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的告解：廚師、大盜、總統和他們的情人 (二手書贈品) -TAAZE

柯文哲：喜劇演員

二○一一年台大醫院發生錯植愛滋器官事件後，我們採訪了柯文哲，他是這次事件中唯一被移送懲戒的人。那時的他當然不知自己後來會成為台北市長。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衛生署是主管單位，卻扮演懲罰者；台大院方是主事者，卻採取隱形策略；只有柯文哲，秉持著過去幾年每當台大醫院出事，總是最先跳出來主張反省認錯道歉的精神，再度第一個出來面對，然後他就直接跳進自己挖的洞裡了。他讓人們眼睜睜看到醫界菁英逃避推諉鬥爭的醜態，他嘲弄了醫界，也毫不留情地嘲弄自己。與其說當時的柯文哲是悲劇英雄，不如說他是一個喜劇演員。

吃飯了嗎？我問柯文哲。約的是六點，我們吃過晚飯才去辦公室找他。他指著桌上一個漢堡說：「早上的都還沒吃咧。」問他要不要去吃飯，漢堡也該壞了。他得知我們吃過之後就說不要，「豬都能吃ㄆㄨㄣ了，人為什麼不能吃？」有道理，頗有尼采的精神：「那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只是這漢堡一直到採訪結束他都沒吃。

我們最後一次的訪談，是衛生署最近發表台大醫院愛滋器官錯植案懲處結果之前幾天的事。那時柯文哲雖然知道會有麻煩，但大概沒想到如此嚴重。他是目前為止唯一被懲處的人，結果可能是被罰停業甚至廢止醫師執照。採訪那天他還是悲劇英雄，還能談笑風生、自吹自擂、驕傲自己帶領的團隊多麼優秀強悍，現在，電視上的他，是一頭被所有人拋棄的萎頓的獅子。

八月底發生愛滋器官錯植到五個人身上的世界級重大疏失後，身為主導者的台大醫院和主管單位衛生署，立時成了隱形醫院和隱形官方單位，而平素最喜歡反省、認錯、道歉的「大砲醫師」柯文哲，果然第一個跳出來說台大該認錯負責。傻人沒傻福，他立刻成為眾人溺水前唯一抓到的浮木。幾天後，他宣布辭去器官移植小組召集人的職務。

身為召集人，即使移植過程他未曾參與，辭職仍是負責的表現，但如果他願意躲在主管們的後面，也不容易被發現。他的說法是：「如果我不出來，難道要那兩個協調師自殺？」協調師沒有溝通好，造成這次憾事。他無法說的是，他幫院長陳明豐擋了子彈，問起來他才說：「我討厭大敵當前還有人在想如何把陳明豐拉下來。我痛恨這種不道德的行為。我選擇對台大傷害最小的作法，之後再來檢討。但有人不是，好啊，你要出來認罪，我就順便踹你一腳再把你幹掉。」

他那時還以為反正不怕沒事做，他還有許多職務：創傷部、葉克膜、急診後送病房主任，氣定神閒說：「要做牛，不怕沒犁倘拖啦。」但如今他最新的角色卻是獻祭的處女。

其實他早已不是處女，過去他多次為台大醫院解決危機挽回名聲，其中最有名的是：趙建銘事件與連勝文槍擊事件。陳水扁女婿趙建銘院內作威作福、在外特權關說被一一揭發時，柯文哲寫了文章〈在權勢之前，我們竟矮了身子〉，他反省：「從頭到尾，我們都不是無辜的旁觀者，是我們的軟弱和縱容，讓一個年輕人最後陷入不能自拔的地獄。」稍稍挽回社會對台大醫院的觀感。去年底連勝文槍擊事件發生，台大醫院公佈傷勢，綠營支持者大多不信，柯文哲又跳出來說：「我看過傷口，我是深綠的，你們還不相信嗎？」才平息紛擾。

他講話很急，幾乎有點口齒不清，背微駝，頭前傾，隨時準備衝出去似的，好像他遇到的人都有被急救的可能。長期與他工作的外科護理師蔡壁如說，有時晚上七八點他見她們尚未下班，就一聲令下：「走！去吃飯。」到了餐廳他也不問，就替每人點了同樣的餐點，還說：「不過是吃頓飯，有什麼好選的？」

他打開檔案印了一段文章給我們，我正讀時，聽見卡嚓卡嚓的聲音，原來他一點也不浪費時間地在剪指甲。我也趁他接電話時參觀他辦公室牆上貼的三件物事：九○年代他在美國進修時與同事去獵鹿的照片，鹿被整排吊著，穿著鮮紅色獵裝的兩人站在前方，好像是他們代替鹿流了血；第二張，果真是事無不可對人言，是他的體檢結果；第三張是扁政府時代發給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柯世元的回復名譽證書。

柯世元是他祖父。柯文哲愛讀歷史，歸納祖父受難的原因：「每一代的台灣人，都要被迫做自我侮辱的批判，才能在新的政權活下去，我祖父是典型的代表。他出生時是日本人，那不是他的錯，做為一個日本國民，他上國語學校、念台北師範、皇民化運動時改姓，做到督學。五十歲那年台灣光復，國民黨來了，他的價值體系全部崩毀，他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常批評他們、罵他們阿山豬，結果被抓去打到殘廢，拖了三年死掉。」

柯文哲沒見過祖父但深受他影響。祖父母有九個子女，祖父被打臥病在床時，柯文哲的大伯還在讀台大醫學系，排行第四的他父親只能去念師範，才能很快畢業養家。「所以二二八事件對我爸爸來講，是他的機會被剝奪。」說到這裡柯文哲眼泛淚光。

