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美中長期戰略競爭與台灣的選擇

杭亭頓認為：「歷史上，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來主宰。我想美國的政策仍會如此。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這是美國長久以來的國際政治的觀念。

戰略競爭所帶來的對抗

自2017年川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與中國的衝突愈來愈白熱化，這其實有「戰略競爭」上的原因。川普治國的思想核心在於讓「美國再度偉大」，操作的重心在「美國優先」；習近平執政之後，強調「中華民族復興」，實踐的中心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美中之間雖各有目標，卻同步以「民族榮耀」為訴求，可以想見，「美國再度偉大與中華民族復興」碰撞，兩方進入國際領域的「戰略對抗」必然難以避免。

台灣居於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是中國大陸進出太平洋的門戶，是美國西太平洋預防安全前沿的焦點，命運註定台灣將進入這次中美戰略競爭的領域中，而結果也將決定台灣未來道路的吉凶。

2017年12月18日，川普在雷根大廈公布了他上任以來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報告，川普在發布會上，直接說出，「中國和俄國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俄兩國皆為美國的競爭對手。」隨後，美國防部發布2018年《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報告，開宗明義即指出「美國首要國家安全不是恐怖主義，而是國家間競爭。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2019年1月2日新代理美國國防部長夏納漢（Patrick M. Shanahan）在主持第一次主管會報時提醒與會者，「既要專注於正在進行的行動，也要記住中國、中國、中國。」稱中國是「大國競爭中的一個關鍵優先考慮項。……不存在公平競爭這樣的東西—只有競爭。」這證實了在美國國防部門的心中，也已認知到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假想對手。競爭戰略不包括公平與否的競爭概念存在，競爭戰略一旦等同於戰爭戰略的範疇，也就沒有道德的意涵，而且是兵不厭詐。

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艾許頓．卡特（Ashton B. Carter）曾對什麼是「戰略競爭者」做出說明，「我們（美中）的目標應該是成為夥伴，沒有任何理由必須成為競爭對手。……只有雙方犯下大錯時，美中才可能變成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夥伴。」卡特解釋地非常清晰，戰略競爭者只是「敵人」的含蓄表達，中俄同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然而「中國」卻是主要的對手。

1999年，位於南斯拉夫貝爾格勒（Belgrade）的中國大使館被炸，中國的民族情緒極度高漲，美國國內分析中國大陸輿情，便出現了將其視為「戰略競爭者」的呼籲。2001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執政初期，受到2000 年《國家安全利益》報告書的影響，宣稱「美國應該與可能成為戰略對手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一改柯林頓（Bill Clinton）「接觸―交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成為戰略競爭者關係。但後來因為「911恐怖攻擊」改變為聯盟戰略的影響，才取消了戰略競爭者的方案。

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認為，「冷戰時期……是一種在戰略競爭條件下的軍事全球化。而冷戰後……這些行動更多的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而非戰略利益的驅動。」足見，戰略競爭的意義是明確的國家「戰略利益」競逐。

戰略利益乃是國家利益的別稱，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和國際關係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指出，生死攸關的國家利益，包括了「確保得到美國盟友的積極合作；防止美國的鄰國衰落；確保美國的四鄰沒有敵對大國存在；確保主要全球體系的活力與穩定。」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認為「歷史上，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來主宰。我想美國的政策仍會如此。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這是美國長久以來國際政治的觀念。

如今，川普團隊認為中國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修正主義者，快速崛起的大國，正透過經濟誘惑、懲罰，軍事威脅、強化地緣政治等手段，在排擠美國力量，影響到區域盟友合作的態度。

競爭對手就是競爭敵手

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事實上也就是敵手—國家可以集中力量，將資源與目標作優化配置，保障美國國家利益而不受侵擾。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中國大陸問題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更明確地說，「本屆政府一致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因此，美國努力……（置於）更有效的競爭戰略上。」

