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月，我訪問了被認為是全世界局勢最動盪、位在非洲東南部的莫三比克。
訪問當時，莫三比克人口約一千四百二十萬人，國土面積差不多是日本的兩倍多。
「莫三比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是最佳觀光勝地！」
在我離開日本前，曾經有朋友這麼對我說。莫三比克以前或許是風景優美的觀光勝地，土壤肥沃，面向大海，有各種豐富的魚類，更以美味的蝦類聞名世界。莫三比克還盛產柳橙。以前曾經聽說，只要看一個地方的柳橙收穫量，就可以判斷土壤是否肥沃，而且，莫三比克人都很勤勞。
但是莫三比克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有四百年的歷史，為了獨立，他們和葡萄牙展開了戰爭。許多人在這場獨立戰爭中失去了生命，最後終於在十二年前的一九七五年獨立。當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識字。當一個國家獨立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識字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民眾都深信獨立之後，只要五、六年的時間，就可以漸漸走向發展之路。
游擊隊
黑人政權會逐漸穩固……
這個事實將對莫三比克的鄰國，也就是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共和國造成極大的威脅。
南非周圍的安哥拉、納米比亞共和國、波扎那共和國、賴索托、馬拉威共和國、史瓦濟蘭、坦尚尼亞、尚比亞共和國及辛巴威的黑人政權都很努力建設國家。
南非因此感受到危機，便向莫三比克和安哥拉的反政府游擊隊提供武器和資金援助，試圖推翻黑人政權。
從此之後，游擊隊就在莫三比克國內大肆破壞，摧毀橋梁、鐵路、道路、砂糖工廠和銀行，保健和教育設施也受到了嚴重破壞。從一九八二年至八七年為止，莫三比克國內將近一半，也就是五百八十五個保健所和保健中心遭到破壞，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校被炸毀。
游擊隊進行破壞之後，還會在地面埋設地雷。當農作物收成時，游擊隊就展開突襲，搶奪農民的收成，放火燒房子和農田，摧毀一切，還把屍體丟進水井，讓民眾無法飲用。
只要看到男人就殺，看到女人就強暴。稍微年長的孩子就帶去強制勞動，教育他們成為游擊隊員。
那些目睹父親被殺，母親被強暴，哥哥被擄走的小孩子，該如何繼續活下去？莫三比克國內到處都是孤兒。
我見到一群少年，他們從小躲在草叢中過日子，無法融入成年人的社會。
那真的很悲慘。
無論在任何時代，在戰火中最悲慘的都是涉世未深的孩子。我也曾經在孩提時代遭遇過戰爭，所以稍微了解這件事，但是長大成人，而且在和平的日本生活多年之後前往莫三比克，那裡的悲慘景象深深烙在我的眼底。
在遭到游擊隊破壞的醫院內，那些孤兒直接躺在沒有床墊，只有鐵架的病床上。有病床可睡的孩子還算幸運，因為病床不足，許多孩子只能躺在戶外的樹下。
很多人因為地雷爆炸，失去了雙腿，或是被火箭砲碎片擊中眼睛。醫院忙著為那些不小心踩到地雷的人製作木頭義肢，醫生和護士嚴重不足，醫藥品和所有物資都嚴重缺乏。
沒有人知道游擊隊會從哪裡冒出來，也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可怕的事。
首都馬布多有軍隊駐守，所以局勢比較穩定。母親們聚集在馬布多近郊的農會，一邊工作，一邊研究如何才能提升農作物的收成。她們的努力有了回報，農田裡到處都是漂亮的茄子和高麗菜，香蕉樹上結滿了香蕉，還養了很多豬。
在非洲，無論去那裡，都可以聽到那些媽媽把日常生活變成歌曲引吭高歌。這也是非洲讓人感到愉快的地方。
來來來，我們一起來工作，我們一起來種田。
來來來，去銀行。
來來來，女人外出去工作，去銀行。
她們在農田工作時，齊聲唱著這些快樂的歌。
打倒南非，我們要爭取自由，推翻種族隔離，我們要奮戰。
這裡的孩子也都很健康活潑，但是，看到他們舉著自己做的木槍，神情緊張，因為憎恨而瞪著眼睛，嘴裡唱著這些戰鬥的歌，讓人感到於心不忍。
