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起點 棒球少年夢
朱立倫的阿公林本誠曾經對他說：「我們林家第一代孤身渡海來台，第二代打拚起大厝，讓家族開枝散葉。你們朱家也當如此，第一代朱樟興隨國民黨到台灣，第二代的朱立倫也要奠定基業，台灣就是你的故鄉，要光大家業。」
阿公把光宗耀祖的期望放在朱立倫的肩上，這番話，也成為朱立倫背負家族光榮使命的起點。
阿公阿嬤的家─梅鶴山莊─從清朝同治年間就靜靜佇立在桃園大溪的山林間，朱立倫在這裡渡過童年的每一個寒暑假。回憶小時候在梅鶴山莊的童年，每天他都一大早就起來，在飯廳陪阿公吃頓白米飯味增湯的早餐，然後在阿嬤的目送下，陪阿公走一段路去坐公車上班。
朱立倫的阿公畢業自日本商校，平日總是西裝筆挺到合會上班，為鄉民服務；而阿嬤就像「佐賀阿嬤」，熱情又溫暖，照顧家族的每一個人。梅鶴山莊是台灣林家的開墾標記，但標記在朱立倫心中的，則是從小在大家族生長的溫情。
梅鶴山莊是生命裡的第一個記憶，也是永遠的故鄉。
小學時，他跟父母親搬到八德眷村，光著腳丫子在田裡打棒球，夢想成為棒球選手；畢業後拿到縣長獎，進入桃園最好的振聲中學；之後考上建國中學、台灣大學，從桃園鄉下的土小子，闖盪到台北；最後飛向紐約，二十九歲就拿到博士學位，三十五歲成為正教授。達成生涯規劃的目標，實現了當教授的夢想。
三十七歲以後，人生卻在一個不經意處轉了個大彎，他踏入政壇，展開另一段人生之旅。雖然從政是一條難以經由現實步驟規劃的路，但朱立倫以扎實的步伐踩在多變的局勢裡。
無論走得多遠，朱立倫永遠記得阿公的期許，也記得阿祖的叮嚀：「造橋舖路的人，都是在積功德。」
先人已逝，他們的期待，影響朱立倫一生。阿公將「興旺家業」的期許，交付給朱立倫，那些話語成為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火，照亮朱立倫人生的道路。阿公是典範，阿嬤是愛，讓朱立倫無所懼地接下人生的光榮使命。
「有能力的人，就要擔更多責任。」從政十餘年，難免挫折，朱立倫還是不斷向前：「今天不做，明天怎麼辦？難道有挫折就要放棄堅持？」如同開路，碰到石頭，搬開就是了。
朱立倫談使命，眼睛會閃閃發光，因為他看見別人未見的美好台灣。人生道路漫長，從政之路，遍布荊棘，而他未忘初衷。
牽掛故鄉的人，心裡有力量，才走得穩當。
一切，都開始於梅鶴山莊，那個在稻田間奔跑，帶著爽朗笑容的男孩。
梅鶴山莊的童年記憶
無論行程再緊湊，只要路過大溪，朱立倫一定會安排一小段私人時間，回到大溪梅鶴山莊。哪怕只有十分鐘，連喝杯茶都嫌趕，他也要回家，拉拉阿嬤的手，笑得像個孩子似地撒嬌，讓阿嬤看幾眼。梅鶴山莊是朱立倫人生的起點，也是最溫暖的角落。
二○○一年第一次選上桃園縣長，就任時，他慎重地邀請阿嬤到桃園縣政府參觀，他牽著阿嬤的手走進縣長辦公室，讓阿嬤坐坐自己的辦公椅，開心地笑著說：「阿嬤，這是縣長的位子喔！」阿嬤的臉上也有藏不住的驕傲，看著這個從小最讓她疼愛的孫子長大了，成家立業，還當上故鄉的父母官，有什麼比這個時刻更讓人欣慰？
修橋開路結良緣
出身桃園林氏大家族的阿嬤，一向特別喜歡這個聰明能幹的外孫，因為這個外孫是一段「做功德」的天賜良緣而來的。
這一個良緣故事，得從朱立倫父母的相知相戀講起。
朱立倫的父親朱樟興，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的部隊撤退來台，當時擔任工兵連連長，銜命到桃園大溪開路。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就連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從大溪梅鶴山莊通往鎮上的那條柏油路，鋪出了他人生的另一條大道。當年為了開路，他駐紮在梅鶴山莊，沒想到就此開啟一段浪漫愛情。
梅鶴山莊是桃園的大戶人家，高大挺拔的朱樟興，在寧靜無波的林家大院，掀起漣漪。美麗的林家大小姐在穿廊間來去時，總是吸引朱樟興的目光，十八歲的大小姐也默默地仰慕這位帥氣連長。
那是個「把女兒嫁給外省豬，不如把她送去餵豬」的年代，何況是這樣一個大家庭，哪容得下女兒嫁給外省兵。但是阿祖說話了：「我從第一天看到朱樟興，他就是在開路造橋，他是好人，在積功德！」有了阿祖做靠山，終於促成這一段美好姻緣。
朱樟興為了娶回美嬌娘，特別請當時他同學的父親，也是大溪行館主任汪守芝，以及大溪鎮的老鎮長黃宗寬來提親。阿祖看朱樟興這麼積極，又孤身一人，沒有家人親戚，慷慨地讓朱樟興免了聘金，只要請親戚朋友吃喜餅就行。
朱樟興心想：「不過是吃餅嘛，能花多少錢？」沒想到林家親戚太多，光是吃餅，就花光了他所有的積蓄。自清朝渡海來台，便立足桃園大溪、有著七代傳承的梅鶴林家，著實讓朱樟興大開眼界。
梅妻鶴子在大溪
梅鶴山莊宗祠的大牆上，畫著林家族譜。從大陸林炳興開始，後來有了來台第一代的林信實，勇渡黑水溝，孤身來來台灣討生活；第二代林登雲開枝散葉，憑藉著林本源家族的勢力，開拓自己的一片天。
林登雲原為板橋林本源商號的執事（總管），負責看管林家在桃園的家業，為此林登雲將家族從台北新莊，遷移到桃園大溪。最後部分族人回到台北，在板橋落地生根，林登雲卻選擇在大溪定居，自此家業如雲，擁有自己的礦業、磚廠、茶園、商號、土地。
林登雲家族原本居住在大溪鎮上，當年的大溪，靠著大漢溪船運，繁華不輸大稻埕。林登雲相中背倚山、面山林溪流的慈湖，在山中蓋了二落六護龍的宅第，並以宋朝沈括《夢溪筆談》的「梅妻鶴子」典故，取名為「梅鶴山莊」。
梅鶴山莊的院落，完全是大戶人家的規格。第一進是正廳，喜事迎親，喪事停棺；正身「公媽廳」（祠堂）居中，祭祀祖先，兩旁的護龍則居住著所有的親族。百年來，人事流轉，迴廊天井間的陽光粉塵，輕輕地灑在藍色門框上，染出歷史的痕跡。
到了第七代，林家血脈已經在桃園大溪扎下深根，傳承的香火像開闊山林，枝葉繁茂，後來還與大溪望族黃家結親。黃家女兒嫁入林家，彼此繁複的家族網絡緊緊相依。
而林家在政治上的參與，也有很長的歷史。從清同治年間捐官後，林家就參與政治。民國之後，家裡廳堂更高掛孫中山先生的畫像。朱立倫的阿公林本誠，自小接受日本教育，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民主思想卻極為推崇，對政治也有獨特的見解。家族子孫們懷抱熱情地參與公眾事務，棄教從政、棄商從政，在家族中是常有的事情。
大家族經歷清朝、日治、民國的政權更迭，對政治更顯包容與開明，接納了不同黨派的族人。這個大家族對政治也充滿理想性，認為有能力的人，就該擔負更大的社會責任。
經歷過日本統治，又是商校畢業生，林本誠把日治時期日本人對待台灣人的粗暴牢記在心，常常告訴朱立倫日本警察是如何欺侮台灣人；台灣學生即使再優秀，也只能就讀醫學、農業等系所，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力。
日治時代結束後，國民黨統治初期造成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同樣讓梅鶴山莊的人心生警惕，雖然因為整個家族都在山裡，沒有人被牽扯進白色恐怖的漩渦，但林家歷來有許多知識份子，一向反對威權的壓迫。
也因為如此，所以林家極力保護家族裡每一個人的自由思想，他們毫無保留地擁抱朱樟興，不只把女兒嫁給他，更視他為家族的重要成員。
出生田野間
朱樟興成家後，自立門戶。他在桃園四處找尋新房，最後在滿是稻田的八德鄉下找到一間三合院，他用很便宜的價格租到幾個房間，帶著妻子落腳這僻壤田邊。
那是妻子第一次離開大家族。結婚第一天，她才知道朱樟興說「錢都拿去買餅了」並不是玩笑話，掀開米缸，一粒米也沒有，而且朱樟興婚後不久要調派到金門。面對接連的挑戰，她不退縮，反而捲起袖子，努力持家。當時朱樟興每個月薪水三百元，全部交給妻子。除了家用，她還強迫自己儲蓄，每天存一塊錢，只要得閒，就走路到八德農會，把幾塊錢都存起來。