川普「戰略競爭」政策的調整，也帶動了學界認知的轉向。2018年3月在美國外交事務協會網，貼出科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伊萊．瑞特納（Ely Ratner）的文章〈估量中國〉（The China Reckoning），指出，1967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強調對中國大陸採取「誘導變革」，主張「深化商業、外交和文化關係將改變中國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的假設，一直是美國戰略的基石。」他認為「美國的權力和霸權可能很容易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喜愛。」

這樣的假設正如同美國政治學家艾倫．弗里德伯格教授（Alan Friedberg Pr.）所言，「沒有充分認識到向中國這個新興戰略競爭對手，開放經濟和社會後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長久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基於「將中國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但中國的實際發展愈來愈不符合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預期。」如今勢必到了重新估量「中國政策」的時刻了。

2018年初，美國國內發起對調整中國戰略的大辯論，通過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科技等廣泛專業人士參與，形成了三大共識：「一、過去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失敗的；二、中國具有在全球成為美國主要競爭對手的實力；三、未來五到十年是中美戰略競爭的關鍵期。」這三大共識說明美國的「中國政策」必須調整，且要在符合「戰略競爭」的定義下轉變。

除了重新評估中國意圖之外，美國還要對自身自由民主開放的原則，保持高度的警惕。2018年11月29日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公布一份《中國的影響與美國利益：增進建設性的警覺》（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研究報告，指出自習近平上台以來，「重新定義中國作為全球參與者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還提出了中國選擇的概念，據稱這是一種比自由民主更有效的發展模式。」針對模式的競爭，報告建議「捍衛美國民主體制的完整性，需要堅持我們開放和自由的原則，更加密切地協調機構部門內部的反應，……通報中國和其他外國參與者可能產生的有害影響。」這份報告有32 位作者，其中不乏對中國大陸較友善學者、專家，如傅高義（Ezra Vogel）和謝淑麗（Susan Shirk）、夏偉（Orville Schell）。

對中國的基本態度，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已經不僅僅是「仇中者」的意識，而是美國學界、智庫、政府部門視中國大陸為修正主義者，甚至危害到美國民主政治的體制了。

中國學者、專家們雖然理解美國安全戰略的「指涉」，但仍認為從川普的商人性格來看，美國的目的應只是交易談判，初期仍未激起對美的共識心防。但隨著時間發酵，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川普的政策並不僅僅代表彭斯（Mike Pence）、蓬佩奧、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納瓦羅（Peter Navarro）、波頓（John Bolton）等政府部門不友善決策者的態度，還已經包括了立法機構與學界、智庫獻策者的態度。

例如，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袁鵬認為美國國內已形成共識，認知到「（中國）已成為美國未來必須全力應對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而且這個對手已超越經貿領域和亞太區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而王文則認為：「對中國社會及各層組織、機構、企業而言，懷有最好的預期，做足最壞的打算，準備最全的預案，恐怕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中國已經認知到美國不僅僅是針對貿易、關稅問題，還包括了抑制中國崛起的意圖。

事實上，美國政府依據「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NDAA 2019）的要求，制定「整體政府對中國戰略」（a 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 on China），其中，「全面競爭」已成為美國對中戰略的基本觀點。

導論 美中長期戰略競爭與台灣的選擇

杭亭頓認為：「歷史上，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來主宰。我想美國的政策仍會如此。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這是美國長久以來的國際政治的觀念。

戰略競爭所帶來的對抗

自2017年川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與中國的衝突愈來愈白熱化，這其實有「戰略競爭」上的原因。川普治國的思想核心在於讓「美國再度偉大」，操作的重心在「美國優先」；習近平執政之後，強調「中華民族復興」，實踐的中心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美中之間雖...