項鍊是信物
我們前往離首都馬布多七百公里的太特州，為了避開地雷和游擊隊，只能分批搭乘小型飛機。但是，飛機不是在機場，而是在草叢降落。駕駛飛機的飛行員必須隨時和地面的軍隊保持聯絡，確認沒有地雷之後才能降落。
那些小飛機的飛行員是基督教公益團體「空中服務」的成員，有德國人、美國人、英國人和加拿大人，我不由的感到佩服，原來還可以用這種方式做公益服務。志工就是提供自己的能力，這些飛行員志工真的都很了不起，如果在安全的國家工作，這些出色的飛行員可以過著安穩快樂的生活，但是，他們為了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願意來到莫三比克當志工。
通常誰都不願意把飛機降落在草叢中這種可能埋有地雷的可怕地方，而且也沒有塔臺指揮，但每個飛行員都面帶微笑，魅力十足，全心投入志工服務。我覺得他們太了不起了。
我在路上偶然遇到被游擊隊抓去一整年，最後終於被營救出來的五位母親。她們幾乎裸著身體，丈夫全被游擊隊殺害了。
五個母親中，有三個抱著剛出生的嬰兒。我雖然沒有問她們，但憑直覺知道，她們的丈夫遭到殺害，而且被游擊隊關了一年，那幾個嬰兒必定是游擊隊留下的種，想到這裡，我不由的感到心如刀割。那幾個嬰兒身上完全沒有衣服，而且都嚴重腹瀉，黃色的糞便都滴在母親的腳上。
那幾個母親用光裸的腳底拚命搓著腳背，不想讓我看到。
有幾個母親帶著八、九歲的男孩。那幾個男孩被游擊隊強迫勞動，他們的頭上有好幾個地方都有壓力性掉髮現象。真是太可憐了，竟然連這麼年幼的孩子都不放過！我相信他們熬過了痛苦的日子。
難民營中，有不少孩子因為承受了類似的折磨，就像在發高燒般不斷顫抖。他們親眼目睹了父親被殺，母親遭到凌辱，房子被燒，哥哥和姊姊被帶走，只能自己獨自逃命。不知道他們到底看到了什麼？有些孩子無法開口說話，有些孩子喪失了記憶，還有更多孩子營養不良，得了皮膚病。
在我造訪莫三比克的一九八七年，當時日本正在關注當年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尋親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人的父母從當時的滿州，也就是現在的中國東北地區回到日本的途中，因為各種原因，得把孩子留在中國。那些孩子成為在中國的日本孤兒。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分離時，都心如刀割。我痛恨戰爭，因為那些孩子是無辜的，而且所有的母親都不願意把孩子留在中國。
莫三比克也有很多母親為失去自己的孩子而痛苦不已，也有很多孩子突然與母親分開，或是突然被拋下，只能忍著眼淚繼續活下去。
有一個脖子上掛著一條樹果項鍊的孤兒小女孩對我說：
「這是媽媽送我的。」
「以後可能有機會遇到媽媽，這是你們相認的信物，一定要好好保存。」我對那個女孩說。
小女孩摸著項鍊回答說：
「好。」
我回想起一位被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說的話：
「這是四十年前，我母親戴在我脖子上的護身符。」
那人拚命向大家出示已經變得很舊的護身符，說那是尋親的信物。我忍不住熱淚盈眶。
偉大的母親
難民通常是指跨越國境，逃到另一個國家的人。但是，在莫三比克國內有許多為了躲避游擊隊攻擊而逃難的難民，一萬人、兩萬人的聚集在一起，所以到處都設立了難民營。
可能有人認為既然有這麼多難民，食物不能一味仰賴配給供應，可以在難民營內自行耕作。但即使辛苦耕作，一旦游擊隊出現，難民們就必須立刻逃命，所以根本無法耕作。
不過，即使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仍然有不少溫馨的故事。
我問一位在難民營內餵嬰兒喝奶的母親：
「你有幾個孩子？」
「嗯，八個吧。啊，十個！」
我以為她不會算數，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自己的孩子有五個，但有些孩子為了躲避游擊隊，跟著父母逃來這裡的途中成成了孤兒，在路邊哭，所以我把他們也一起帶來了。」
我又問了她一個問題：
「如果我現在給你一個麵包，你會分成幾份？」
那位母親不加思索的回答：