一九六一年，繼老大之後，朱樟興的第二個兒子朱立倫，在田間的家出生了。當年軍人不但薪水微薄，也常得隨著部隊移防，朱樟興總是不在家。孩子出生時，丈夫無法陪伴；孩子病了，妻子得抱著發高燒的孩子跑過田埂求助；丈夫出勤時，還得擔憂他的安危。
朱立倫出生沒多久，有一次，他的大哥突然發燒不退，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小兒麻痺，母親揹著孩子四處尋找名醫，甚至變賣所有朱樟興從大陸帶來的值錢物品，好不容易才換回一個健康的兒子。
小朱立倫兩歲的妹妹，有天也不知何故，上吐下瀉，把母親嚇壞了。她一個人從八德鄉下轉好幾趟公車，回大溪求救，阿公急急忙忙將小外孫女轉到台大醫院住院。
由於軍人父親常因出任務不在家，朱家只要有一個孩子出狀況，其他孩子就會被送回梅鶴山莊，免得母親一人照顧不來。朱立倫的大哥常為此抱怨弟弟妹妹：「都是你們害我被送走！」朱立倫正好相反，他最愛阿嬤家，巴不得趁機回梅鶴山莊玩耍。
大家族的童年生活
四十多年前的梅鶴山莊還住了十幾戶人家，朱立倫才剛學會跑跳說話，就在各房家裡鑽進鑽出，哪裡有好吃的，他聞到，馬上就跑過去大吃一頓。由於他見了人總是笑咪咪的，嘴巴又甜，大人見到他都很開心，也特別寵他。
在梅鶴山莊，朱立倫有個最喜愛的「儀式」。每天早上，他一定會早起陪阿公吃早餐，餐桌上一定有碗冒著熱氣的白米飯，擺上許多日式小菜，最後會有一碗熱騰騰的湯。阿公在鎮上的合會工作到退休為止，身高一百八十公分，每天總是西裝筆挺地出門，提著公事包，一臉嚴肅，朱立倫就愛陪著阿公走過父親舖的林蔭道，在公車站牌等車。
有時候，他甚至就跟阿公一起搭車到大溪，獨自在鎮上晃蕩，到縣議會找舅舅、或者去親戚家玩。當時大溪老街上太多親戚，每家都有得吃、有得玩。玩累了，就自己坐公車回梅鶴山莊，有時候連公車票都省了，因為公車司機也是親戚。
小時候的朱立倫，很愛跟議員大舅舅林熺達出門，連大舅舅上議會，他也照跟不誤，而且，到了議會，他毫不怕生，對每個議員笑咪咪，賺到不少糖果跟讚美。五歲時，四舅舅結婚，在梅鶴山莊舉辦婚宴，當時的桃園縣縣長許新枝也來道賀，小小年紀的朱立倫被派上場當接待，完全不怕羞，很驕傲地跟大人物合照。
不去鎮上的日子，朱立倫就跟著下田。梅鶴山莊附近有片林家的田地，朱立倫老愛跟大人去湊熱鬧，挖土、插秧、除草，甚至割稻，都難不倒他。但是他去田裡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幫忙種田，而是期待早上、下午各一次的點心時間，可以跟大家一起蹲在田邊爽快地吃碗鹹粥、米苔目，躺在大樹下休息，睡個舒服的午覺，下午做些農事，兩腳踩滿泥巴，才蹦蹦跳跳回家找阿祖，還可得些點心犒賞。
在所有曾孫中，阿祖最疼愛朱立倫。當初她作主讓朱樟興娶了自己的孫女，成就一段好姻緣，現在小曾孫出生了，嘴甜得很，兩頰還掛著小酒窩，她看了更是歡喜。況且朱立倫聰明貼心，老人家打牌的時候，他就在牌桌附近晃啊晃，偷看別人的牌，再爬回阿祖的腿上，湊在耳朵旁告密，讓阿祖贏錢。連叔公姨婆都會摸摸他的頭，取笑他嘴這麼甜，以後「取某免錢啦！」，再不就預測他長大肯定是個外交官。
小孩子眼中的「政治」
在林家眾多的親戚長輩身邊長大，朱立倫除了培養出對人事物敏銳的觀察力與直覺外，也提早對大人的世界有了想像。
熱心地方事務的林家，對於政治並不陌生。每次選民意代表時，大家族中總有幾個人的政治立場是歧異的。即使選舉時是敵手，一踏進門廳，就是一家人。
在這個大家族參與政治的全盛時期，共有四個人擔任公職，父親朱樟興是國大代表，大舅舅林熺達是大溪鎮長，堂舅舅林熺模是桃園縣議員，堂舅舅林熺厚也是國大代表。
其中競選次數最多的是大舅舅林熺達，議員選舉兩次，當選兩次；鎮長競選六次，當選兩次。朱樟興當選過三次議員、一次國大代表。當年朱樟興競選國大代表時，最大的競爭對手，竟然是太太的堂弟林熺厚，朱樟興代表國民黨參選，堂弟則代表民進黨參選，最後朱樟興拿下第一高票，堂弟則是第二高票。其他候選人忍不住開玩笑：「選舉都不用到梅鶴山莊拜票啦，他們家族每年都有人出來選！」
林家性格最激烈的，就是大舅舅林熺達，師範學院畢業後，由國民黨培植，投入地方選舉，最後卻因對國民黨的黨工制度有意見，以及黨內不斷的政治鬥爭，憤而退黨，成為無黨籍民代，與許信良結為好友。林熺達常把朱立倫帶到議會玩，更笑說：「這孩子從會走路，就幫我發競選傳單！」
但是對小朱立倫來說，選舉沒那麼複雜，他貪圖的是家族聚在一起，共同做一件好玩的事情。每到選舉近了，阿姨就會領頭喊：「小朋友都過來！」一人發一疊傳單，只要把傳單折好，就可以享受熱呼呼的炒米粉，小朋友們搶著工作，更顧不得燒舌頭，急忙地扒完一大碗米粉！
朱立倫在大家族長大，跟長輩們在議會走動，聽大人議論時是，為鄉里爭取福利，讓朱立倫看到政治善的一面—「政治，是為眾人謀福利。」
朱立倫長大後才明白，廳堂上的國父遺像，代表阿公心裡對政治的追尋。也才更明白什麼是「選舉」。他從家人身上，學會人際的處理；也從家人的批評言談中，明白「關說」、「賄賂」、「特權」如何被濫用，等到自己從政後，巧妙而有智慧地避開政治陷阱。
朱立倫在梅鶴山莊得到毫無保留的愛，也養成了開朗的人格。受日本教育的阿公沉默寡言，閒時就蒔花養草，但他關心時事，處事嚴謹，是小小朱立倫的第一個偶像。阿公自小就對朱立倫說，你是朱家第二代，也要努力喔！他更直接對朱樟興說：「你們到台灣，就要落地生根，第一代安定，第二代就要在這塊土地上把朱家發揚光大，你們已經是台灣人。」
朱立倫的阿嬤，則是家族裡最重要的愛的來源。朱立倫形容身高一百五十公分的阿嬤，就像「佐賀阿嬤」，總是開朗熱情地招呼一大家子的人，就算初次見面，也熱心地握著你的手，招呼吃喝，就怕人家渴著、餓著。她最愛的孫子就屬朱立倫，逢年過節吃飯時，總要給他挾一隻大雞腿，整個碗都滿出來了，還一直挾，阿公總會說：「好了啦，嬰仔唔愛吃這麼多！」一直到阿嬤都九十幾歲，朱立倫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回到阿嬤身邊，還是阿嬤眼中的小孩。
誰也沒想到，這成天在穿廊間奔跑，愛吃愛笑愛玩的小孩，未來會成為第一名的學生與教授，在紐約學有所成後，返鄉付出。更沒想到，朱樟興舖起梅鶴山莊通往桃園的第一條馬路，長大後的朱立倫，為桃園舖設兩百多條馬路，徹底改變桃園。又因為管理與領導的卓越成績，走出桃園，進入中央成為行政院副院長。未來，他甚至要爭取選民的支持，運用成功的城市再造經驗，把他的家族興家立業的新北市，改造為國際城市。
稻田捕手
二○○九年桃園縣長任期即將屆滿時，從政成績耀眼的朱立倫，成為政界、媒體評論界關注的焦點，大家都在預測他的下一步，也紛紛猜測他的生涯規劃與政治夢想。但是沒有人知道，朱立倫許下的人生第一個志願，與政治無關，而是熱切地想要成為﹁棒球選手﹂。
﹁伯公（吳伯雄）每次都很驕傲地告訴別人：『朱立倫小學畢業領縣長獎，是我頒給他的！』﹂朱立倫開玩笑說：﹁那是因為當時桃園沒有厲害的棒球隊，我只好乖乖唸書，考第一名，然後繼續升學。﹂
棒球，真的是朱立倫的最愛。儘管他沒有機會成為棒球選手，站上人人注目的投手丘，但是多年後，當他有能力為棒球盡力時，就默默地為棒球做了很多事。桃園縣長任內的八年，桃園縣增加了一百零八支棒球隊，蓋了一座國際棒球場；入閣後，他挑起棒球振興計畫召集人的擔子。
不過，他還是很遺憾：﹁做了這麼多，還是不能上場打球。﹂於是他鼓勵小兒子打棒球，一有空閒就陪他玩接球，兒子不服氣：﹁你怎麼投得比我好？﹂朱立倫可得意了：﹁拜託，我小學五年級就會投變化球！﹂孩子打球，難免在球場上受傷，朱立倫不以為意：﹁昨天他又被包紮了一大包回來，很好啊，球場上就是這樣，我小時候更野！﹂
稻田裡的小捕手
上小學前，朱立倫跟母親住在八德鄉下的三合院。一九六一年，桃園八德還是個偏僻農村，全村都是稻田，還有許多養殖池塘在田邊咕嚕打水，每家的媽媽都怕孩子跌到池裡，總是千交代萬交代。