序　台灣的未來比美中衝突更讓人憂慮

2017年，美國軍方提出「整體政府」（whole government）的概念，意義在於重返冷戰時的「戰略中心主義」的運作方式，也就是各部門的政策應滿足「國家戰略」目標需求，進行力量的整合與協調。

過去歐巴馬的政策，著眼於經濟，以復甦國內經濟為要務，而在對外關係上，則以「多邊經濟」協定（TPP）、聯盟關係重塑，以及安全議題升級等目標，作為操作的重點。這樣以經濟政策為優先的主張，如今被川普政府視為徹底失敗的政策。

2017年起，俄羅斯、中國被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有三項重大的行動排出時間表：一是常規戰爭取代反恐戰爭，因而必須大幅提高軍事預算，並組建「印太戰略」聯盟體系；二是對中國大陸發動關稅、科技、匯率、經濟主權等制裁手段；三是強化台灣作為抵銷中國大陸實力的地位。

這三件大事，構成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整體政府」行動。

這樣的發展趨勢，正如「修昔底德陷阱」論者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的評斷：中美戰略基礎的確已經瓦解了。

中國大陸的量體與發展，具有挑戰美國地位的潛力，而美國的戰略中心主義主要是以「能力」作為競爭思考的基礎，而非對手具體做了什麼傷害我方的事情。2000年時，中國大陸GDP進入1兆美元總量，當年小布希政府便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說的通俗一點，便是視中國為具有「威脅能力」的假想敵。

但受到911恐怖攻擊事件影響，美國將戰略目標轉向「全球反恐」。在「全球反恐戰略」的需要下，美國轉化了對中國「戰略競爭」的態度，但仍無法掩飾美國對中國的「疑慮」，這讓中國大陸有所警覺，於是更大幅度增加投入軍事發展。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巴馬政府一方面要處理國內金融危機所產生的經濟困局，同時也針對中國的崛起，喊出「亞洲戰略再平衡」的口號。2016年，南海國際仲裁結果的宣布，雙方較量達到高潮，卻因美國少了軍事權力的支撐，反而弱化了美國在亞洲同盟眼中的地位。

美國進行「亞洲戰略再平衡」的乏力，引起美國戰略學者的不滿，於是，在2018年年初，美國學界、政界、業界興起對中國的政策大辯論，認為未來五年內是抑制「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2019年3月27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國會的聽證會上表明，必須確保中國和俄羅斯不能獲得戰略優勢。其中，中國的排名超越了俄羅斯，成為「頭號」假想敵。

中美之間的戰略衝突，來自於四個命題：一是2010年美國推動的亞洲戰略再平衡；二是2013年大陸推行「一帶一路」的經濟全球化戰略；三是2018年美中經濟戰的開打；四是2017年後美中的軍備競賽。

亞洲戰略再平衡的命題，如今已經轉變為印太戰略。此領域的衝突，已由東海、台海、南海，進入南太平洋的鏈接；權力抗衡已由第一島鏈，向東擴大到第二、三島鏈領域，進入美澳傳統戰略控制區。

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如今已吸引了七大工業國家中的義大利，打破了G7聯盟的態度。此戰略向東拓展，進入南太平洋島國，引起美、澳警惕，同時讓美國憂慮此戰略對關島、夏威夷的影響。

中美的貿易戰，經過一年的交鋒，如今已經明朗。美國的訴求，遠遠超過關稅與貿易逆差，還包括了技術移轉、智慧財產權保護、金融匯率與經濟結構調整等。2019年4月3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至美展開第九輪磋商，進一步討論「協議文本」，若無意外，2019年下半年應有一個結果。

軍備競賽部分。從中美經費投入觀察，美軍2019年的預算為7,160億，2020年預計將投入7,500億。相較於歐巴馬時期，預算高出千億之多，約占美國GDP的4%。從中國方面來看，2019年預算為1,776億美元，相較前一年增長7.5%，約占GDP1.5%。從軍費投入來看，美軍顯然十分焦慮；而從中國的國防開支來看，卻難以評斷是否進入軍備競賽。不過，從造艦速度來看，中國四年下水艦隻約為中等國家艦艇總數量，確實令人驚訝。

從上面四個命題分析，貿易戰似乎已接近尾聲，而「一帶一路」發展，也突破了工業國家的抵制。另外兩個命題，則屬於地緣戰略議題，美國正努力透過聯盟關係，希望有效遏制中國。所以，未來地緣戰略的摩擦，不但會持續，甚至還會加劇進行。

