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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願意為我寫一章嗎？
何葛瑞（Gray Harriman）



當佑生要求我為他的新書寫一小篇文字時，當下我心裡浮現兩個念頭。第一，我又不是作家，他為什麼會要我來寫呢？第二，誰會對我的話感興趣？畢竟，我自認只是個普通人，唯一的差異不過是，我們所共組的是一個同性家庭。

當然，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顯，因為他希望讀者能明白我們雙方的看法。至於第二問題，就需要較多的自我探索了。我真的是一個普通人嗎？我的家庭生活普通嗎？我們和其他家庭唯一的差異，真的只在於我們是同性家庭嗎？關於我們，人們想瞭解的是什麼？以及，要想讓其他人得以受益，有哪些事是我非說不可的？

以下的文字，便是從這些想法開始逐漸成形的：

虛幻的普通人

佑生不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他是一個複雜的個體。一方面，他是個作家，不是那種寫過幾篇報紙專欄，或偶爾發表幾篇小說的作家，而是一個全職作家。這意味著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維模式，以及與他人迥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他不像大多數人那樣朝九晚五地上班，而是在家寫作。聽起來好像不錯，但我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卻也因此有著旁人難以理解的複雜面。舉例來說，佑生在閉門寫作期間，有時會進入完全孤立的狀態，缺乏和人的互動。但在其他時候，譬如說出書時，他又變得十分活躍，接收大量的媒體關注。相較於他寫作時的生活，這種變化可說非常極端。

對我而言，這代表我得格外留心他變化多端的日常需要。如果他處於寫作期，我就必須帶他出去吃晚餐、度個週末小假期、看看表演或參與其他活動，以彌補人際關係的不足。反之，當他處於社交高峰期，通常是在台北參加作品出版後的活動，或參與某些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就必須退居二線，由他來主導。

跨足兩大洲、或甚至三大洲的生活，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挑戰。佑生在美國時，我們的生活是一種模式，在台灣的生活又截然不同，更別說我偶爾回烏拉圭探望母親時，差別就更大了。在這些差異甚巨的環境和地點生活，需要高度的調適能力。除此之外，佑生的憂鬱症也使得他的情緒擺盪更加劇烈。如此種種，對我們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曾有一個朋友對我說：「那麼多事情，光是其中任何一件就夠讓我抓狂了，你是怎麼全部應付過來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不知道……我猜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是逐步演變成這個樣子的，因此我也慢慢習慣了，也就是說，我們的生活其實一點都不正常。

重新充電的時機

幾經思考後，現在我瞭解到，多重的居住地點（台灣、美國、烏拉圭），角色的變換（由一個孤僻作家的積極支持者，轉變為一個活躍作家的消極支持者），以及對生活抱持開放的心態，這些挑戰背後有一個看不見的好處。這讓我不論在生理和心理上，有了重新充電的機會。

如果我上述的任何一種挑戰是連續不間斷的，那我可能早就累垮了。佑生和我所經歷的是不斷循環的挑戰，正好提供給我們的生活一種相當於身體的呼吸作用。人是不可能只吸氣不吐氣的，雖然理論上我們是靠吸氣來獲得氧氣，但也非有時間把氣呼出來不可。

我對所有伴侶的建議是，要去打破生活的常規，讓自己有重新充電的時間。如此的關係才能健康、茁壯。我當然知道，不是每個人的生活都像佑生和我一樣充滿變化，但我想所有伴侶都能找到方法來改變常規，讓自己有空間呼吸，以開放的心態，充滿能量地迎接下一輪的挑戰。

舉「全村」之力

希拉蕊．柯林頓曾引用一句非洲古諺「舉全村之力」（it take a village），來形容撫養和教育健康的兒童所需付出的努力。我要說，建立一段健康的關係也是同樣的道理，對於佑生和我這樣必須面對眾多挑戰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多虧了一大群人的支持，我們才能從這樣的生活中撐過來。這在牽涉到我母親的健康和佑生的憂鬱症等嚴重問題時，尤其體現出來。

幾年前，我母親有一次脊椎嚴重受傷，因此無法行走。當我回烏拉圭照顧她時，佑生剛好憂鬱症發作，有天他吃太多藥，在顯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情況下出了門，一整天下落不明。等他被人發現後，被送到了醫院，但醫院在我人沒到場前不肯放他出院。結果我在母親剛被告知今後可能都不能走路的情況下，不得不放下她，趕回舊金山接佑生出院。我母親為此一直無法原諒佑生。

在當時一切都糟糕的狀況下，要不是許多好心人的幫助，我不可能應付得過來。對於母親的表哥、我表哥、母親的看護、佑生的姊姊、我在洛杉磯的朋友們，以及許多佑生的朋友和讀者，我永遠心懷感激。他們在他健康出狀況時，都伸出了援手。他們每一個人的幫助，不只讓我克服了困難，也讓我得以擁有現在的生活。他們全都在不自覺的狀況下，對我生活的改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所以希拉蕊說得沒錯，養育一個小孩需要舉全村之力，不只如此，滋養一個人讓他恢復健康，或維持一段健康良好的關係也是。因此我的建議是，嘗試去尋找支持的「村民」，並且保持開放的心態。有時援手可能來自某些不尋常的人和地方，我們只需要謙卑地接受，

回報

到現在我還是不懂，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在我們困難的時刻伸出援手。我只知道，他們的確提供了許多協助和支持。所有幫過忙的那些人，我們絕不可能一一回報，但我真的希望他們能夠感受到我們無限的感激。我的願望是，在那些好人需要幫助時，也有其他好心人像他們當初施予我們善意一樣，願意對他們伸援。回報是很重要的。助人有治療作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人，建立同理心，認清自己在面對困難時並不孤單。我們沒辦法以同樣的方式幫助所有人，但我們可以貢獻一己之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一點。