朱立倫最怕的卻不是池塘，而是村子旁那個長了一張鷹嘴臉的老人，小朱立倫每次遠遠看到老人，就故意大喊：「吃人啊！」直到把老人惹毛了，才沒命似地拔腿狂奔，幼稚又野蠻的他，就跟農村裡的野小孩沒兩樣。
小學一年級，父親分配到眷舍，於是舉家遷往眷村。朱家在眷村的位置，正巧在農村與眷村交界處，這下他可以眷村、農村兩邊玩。放學回家後，常是布鞋一脫，就往稻田裡跑，鄰居其他小朋友也早就等在田裡，要打一場黃昏盃棒球賽！
熱愛棒球的朱立倫當然想站上投手丘，那可是眾人目光焦點所在，每一球都牽動所有人的神經。無奈哥哥投得比他好，不過腦筋靈活的朱立倫很會接球，就被眾人推派當捕手。別看捕手蹲在大後方，整個球隊上場後的作戰計畫，都需要捕手掌握，他得牢記每一個打者的習慣，研判投手的狀況與各種球路，做出最佳判斷，連投手都得聽他的。當球隊落後，他要穩定軍心，還要有阻殺的能力，時時保衛本壘。
當時也是台灣少棒隊揚名美國威廉波特的時期，少棒王牌投手「二齒」許金木勇闖美國，讓所有人為之瘋狂。那是個靠棒球得到安慰的年代，凌晨轉播的比賽，全國軍民同胞莫不準時聚集在電視機前，為巨人少棒加油。
朱立倫自然不會錯過這場比賽，凌晨兩點的比賽，他一點就坐在電視機前等著。到今天，他依然記得許金木在第一局被轟出三分全壘打後，巨人少棒隊利用美國隊投手控球不準、脾氣暴躁的缺點，拚命發動盜壘戰術，擾亂投手的情緒，讓他暴投不斷，最後十三比三贏得冠軍。這場比賽讓全台灣瘋狂，朱立倫還感動地許下人生的第一個志願：「我一定要成為棒球選手！」
除了棒球，那個年代的小孩也為布袋戲瘋狂，只要布袋戲開演，所有小孩都衝回家看史豔文跟藏鏡人到底誰贏誰輸；學校的下課時間，就在走廊上大戰好幾回合，滿口布袋戲文，重複搬演精彩劇情。就連月考題目：「誰是民族英雄？」都有很多小朋友寫：「史艷文！」被老師糾正時還理直氣壯地回答：「電視都嘛這樣演！」
天生的班長魅力
雙子座的朱立倫愛動愛玩，腦筋動得很快，聰明伶俐藏不住，小學入學第一天就被選為班長。
講起這段往事，朱立倫還是忍不住好笑，因為老師問全班同學：「升旗為什麼要敬禮？」「國父是誰？」「為什麼要跟國父遺像敬禮？」梅鶴山莊一入大廳就掛著國父遺像，朱立倫從小看著國父長大，迅速舉手回答。老師一見這學生反應快又活潑，馬上選他做班長，這一做，就成了萬年班長。
朱立倫的班長魅力，一半靠用功，一半靠玩樂。用功的那一半，足以滿足老師與課業要求，每次月考幾乎都是滿分，牢牢霸住第一名的位子；玩樂的那一面則用來跟同學相處。但是他管起同學也有模有樣，絕對不會因為「不好意思」，就放任班上吵鬧，每次整潔比賽、秩序比賽，班上都是全校第一名。他已經退休的小學六年級的班導師洪源銘回想當年，忍不住讚美：「教書三十年，朱立倫是最絕頂聰明的一個。」
當年，師範學院畢業，剛從成功嶺退伍的洪源銘，對教學充滿熱情，所以被分配到「陸光四村班」。老師們都說：「外省小孩的父母要求多，沒人想教，就給你表現吧！」洪源銘跟孩子們玩成一片，不停設計遊戲，以誘導學生的學習「動機」，再慢慢引導孩子們進入正式的「教學」。聰明的朱立倫一下就識破什麼是「動機」，什麼又是「教學」，愛玩的他常會帶頭嚷著：「老師，動機還沒有引起耶！」
洪源銘也帶著新式教育的理念，反對課後輔導，朱立倫明白老師的理念，又不想放棄課後學習的機會。有一天放學，朱立倫很神祕地領著老師穿過巷弄，進入眷村的天主堂，洪源銘心裡不停猜想：「這小鬼到底在玩什麼把戲？」朱立倫笑一笑，什麼也不肯透露。
直到進了小教堂，洪源銘才恍然大悟，全班的孩子早就在教堂裡乖乖坐好，每個人面前都攤著課本；神父的佈道講台上，也放了課本，還插上鮮花。朱立倫用這樣委婉又有誠意的方法，邀請老師為全班課後輔導，讓洪源銘永生難忘。
除了當班長的趣事，小學的朱立倫在家還有個稱號「赤腳大仙」。小學二年級朱立倫才擁有一雙自己的牛頭牌布鞋，但他根本不愛穿鞋，老是光腳到處跑，氣得媽媽追在他背後罵：「你是跟鞋子有仇，上輩子是赤腳大仙啊！」
此外，他也很喜歡寫書法，就算沒人督促，都會攤開宣紙練字，只不過好動的他哪坐得住，他常常站著寫書法，兩隻腳隨便亂擺動，寫到忘我，乾脆連鞋子都脫了，腳丫子也解放了。等到長大批公文，哪怕是在行政院副院長室，朱立倫偶爾還是喜歡站著批，「但是」，朱立倫正色地說：「我不會再把鞋子脫掉了。」
小小朱立倫，總是紅撲撲著一張臉，光著腳在太陽下奔跑，希望在夕陽消逝前，奮力揮出一支全壘打，打棒球的他臉上滿是汗水，這是他心中最美好的記憶。
不過，他的棒球夢，在小學畢業後就醒了。
先把自己準備好
「在棍子落下來之前，我就會先把自己準備好，」朱立倫形容自己：「我不服輸，很好強。該讀書的時候，就把書讀好，不要讓老師有機會處罰我；從政以後，就努力把地方治理好，不要讓民眾批評。」
從小學到台大畢業，甚至出國到紐約拿博士，朱立倫常常拿第一名，他說：「我不是追求第一名，我只是得過自己這一關。」
做立委，他被評選為第一名；做縣長，他也好幾次拿到最高五顆星評價。他常把「認份不認命」掛在嘴邊，也就是不向命運低頭，但是若有責任交到手上，就一定要做好。這不是競選口號，而是他從小就是如此。
頂著大成國小第一名畢業的榮譽，朱立倫進入當時桃園市最好的中學「私立振聲中學」。當時振聲中學全學年只有他一個人來自大成國小，從八德鄉下進城，原本在村子裡不可一世的孩子王，在城裡人的眼中，也不過是個鄉巴佬。就算當過班長也沒什麼了不起，因為振聲中學的學生，每一個都是小學第一名畢業，全部都領縣長獎。
果然，第一堂的英文課就來個震撼教育，朱立倫立刻感受到自己不如人。原來，小學畢業的暑假，朱立倫一如往常到大溪阿嬤家玩、跟同學打棒球，以為世界就這麼歡樂地向前。沒想到城裡的孩子都趁升國中的暑假，補習英文、數學。
朱立倫期待第一堂英文課要學音標，翻開全新的課本第一頁，等老師教導那些歪七扭八的符號，沒想到老師直接跳過半本課本，輕描淡寫地說：「我相信你們都已經學過了。」全班都答「有！」，只有朱立倫驚訝地四下張望，卻不敢舉手。
這次，朱立倫沒當班長，反倒成了衛生股長，也不再霸佔第一名。第一次月考，他考了第三名，信心雖然沒有完全被摧毀，他卻第一次見識到世界的殘酷。班上很多同學小學時都是風雲人物，進初中後成績卻跌到谷底，這給朱立倫很大的震撼：「全班同學都是拿縣長獎畢業，就連最後一名，也是拿縣長獎，但是班上一定有人最後一名啊！」
振聲中學管得嚴，考不好就打，不守規矩也打。朱立倫總是告訴自己，老師棍子打下去前，先逼自己一定要做好。他每天六點起床，從八德騎腳踏車穿越稻田，半個小時才到得了學校；放學時天都黑了，再穿過田埂小徑回家，吃過飯就做功課，直到深夜。
活潑愛玩的他收起玩心，不再往田裡跑，也不打棒球，慢慢地長成一個少年。
放牛班的日子
在振聲中學的日子，升學壓力隨時籠罩，但也有些美好的回憶，這些都來自他口中的「放牛班」─愛班。
振聲用學區分班，把學生分為「忠孝仁愛信義和」七班。男生班有四班，「忠班」以桃園市中心的桃園國小為主、「孝班」是東門國小、「仁班」是南門國小、西門國小，「愛班」則是把朱立倫這一類來自鄉下的小孩收攏成一班，他自嘲是「放牛班」。同學包括鶯歌陶瓷工廠的小孩，三峽的商人之子，新屋、楊梅的鄉下人，全脫不了土氣。不過，這些「雜牌軍」在朱立倫回鄉選縣長時，全都派上用場了。
平常，愛班總是讓人瞧不起，又土又呆成績又不好，唯有運動會的時候，他們最風光！那些在桃園市中心長大的孩子，個個戴眼鏡，跑跳輸人，更別提打棒球。這群鄉下來的雜牌軍，每個都是稻田裡的霸王，運動會就是他們的舞台，棒球比賽更是全校冠軍，投手的變化球、快速直球，把那些蒼白瘦弱的模範生嚇得亂揮棒。連汽水工廠老闆的兒子也讀愛班，每次運動會就搬來成箱汽水請客，更讓他們這一班大大地露臉！
獨享幾顆大蘋果
另一件讓朱立倫至今想起都笑呵呵的往事，是關於「蘋果」。
朱立倫獨享一顆珍貴而稀有蘋果，是小學六年級，父親帶他到台北訪友，經過漢口街陳列著漂亮蘋果的水果店，父親一時興起買顆大蘋果給朱立倫。「我才不要告訴大哥咧，不然這顆蘋果就會被分成六份，全家一起吃。」朱立倫很賊地把大蘋果私吞了。