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地緣槓桿，莫過於「作為戰略資源與工具的台灣牌」。歐巴馬卸任前，簽署了2017年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首度將「台美軍事交流」列入法條，啟動了「台灣牌」的操作。之後的2018財年法案，進一步強調「軍艦相互停泊對方港口與防禦合作」。到了2019財年法案，更是直接提出「協助台灣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維持台灣充分的防衛能力」。而美國的外交事務部門，也通過國會運作成立了「台灣旅行法」與「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美國為了能掌握「一中政策」的詮釋權，不但「立法明志」，同時展現了具體的行動。例如在軍事上，售台F16V戰機、神盾系統戰艦、M1A2戰車、協助潛艇製造、完善C4ISR系統等等。其次，美國也派出伯克級戰艦、B52轟炸機，自由航行於台灣海峽、南海水域。在外交上，則成立美台印太戰略諮詢會議，並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體系，又促使南太平洋島國論壇「平等承認大陸與台灣地位」等。

除此之外，2019年初，美國更是直接介入兩岸關係。如蓬佩奧指出，「美國正利用各種工具來阻止外交孤立台灣」。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也宣稱，「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方案，不能反映雙方的意願」。而美國的在台協會也證實，早於2005年，美國陸戰隊便已進駐該單位。這些動作已經貼近了「主權」的底線，必然會引起中國大陸的反制。

確實，這三年來，台灣戰略地位是升高了，但這卻是在美國「戰略需求托舉」下形成的。從根本上說，台灣正在進入美國戰略謀劃圈，這既不是搭便車，更不是相互依賴，而是完全戰略依賴。

雖然美國這三年的對台政策有所活化，但美國仍有底線思考。例如軍售F16V全新戰機，是實實在在「四代半」空優機，但只與中國大陸的J10C性能相當，技術水準並無超越。其次，美國與台灣成立「印太戰略」的諮詢會議，也未逾矩一中範疇。而蓬佩奧所稱維護「台灣國際地位」，乃是指南太平洋島國與台灣現存的建交國。美國雖然介入台海關係，但底線仍是存在，台灣必須認清細微處的政治意義。

2019年3月31日，台灣的媒體以顯著的標題報導：「共軍兩架殲11型戰機，於上午11時許越過海峽中線，進入海峽西南空域。」這是一個警訊。大陸智庫學者劉國琛表示，「所謂海峽中線是個偽命題」。又說，「美國軍艦今年已經三次通過台灣海峽，大陸方面做出應有的反應，一點兒也不奇怪。」台灣當政者急著與美國戰略同步，並想乘勢謀求「台灣獨立」，結果恐怕是將「衝突戰火」引到自家門上。

台灣對美國一廂情願的戰略依賴，既失去戰略耐心與定力，也失去理性判斷能力。中美衝突，美國目的乃在「抑制中國大陸發展速度」，以及「維繫美國霸權」。台灣急於獨立的心態，及美國也樂於視台灣為槓桿，禍引「台海」。因為這一來可以阻止中國大陸在南太平洋島國的經營；其次，若衝突升高，還可拖住大陸的經濟發展，使之進入戰爭的消耗狀態。因此，台灣必須拾回戰略自主，轉變「脫中入美」的依賴戰略，並避免在美中對抗中引火上身。

台灣在戰略選擇上，首先要重視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事實上，「維持兩岸現狀」，指的便是目前「台海和平」的狀態。其次，台灣仍有三個方案可以選擇：一是「和平協定制度競爭」，二是「可取信的中立政策」，三是「平衡性的對外關係」。

和平協定是將兩岸和平發展確立下來，進行全面交流，形成兩岸制度競爭的良性循環。「可取信的中立政策」有別於獨派提出的「和平中立邁向獨立」的主張。「平衡外交」則可摒除一邊倒向美國的依賴戰略，避免戰爭，更要防杜「戰爭代理人」陷阱的出現，讓台灣安全與經濟發展得以兼籌並顧。