父親的兄弟們全都讀好學校、去美國，父親常在長子柯文哲面前表達這種遺憾，因此柯文哲從小「很少考第二名」，讀台大醫學院也是父親的期望。雖然父親後來買賣土地賺了很多錢，常笑他賺錢太少，但還是非常以他為傲。「我念書很大成分是替爸爸念的。」為何講到父親就眼泛淚光？不問還好，一問他又泛淚：「一個人去完成另一個人的使命…人在世界上，到底能為自己活多少？」這幾年關心社會、常表達意見，也算為自己找到一些重心吧？「我也不是關心社會，只是講話比較直，也是滿以自己為中心的，不在乎別人。幾年前有一天我在加護病房裡，突然大徹大悟，人最後的結局只有兩種：一種有插管，一種沒插管。所以後來做什麼都比較豁然。這也是我內心的一個疑問，醫生看到這麼多生死，為什麼對名利還放不下？」

他又打開電腦讓我們看他六年前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照片，回憶著：「我走下台階，摸著玫瑰碑石，想到一百年前三二九那晚上，他們是以什麼樣的信念出發？兩百多人進攻兩廣總督府，清軍有十二萬！我的結論是：『人因有夢想而偉大』，這也是我的人生哲學。世界上就是有些瘋子、肖仔，我就是。」

原來是想當烈士。想做牛不怕沒犁倘拖，想做烈士，也不怕墓碑缺貨。目前看來他已成功了一半。他大概是餓了，打開桌上的一塊鳳梨酥包裝，青蛙一般整塊吞入口腔，鼓著腮咀嚼起來。

「讀黃花崗的故事會流淚。我讀到喻培倫、喻培棣兄弟參加革命，革命前夕，喻培倫跟弟弟講：若我們都死了，父母沒人照顧。後來決定哥哥赴死、弟弟回家，兄弟相擁大哭，訣別而去。」他有點說不下去，清清喉嚨，「他們是中國最頂尖的知識份子，是天之驕子，也是既得利益階級，還有好多人結婚不到一年。當然有人說當他們太太真倒楣，但那些人怎會為一個虛無縹渺的夢想拋棄一切？所以我說人因有夢想而偉大。」

你自己呢？「我還好啦，沒那麼偉大。」後來他說到當小兒科醫師的妻子今年初檢查出肺癌，「很早期，開刀拿掉了。想來想去也沒用，神經線粗一點就好。」人生是否因此改變呢？他縮著肩膀偷笑：「改變不到兩個禮拜！她一出院，我又開始日夜工作了。」

護理師蔡壁如說，「他那兩三禮拜憂傷到不行。但當我問他：『你在感嘆人生無常嗎？』他又不肯承認，說：『不是，我突然覺得我該問我太太存摺放哪裡？她買什麼保險？如果家裡沒有她，我不知該怎麼辦。』」他多年來沒有好好過家庭生活，也不知怎麼照顧小孩。

柯文哲不但對外喜歡表達意見，院內看不順眼的事也無法忍耐，「我說台大的危機是道德危機，我看過很多沒道德的事，但他們不覺得自己沒道德。急診病人送開刀，教授級的醫師開了兩個鐘頭，門診時間到了，紗布蓋起來就去看門診。兩個鐘頭後回來再繼續開。後來病人縱膈腔感染，加護病房住了一個半月，感染無法控制，死掉了。」

「如果他要去看門診，這台刀可以換別人開，或者看完門診再開，但他不要。他不覺得自己沒道德，因為每個人都這樣。我問麻醉科醫師，你們怎麼都沒意見？他們說我們老師沒意見，我們為何有意見？麻醉科的老師沒意見，住院醫師怎會有意見？」

柯文哲最近還在遺憾，因為愛滋器官錯植案，使得立法院原要討論醫療糾紛除罪化被無限期延後。我問，如果醫師刑事豁免，那豈不是更多醫師不在意了？他說：「可是你看，那些把病人醫死的有哪一個被告？絕大多數的醫療糾紛是沒有醫療過失的，是溝通的問題；絕大多數的醫療過失沒有醫療糾紛，因為做錯了家屬也不知道。」

「趙建銘就是個照妖鏡，他的事是一天形成的嗎？趙的案子在台大歷史上沒有結案，因為我們從沒有反省為何會出現趙建銘，你再往旁邊看看，我們有這麼多不道德的事，為何沒人管？所以不道德的事情要譴責。」

他把自己的「因言賈禍」推給祖父，「像我這樣愛講話、得罪人，又忍不住要講的人，在台大真的很黑，也沒有資源。但沒辦法，愛講話的基因使然。」

出事後，他檢討自己犯的錯誤，「第一，形勞則弊，就是一個人身兼多職、工作時間太長，就容易做不好。第二是剛強易折。我們這個team太強悍，常逼迫人家照你的方法做，結果沒想到……」他一副有口難言的樣子。

他們怎樣？「唉，怎麼會這樣？這一段不能講。我既然都決定從容就義了，就不用再講了。」到底怎樣？「沒啦，我非常確定不是我們錯。但就是因為我過去太強悍了，有時逼迫人家，人家有時候就會陽奉陰違。那個系統就是有問題。我跟你講，HIV positive會報到讓人家聽不懂！你們都沒想過這個問題。如果你知道這個捐贈者是愛滋病患，你怎會報到讓人聽不懂？」