「那還用問嗎？當然分成十份啊。」
我忍不住想為她鼓掌。我在戰爭期間看多了這種情況，通常母親即使自己挨餓，也會想方設法找食物給自己的孩子吃。即使旁邊有和父母走失的孩子也餓得受不了，她們也會對那些孩子說：「對不起，因為我的孩子很餓。」不願意將食物分出去。我完全能夠理解這種情況，但是，莫三比克的母親不是只考慮到自己的孩子，而是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孩子都視如己出。
正因為這裡是一個這麼了不起的國家，我更希望內戰可以盡快結束，讓大家恢復自由的生活，能夠帶著希望過日子。
雖然和荳荳的學校一樣
我們無論去哪裡，都有身穿迷彩服，拿著機關槍和火箭砲的軍隊保護。
非洲最大的發電廠之一就在莫三比克，我們去參觀了那個發電廠。那是一座大型水力發電廠，莫三比克全國的用電量只占這所發電廠的百分之十，所以這座發電廠的電力可以供應給非洲各國。然而，有六百座輸電的大型鐵塔像骨牌一樣被游擊隊炸毀了，電線也都斷了。這座發電廠受到軍隊保護，所以游擊隊無法破壞。走進發電廠，只看到渦輪發電機空虛的轉動，卻無法將電力送出去。
但是，一旦讓發電機停止，會造成嚴重後果，所以只能讓它持續轉動。大型發電機拚命轉動，卻無法發揮任何功能。
莫三比克盛產煤炭，莫亞帝澤車站將煤礦的煤炭運往各地，但鐵路被游擊隊破壞，無法將煤炭運出來，目前也無法開採煤炭，所以有一百節火車和貨物列車的車廂被棄置在莫亞帝澤車站，總共有九千名難民住在那些列車上。一百節車廂總共住了九千人，無法讓每個人都住在車廂內，所以有人睡在貨車下，也有人住在貨車的空車廂內。
我想起了以前寫的《窗邊的小荳荳》。荳荳的小學教室就是舊的「火車車廂」，很多日本的小朋友看了之後寫信告訴我，「我也想要火車的教室」、「好羨慕，真希望我們學校也有一節車廂，我就可以去坐坐看」、「每天上學就好像在旅行，太開心了」。
但是，住在莫亞帝澤車站的火車和貨車上的孩子擁有的只有身上那件衣服，食物也需要靠配給供應，誰都無法預料明天的事。他們因為營養不良，頭髮變成了褐色，肚子都鼓得很大，每個人都光著腳，喝的都是混了泥土的水，當然也無法上學。一旦游擊隊來襲，他們又要逃命。
我讀的那所小學的電車車廂內充滿希望，總是充滿歡聲笑語，但是這裡的孩子隨時處於惶恐不安之中。為了讓從日本去莫三比克採訪的電視臺攝影師和記者拍照，我坐上了不會動的車廂，從車窗揮著手，但內心空虛無比。那些無知的孩子也和我一起走進車廂，一起揮手。
坐在沒有希望，沒有自由，一無所有的貨車廂上，是一件痛苦的事。
荳荳學校的小林宗作校長當年為了讓學生高興，把電車車廂拿來當教室，他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知道會說什麼？他當年那麼愛我們這些孩子，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知道會多麼心痛，多麼難過竟然會有這種事。當年寫《窗邊的小荳荳》時，我作夢都不會想到有朝一日，竟然會坐上這麼令人難過的火車。想到這裡，淚水就順著臉頰滑了下來。
一個背著小嬰兒，看起來差不多九歲的女孩，默默擦去我的淚水。
「展望未來」
我問年輕的總理：「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告訴日本民眾？」
「我們相信，有朝一日可以推翻種族隔離政策，自由的日子終將來臨，而且我們也將為此奮鬥不懈，希望日本的民眾可以了解世界上有這樣的國家。只要你們知道有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我們就感到很高興了。」
當時日本處於非常矛盾的狀態。與世界上唯一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有貿易關係的國家中，日本的貿易額是第一名。因為南非生產高科技中需要的稀有金屬，所以日本進口這些稀有金屬，南非也向日本購買各種商品。但是，莫三比克的人並沒有針對這件事加以譴責。我衷心祈禱種族隔離政策早日消失，莫三比克的內戰也可以早日結束。
離開莫三比克的那一天，我在機場和出訪回國的希薩諾總統會了面。聽說總統沒有望遠鏡，我就把原本打算當作伴手禮的望遠鏡送給他，並對他說：
「請用它來找游擊隊。」
總統笑著對我說：