序　台灣的未來比美中衝突更讓人憂慮

2017年，美國軍方提出「整體政府」（whole government）的概念，意義在於重返冷戰時的「戰略中心主義」的運作方式，也就是各部門的政策應滿足「國家戰略」目標需求，進行力量的整合與協調。

過去歐巴馬的政策，著眼於經濟，以復甦國內經濟為要務，而在對外關係上，則以「多邊經濟」協定（TPP）、聯盟關係重塑，以及安全議題升級等目標，作為操作的重點。這樣以經濟政策為優先的主張，如今被川普政府視為徹底失敗的政策。

2017年起，俄羅斯、中國被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有三項重大的行動排出時...

序 台灣的未來比美中衝突更讓人憂慮（張明睿）
導論：美中長期戰略競爭與台灣的選擇（王崑義）
杭亭頓認為：「歷史上，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來主宰。我想美國的政策仍會如此。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這是美國長久以來的國際政治的觀念。
戰略競爭所帶來的對抗
競爭對手就是競爭敵手
歐巴馬與川普的戰略行動
川普是否有意塑造新冷戰？
台灣選擇對美國一邊倒
傑維斯模式與籌碼化的台灣
2025至2030是美中權力消長的關鍵期
離弦之箭與台灣宿命

第一章 美中如何走向新冷戰格局（蔡裕明）
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指出，「遠處霸權通常喜歡讓地區大國來制衡熱衷於追逐霸權的國家，她們則坐山觀虎鬥。但有時這種推卸責任的策略並不可行，遙遠的霸權國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國家」。
第一節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定位
屠龍？或者擁抱熊貓？
美國對中國的四種定位
地緣政治夢魘與融入主義的落空
權力轉移與制度衝突
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
第二節 川普主義與戰略轉向
川普的「原則性現實主義」
川普對中國的定性定調
中國試圖取代美國？
美國國安團隊的鷹派化與不可預測
結束對中國的「接觸政策」
第三節 中國「圍地」與美國「拆邊」
習近平的「圍地」棋局
美國的「拆邊」布局
新冷戰的雛形
醞釀中的美中衝突風暴
台灣是棋子、要子，還是棄子？

第二章 美中相互競逐全球領導力（蔡裕明）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執行長葛希曼2018年6月於眾議院聽證會上表示，中國大陸已是美國面臨最嚴重威脅，超過恐怖主義。
第一節 從軟實力到「領導力」
掌握柔性議題即掌握權力
軟實力的意義
銳實力登上舞台
建構「領導力」成為國家目的
第二節 宣傳中國的故事
從控制新聞到購買媒體
孔子學院與漢語傳播
中國的海外投資
官方與非官方管道交流
承擔國際責任
美國對中國大陸軟實力操作的反應
第三節 美國領導力的式微與重建
美國的軟實力發展
警覺中國「伸長手臂」的威脅
華府增加公共外交預算
美國積極爭奪5G標準的主導權
第四節 過度使用硬實力，將丟失美國的軟實力

第三章 台灣是棋子、要子，還是棄子？百年來的戰略焦慮（羅慶生）
百年前，英國的地理學者麥欽德就曾提出他的憂慮，未來的中國，將因為她面臨海洋的優越地位，加上巨大的大陸資源—這是占有樞紐地區的俄國人現在還沒有到手的有利條件—而造成對自由世界威脅的黃禍。
第一節 百年前的戰略先知
美國戰略家眼中的「黃禍」
海權論v.s.陸權論
「貿易」是制海能力的關鍵
陸上運輸v.s.海上運輸
世界島pk美洲島
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第二節 美國棋手與中國玩家
中國大陸的對策
歐巴馬為何不打印度牌？
第三節 台灣是遏制中國崛起的王牌嗎？
川普的狼來了
台灣是「棋手」嗎？
「印太戰略」的侷限
台灣是最完美的戰爭導火線？