難道是故意的？「也不是故意的。」那是怎麼回事？「唉，就是就是……就是讓我要去擋那顆子彈。」他又立刻改口：「沒啦，就是缺少熱情。這也是我失敗的地方。以前這個（檢驗）台大是拿到外面去做，是我強迫他們要移回來做。以前在外面做沒事，移回來做反而出事。就是你可以把牛牽到河邊，但沒辦法強迫牠喝水。你叫他做，他就應付。所以這也是我要學習的，如何與人相處。你看我指揮的部隊都是共產黨的軍隊，可是別人不是啊。所以說柯文哲指揮的團隊在台大醫院都跟人家格格不入，常常發生摩擦。我們常逼迫人家就範，所以有一天就出事了。」

他仍繼續檢討，「第三是急流勇退。這是我犯的一個錯誤，人在成功時怎會想到急流勇退？我若早一年下台，這整個器官移植登錄系統都是我設計的，全部的功勞都是我的，以前常開玩笑，我應該拿醫療奉獻獎。而且若我拿獎，不是因為葉克膜，而是全國器官移植登錄系統。這是多了不起的成就。結果我因為這個下台。」

聽起來很像一齣荒謬喜劇。以上就是這齣喜劇裡的主角柯文哲前半生的故事。

2011.10

蔡英文：爭與不爭

蔡英文百分之八十的衣服，不是直條紋便是格子。在身上畫些線條與格子，說不定不是提醒自己不要超越界線，而是提醒別人。她的前老闆陳水扁是到了獄中才看到許多人穿線條衣服。

這次採訪出刊後不久，蔡英文改變想法，宣布投入新北市長選舉，幾個月後，她輸給朱立倫，差幅甚小，雖敗猶榮，那是二○一○年十二月，那時我以「年度風雲人物」名義又採訪她一次，她說到她在英國讀書時，英國失業率高、通貨膨脹嚴重，「你可以看到大英帝國面臨這種轉折時，人民跟政府如何一起走過，那時的柴契爾夫人真的是一個鐵一般意志的人帶著英國走出困境。」她話鋒一轉，偷笑了一下：「但英國人有個習慣是，走出困境後就把那個人扔掉了，柴契爾、邱吉爾都是。」我問，這給了妳什麼啟示？她笑：「沒有永遠對的領導人，人民會根據情境的不同，需要不同的領導人。」二○一六年一月，她擊敗對手，高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距離「主席」蔡英文抵達還有半個多小時，老人們紛紛來到。女人吹了堅固的髮型，男人穿著最好的襯衫。再過幾天，全國的農田水利會要選新會長，南投是主席助選的第一站。

蔡英文穿著民進黨背心準時抵達，露出笑容。這天好熱，大家仍正襟危坐，只要不是「主席」發言，聽眾都兩眼發直沒在聽。

蔡英文台語不好很懂藏拙，照例先是國台語交雜，接著偷講一段國語，但不久就警覺地講幾句台語，然後大膽嘗試只講台語，但這時就像游泳一直不換氣一樣難以為繼，幸好不久便來到最容易的「這概一定高票當選，啊呢好否？」然後與旁邊的人手拉手喊著「凍蒜！凍蒜！」

結束後，媒體圍著她問五都選舉。有些老人可能沒見過真人大小的蔡英文，都悄悄擠進縫隙中仔細觀察她。他們可能會發現：她本人比電視裡瘦，有點微微駝背，白皙的臉上有幾顆斑，回答問題時很嚴肅，好像這樣就可以防止記者們對她施法術。

從去年六月開始，蔡英文每週下鄉三天，持續至今。「跑行程很累，搭高鐵時我會睡著，有次醒來張開眼睛，面前站著一個陌生人，說：『主席，可以跟妳合照嗎？』」她笑，覺得這很恐怖，合照可以，但剛剛睡相如何？他站了多久？從這人的微笑裡，她看不出來。

令她緊張的還有中國觀光團。「他們說要跟我照相，我就照啊，他們有點爭先恐後。」她偷笑。我說，照相時你恐怕不敢笑吧？她點頭，「要保持嚴肅。」

做民進黨主席一年半以來，她一方面戰戰兢兢行事，一方面努力開創新局，就怕民進黨這株被雷打過的樹再度遭逢不測。沒想到樹竟也發了新芽，也有逐漸茁壯的態勢。然而就在這一路看似順利的過程裡，她與總統馬英九辯論ECFA，民調輸給他。

還好上天很公平，幾天後，馬英九接受CNN訪問時說出「若台灣海峽爆發戰爭，台灣決不會（never）要求美國協防台灣」，引起輿論撻伐。蔡英文算是被動扳回一城。

另一方面，自從蘇貞昌快狠準搶先宣佈要選台北市長，一向被看好選台北市長的蔡英文，則採取默默接受的態度。她說，這時要替民進黨做事，就是做主席，「我不能把目的和方向搞混，但如果黨真的沒人，硬要推我去選，我唯一可以兼顧就是台北市，因為地緣近，選區較小，而且我是這裡長大的。這個立場我很早就跟黨內說過，沒公開講，現在蘇院長要選，我們就不再處理這個問題。」不能選台北市，她也堅持不選新北市，誰也不必再勸。（按：但隨後她不敵黨內苦勸，決定投入新北市長選戰。）

多年前蔡英文還是陸委會主委時，我們採訪她，對於權力，她說：「我算是出道早，因為年輕，很多人把我當小妹看，在家又是老么，所以我比較能接受人家不把我當一回事的感覺。我沒有特別要跟人家競爭的心理。我爸說，妳不需要去跟別人競爭，人家不做的妳再做。」

那時她提到德川家康，「他最後能存活下來，很重要的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不論誰主事，他都採取配合的態度，也只有整體的成功，才有自己成功的機會。」