「不，我要用它展望未來。」
我很羨慕這個國家有這樣的總統。
【後記】
本書中所記錄的內容，是我在造訪各國時，印象最深刻的那些人、那些事，但其實還有很多想要寫的事。如同我在坦尚尼亞那一章所提到的，我在每個國家都會走訪各地總計大約一百個小時，當然也參觀了那個國家很努力的一面，以及值得驕傲的一面。
但是，地球上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孩子仍然住在這些開發中國家，每天都要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擔憂。日本屬於剩下的百分之十五，從「八大工業國高峰會」這個名稱可知，只有一小部分國家的人能夠在喝乾淨的水，能夠接受預防接種，也能夠接受教育的環境下生活。
我從小就很喜歡小朋友，之所以會進入電視和戲劇的世界，也是因為希望當母親之後，可以成為一個很會看繪本說故事的媽媽。我很感謝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讓我有機會參與這份工作，否則我將一輩子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孩子，光是想像一下，就覺得可怕。的確，如果我沒有從事這份工作，就不會接觸到一些悲慘的事和痛苦的事，但是一旦知道之後，就再也無法停止了。
經常有人問我：「你看了這些事之後，是否會感到絕望？」
我從來不感到絕望。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前祕書長格蘭特先生告訴我，全球每年有一千四百萬孩子死亡，希望能夠在本世紀末之前減少到一半。很遺憾，最後沒有達成這個目標，但在這十四年期間，已經成功減少到一千兩百五十萬人，拯救一個兒童的生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能夠多拯救一條生命，我就不會絕望。（一九九九年未滿五歲兒童的死亡人數已經減少到一千零六十萬人）。
在此由衷的感謝這十四年來信賴我，響應捐款的各界人士。我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的帳戶目前募款總金額已經達到二十三億三千八百三十五萬七百六十八日圓，這是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人（有很多是團體捐款，所以實際人數應該更多，但目前僅以匯款人數進行計算）的愛心捐款（以上募款人數和金額分別為一九九七年五月底的數字，在二○○○年十二月底，募款人數和金額分別為二十三萬兩千一百六十五人和三十一億四千零七萬兩千九百四十三圓），我很希望能夠親筆寫信給每一個人，向他們道謝，但如果寫數量這麼龐大的感謝信，光是郵資就要一千零六十五萬七千四百零六圓。
響應我的號召，捐款五百、一千圓的愛心人士一定不希望把錢用這種地方。有了一千零六十五萬七千四百零六圓，可以為超過十萬名兒童購買麻疹、結核病、小兒麻痺、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六大疾病的預防接種疫苗，光是這些郵資，就可以拯救超過十萬名兒童的生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將各位的捐款全額直接用於兒童的實際需要上，所以我才會拜託各位愛心人士，將銀行的匯款單或交易明細直接當成收據。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在電視上宣導這件事，各位愛心人士也很認同，讓我心存感激。
在我訪問各國之後，世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其中之一，就是柏林圍牆倒下所象徵的東西方冷戰在一九八九年結束了，這件事對各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另一件事就是南非在一九九一年廢除了種族隔離政策，曼德拉先生成為南非總統，黑人政權終於誕生了，安哥拉、莫三比克的政局也逐漸穩定，越南更加自由化，經濟發展也逐漸順利，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所以有人寫了《去越南吧》這本書，也有愈來愈多的觀光客前往柬埔寨的吳哥窟。