第四章 貿易戰爭的衝突（羅慶生）
2018年12月，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艾利森教授，曾經以「中美之間必然發生戰爭嗎？」為題指出：在過去一百年的「美國世紀」，美國人已經習慣在各個領域的領先地位。世界第一，就是我們美國人；單單想到有個國家，未來可能和我們一樣強、一樣大，甚至更強更大，就會讓美國人在身分上感到屈辱。
第一節 貿易戰的來龍去脈
貿易戰並不簡單
貿易戰引發第二世界大戰
貿易戰觸發經濟大蕭條
日本「失落的二十年」
「廣場協議」與日本的泡沫經濟
升息戳破經濟泡沫
明斯基時刻
第二節 中國大陸崛起的威脅
從「山寨大國」到「科技立國」
科研經費大躍進
美國人的憂慮
「中國製造2025」與5G標準
美國在5G競賽中落後
第三節 虛擬的戰爭
從「貿易戰」蔓延到「科技戰」
全力阻止中國產業升級
「貿易戰」讓中國傷痕累累
中國潛在的金融危機
用經濟成長來消化房地產泡沫
中國大陸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
川普與美國的衝突
兩個美國政府？
經濟冷戰
孟晚舟事件
資安疑雲的美中鬥法
台灣成為風暴中心？
美國利益不等於台灣利益

第五章 軍事決定論（張明睿）
一位受訪的美軍將領表示：「最好的武器需要最好的敵人，現在中國就是美國最好的敵人。」
第一節 美中台三方，誰最想要一場戰爭？
一場代理人的消耗戰爭
不戰而屈人之兵
戰爭的兩個前提
「主勝」與「將勝」的不同
令人困惑的民調
願為台獨而戰的11%
美國與急獨者的台海戰爭夢
第二節 中美軍事技術的競爭
新技術戰爭時代的降臨
中美的軍工建制
中美智能化戰爭技術的競爭
中國對智能化軍事的追趕
第三節 不再太平的台灣海峽
中國對美國的「抵銷戰略」
中國的「殺手鐧」
美國需要絕對優勢的軍力
中國是美國最好的敵人
台灣願意成為一張戰爭牌嗎？
豬羊變色的兩岸兵力
純粹防禦的刺蝟戰略
2020解放軍奪島作戰計畫
攻台336小時與72小時的爭論
心理裂解下的虛幻武力

結論：美中戰略競爭下的台灣（王信力）
大國之間的戰火，有時是由小國盟友點燃的。不只是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戰爭是如此，第一次大戰何嘗不是因為小國之間的衝突，最終將歐洲各大國捲入戰火之中。歷史雖然難以重演，但悲劇卻似乎一再被愚昧人類複製。

台灣有「戰略耐心」與「戰略定力」嗎？
建構「新冷戰」
中國「必須是」美國的「敵人」
決戰點在2025至2030年
自我實現預言
「最高政策」決定戰爭與和平
美中開打，台灣怎麼辦？
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
兩岸關係的轉折
大陸對兩岸關係的焦慮
習近平是蔡英文的最佳助選員
樂觀的台獨幻想
台灣是棋子還是棋手？
台灣會是美中衝突的引爆點嗎？
正在失去「行動自由」的台灣
包著糖衣的毒藥
小國大戰略——台灣最好的選擇
記取歷史的教訓
不一定要「美國優先」
設法拆除戰爭引信
中立與彈性才是安康之道
台灣最好的選擇

序 台灣的未來比美中衝突更讓人憂慮（張明睿）
導論：美中長期戰略競爭與台灣的選擇（王崑義）
杭亭頓認為：「歷史上，美國一直反對歐洲或亞洲由某一個大國來主宰。我想美國的政策仍會如此。假如中國企圖主宰東亞，美國會反對。」這是美國長久以來的國際政治的觀念。
戰略競爭所帶來的對抗
競爭對手就是競爭敵手
歐巴馬與川普的戰略行動
川普是否有意塑造新冷戰？
台灣選擇對美國一邊倒
傑維斯模式與籌碼化的台灣
2025至2030是美中權力消長的關鍵期
離弦之箭與台灣宿命

第一章 美中如何走向新冷戰格局（蔡裕明）
進攻性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