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
在一個空桶裡舀水，只是枉然；在一頭公牛身上擠奶，則是危險；讓一個沒有話的人說話，那就是——作文！
所謂作文，「自有民國以來」，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然而，自有森小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寫作的能力，和其它各種基本能力一樣，都是不可忽視的，甚至和閱讀能力一樣，是更為基本的。這就遇上了一個難題：八、九上十歲的小小的一個人兒，還處在遊戲至上的時代，對於各種「題目」，到底有什麼話可說呢？ 但既然說是「寫作能力」，好像又不能不實際動手來作它一文。
為了克服這個難題，首先就得把題目改了：不是只改作文的題目，而是乾脆把題目取消(就是不要針對一個題目來寫)；不只把題目取消，根本就連這個課的名目也改為「寫作」，意思是說，大家來「寫」一點「作」品——誰說「作品」就一定得是「(那種)作文」呢？
然而，這還只是形式(於今的教育，我們最怕人們只改形式，而這正是「所謂的教改」之最擅長者)；更重要的是，實際的教學的內容，又怎麼樣呢？
實際的教學的內容，說來可就話長了；不但三言兩語無法交代，就算是寫成專論 (例如「兒童寫作能力之培養」)，雖然或可驚動學界，以至藏諸名山，但是對於教者的思緒、學者的反應、總之就是這「寫作課」的「神韻」，卻毫無傳遞之功，因而對於有志改進教學、研究森小、或者找尋教育理想者，並無助益。
於是之故，「朱朱」將她實際教學之種種，以毫無包裝的手法，點滴彌遺，忠實記錄，而題之曰「森林行吟」。所謂「行吟」也者，就是一邊行動，一邊吟詠；凡有所吟，必出自行動之感受，凡有所感，必以文字詠之；而絕不無中生有、勉強造做，以致公牛擠奶也。
這裡的要義就是，雖然這只是將來的「寫作」的模擬，而並不是學生現在就真有什麼議論、不吐不快、而非形諸筆墨不可；但既然是模擬，就要連「引發議論」的「過程」一塊兒模擬進去，所以，「寫作課」這個課的本身，就要提供一種「情境」，使得議論得以引發；而所謂情境，對於小孩來說，也不太可能僅僅只是一個靜態的氛圍，恐怕更需要是一種他們可以「參與」其中、感同身受的「體驗」。這個身「體」力行的經「驗」，就是前段所說的與「吟詠」並列的「行動」。
嚐一片無花果，是味覺的行動；打一場球，是肌肉的行動；走一趟小徑，是身心同步的行動；而詠之以文字的時候，則一切都摻和滲透進來，是心靈與思想交織的行動。
相對於小孩在課堂上的種種「行動」，舞台上則幾乎不見「朱朱」這位教師的身影；她好像什麼也沒有「教」：既不指導，也不訂正；最「可怕」的是，連事後也不批改。換句話說，就是，教師簡直沒有什麼行動；就連修辭那一課，修改那些辭句的，依然還是課堂上的小孩。
關於這一點，據聞是有一種說法的；朱朱說：改作文？只要改了，小孩就總是想著要依你改的寫，這絕不是好事。有一次，一個小孩正在奮筆直書，眼看著一張紙還不足以填其坵壑，我看了忍不住誇講「你真的好會寫」，不料，自那以後，他就寫不出來了，又經過了好久才恢復。也是自那以後，我不但不改作文的毛病，連正面的評語，或說說好話，都變得非常謹慎了。
當然，如果所謂「正面評語」是個不痛不癢的「通順」之類的，我想，也許就沒有什麼影響；不過這麼一來，又何必多此無關痛癢的一舉？其實，我很懷疑一般的所謂「改作文」到底改了什麼，除了像校對一樣地改了錯字之外。
那麼，像朱朱這樣什麼都不改，小孩會不會進步呢？說到寫作的進步，我尤其不相信傳統教作文的方法有任何實質的意義，會寫的就是會寫(但為數很少)，不會的還是不會；當然，也有一種方法，是仿照八股文的教法的，講究什麼破題啊，大綱啊，起承轉合啊，結果呢？ 寫不出來的學生仍然寫不出(或只寫出幾句廢話)，只苦了那些能寫的孩子，學了這套辦法之後，大概文采和頭腦都要毀滅了。
我看過太多的大學生，無論談論什麼，總是在條目和名詞上打轉，一副就是要寫篇作文、而先起草大綱的樣子；這真是可怕極了：沒有血肉而只有骨架的，我們稱之為骷髏；沒有內容而只有大綱的，應該叫做什麼？
朱朱的寫作課，給了小孩最重要的教育，那就是，永遠不要說那些不是自己想說的話，而對於自己想說的話，可以想盡辦法把它說得明白而動聽。至於小孩的進步，那真是一言難盡：有那從來不能下筆的，居然開始寫起小說來了；有那粗魯不文的，居然可以寫起媲美歌德的情詩！而那至不濟的，至少也不再畏懼寫作。
所有這一切，是不是都很神奇呢？我是以為，一點兒也不。就像「行吟」二字所彰顯的，或者「森林」二字所象徵的，一切不過是「自然」而已。寫作課要先讓小孩想要說些什麼，這不是很自然的想法嗎？ 有了情境和體驗之後，小孩不由自主地寫了一些什麼，這不是更自然而然的嗎？
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看「森林行吟」這寫作之道，也就是「道法自然」吧！
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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