但是，也有些國家仍然很貧窮。
在我寫這篇後記時，聽到了孟加拉東南部出現龍捲風，電視上的記者報導「自從一九七○年以來，這個地區已經有一百五十萬人死於龍捲風。」真是太令人同情了。
我訪問印度時，印度人口只有七億七千兩百七十七萬人，經過了十一年的歲月，目前已經達到九億三千五百七十萬人。
有很多盧安達難民逃往避難的薩伊，總統竟然流亡到國外！一九九七年五月，薩伊改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世界各國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仍然持續，仍然面臨糧食、醫藥品不足的嚴峻情況，和庫德族人之間的問題也無法解決。我們也曾經在電視中看到，由於薩伊的紛爭，之前逃往薩伊的盧安達難民急忙逃回祖國，紛紛擠向貨車，但由於人實在太多了，所以有很多年幼的孩子被壓死。這些孩子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就被推上了車，然後被壓死、踩死了。
關於地雷的問題，目前全世界六十四個國家總共埋了一億一千萬個地雷，每年都清除十萬個。但即使以後持續每年清除十萬個地雷，也要一千一百年才能把所有的地雷清乾淨，而且每年又新埋下兩百萬個地雷，人類真是太愚蠢了。
我想寫一下在坦尚尼亞孤兒院遇到的貝妮蒂可泰之後的情況。我很關心她的情況，回日本後，也持續和孤兒院的修女聯絡，希望她能夠教貝妮蒂可泰說英語，並且匯了生活費，還拜託陪同我一起前往孤兒院的閣員蒙凱拉夫人，如果她有時間，請她去探視貝妮蒂可泰的情況。
我從坦尚尼亞回國四年後，接到了蒙凱拉夫人打來的電話。
「徹子小姐，我知道你很關心貝妮蒂可泰的情況，我的三個兒子已經長大了，我和丈夫、兒子討論之後，決定收養她為養女。我會讓她接受和我兒子相同的教育，這樣你就可以放心了吧？」
我驚訝得說不出話。蒙凱拉夫人又繼續說：
「她已經在我家了，等一下，我讓她和你講電話。」
我淚流不止，竟然有人這麼了解我。電話中傳來一個怯生生的女孩聲音：
「哈囉。」
於是，貝妮蒂可泰成為蒙凱拉夫人的女兒，跟著蒙凱拉夫人在世界各地生活。蒙凱拉夫人擔任駐印度大使時，她就跟著去印度。兩年前的一九九五年，蒙凱拉夫人被任命為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女性會議的祕書長；在紐約的聯合國工作時，她就跟著去了紐約。我在紐約時，曾經多次和貝妮蒂可泰見面，我們一起去聽音樂劇，吃日本料理。雖然我從來沒有向她提及往事，她應該也不記得了，但她對我無話不說，也很親密。太不可思議了。貝妮蒂可泰舉止溫文儒雅，聲音很悅耳動聽，長得好像模特兒。
蒙凱拉夫人經常和我聯絡，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把她以前在孤兒院的事告訴她。我們一起思考，都衷心祈禱她能夠順利長大。目前她跟著蒙凱拉夫人回到了坦尚尼亞，正在讀高中。命運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希望她有朝一日，能夠對坦尚尼亞有所貢獻。
我有幸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親善大使，全拜在UNHCR（聯合國難民署）擔任高級專員的緒方貞子老師所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格蘭特先生和緒方老師是好朋友，曾經請她推薦亞洲人士擔任親善大使，緒方老師便向格蘭特先生推薦了我。在《窗邊的小荳荳》推出英文版時，格蘭特先生剛好造訪日本，緒方老師就送了一本給他。格蘭特先生後來告訴我，他花了一晚上就看完了，而且去了東京所有的書店，把所有英文版都買下來了，送給紐約總部的工作人員閱讀。大家都認為「這麼了解孩子的人很適合當親善大使」，所以就任命了我。