多年來，她一直遵循著父親和德川家康的教誨，在沒人願接的情況下，做了民進黨主席，綠手指一樣地把民進黨救活，又不與蘇貞昌爭，一切為整體的成功。

她黨主席做得興致勃勃，把眼光放得很遠，認為民進黨已逐漸成熟，該真正培養執政人才，於是今年初開始推「十年政綱」，一方面積極練兵，佈建未來執政團隊，一方面凝聚共同看法，並與社運團體對話，彼此理解、有計畫地改善社會問題。

「不要像二○○○年，上台時只會打仗但不知怎樣治理國家。」每週會議，她一定全程參加。幾個月來，國民黨看民進黨好像不是只喊口號，便緊張起來，最近也急忙提出「黃金十年」的主張。

蔡英文微微的駝背是少女式的，從前以為是害羞引起的，但經過這次ECFA辯論，我們才恍然大悟，那可能是長期伏案造成的。

台大法律系畢業、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律碩士、英國政經學院法學博士、教授、貿易談判代表…，可以想像，有多少個夜晚，她要坐在桌前低著頭讀那些永遠也讀不完的書和資料。即使來到五十四歲，身為黨主席，仍要代表她的黨去參加辯論。

她愛讀歷史，準備辯論期間，還邊看韓劇邊對照正在讀的韓國史。「以前我們看韓國，是用中國人的眼光看，可是我們為何不用韓國人的眼光來看韓國、了解中國周邊的國家是怎麼看中國的？現在很多人突然感覺中國又回來了，歷史上掙扎在中國周邊的那種感覺又回來了。所以我覺得這時候讀歷史，要從不同角度切入。」

讀歷史也有助於妳看清現在的局勢嗎？她很認真地說，「必須抽離自己的情境去看，如果不抽離，不準，所以我看歷史是看別人不是看自己。這兩年我領悟到，政治是結果論，你贏了，你之前做的都是對的，輸了，之前做的都是錯。所以很多人贏了，就傾向用同樣的方式處理，但這很可能是失敗的開始。因為在計算或觀察的過程中，一定有盲點。所以看政治，不能以成功或失敗來論，或許外界可以這樣看，但身處其中的人不能這樣看。」

講得很好，但能否舉些具體的例子？「舉例就敏感了，」她笑，「譬如我們前一次在野，熱血沸騰、充滿革命感情，講究的是帶領人民往前走的英雄，在這種情境下，我們的領導人也……，」她打住，再說：「我們的群眾也習慣那樣地被帶領。可是現在情境不同，社會也不同，大家充滿不安焦慮，所以在引領群眾時，要創造一個環境降低他們不安和焦慮。」

蔡英文許多背景與德國現任總理梅克爾相似，女性、科學家（學者）、年輕時被德國總理科爾提拔做部長，後來科爾政府在選舉中失利，梅克爾出任該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秘書長，不久科爾發生政治獻金醜聞，梅克爾率先公開與科爾切割，這對她來說是一次政治賭博，但她成功了，黨齡很淺的她，被保守、男性主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選為主席，並帶領聯盟重新獲得政權。

蔡英文二○○八年任黨主席以來，從未對陳水扁說過重話、畫清界線，有時被批軟弱。「因為我要這個黨團結啊，那時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讓黨不要因為這件事分裂。我覺得在團結的訴求下，支持者和黨都會重新思考、調整自己的心理和想法，經過調整，他們對他（扁）有檢討也有同情，我覺得這反而比較成熟，你若一下切掉，反而沒有好好思考這個問題的時間和空間。」

之所以能平和發展，有部份原因可能是陳水扁長期被關。一直有個半開玩笑的說法，國民黨會在選舉前放陳水扁出來（擾亂民進黨）。民進黨現在看來風平浪靜，但扁出來時，才是真正檢驗蔡英文策略是否成功的時候。

「現在不是二○○八年，是二○一○年，整個事情我們也歷經剛開始的震撼、到大家掙扎著去找一個解決方法，很長的心路歷程，我們也一起打過一連串選戰，現在大家對這議題的想法比較沉穩，而且是經過沉澱的，我相信阿扁也是一個沉澱後的心情。」

如果二○一二年蘇貞昌在做台北市長，民進黨沒別人只有妳最適合選總統，妳會出來選嗎？蔡英文遇到這類問題，照例不直接回答，先看著她的機要秘書張祥慧說：「不要太緊張！」張祥慧說：「我沒緊張啊，我在發呆。」

然後她才說，「台灣政治很困難也很辛苦，除非有很大的責任感也有絕對的自信，覺得自己會做得比人家好，否則為什麼為了做一件事而去做？」

如果那時蘇貞昌說他要選總統，妳就功成身退不去爭嗎？「我知道很多人要問我這問題，但現在回答太早。我的觀念很簡單，這個黨、這個團隊是好的，誰去選總統都選得上，黨、團隊不好，誰都選不上。而且我們不要以為當選總統的那一刻是人生最後的一站，其實當選才是苦難的開始。」所以就順其自然發展？「差不多是這樣。」

蔡英文愛讀汽車雜誌，也會上網去看汽車報導，「唯一會讓我自動上網的就是車子啦。」她父親蔡潔生早年在中國東北修飛機，後來到日本工作，又回台灣開汽車修理廠，買了很多土地致富。「我們小時候的玩具是我爸爸自己做的小汽車，他還做救火車，一個小孩在前面踏，後面載兩個小孩。」

她喜歡開車，卻沒買過車，都是家人買了借她開，他們買車前會詢問她的意見，也就是說，他們都買她喜歡的車。因此她總是可以開新車，開了一段時間，再換另一個家人的另一輛新車。