沒想到上了振聲後，朱立倫獨享好幾顆大蘋果。原來班上有個來自鶯歌的同學，家裡開陶瓷工廠，每天都會帶一顆蘋果上學，其他人羨慕得不得了，他卻老早就吃膩了。這位同學常每天就拿著蘋果，拜託成績好的同學教他寫功課，再請吃蘋果。成績好的朱立倫樂得出手幫忙，自然也吃了好幾顆蘋果。
三年國中生涯，就在努力用功，以及蘋果、運動會等美好回憶中度過。那時，朱立倫連梅鶴山莊也少去了，高中聯考的壓力如影隨形，他必須加倍用功。
不過如今回想起來，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聯考的壓力與過程，而是美食與親情交織而成的溫馨記憶。考試當天，父親帶他上台北仁愛國中應考，在安和路口有家賣燒餅油條的早餐店，父親怕他考試餓肚子，買了燒餅油條給他吃。那是他第一次吃到台北的燒餅油條，愛吃的他只覺得好幸福、好滿足。帶著快樂的心情進考場，果然發揮了百分之一百的實力，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
那年夏天過後，他就得正式跟桃園的歡樂時光告別，進入高中，追求更遠大的人生志向。然而，那個在田野間光著腳奔跑的朱立倫，還躲在他心中某個歡樂角落，趁著沒有人注意就探個頭，出來玩耍一下。
童年夢想威力無窮，雖然朱立倫沒有成為棒球選手，但他的棒球夢就在多年後他當上桃園縣長時，幫助更多愛打棒球的小孩實現夢想。他沒有機會站上投手丘，但是有更多的孩子，可以懷抱棒球夢，繼續在紅土上快樂地奔跑。
鐵馬青春的熱血年代
如果「梅鶴山莊」在政治上薰陶幼年朱立倫，那麼在高中時期與許信良相遇，則啟蒙了少年朱立倫，點燃他對政治的熱情。
身為國民黨的政治新星，朱立倫對民進黨卻從不陌生，甚至從民進黨的黨外時期就開始關注。他常感嘆，現今兩黨如此對立，讓人難過，因為政治本應發自對土地的愛，惡鬥只會造成兩敗俱傷，沒有意義。「國民黨與民進黨要更了解彼此，因為我們在同一塊土地上。」
因此，無論中外媒體如何追問朱立倫對當前政治狀態的看法，試圖挑動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敏感神經，他都只有一個回答，且真心真意：「政治，是服務眾人之事，不是惡鬥，不是對立。我每天在做的建設，開路、教育、治安等，就是政治。」
一九七七年，黨外運動風起雲湧，朱立倫才十七歲，在建國中學就讀。那是個一切都在變動的年代，紅樓裡的朱立倫，也聽見校園圍牆外的騷動之聲，他的雙眼慢慢從課本移開，望向社會。
鐵馬追逐許信良
青春期，正是人生塑形的階段，也是獨立思考的養成。建中校風開放，讓朱立倫有機會思考書本以外的事。他不像血氣方剛的男孩，忙著戀愛，相反地，他的人生正被政治運動牽引。
當時黨外運動波濤洶湧，各地偶有零星對抗事件發生，其中影響朱立倫最深的，就是當時競選桃園縣長的許信良。許信良一路由國民黨栽培，最後卻因為理念不合，選擇黨外，甚至脫黨參選。
許信良在桃園各處公開演講，也在八德農田間的乾枯池塘空地裡發表政見，朱立倫騎著舊腳踏車，站在人群裡聽許信良激昂熱情地演講，深深被他的理念打動。
當時許信良批判政策：「不急的建設，無效的行政」，批評政府將大筆經費用於興建無用館場，他認為經費運用應首重弱勢團體，至於建設，則應鼓勵民間投資。這樣的想法遠遠超越當時的慣性思考，因此引來國民黨內同志的批評，朱立倫卻深感認同。
身為國民黨的候選人，許信良卻不受管束，還提出三項當務之急：工業公害、都市發展和社會治安。這三個問題影響桃園二十年，桃園觀音的汙染、都市重劃區的爭議，以及外來人口引發的社會治安問題，都是桃園進步最大的障礙，許信良不但不迴避，還承諾當選後要打破障礙，帶領桃園向前。然而，過於激烈的性格，以及對國民黨的批判，讓國民黨決定放棄有衝勁、批判性強的許信良，選擇其他候選人，許信良非常失望，決定脫黨參選。
這個決定是痛苦的。許信良發表︿此心長為中國國民黨員﹀，表達內心沉痛；「吾黨無烈士久矣，誠願以一己政治生命之犧牲，激勵吾黨黨魂黨德之復振！吾名雖不列中國國民黨黨籍，吾心願長為中國國民黨員。」
許信良以「新生代政治改革運動」為號召，吸引許多年輕人，包括當年的陳菊、林正杰都加入他的陣營，跟他一同打場新穎文宣的選戰。
「新生代」的改革理念也撼動朱立倫的內心，激發他的正義感與愛國心。許信良的口才並不好，常講得結巴，有時候甚至趕場而把地名都講錯，但他話語裡蘊藏的熱情，確確實實傳遞到朱立倫的心中。
其實許信良的處境朱立倫並不陌生，因為他的大舅舅林熺達也跟許信良一樣，都是受國民黨栽培的知識份子，最後卻脫離國民黨，走上黨外的道路。自從轉向黨外，林熺達的政治路一直不順遂，但他從來都不肯妥協。
朱立倫熱心地到處幫許信良拉票，連到建中上課都忍不住辦起小型政見發表會，把許信良說的那套，搬到學校，到後來同學都尊稱他「縣長」。年輕的朱立倫當時沒想到，二十年後，他會以國民黨黨員的身分，參加桃園縣立法委員的選舉，勇敢地喊出「反攻國民黨」的口號。
後來許信良當選，爆發中壢事件，朱立倫在班刊上洋洋灑灑寫了篇︿桃園縣長選舉之評析﹀，批評國民黨提名有問題、操弄選舉，甚至提及中壢事件的暴動，完全是官逼民反。班刊一字不刪，全文照登，引起一陣風波。
訓導主任三天兩頭請他到訓導處報到，本來要記一支大過，朱立倫硬是跟訓導主任槓上，每次訓導處把朱立倫找去，年輕氣盛的他就跩跩地跟同學說：「抬槓去啦！」到訓導處都是他講道理給主任聽。建中學風開放，主任最後拗不過朱立倫，乾脆叫他寫篇悔過書了事。朱立倫怎麼肯寫，堅持：「我又沒錯！」懇談三次後，訓導主任板著臉把他責罵一番，事情也就過去了。
不要當最後一名的菁英
儘管熱心政治，朱立倫也沒忘記自己最重要的學生身分。雙子座的朱立倫，既浪漫又務實，他該讀書的時候，從來沒有放鬆。
考進建國中學，朱立倫再次經歷初中一年級時遭遇過的挫折感。雖然振聲中學在桃園是最好的國中，在台北卻默默無聞。他在來自台北一流名校的孩子面前，仍舊是個鄉下孩子。
幸運的是，高一開學要選班級幹部時，班導師先選了台北名校畢業的同學當班長，卻指名由朱立倫擔任副班長，班導師還對全班同學說：「雖然振聲是個小學校，但是學生都很會唸書，你們不要小看人家，現在建中高三第一名的學生，就是振聲中學畢業的。」
為了不辜負老師的好意與讚美，朱立倫回家後拚命苦讀。好在，他沒有丟臉，第一次月考就考了前三名。他說：「建國中學的學生，是每一所國中的菁英學生，無論如何，還是會有『最後一名的菁英』。競爭是很殘酷的，要在這個環境立足，就必須不斷努力。」
朱立倫住得遠，他每天早上五點起床，五點半出門趕六點十分的火車，七點到萬華，走路到建國中學正好七點二十分。下課後走路到火車站，坐五點十分的火車回桃園。為了在台灣一流的高中保持競爭力，他每天至少花五、六個小時通勤。
但他不以家遠為藉口，連通車時他都卯足勁唸書。上學途中拿來預習當日功課；放學後就複習課堂教過的內容。這群「火車幫」成績特別好，而且在火車上從不交談，同車三年，瞄了很多北一女的學生，卻一句話也沒說過。
這段通勤歲月，促成日後他在桃園縣長任內的教育改革（詳見本書第三部︿父母官的心情﹀）。「我們桃園的孩子成績不輸人，為什麼不能在自己家鄉獲得最好的教育、上最好的學校？為什麼一定要遠離家鄉？」這是他的親身經歷與真實心聲。
人生的關鍵時刻
高中的分組選擇，是每一個學生決定未來道路的第一次抉擇。許信良的政治激情，在「課業」上對他造成唯一，也是最大的影響，就是他在高二時決定轉組。這個決定，在朱家引起喧然大波。
七○年代，所有成績好的學生都以唸理工組為第一選擇，因為大家都認為學醫學、工程的學生才是最優秀的學生。只有成績差，或者特立獨行的學生，才會選讀社會組。
父親朱樟興一心希望朱立倫能成為優秀的工程師，繼承衣缽；朱立倫的優異成績也從不讓他失望。沒想到跟著許信良到處跑了一個冬天下來，就改變了朱立倫，他堅持要轉念社會組。
