銬腳鐐，搭巴士到當地法庭接受審訊，三十二天後才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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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本身有種高貴的落魄感。我們的頭等廂房裡鋪了地毯，牆壁是老舊的深色木頭鑲板，有一扇氣派的觀景窗，一張鋪著白色桌巾的小木桌和兩個狹窄鋪位，上面是乾淨的床單和兩個硬枕頭。可惜難聽的俄國流行歌從裝在天花板上的喇叭裡傳來，稍稍打亂了這股風雅的情調（喇叭上有個旋鈕，可以把音量調低──這東西還真有極權主義風格啊，因為我們沒辦法把音樂完全關掉）。

我們將在這間廂房待上三天兩夜。從莫斯科以東到海參崴市的這段旅程長達九百哩，比我們之前先是搭火車從安特衛普到羅斯托克、再從塔林到莫斯科的兩段路程至少長了三倍。我們即將接受西伯利亞大鐵路文化驟然且完整的洗禮。

俄國火車票分三種艙等。我們目前所在的頭等艙（稱為「spalny vagon」）有私人廂房，每個廂房內有兩個鋪位。二等艙（稱為「kupé」）是四個鋪位的廂房，類似我們從塔林搭火車時，跟福拉帝米爾和亞力山德共用一間的廂房那樣。三等艙（稱為「platskartny」）則是在一節通舖車廂中塞進五十四個鋪位。

我們被三等艙嚇到了，那等於是把一大堆人擠進狹隘的空間裡。火車抵達第一個停靠站時，我們看到三等艙乘客蜂擁而出，像剛從戰俘營逃出來似的。從那時起，我們就排除了跟這些人一起混的念頭。火車接下來停的幾站發生了如下事件，更加深了我們對此事的信念：一、我們看到一位三等艙旅客向月台上一位阿嬤級的女士買了一整條魚──魚眼仍然完好，鱗片上閃著滑膩的光──然後帶回火車上。三十碼外都能聞到魚的味道耶。我是不知道他準備怎麼烹煮或怎麼吃那條魚啦，但我深深為跟他同一個車廂的人哀悼。二、在另一站時，我們看到一個喝醉酒、滿身嘔吐污痕的男人被兩位憤怒的警察架上三等艙。如果還有什麼比那條魚更臭，那就是一灘嘔吐物了。

另一個問題出在讓五十幾個三等艙旅客共用車尾幾間不敷使用的廁所。頭等艙的我們情況好多了，只要跟十五個左右的人共用一間廁所就行。但即使是頭等艙的廁所，也只有最基本的配備，硬金屬的表面不斷散發出漂白水的惡臭（我猜這樣還是比死魚的臭味好啦），而且沒有沖澡間，因此大家只能就著洗手臺拿海綿擦身體。

廁所旁邊的地上是個馬桶沖水踏板──我猜踩下去以後會流出一股藍色消毒水，把馬桶的內容物都沖進化學蓄糞池吧。但實際上卻不然，踏板一踩，馬桶底下有個翻板就開了，陽光忽然照進廁所，露出馬桶下迅速閃過的鐵軌和人類穢物對地面的地毯式轟炸。火車靠站時不准用廁所的規定顯然大有道理。

不管搭的是哪個艙等，都不得不應付所謂的「婆磨尼斯塔(provodnitsa)」。可說是俄國火車上最具代表性的婆磨尼斯塔是一個人（通常是女人，若是男人則稱為婆磨尼克(provodnik)），負責管理每節車廂。她以鐵腕手段控制轄區，你會看到她在走道吸塵、補充廁所裡不必要的粗糙衛生紙，或是在對「臣民」的行為感到失望的時候發出不滿之鳴。

我們這節車廂有兩位婆磨尼斯塔輪班，兩人總是爭吵不休。火車靠站時，沒值班的那個就穿著破爛的袍子和拖鞋站在月台上抽菸，一臉不爽地看著每個經過的人。如果你想下車透透氣，卻在火車又要開之前，上車的動作稍微慢了點──也許是因為你對一筆跟魚有關的交易大感稀奇──她就會對你搖手指，用俄語氣沖沖地開罵。

出了莫斯科後的幾小時，又停靠了幾站之後，我們遠離了擁擠的都市擴張區，進入了鄉間。我們一連經過幾個破敗的小鎮，有人毫無目標地沿著鐵軌走，野獸四處漫遊，窗外的景色有時是一片森林，有時是幾群小木屋，有時是混凝土牆的傾頹工廠，外面還有鐵絲網和發臭的泥塘。

每靠一站，就有在月台守候的當地人拿幾籃食物兜售。香腸、黃瓜、乳酪、洋芋片等，很多小販都是滿臉皺紋的老太婆，有著粗粗的足踝和深陷的眼窩，露出驚疑不定的神色。通常他們用嬰兒推車推著貨品，從這些小鎮落魄的情況來看，這些女人要是真的賣起嬰兒，我也不會驚訝。

那天傍晚，我們的火車駛進一片月光溶溶的俄國森林，蘿貝卡取出全球定位器想看我們在哪裡。她忽然警覺地從鋪位上坐起身。「嘿！」她說，目光不離螢幕，一面招手引我注意。「我們就快進入亞洲了！」

烏拉山脈就是歐亞兩洲的分界，公定邊界就在東經六十度之處。我們關掉廂房裡的燈，把臉貼近窗戶，目不轉睛地想找邊界標誌。蘿貝卡低頭看了看全球定位器上我們的移動。「應該馬上就到了……」

引言

華盛頓特區到費城

這種事我們做過。

七年前，我跟女友蘿貝卡住在曼哈頓下城區。她在一家新創的小公司上班，我則替《新聞週刊》撰稿。我們上班的時間都很長，日子在不經意中流逝。每週我們都向固定的幾家餐廳叫外賣，去固定的酒吧，跟固定的朋友消磨時間。

我們過得很舒服，卻一直甩不掉陷進泥沼的討厭感覺，只不斷被每天規律的生活淹沒。我們納悶著：在有如驢子推磨般的日常生活以外，會不會有個更別出心裁的生活在等著呢？

我們向對方挑戰，看誰先跨出不按牌理出牌的第一步。「辭掉工作，開車去阿拉斯加好了，」我們會這樣開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