講到家庭，蔡英文乾脆一次說清楚，以免引起更多的好奇。在蔡英文的母親之前，蔡潔生已有妻兒，回台灣認識了蔡英文的母親和阿姨，「這是比較穩定的夫妻關係。我阿姨有五個小孩，我媽有四個。我很佩服我爸，沒什麼衝突，管理得很好，我爸是很公平的人。」

她是所有小孩中的老么，從小父親要她負責在異母的兄姐之間擔任溝通角色。這對小孩來說恐怕不是容易的工作。但她父親沒想到，後來這個老么能有今天的發展，當初的訓練不論是否殘酷，都是有幫助的。

多年前那次採訪，蔡英文說，「我爸一直以為我是個快樂的小孩，雖然書念不好、壓力很大。高中時，有一天他問我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我就趁機敲詐他我想買一套書沒錢。我媽問他你為什麼不給她錢？我爸說她沒說她沒錢啊！」蔡英文說，「我倒是很滿足我的生活，我也一直都是這樣的。」

幾年來她似乎變化不大，仍然好惡不強，不太表達情緒，不太與人爭。「大學畢業，我爸本來不希望我出國，他跟我媽講，這是最後一個就留在身邊吧。但我那時勇敢的個性又出來了，我說我要出去看看，他們就放我出去了。」後來這個嬌弱的么女，就成了今天「堅強的小英」。

2010.5

董小姐的故事和她的微笑

陳浩（媒體人、現任雲廣科技公司總經理）

事情要從我在臉書上偶然發現的一篇文章開始講起，文章的作者是一個似乎失蹤了一陣子的名字「董成瑜」：

【陳啟禮的Polo衫】

2005年陳啟禮已經流亡柬埔寨多時，心心念念要回台灣，邀請多家媒體去柬埔寨採訪他，我們自費去採訪三天，某晚他請我們在一家餐廳的包廂吃飯，他手機響起，他邊講邊朝外走，說時遲那時快，整桌的手下立刻轟地全站起來跟出去，將他團團圍住，每個人都手按口袋（可能有槍），警覺觀察。我和攝影同事目瞪口呆坐著，為這精良的組織訓練咋舌，為宛若置身黑幫電影而緊張。結果沒事，沒有人利用電話引誘他走出去殺他。兩年後他癌症復發，客死在香港這個最靠近台灣的華人地區，終究沒能如願回到台灣。

出刊時他原本對我期待甚深，交代屬下要多買雜誌，後來看到屬下傳真去柬埔寨的報導，十分失望，認為我仍著重在他過去的事，不寫他的許多善行，因此就不買雜誌了。

那次我在台灣側訪了「一清專案」時負責逮捕陳啟禮的市刑大警員藍文仲。藍文仲意外的為那個時代、為江南案--陳啟禮人生的最高潮，做了一個小小的註解。

「那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當時我們不知道江南案，也不清楚為何要抓陳啟禮。前一天，顏世錫要我們十二人去抓他，去之前，要先發誓，今日之事不能說。我們奉命要先抓到陳啟禮，才開始一清專案。」

起先警方不知道陳啟禮在哪裡。後來查到陳啟禮妻子陳怡帆舅舅名下在木柵國花山莊的房子。藍文仲和一位女警搭配，帶一桶喜年來蛋捲去按電鈴，一個傭人出來應門，他隨口說要找一位陳先生，傭人說沒這人。「但開門時，我已看到陳啟禮在裡面講電話。我就退回山下，之後十二人全在此會合，將房子團團圍住。」

警方衝進去時，陳啟禮仍在講電話。「我們把電話按掉，他說：『我在跟魯俊（時為台北市刑大除暴組組長）講電話！』我們銬他，他說：『為什麼銬我？我是情報局的人，你們抓我，要付出很大代價！國家會動盪哦！』我們把他和他老婆銬起來。我去搜他房間。他的衣櫃一打開，全是Polo衫！每種顏色有好幾件。那時Polo衫很罕有，是高級品，」藍文仲有些不好意思：「從此我也開始穿Polo衫了。」

這是陳啟禮對當時一個年輕刑警的影響。

我忍不住留了言（當然也立即分享）：

讀這篇文章，想到宋冬野的歌詞：「董小姐，你才不是一個沒有故事的女同學」我說的不是原歌詞的脈絡，我想起那些買了雜誌，發現沒有董成瑜的文章就很失落的日子。還好，她又開始讓我們在臉書上看到文章，她還是那麼靈動，丟出一個句子就是一個故事，她才不是隨手就把故事丟了出來，這位學電影的女同學經營一個念頭就是一個短片，讀她一個故事，鏡頭就隨著她的筆尖移動，她寫的是短文嗎？當然是劇本。但你讀到最後結尾又有電影做不到的無比俐落的「收一把」，這時你彷彿又聽到宋冬野的歌聲從煙霧中傳來：「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時候很美。就像安和橋下，清澈的水。」

董成瑜當然是習慣讓我們驚豔的，她是許多讀者熟悉的《壹週刊》十多年來、一百多篇人物專訪的作者，她本人雖然神秘，但文字的岀場每次總是華麗動人！我很難想像，在台灣，能將新聞人物專訪寫作當成一個專業，甚至做成了一門手藝。

新聞記者多半是在自己的採訪領域裡，以人寫事或以事寫人，媒體絕少將人物專訪做成專業領域，也曾有同業試圖倣國外人物雜誌的作法，但都未能持久。答案很簡單，因為很難。人物寫作不要說做成一種媒體了，做成一專業的「工種」都很難養活。