不過朱立倫向來不是不顧一切地叛逆，他對父親保證決不念法律跟政治。在那個年頭，法律系畢業後，考上律師執照的並不多；讀政治系，畢業後根本沒工作，搞政治活動還有被關的風險。朱立倫承諾會考上「台大工商管理學系」，還告訴父親：「我是去管工程師。」朱樟興才放心。
但是建國中學的教務處可沒這麼容易商量，之前為了︿桃園縣長選舉之評析﹀大戰訓導處的朱立倫，這回槓上教務處。原來建國中學規定轉組的學生必須唸完高二，高三才可以轉班，朱立倫當時才念到高二上學期，他堅持不要再等一學期，非要在高二下學期開學時就轉班，這完全不符合建中的規定。
坐在訓導主任旁的教務主任，早就見識過朱立倫抬槓的功力。當朱立倫第一次提出要求時，教務主任馬上回絕：「免談！」可是這小子不怕煩，也不怕主任，硬是不停地跟教務主任說：「我已經知道我的興趣是什麼，為什麼不讓我轉班？」直到他第三次去煩教務主任，把主任煩怕了，而且他的成績確實優異，又是班級幹部，教務主任終於答應破例讓他轉班。
轉到社會祖後，朱立倫見識到與理工組完全不同的風氣。他形容：「那裡簡直像是放牛班！理工組每天背一堆公式，下課拚命練習算式。社會組根本不來這一套。」
這個班級看似鬆散，卻藏著很多天才，他們不是因為數理成績差才轉唸社會組，而是對人生有自己的想法，老早立定志向。班上有許多學生，早已立志非歷史系、中文系不讀。皇冠出版社平鑫濤的兒子平雲也是同班同學，過年穿長袍馬褂吟古詩，讓朱立倫大開眼界。
另一個讓朱立倫感到開心的事情，是他的數學成績「如入無人之境」，在理工組已經很優秀的他，在社會組更是打遍天下無敵手。數學課時，老師甚至會開玩笑：「朱立倫，你上來解題給同學看。」
歷史課和地理課也讓朱立倫大呼過癮。建國中學的國文老師都是國學大師，歷史老師與地理老師也是一時之選，每堂課都在辯論，已經跳脫照本宣科的刻板教學方式，引領學生進入更深刻的思考。
相較於理工組上史地課時的沉默，朱立倫讀得不亦樂乎。從小，朱樟興就在家裡掛著世界地圖，在三合院時代就放小地圖，搬到眷村，房子大了，地圖也跟著放大，培養出朱立倫對世界地理的興趣與好成績。大學聯考時，朱立倫歷史、地理都考了滿分。
從「縣長」變「榜首」
朱立倫轉班後，靠著數學成績所向無敵，兩次模擬考，一次考全校第一，一次考全校第二，班上同學已經不叫他「縣長」，改叫他「榜首」。
別以為朱立倫的榜首稱號來得簡單，他拚命得很！升高三時，他與同學在建中後門租屋，每個房間只擺得下一張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和一個小小的櫃子，就像個Ｋ書中心。放學後，他就窩在房間裡苦讀，每一本課本至少讀過三十次才罷休，連註解都背。老師上課時會故意講一段課文，問：「朱立倫，這是在哪一頁？」他都能馬上回答。
大學聯考前，所有人都認定他就是榜首，沒想到，愛耍帥的他卻跌了一跤，敗在自己最拿手的數學。回想起這件往事，他忍不住大笑：「沒辦法，我發現坐我後面的是北一女的學生，怎麼能輸，一定要耍酷！」於是他數學考試時，只寫了四十分鐘，就帥氣地交卷，沒想到只考了五十六分。收到成績單時，他形容「被學校的數學老師笑到爆！放榜前他問我考得怎麼樣啊？我就很開心地說：『當然一百分。』沒想到考這麼差！」朱樟興也氣得直罵朱立倫粗心。
即使數學成績不理想，朱立倫還是依約考上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成為大學新鮮人。他也把人生的夢想，從棒球選手修正為「當教授」。在那樣的年代，這個桃園鄉下來的小孩，只知道最受人尊敬的工作，就是念博士、當教授。他要考上台大，奔向更寬廣的世界。
台大書卷獎
開學前夕，台大工管系的同學們已經開過第一次同學會，建中同學推舉朱立倫當班長，朱立倫嚷著：「這樣太壞了吧！起碼要等別的學校學生來報到，不要找我麻煩喔！」同學起鬨：「哎呀，我們已經佔了三分之二以上，可以了！」就這樣，朱立倫還沒開學，就成了班代。
考上大學，終於可以戀愛了。朱立倫大一追求過班上的女同學，想請對方看電影，沒想到吃了好幾次閉門羹，心裡忿忿不平，後來才發現這位女同學何止是班花，根本是校花，只好摸摸鼻子放棄了。高瘦的朱立倫還是談了幾次被他形容為「很單純，連有沒有牽到手都忘記了」的純情戀愛。
大學生活，除了延續對讀書的熱情，對愛情開始試探外，擔任班代的朱立倫沒有參加其他社團，成天在系學會裡忙進忙出，一如小時候當班長，把班上同學都照顧好，才叫盡責。對於其他的學生社團，朱立倫相當陌生。
有一回，他在學校裡跑錯教室，不小心闖進正在開會的覺民學會。覺民學會是當時國民黨在台大的學生社團，行事低調，但當時的朱立倫根本搞不清楚狀況。會議被打斷的社團幹部瞪大了眼睛看著他，他還沒發現「狀況不對」，見到裡面有幾個政治系的同學，恰巧是建國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朱立倫還開心地問：「你們在做什麼？」建中同學冷眼看著他，他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冒失並不受歡迎，就默默地退出教室。
念書、拿書卷獎、當班代服務同學，朱立倫的大學時期就這麼度過。朱立倫放下青少年時期對政治的熱情，重拾學者夢，一心邁向博士之路。
他沒事就泡在圖書館，無聊的時候，就找個可以看到漂亮女生的位子唸書。他也聽從就讀東海會計系哥哥的建議，認真選修會計，上課很少缺席，還將筆記借給全班同學應急，常拿書卷獎請客。
講起台大時光，他坦白「挺後悔的，太拚命唸書了。如果可以重來，我一定要好好玩一玩，大學時代，應該要學會做人做事，不能光唸書。」畢業二十年後，台大工管系開同學會，同學們分析發現，大學時代成績的好壞，跟成就不成正比，當年成績普通的，後來都成了上市公司的總經理。
與經國先生的午餐會
不過，朱立倫畢竟認真慣了，不管做什麼都很努力，連上成功嶺，他都是同梯的第一名。學科測試肯定優秀，體能測試時更難不倒從小在稻田裡奔跑玩樂的他。成功嶺上第一名的學員，依慣例都會被安排與蔣經國先生同桌聚餐。那頓飯讓朱立倫緊張不已，根本不記得經國先生說了什麼，只記得是「很嚴肅的期望與叮嚀」。
只是，人生機緣就是那麼巧妙，朱立倫萬萬沒想到，當他進入中央，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使用的副院長室，就是經國先生當年擔任行政院院長時的辦公室。
大學畢業後，朱立倫考上預官，抽中「國防部資料中心」。那裡蒐集了許多不可外洩的資料，包括國際情勢、中國大陸事務等等，被稱為「匪情中心」，朱立倫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資料。在沒有電腦的年代，他一頁頁地整理，「順便」也看了很多資料，連中國大陸的《光復日報》、《人民日報》都看過，在封閉的年代，提早認識中國。
預官退伍後，朱立倫依照原訂的生涯規劃，申請到了紐約大學商學院的入學許可，開心地奔向紐約，追尋他的教授夢。那時候的他，以為只要當上教授，人生就已足夠。
然而，青春年少時的政治啟蒙，已在他心中埋下種子，當他日漸成長，從政的夢想，也在心中隱然長成一棵大樹。
少年時代騎鐵馬追逐許信良的日子，熱血年輕的他在建中訓導處跟學校抗爭而說出的純真正義之語，並沒有消失，反而銘刻在他的心中。那些話語在心中漸成經緯，不停地呼喚他跨步向前。
紐約尋夢
無論是經營桃園縣，或者未來挑戰新北市，朱立倫除了從本土出發，思考城市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唯有跳脫台灣既有的框架，從世界的眼光審視每一座城市的可能性，才是未來城市發展的出路。
他的城市遠見，不是憑空想像，而是靠著留學海外多年的經驗，以及國外旅遊的觀察體會，堆疊出的寬廣世界觀。
他熱愛旅行，幾乎每年必到東京，甚至連一些隱藏在小巷弄裡的關東煮小店都瞭如指掌。寒暑假他會陪孩子到英國遊學，每到一座城市，他總會細心觀察，思考著台灣能不能有同樣的建設。在紐約留學、教書的七年，更養成他從世界觀點思考的習慣。