時間機器——製愛機器？

我和佑生相識在一九九三年，時光飛逝啊！我們經歷了起起伏伏、各種挑戰，當然也共度過許多美好的時光。人們常常很好奇，我們維持關係的祕密是什麼。那些越是好奇不解的人，往往越是帶有最大偏見的，他們覺得同性戀者的關係不可能持久。

事實上，關係能否長久和性向無關。這和承諾有關。結婚時你不會說：「我承諾與你一生相守，只要一切順利的話。」也不會說：「我承諾與你一生相守，只要你不做任何需要我原諒的事。」生活不會永遠順利，你需要耐心與寬容。初相識時的迷戀消逝得很快，那些最初的感覺只是一顆種子，需要深深地紮根。就像一棵樹，在春夏天開花、發綠葉，但在冬天時卻會貌似枯死，必須在寒冬的冷冽風暴裡掙扎求生。伴侶關係也是一樣，必須撐過由我們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寒冬。

我們在一起已經二十一年。這些年來，我從未考慮過要從這段關係中出走，雖然有人告訴過我應該這麼做。我為何要離開，讓這段關係成為另一起統計學上的失敗案例呢？我們能維持如此長久的關係，不是因為有什麼神奇魔法，或是什麼祕密膠水，而是因為愛、理智和承諾。就是這麼簡單。

時間讓我們學會越來越多經營關係的竅門。歡笑、淚水、我們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所有這一切讓我們成為現在的模樣。如果沒有和佑生共度這二十一年，我不會是今天的我。現在的我們所擁有的，是一份更深、更成熟、更堅定、適應力更強韌的愛。有人說，時間就像是一部製愛機器，也有人說，時間讓愛鏽蝕。這兩個極端的形容對某些人來說或許是真的，但對我而言，時間不是什麼神奇的朋友，也不是難以戰勝的敵人，時間只是眾多變數之一，我們在處理相關的狀況時，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或許可以說，在某些條件下，時間是一部製愛機器，而我們是這機器上的一部分零件。

傳統家庭 VS. 新型家庭

過去的家庭與現今的家庭，有著極大的差異。好幾個世紀以來，家庭並沒有太大的進化。許多婚姻關係其實就和生意合約沒什麼差別。婚姻是被人安排好的，生小孩是生存的保險措施，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瞭解自己的地位，並且願意順從其中的規則。這樣的家庭裡，充滿很大的虛偽成分。情婦、小白臉、姨太太的例子屢見不鮮，但大家都絕口不提。當然，性向也是被選擇忽略的問題。

新型家庭就完全不同。我們傾向於自己尋找伴侶，丈夫，或妻子。我們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公開性向，並依照自己的性取向去活。不同的家庭結構，開始被接受。同性戀不適合當父母的神話也已經被打破。然而社會在觀念、法律和提供所有人平等的權利等方面，還是處於落後的狀態。

我不敢說佑生和我是完美的，但我們就和其他擁有長期關係的同性戀伴侶一樣，可以證明同性戀家庭也能經營良好，有生產力、對社會有所益處。此外，我認為我們也證明了，一個家庭的臥室裡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和其他人沒有關係。

我在烏拉圭成長的期間，從不認為那裡是個進步的國家。那裡是個成長的好地方，比其他南美洲國家高很多，政府和社會機構的發展健全，種族分布和文化觀念十分歐洲化。

當我剛搬到美國時，我以為這裡在各方面都很先進。對我來說，這裡是一個比較進步的社會，在科學和藝術各方面都具有影響力。但後來我發現，美國故事是兩面的。其中一面非常進步，推進了科學的發展極限，也允許藝術保有創造衝動的空間。而另一面則是由一些智力和道德上的原始人所組成，喬治．布希就任總統就是具體化的明證。這些智力上的原始人即便到了今天，還在反科學、否定進化、阻擋幹細胞的研究。在過去，他們搞奴役和歧視，到現在，他們則是反對結婚權這樣的基本人權。

照這樣看來，早已廢除奴隸制度、還給婦女投票權、支持平權的烏拉圭，突然間也顯得不算太落後。然而我不曉得，原來烏拉圭在社會的進化發展上，不只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已經超越，因為在那裡，不論性向，所有人都被賦予結婚的權利。

我在烏拉圭感覺到的，可以用反對黨領袖費南多．阿馬多（Fernando Amado）的這段話來做最好的總結：「我同意家庭是社會的基礎，但我也相信，愛是家庭的基礎。而愛是不分同性戀和異性戀的。」

我愛台灣，我在那裡受到溫暖的歡迎。我喜歡那裡的人民、文化，也羨慕台灣民眾所享有的一些很棒的福利，舉例來說，那裡有全世界最好的國家健保體系。

現在台灣正面臨一場基本人權的戰役。戰役的結果決定於同性婚姻是否被認可。就在此刻，台灣是要像烏拉圭及其他十三個國家，包括荷蘭（二○○○年）、比利時（二○○三年）、加拿大（二○○五年）、西班牙（二○○五年）、南非（二○○六年）、挪威（二○○九年）、瑞典（二○○九年）、冰島（二○一○年）、葡萄牙（二○一○年）、阿根廷（二○一○年）、丹麥（二○一二年）、法國（二○一三年）、巴西（二○一三年），以及由進步人士領導的部分美國和墨西哥一樣，選擇道德的至高點？或者要加入原始人的陣營，繼續否定不分性取向的結婚權？

有一派少數但喧嘩的論點是，同性婚姻會對社會造成威脅。對此我只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你感覺佑生和我威脅到你的幸福了嗎？在我看來，更大的威脅並非來自於「讓人人有權選擇自己生活的方式」，而是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