《壹週刊》是本很受爭議的雜誌，《花花公子》前陣子宣布不再刊登裸女照片，許多讀者想起當年偷看《花花公子》被逮著的時候，總說是為了讀裡頭的「好」文章。我讀《壹週刊》的理由不複雜，因為在電視台工作，必須讀，當然也會以自己閱讀的經驗想像這本雜誌的內容策略，譬如說，它為什麼要不惜成本發展一個「人物組」，人物專訪對《壹》來說並不像某些高價專欄有裝飾性，那是要能吸引一般讀者、要能賣錢的內容。我喜歡讀，也會期待讀《壹》的人物專訪，尤其是從創刊開始，重要關鍵人物的專訪都是領軍親征的人物組頭頭董成瑜的文章。行內的人都知道，這《壹週刊》的薪水不好拿，可黑道岀身的大哥顏清標一看到她就噤聲左右，說：「《壹週刊》的殺手來了，」我還是吸了口氣、使勁想像當時這位清麗佳人現身時的專業氣場。

最難忘的當然是她訪問黎智英的文章，這活兒談何容易？她自己說：「採訪自己的老闆不容易，不是得罪老闆就是得罪讀者，最可能是把兩者都得罪了」。我算是個挑剔的讀者，她沒得罪我；她應該也沒得罪老闆，否則《壹週刊》不會一連四次的黎智英訪問都是她做的。我討厭《壹週刊》有八百個理由，她的訪問解釋了其中四百個「為什麼」。很少有老闆能這麼給答案，也很少有訪問者能要到這麼多答案。

美國的人物訪問女王芭芭拉華特絲退休時接受訪問，第一個問題就問她：「訪問別人與接受訪問有什麼不同？」她答：「訪問別人的時候，你控制全局；接受訪問的時候，你以為你主控，其實不然。」（When you’re interviewing someone, you’re in control. When you’re being interviewed, you think you’re in control, but you’re not.）華特絲講的總像是真理，細品之下，女王講的是一個修煉到的境界，哪裡是隨便就能做到。一個訪問者的心理素質，如果不夠強，情蒐、策略、佈局、手藝缺一不可，又哪裡是一句「說大人則藐之」就可以當成心法說過關就斬將？這本書裏雖然只收了三十一篇文章，不乏各種叱吒風雲、喊水結凍的人物，我總是揣想《壹週刊》的「好名聲」輕易就讓這些風口浪尖的人就範？除了要敲得開門，你喜歡也得訪，討厭也得訪，也容不得你害怕膽怯……她必須隱藏自己的政治傾向，喜怒哀樂，一方面把自己當成同理心機器，把所有被訪問者拉到人與人性的位置；有時得示強以弱，實以虛之，否則抓不住真相；起筆當下，非得想像讀者有火眼金睛、作者別有居心都無所遁形不可。

在這十多年線性時間的人物訪問，發表當時無不緊抓讀者眼球，掀起話題，而每一篇都是以「週」為計的保鮮期限，收集成冊後，略為還原時空背景，有的讀來飽含意趣，有的別有體會，也有封存原汁原味，都淬煉為雋永常新的人物專訪精品。

董成瑜的這本人物自選集，訪問的功夫，鐵杵磨成針，不見得在字裡行間就能透悉，有些修行能耐也不必都為外人道；但是從每一篇的寫作，倒是都能讀得到作者的慧心與匠心，尤其是她調皮埋藏的彩蛋，像是就在等著看看讀者發現時的表情。每一位成功的人物寫作者的筆都是複雜的，但一定擁有巨大的同情，足以穿透閱讀者的差別態，嘗試回到平常人間的條件，讓人看見人，心遇到心。我在董成瑜的文章中感受到這樣的企圖，而且認真的微笑。

進入他人內心之必要

一則蘇聯時期的政治笑話。布里玆涅夫死後下了地獄，不過因為他曾是一個偉大的領袖，他被賦予可以參觀地獄並選擇一個房間的特權。導遊打開一扇門，布里茲涅夫看到赫魯雪夫坐在沙發上，瑪麗蓮夢露坐在他大腿上，兩人正激情擁吻。布里茲涅夫開心地喊著：「我選這個房間！」導遊說：「別急，同志！這個房間不是給赫魯雪夫的，是給瑪麗蓮夢露的。」

這個笑話說明了我在《壹週刊》十四年來的部分感受。別人以為的地獄，我在其中看到了驚奇的風景。而在採訪人物時，觀點如果也能翻轉再翻轉，那麼風景就更是變化無窮了。

時報出版邀我出書時，我起先有些遲疑，擔心我在《壹週刊》的人物報導文章，是否過了那個當下，就過了時。後來想到二〇一一年我採訪林青霞時，在電影資料館讀了大量上個世紀七〇年代的雜誌後發現，讀舊雜誌給人一種自己能預知未來的錯覺，你知道這些人後來的發展，但當時置身其中的人不知，你簡直可以與當時的他們對話，這是非常有趣的經驗。想到此事，也就不再煩惱，雖然我寫的人物可能沒有七〇年代影劇雜誌生猛有趣，不過我最近整理這些文章時，仍常有那樣的感受，不同年份採訪的不同人之間，甚至還可以彼此呼應。

這些從「非常人語」專欄中選出的三十一篇人物訪談，大部分都對當時的我有某種程度的啟發，或無意中映現了當時社會的氛圍，現在經過了時間與距離再看，意義又複雜一些。我依時間由近而遠排列，希望讀來有一種時光回溯之感。