奔向世界中心
大學畢業後，他選擇到紐約留學的原因很簡單：「那裡是世界的中心。」
從小到大，朱立倫靠著優秀的成績，往最高的地方去；每到新的地方，就見識到自己的渺小，明白原來「第一名」這麼多。在紐約，他見識到的，不是小班小校的第一名，這裡的教育，培養的是全世界最頂尖的菁英。
朱立倫盡情把自己浸泡在紐約的多元文化中，重新看待世界。貧富差距，不是空洞名詞，而是錯身而過的遊民；所謂多元，是指緊緊相鄰的街區，卻聚集來自不同國家文化的人，以致連空氣都改變了，小義大利區、希臘區、唐人街，各有氣味；而從同志聚集的格林威治區繼續走，就到了藝術家聚集的蘇活區，各種奇想創意在空氣中跳動。
紐約大學商學院不在華盛頓廣場本部，而是在以前的世貿大樓旁，華爾街上的兩棟建築裡。這裡是世界金融中心，進出全是世界頂尖的財務金融人員，教室的隔壁就是美國證券交易所。
朱立倫的生活重心，環繞著世貿大樓。學校外走動的，是最優秀的財務顧問；教室內的同學，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菁英，他們多半畢業於哈佛、耶魯大學，已經在華爾街有過實務經驗，回紐約大學修習碩士學位。
回想起這段紐約經歷，他說：「我的人生一直向前推進，從八德鄉下到桃園市中心，又到台北、到紐約，本以為那就是人生最終極的目標！」然而每一次推進，都為他帶來震撼。
首先，是生活型態與文化差異的震撼。
一九八五年的年代，對臺灣人而言，出國是一件大事。出發到紐約唸書，也是朱立倫第一次出國，全家人都到機場送行。母親掛念，父親期待，朱立倫則嘻皮笑臉地安慰不捨的母親，帶著尋夢的心情飛向紐約。當然，他買的是最便宜的機票，轉了好幾趟，才終於到這座夢想之城。
來接機的是中國同學會會長郭昀光（當年，「台灣同學會」仍然稱作「中國同學會」，後更名為「自由中國同學會」，最後才改名為「台灣同學會」），朱立倫提著兩個行李箱，搭上郭昀光的老舊車子，進入曼哈頓城。
朱立倫透過車窗，仰著頭四處張望，只見一幢幢高聳的摩天大樓直衝天際，街道上各色人種行色匆忙，刺眼的霓虹燈直直映到朱立倫眼中，「這就是紐約啊！」興奮感混雜著長程飛行的疲憊，朱立倫在流動車潮中，見識到世界中心的繁華繽紛。
不過他畢竟是窮留學生，連個落腳處都沒有。當晚，他跟七、八個剛到紐約報到的台灣留學生，一起在全美學聯辦公室窩著睡了一夜，隔天想辦法找房子住。
那還是一美元兌換四十元新台幣的年代，公務員的月收入約是新台幣兩萬元，差不多是五百美元。但朱立倫在美國光是生活費，就需要五百美元，哪能奢望住好房子，只能跟同學一起分租皇后區的公寓。
為了生活，從來沒有工作過的朱立倫，還得打工。他在電腦中心負責撕報表紙。那時候的電腦還像龐然怪獸，連網際網路都沒有。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怪獸電腦吐出來的列表紙撕開，或者注意電腦滾輪有沒有夾紙。時薪五塊錢美金，一個禮拜工作二十個小時，賺一百美元，一個月至少賺四百美元，幾乎已經賺足生活費。
聖誕假期朱立倫沒有錢回台灣，就跟同學一起跑到中國城「接案子」，幫店家發傳單。紐約冬天又冷又凍，他就這麼抖呀抖地在街邊發傳單，好在這苦工的代價比較高，才發了兩天就賺到美金三十元。中國春節期間，則跑去代替《世界日報》休假的工人捆報紙，早上五點鐘報到，一個小時賺五元，捆一個上午，至少可以賺到十五美元。
一個月搞定英文
校外生活雖然辛苦，只要用體力撐過去就好；課堂內，朱立倫卻受到更大的震撼教育。就算他在台灣一直是第一名，但是到了紐約，一切歸零。
第一堂財務金融課，朱立倫如坐針氈。教授們講的英文，他根本聽不懂，更慘的是，他一點華爾街常識都沒有。當時台灣股市並不蓬勃，他沒有相關背景，在台大讀了四年工商管理的書完全派不上用場，一堂課下來，自信心被嚴重打擊。
下課後，他厚著臉皮請教坐在旁邊的白人同學，他們聽到朱立倫一口破英文，懶得理他。後來是一個畢業於長春藤名校之一的達特茅斯學校的女同學，親切地幫他解惑。
好強的朱立倫決定發揮考大學的精神，天天上圖書館跟這些老外拚了！他不只複習，連預習也不馬虎，一個月後，他已經能在課堂上掌握老師要教的內容，還可以跟老師一問一答。
優異的數學實力更是大大地幫了他一把。財務金融固然要學習許多理論，但計算能力也很重要，朱立倫暗自希望考試時多出些金融計算，無論是利率、匯率都難不倒他。
儘管在文化適應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但他知道，只要是能夠靠自己努力得來的成績，絕對要盡量把握。期中考他考了全班最高分，第二名則是對他伸出援手的那位女同學。至於那些目中無人的同學，成績都很爛，這下朱立倫總算出了一口氣！
其實，經濟壓力與課堂學習的衝擊，只是紐約大學生活的一小部分，最大的衝擊，還是來自文化差異。朱立倫平日看起來挺快活開朗的，但心思很細，對於身邊發生的大小事情，都看在眼裡，放在心裡。
啤酒狂歡日的啟示
當時的紐約大學商學院每週四下午有「啤酒狂歡日」（Beer Blast）的傳統，在大廳擺滿啤酒、可樂、起士跟餅乾。華爾街的上班工作日是周一到週五，商學院的課程則是週一到週四，週四下午以後就開始三天的假期，所以才有這個啤酒狂歡日，為假期掀開序幕。
朱立倫第一次遇上週四的啤酒日，還傻傻地站在一旁偷偷觀察。很多人經過拿瓶啤酒就走了，要不就隨性吃塊餅乾，他看久了也餓了，東張西望，就是找不到付錢的地方，於是問路過的同學：「要付多少錢？」沒人搭理，他又問了看起來比較友善的女同學，才知道啤酒日的點心是免費的。
這下他可樂了，馬上在大廳吃喝起來，臨走前還帶走兩罐可樂，開開心心地到電腦中心打工。第二個禮拜四，他一下課就往大廳報到，又是一陣爽快地吃喝，照例帶走一堆餅乾，兩罐可樂。
然而，連續免費吃喝了一個月之後，他也開始跟那些美國同學一樣，不再大吃大喝，只隨手拿取自己想吃的點心，甚至漸漸視而不見。他這才發現，原來啤酒狂歡日是對商學院學生的一種訓練，當你發現有免費食物時，總會開心地猛吃，但如果一直都有食物可以吃，人就不會貪心，反而只取自己所需。在現實的商業世界不也是如此？
紐約之愛
在紐約的第一年，朱立倫在用功讀書、撕報表紙、適應無止盡的文化差異中，辛苦地度過。直到外籍學生顧問出現在電腦中心，找到埋頭撕報表紙的朱立倫，告訴他：「由於你的成績優秀，第二年起，學校將免收學費，並邀請你擔任研究助理，研究助理會另外支薪。」留學生的苦日子才算結束。
從天而降的禮物，讓朱立倫樂得飛上天。這份獎勵不只肯定他在學業上的努力，更讓生活得到實質上的改善，他終於不用天天回家煮飯，有些餘錢可以上館子、看看表演。
那一年簡直是朱立倫的幸運年。拿到獎學金之後的夏天，新生入學之際，他戀愛了。
升上研二，朱立倫被選為台灣同學會會長，誇張的是，他笑說：「我根本沒去參加活動，這樣也被選上！」會長有兩個主要工作，一是接送機，當時他沒車，所以還是勞煩郭昀光奔波；二是辦活動，那也難不倒朱立倫，反正就是找地方大家一起玩。
沒想到他舉辦的第一場迎新活動，來了一位哥倫比亞教育學院剛入學的女孩高婉倩，朱立倫一見傾心，立刻愛上這個大眼睛美女。她才剛到紐約，還在適應環境，朱立倫就展開熱烈追求。
高婉倩愛吃美食卻不會煮飯，朱立倫三天兩頭從唐人街買了燒雞烤鴨送去，美其名「拎著美食去救人」，假日就帶著高婉倩到處找好吃的餐廳。結婚以後，他還取笑高婉倩：「人不能太愛吃，否則很容易就會被追走。」
高婉倩的父親高育仁，是當時省議會議長、前台南縣縣長，與當時政壇上的許水德、吳伯雄等齊名。高婉倩從小最討厭人家叫她「縣長的女兒」。小學時，學校三天兩頭廣播「高婉倩請到校長室」，只不過是校長想向縣長父親問好。高育仁受蔣經國器重調任中央後，高婉倩轉學到再興中學，全校有不少學生是權貴之子，置身其中，反而不凸出，她終於可以像一般孩子一樣正常上課。