當時，我從緒方老師口中得知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事。一九四五年，終戰那一年（二次世界大戰），聯合國成立，翌年的一九四六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成立。當時，除了美國和其他少數國家以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因為受到戰爭的影響，兒童處於飢餓的狀態。聽說列寧格勒的孩子挖牆土來吃，美國的一些機構團體持續送食物到歐洲等國家給飢餓的兒童，但當時日本和德國都是聯合國的敵人，所以有人提出「不要送食物到日本」，當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首任祕書長莫里斯‧佩特先生說：「孩子沒有敵我之分。」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十三年期間，持續運送了相當於兩百萬美元的物資到日本。以當時日本國內的物價換算，超過了六十四億。當時的學生都會在學校的營養午餐喝到牛奶，其實那些食物都來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如果沒有那些物資，一定會造成之後成為日本社會中流砥柱的大部分人民嚴重的營養不良，當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作夢都不會想到，日本有朝一日，會成為GNP名列世界第二的國家，他們不求回報，為日本的孩子著想，援助日本的兒童。從緒方老師口中得知這些事後，我立刻答應：「我願意成為親善大使。」直到很久之後，我才知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
十四年來，我代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去各個國家視察時，和我同行的田沼武能先生總是自費帶助理同行，他是拍攝兒童的知名攝影師，無論在沙漠中，在飛揚的塵土中，還是擁擠的人群中，他總是露出清澈的雙眼，拍出了如各位讀者所看到的照片。朝日電視臺的製作人田川一郎先生也每年都同行，用充滿愛心和認真的態度製作特別節目。朝日電視臺的攝影師平間節先生每年都排除萬難，扛著沉重的攝影機同行，他用銳利的雙眼，在畫面上留下了孩子們純真的身影。自然而然形成的這個團隊激勵著我，讓我每年都順利完成任務，同時，也衷心感謝每年都安排時間播放好幾個相關節目的朝日電視臺和相關工作人員，還要好好感謝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日辦事處的澤良世先生和植村和子的熱忱，在我前往各國時，費心安排當地的翻譯、英語口譯人員，以及蒐集我想要了解的世界各地兒童的相關資料，如果沒有這兩位的協助，我無法完成這本書。更感謝講談社負責本書的編輯吉崎正則先生發揮耐心，在我拖稿時，仍然不斷激勵我。
最後，也要感謝關心世界各地的兒童，向我提供大力協助的記者和媒體朋友。
感謝已故的沼澤均先生，還有松本仁一先生、梅崎早苗女士、吉形祐司先生、千田善先生和青木志津子女士、上野敏行先生，和久米宏先生。
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協助，花了十四年，終於完成了這本書。
同時，也要向為了兒童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在一九九五年離開人世的格蘭特先生說一聲：「謝謝。」無論我去哪一個國家，都會從當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辦事處工作人員的手上，接到格蘭特先生發來的電報，這件事讓我既懷念又難過。
「徹子小姐，孩子們在等你，祝福你一切成功。下一次要去哪一個國家呢？」
一九九七年五月
目前世界上還有超過四十個國家和地區持續武力紛爭，寫於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孩子感到心痛和難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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