媒體人兼作家陳浩幫我寫序前，提出幾個問題問我，他的問題直指核心，幫助我釐清了採訪生涯中糾結的線頭。以下是我們的對談：

1. 你為什麼會選擇寫人物訪問？除了外在的原因，還有你自己的理由？

二〇〇一年初，網路泡沫消退，創刊剛滿一年的網路媒體《明日報》突然宣布結束，三分之二的員工被通知的同時，也收到一封信，告知我們可以領資遣費離開，或者去剛開始籌備的《壹週刊》。我一時無事，選了後者，只是我原先負責「閱讀版」，實在不知去這樣的媒體能做什麼。總編輯裴偉特別設了一個「文化組」容納我們，只是籌備期我感到難以融入，決定離開。那時裴偉說，老闆黎智英交代要比照香港《壹週刊》，在A本成立人物組，不如你就負責這組吧（後來A本又增加了財經人物組，B本也另設一人物組專訪演藝界一線人物，這都不歸我管）。我答應了。我其實內向，時常沉浸於小說、電影中，對人一直很有興趣，寫人物可以躲在記者的身份背後，安全地接觸、觀察各種人，而且受訪者通常都有點緊張、注意自己的形象，就不會注意我了。

黎智英設人物組的概念很吸引我，他覺得媒體上的人物專訪，都理所當然由各線的記者負責，這樣的結果是，線上記者為了維持人脈關係，不敢得罪人，寫出來的人物不會好看，更不可能有火花。「人物組」與任何線都沒有直接關係，記者就沒有後顧之憂，而且沒有線上記者既定的看法與偏見，反而能用全新眼光看待每一個受訪者。黎智英不怕得罪廣告主，他認為只要讀者喜歡這本雜誌，廣告主就不得不來買廣告。這一點後來獲得證實。

在這之前，我一直在出版線，接觸的都是作家和出版社，這圈子很小，採訪作家、寫出版觀察，記者總覺得自己矮作家一截，而且工具性質甚強，我要努力讓自己看起來不像一個工具，結果是採訪者與受訪者都有些裝模作樣。在《壹週刊》寫人物就沒有這種煩惱（但有其他煩惱），而且也因為不怕得罪人，反而要求自己更多，發想問題、蒐集材料、安排側訪都更用心，否則對受訪者不公平。

人物組沒有設限，可以採訪各領域的大人物小人物。我因此有機會採訪到黃任中、陳啟禮、阿基師、李安、蔡英文、李登輝、馬英九這些我過去不可能接觸的人。後來我聽說《明日報》時期的一位高層不無感嘆地說我去了《壹週刊》，還得去採訪黃任中這樣的人，言下之意是報社結束，我們這些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也被迫「下海」了。殊不知，我真是如魚得水，大開眼界。

2. 對我而言，寫人物專訪很難，你覺得難嗎？有難的地方嗎？

在《壹週刊》人物組工作，有一項比負責偷拍的別組同事還要難的難題，就是，偷拍不需要受訪者同意，我們卻一定要得到同意。創刊的前幾年，我們最困難的就是約人，自認是名門正派或是討厭壹傳媒的人，怎樣都不肯答應，即使答應，說話也多所保留。我們乾脆轉而採訪一些更有趣的人，他們或有爭議，卻也比較容易答應受訪，大概是因為已經無可損失，他們通常展現出來的性格特質也更豐富多彩。後來我們漸漸做出一點成果，約人就比較容易了。這中間也要感謝雲門舞集林懷民先生，他幾次在媒體訪問中，特別幫我們人物組說話，還要求對方一定要寫出來。

人只要約得成，後面的就比較好辦。對我來說，難的是，要怎樣寫得立體、不扁平、見人所未見。我們不在意受訪者怎麼想，我們在意的是讀者，這不只是為了賣雜誌，而是讀者很聰明，一看便知這是不是討好受訪者的公關稿。

因此，如果出刊後受訪者稱讚我寫得好，我會有點難受，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討好，太合對方的意、太沒有觀察力與判斷力，只寫他／她想展現的那一面？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沒有回應，那麼我就像剛做了賊似的，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這種心理波動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平復。當然，也曾有人去黎智英面前告狀，說我扭曲他（例如魏京生），黎智英會讓我知道此事，但他一向支持我們，除非我們在專業上犯了錯。黎智英的好處是，他不會因為你寫了他的朋友不好就罵你或處罰你，反而常說，「你不要幫人擦鞋」，就是說你不要寫這種公關稿討好別人。我幾次專訪黎智英，有時寫到他可能看了不會太舒服的事，他也會忍耐。像我這種長著反骨的人，很適合做這工作。當然，有時他也會批評我寫得太溫和沒有火花。

3. 我覺得要進入別人的內心很難，你覺得需要進去嗎？怎麼進去？怎麼出來？

我覺得，要把一個人寫好，要能達到愛上那人的程度，唯有「愛」他／她，才會一心一意都在那人身上，但這又絕對不是愛情，而是一種人類比較少用到的感情，它是介於你喜歡上一個作家的小說（或是一個歌手的歌、一個導演的電影……）以及父母對待子女這兩者之間的一種感情，你既希望愛他／她的一切，又決不想要溺愛他／她。

在這段全心全意投入的採訪與寫稿時期，你朝思暮想著這個人，見到他／她時你熱情如火，回家後跟朋友家人喋喋不休討論這個人，你把所有讀過看過的小說、電影中的人物與情境，以及自己與朋友家人的成長經驗，都拿出來對照……，日思夜想就是想把這個人解讀得更深一點。

這種情感的程度與力道，必須與愛情相同，但又不可能有任何曖昧，一旦曖昧，寫東西就不客觀，會觸犯專業。這種情況比較像是熱情的油遇到了水，界線非常明確。而你雖然投入這樣多的感情，寫的時候又要保持距離，冷淡一些，才能平衡。