初到紐約，沒有人知道她的背景，她告訴朱立倫：「我爸爸是律師。」朱立倫也刻意隱瞞自己的家世，隨口說：「我爸是開卡車的。」這對年輕情侶拋開家族束縛，在紐約過尋常而自在的生活。他們常常看表演，當時國際學生中心（International student ticket center）提供一美元的票，雖然不能奢望以這種票價看到豪華歌劇，但有些小劇場在外百老匯（off broadway），甚至外外百老匯（off off boradway），常有讓人驚艷的演出。
另外，紐約大學有全美知名的電影系，李安便是出身其中，學校附近有許多藝術電影院，免費放映未成名導演的作品，兩人看了一堆不知所云的電影。朱立倫笑說：「學生作品偶有佳作啦，但很多電影就算免費都浪費時間。」
有閑的時候，就跑遠點去看網球選手張德培（Micheal Chang）打進美國盃。那時候哪有王建民！朱立倫是大都會球迷，沒課時就會進球場看棒球，只不過以前是自己一個人喝杯可樂消磨半天，現在身邊有高婉倩，當然更快樂甜蜜。
實現當教授的夢想
研究所課程進入第三年，朱立倫面臨就業或升學的抉擇。一九八○年代，華爾街的風光年代，有很多好工作等著他，讓他對未來的路有些舉棋不定。
但是，許多教授都鼓勵他繼續攻讀博士，特別是攻讀會計學。會計學博士必須精通金融、管理學等學科，攻讀門檻相當高，朱立倫卻同時擁有兩項專長，在大學更是兼任會計學研究助理，是難得的會計博士人才。
在這個關鍵時刻，高育仁適時推了朱立倫一把。他當時到美國探望高婉倩，一見到這個高高瘦瘦的男孩，知道他在建中、台大的優異成績，覺得他很上進，就力勸當時考慮進華爾街賺錢的朱立倫：「錢以後再賺，博士現在不唸，以後也不會再回頭念，很多事情，年輕的時候錯過了，很難再有。」
高育仁多年後笑著回想：「我也沒起多大的作用，朱立倫唸博士都是為了『愛』，要跟我女兒在一起，愛情的力量比較大！」
朱立倫決定挑戰難考的紐約大學會計博士。紐約大學會計系排名全美前三名，競爭激烈，當年有兩百名研究生申請博士班，只錄取兩人，其中一人就是朱立倫。考上博士後，他不只學費全免，學校提供的獎學金更從八百美元增加為一千美元 ，學校所有的設備都可以使用，有自己的辦公室，甚至可以到處兼課。
只要能夠取得博士學位，當上會計學教授，生活更是讓人羨慕。一九九○年初，剛畢業的會計學博士年薪就有六萬至七萬美元，相當於新台幣兩百五十萬元。
前三年朱立倫卯足勁修課，進度遠遠超前另一名美國同學，結果常常是一堂課由兩名教授共同指導他。偶爾他也跟數學博士、金融博士混班上課。第四年，朱立倫課修得差不多了，便四處兼課，二十九歲就拿到博士學位。
博士班畢業後，為了與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碩士班的高婉倩在一起，他並沒有像同學一樣選擇其他城市的學校，反而就近選擇紐約市立大學柏魯克分校（Brauch, CUNY）。
當時的紐約治安很差，紐約市立大學因為在市中心，出入一定要有證件，教授則不在此限。朱立倫長得娃娃臉，卻因自己是教授，老是不愛帶證件，常常被警衛攔下，警衛攔久也熟了，知道有這麼個年輕教授，一見到他就故意大聲喊：「教授好！」
他收到生平第一張教授薪水支票，金額是五千五百美元，相當於當時新台幣二十二萬元，是公務員的十倍，讓他興奮無比。這不但實現了他孩提時的夢想「當教授」，還憑著自己的苦讀賺到高薪，對這個鄉下小孩來說，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棒！
那一年他帶著高婉倩到處吃大餐、出遊，享受舒適的生活，以為會就此在美國定居。
另一個夢想起飛
一九八七年，台灣大學成立管理學院，首任管理學院院長許士軍不只一次打電話邀請朱立倫回台大任教，他都不答應，直到後來許士軍祭出：「你不回台大，我們拿什麼跟政大拚？」朱立倫心意動搖，想念著小小的台灣，他老覺得教外國人不過癮，把台灣學生教好更有成就感，於是他開始盤算回台大教書的可能。
高婉倩卻想留在紐約，除了喜歡紐約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對丈夫的了解，遠遠超越朱立倫自己。
沒有人比高婉倩更明白朱立倫的能力。梅鶴山莊的薰陶，名校智識上的訓練，加上紐約的經歷，讓他有成為優秀從政者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高婉倩明白朱立倫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有能力的人，要承擔更多」，這句話朱立倫從小就放在心上，所以他一路上當班長、做會長，一旦他從世界中心回到台灣，就會更想把自己給出去。
初聽高婉倩怕自己從政的顧慮，朱立倫當時覺得很「好笑」，他說：「我是會計學博士，又不是法政博士，幹嘛從政？」
最後他們達成協議，回台灣可以，但不准從政。這是高婉倩最後的讓步，朱立倫二話不說同意。
一九九二年，兩人回台灣結婚、定居，朱立倫帶著滿腹理想到台大任教，三十五歲升任正教授。
事情卻真的如高婉倩所料，朱立倫升任正教授兩年後，就決定從政，投入立法委員選舉，人生轉了個大彎。朱立倫說這是「意料外的人生」，對高婉倩而言卻毫不意外。朱立倫常說：「論聰明，我老婆跟我不分上下；但是論智慧，她比我強。」
從世界回看台灣
紐約七年，不只磨鍊他的智識，更開闊他的眼界與胸襟。他明白站上世界中心，競爭者不是身邊的人，而是全世界；不是從台灣看世界，而是要學會從世界的眼光，重新看待台灣。
回台之初，他在台灣大學管理學院任教，受邀為政府財經改革小組的顧問，但他覺得顧問能做的有限，於是投入選舉，成為立法委員，要用紐約習得的金融觀念，改變台灣的金融體質，自此開啟他的從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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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朱立倫Ｑ＆Ａ
【人生】
問：你的人生可以有很多選擇，為什麼最後選擇從政？
使命感。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只為了對得起自己，也不只是完成對自己的期許，而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讓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限，有能力就去扛責任。
做桃園縣長時，我是父母官，壓力之大、精神負擔之重，難以形容。只要有弱勢孩子意外死亡、或者警察因公殉職，都讓我很難過，縣民的大小事都要管，要維護他們的身家安全。
但擔任縣長的八年真值得！我很努力地改善了小時候缺乏的環境，我有能力改變，讓桃園孩子的競爭力越來越強、家鄉越來越好，這就是動力。我是鄉下孩子，為什麼鄉下孩子一定要離鄉背井到都市？我的家鄉，我希望它更好。
一定會有負面能量，無力感也偶爾會跑出來，但總有正面的好事。我小時候不能打棒球，但是桃園現在有一百零八支棒球隊，還拿到威廉波特亞軍。桃園培育出很多全國第一名的孩子，他們再也不用大老遠跑到台北唸書。
投入立委選戰，是想用財經專業在國會發會影響力；選縣長是個意外，卻是最值得的工作。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無形的，雖然失去到企業賺錢的機會，也失去當教授的自我空間，失去太多，但是我得到最重要的成就感。
我規劃了桃園未來二十年的發展，我看得到它的未來！
問：
你從小就是第一名，連當縣長都是第一名的縣長，一直當「第一名」的滋味如何？會不會有疲倦的時候？
我不是搶著當第一名，而是不想對不起自己。人生何必浪費時間，要做，就做到好，我很好強。
我從小就因為環境，學會要努力。大成國小是最鄉下的學校，我是全校第一名，拿縣長獎畢業，沒想到進了振聲中學才發現全校的學生都拿過縣長獎，要有很強的企圖心，才不會輸給別人。