當然以上都是理想的狀況，常常我野心太大，投入過了頭，或者力有未逮，就會寫不好，我會很沮喪，出刊後連看都不敢看。我幾乎不寄雜誌給受訪者，因為這會讓我覺得自己寫不好還沾沾自喜，所以乾脆當作沒有這回事。我對自己寫的人物從來都沒有信心。

我們真正無情的時刻，是稿子一旦見刊，這種感情就迅速褪去，你幾乎看得到自己在向逐漸遠去的他／她揮手再見。

4. 「怎麼出來」的意思深一層說，是訪問的距離與寫作的距離，你會喜歡或討厭你的訪問對象嗎？即使沒到喜歡或討厭的地步，總有溫度的問題，你總是熱或總是冷？

受訪對象通常是我自己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發生了好事壞事的名人之中選的，所以既受情境影響，我自己好奇心也強，當然有很大的熱情，不論他／她是怎樣的人，形象好、形象不好，我都如前所說，簡直是「愛」上他／她了，只是，一旦交了稿，這種感情就消失了。

有極少數的受訪對象後來成了朋友，或是偶爾在某些場合遇見，他們一開始會對我有期待，以為我還會像過去那樣對他/她有那樣飽滿的感情，會有好多話問他／她，對他／她還是那麼好奇。但這完全是誤解，因為那時我已經變回原來的我，可能正「愛」著別人，於是現在的我對他們來說，就變得很無趣。這一點，我是幾次看到這種期待與失望的眼神後領悟到的（當然也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這大概是記者的宿命。

5. 你做訪問或寫作有SOP嗎？比如說，找幾個他的朋友，找幾個他的敵人之類。寫作時的原則是什麼？

一開始，黎智英就要求我們，寫人物一定要長時間的與對方多次相處，至少要見面長談兩三次以上，要跟著對方去做很多事，還要採訪他／她的家人、好友、敵人、同事、前同事等等。他認為人只要相處久了，就會有感情，也就是放下戒心，這時好的東西就會出來。

這些基本要求，我們都盡量做了。做這些側訪其實不容易，你找到他的敵人，敵人常常因為不信任《壹週刊》，或者討厭他，或是想表現自己的大度而不願受訪，有時還會通知對方說我們去找他，使受訪者對我們產生疑慮。受訪者的家人好友則只說好話，又遮遮掩掩，怕我們其實是想爆料……，所以我們常常是把許多力氣花在與這些人的搏鬥上，不過也很有趣，可以觀察人性。

後來我就養成一個習慣，就像美國黑人走在路上隨時要有高舉雙手作出投降姿勢的準備，我每做各種大小採訪側訪，都要先做一個小演講，說明我們人物組不負責偷拍，「我們是做明的不是做暗的」，想辦法卸除對方戒心。

有些見過世面、理解人性的受訪者，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他們既然接受採訪，會儘量掏出自己內心最深層甚至黑暗的東西，只怕掏得不夠徹底，這些人往往是真正優秀的創作者（例如某些作家、導演、藝術家），在這過程裡，我會深深地被感動，讓這些東西變成我自己生命的一部份。寫出來之後，如果也能讓一些讀者感動，那就是做為一個採訪者最大的快樂與成就。

寫作時的原則。我是小說愛好者，一開始就很自然採取了接近小說的敘述口吻，就是先找到一個敘述語調，然後才開始說故事，把採訪材料和觀察編織進去。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會與一般的新聞報導不太一樣，文字也比較有溫度。當然，以上所說都是最理想的狀況，我時常沒能做好，或因截稿時間在即而虎頭蛇尾。

另外還有視角的問題。一般人看到小人物，雖然不見得一定視之卑微，但看到有權有勢的大人物時，通常都特別景仰。我總是要求自己和同事，如果做不到眾生平等，那就用仰角看小人物，用俯角看大人物吧，這樣一定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我後來讀到《紐約客》裡的人物與其他報導，他們的記者當然非常優秀，文章常會很自然地引述文學作品（絕非掉書袋），你就知道，他們的閱讀非常廣泛，尤其一定熱愛文學。後來我們人物組找記者，最低標準就是要喜歡閱讀。大量閱讀能增加想像力，想像力對於問題的發想以及追問問題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十多年來，我最驕傲的不是自己寫的東西，而是我曾與幾位優秀的記者共事，他們比我聰明，文字比我好，又（不得不）聽我的意見，我很感謝他們。

（本文節錄自〈自序：進入他人內心之必要））

推薦序／不是魔不成角兒───楊索
推薦序／董小姐的故事和她的微笑───陳浩
自序／進入他人內心之必要

黎智英────人算不如天算
黎智英────不敢多情
釋昭慧────置身事內
林青霞────我愛過
柯文哲────喜劇演員
陳水扁────那時，如果
平路────謎底
蔡英文────爭與不爭
朴贊郁────幽默讓黑暗更黑暗
熱比婭────誰是恐怖份子
金溥聰────天生戰士
王家衛────賭到最後才放手
葉世強────孤絕傳奇
蔣友柏────面對現實
李登輝────永遠在戰鬥
林懷民────憂鬱舞者
李國修────比焦慮還多
李安────得到的和失落的
阿基師────味道絕對不能變
陳啟禮────江湖去來　
欽哲．諾布────生命如電影
齊豫────滄桑在心裡
楊日松────剖開真相的手
朱振藩────尋找真滋味
魏京生────拔劍四顧心茫然
莫言────寧可走一條幸福路
王又曾────福祿壽喜具足
顏清標────愈打愈大尾
馬英九────一塵不染
訃聞
陳定南────嘲笑他的，已開始懷念
蔣方良────鄉關何處

華麗的告解：廚師、大盜、總統和他們的情人(二手書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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