從鄉下貴族學校到建國中學也不能丟臉，一定要拼！然後到台大、紐約，我的同學都是歐美一流學校畢業，我根本是個土包子，那時候台灣連麥當勞都沒有，我不想被看不起，只能拼第一名！
我雙子座性格裡貪玩的一面，老是無法實現。我也很想變成「玩的專家」，知道全世界哪裡最好吃、最好玩，真的很想過這樣的生活啊！ 話說回來，玩也不能隨便玩，得玩得有深度，玩得很厲害才行。
問：你的大學同學們，現在都在做些什麼呢？
有天，在企業界很成功的學長來找我，講起很多同學們都是大老闆，或者是打工皇帝。聽說同學們常提到我：「朱立倫大概是台大商研所唯一搞政治的吧！」
我只能苦笑：「是啊，我保證是同學中年薪最低、被罵最多的，打工皇帝頂多是被老闆罵，或者老婆罵，但桃園人走在路上跌倒，就罵我欸！」
每次跟工務局開會，路沒修好，我就盯，他們推來推去：「那是省道」、「那是歸ＸＸＸ管」，我一律不管，因為民眾才不管這條路是誰負責，只要跌倒，都是我的錯，一定罵：「ＸＸＸ朱立倫，連一條路都舖不好！」
【政治】
問：
你少年時崇拜許信良，家中也有很多長輩雖然受國民黨栽培，最後卻在黨外運動盛行時，選擇脫黨。為什麼你在決定投入政界時，選擇以國民黨黨員的身分參加立法委員選舉？
當初我決定以國民黨黨員身分參選時，我的岳父高育仁很驚訝：「我以為你會加入民進黨！」
從小到大，儘管我的言論偏向黨外，政治啟蒙也因黨外運動而起，但我對國民黨一直有很深的情懷。
國民黨創黨至今的歷史，讓我感觸良多。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革命先烈們，我都很認同，梅鶴山莊的大廳至今還掛著一幅孫中山先生的相片，我從小看到大，我受日本教育的外祖父，也很尊敬孫中山先生。國民黨對中華民國、甚至台灣，都有意義，他們的犧牲無法抹滅。當然，黑金、獨裁、特權，我也無法接受，但這個黨還是有人懷抱理想。
國民黨包容性也比較高。民進黨難以擺脫台灣人情結，所謂「本省」、「外省」情結，某種程度是很強烈的大閩南沙文主義。舉例來說，我的母語是閩南語，我從小使用，不需要任何的懷疑，但我也從未堅持只使用閩南語。語言對我而言，是相互尊重，民進黨卻常忽略別人的感受，忽略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的感受，強迫他們在語言或觀念上接受民進黨理念，這是民進黨長期以來需要檢討的地方。雖然民進黨裡有我的好朋友，但他們包容性真的不足。
最後，讓我選擇國民黨的原因是我的個性。我們這個世代有很多優秀人才都去民進黨，我就是怪脾氣，大家越往那裡走，我偏不要。你們嫌國民黨爛，我就加入它、改變它。民進黨當年一直喊著「改革」、「進步」，國民黨也需要改啊，我就跳進去改造它。
問：
國民黨在你從政第二年二〇〇〇年大選就失去政權，許多人都離開國民黨，你為什麼留下？難道其他政黨沒有向你招手？你如何看待國民黨大敗？
二〇〇〇年，從政第二年，國民黨就經歷最大的挫敗，交出執政權，那是國民黨到台灣後最落魄的時候，很多人離開國民黨，也許去了民進黨、創立台聯黨、親民黨，也有別的政黨向我招手，但我不會離開國民黨。
在一個政黨最衰敗的時候，要有道義，如果這時候跑掉，那從一開始就不該加入。我對國民黨有責任，不只分享它的光榮與歷史，也要有同等的付出。
問：
連戰主席在你的政治生涯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你投入立委初選時，他雖然不認識你，卻力保你的提名；後來又把你納入總統競選總部，擔任重要的職位。你在連戰身上學到什麼？
第一是「人才」的重要。連戰主席是經國先生培養的人才，他自己也培育了很多人，可惜在大選失敗後，有些人才離開，非常可惜。政黨不能沒有人才，要有人接棒，才走得長遠，不用害怕一時的失敗。
第二是政治人物必須務實，不能空有理想性。連主席身邊有許多優秀的學者，卻無法貼近民眾。政治人物無論是想法或者作法，都要應民眾的需求而調整。我跟著連戰主席後，反而努力讓自己不再那麼「學者」。
第三個是連戰主席最大的優點：「絕對授權」。連戰主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決定了，就充分授權。我一開始還怕自己不夠周延，常請示主席，他卻老神在在：「你不是都處理好了嗎�」這樣反而可以讓我更負責，更謹慎。
問：從立法委員到縣長，你有什麼樣工作策略上的改變？
第一年有些緊張，角色扮演錯誤，很愛講話。沒辦法，我以前是民代，又是教授，老愛講道理，議會質詢時，話比議員還多，議員會笑我：「縣長，你這樣好像教授。」現在我學聰明了，發言時間跟權力還給議員，我只要聽進去。
「少說多做」是當首長後，很深的體悟。民意代表可以隨口說說，但首長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承諾，你的一句話就是政策宣示。新聞多不見得好，首長的責任是完成建設，解決民眾的事。如果一天到晚看你上媒體作秀，縣民會指指點點。
問：作為一位ＣＥＯ縣長，你的執政策略為何？你如何在縣政上運用管理學？
我的執政策略很簡單，不好高騖遠，而是把每件事情做好。永遠要記得，路是一條一條開出來的。
為了提高執行效率，我最常運用的就是「目標管理」與「差異管理」。
每一項公務一定要設定「目標管理」，每週上一份列管報告，我親自看工程進度，落後的單位要到縣務會議報告。我的「目標管理」來真的，不像其他縣市政府「參考用」。因為只要你達不到目標，我一定列管，進行「差異管理」。
落後的案子我管得更嚴格，一定要相關單位找出落後的原因，面對它、解決它，異常管理不是找麻煩，而是解決麻煩。
同樣一批公務員，只要善用這兩個方法，執行力一定會大大改變。這就是桃園不斷打敗其他縣市的秘密。
問；在八年縣長任內，你覺得最難以忍受的事情是什麼？
做為一個首長，「任勞任怨」是最基本。「任勞」，沒問題；「任怨」，習慣了；但還得加上「任謗」，真的很痛苦。
我第一次學會「任勞任怨」，是石門水庫停水事件。
我上任兩年多，艾莉颱風侵襲，石門水庫因為泥沙淤積嚴重，整整十九天沒水可用。你無法跟民眾說那是中央的事，是自來水公司的事，在桃園發生，就是我的事。
一百九十萬縣民在炎熱夏天沒有水可以洗澡、煮飯，每個人看到我就一直問：「縣長，水呢？」消防車不斷送水也不夠，停得太遠也會挨罵。看到老人、小孩都在提水，我真的很難過，就發動「愛心運動」，讓年輕人去幫忙提水。
那十九天我根本不敢回家，每天都睡在辦公室，常常半夜睡不著跑到石門水庫的工地看進度，白天就到各地督促調水進度。有民眾鼓勵我，但也有人指著我罵：「政府到底在幹什麼！」
可是我後來發現，「挨罵」不算什麼，努力解決問題就好，但是當自己與家人被惡意毀謗，才是最讓人嚥不下這口氣。競選第二任縣長時爆發「非常光碟事件」，大多數人覺得荒謬，可是民意調查還是有百分之十一的人相信。「非常光碟」連我的家人都被拖累，是很大的詆毀。
在台灣從政要有決心。台灣意識形態的對立，不問是非，只問立場，統獨、藍綠彼此攻擊；有些媒體見縫插針，不停製造矛盾；司法環境有很多問題，司法正義在某些時空會被解讀成是某種程度的清算鬥爭。舉例來說，馬英九總統的特別費一案肯定是他一生的痛。
台灣的政治環境、媒體環境跟司法環境，到底值不值得我們投入付出？直到現在，我心中都還存著很大的問號。
問：你怎麼看待台灣無處不在的抗議、民怨以及惡意評論？
台灣的民粹已經非常惡質。舉例來說，當初大家呼籲馬英九總統要學韓國總統李明博捐薪水，台灣政務官的薪水相對而言非常低，馬總統也不應該這麼做。
民眾當然希望一流人才來管理國家，但台灣是二流的制度、環境，三流的薪水，好人才不敢進來，只好讓二流人才來管理，結果只是造成民眾更大的不滿，更覺得政府應該減薪，這是相當惡劣的循環。企業管理失敗的公司便是如此，人才是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請企業家來競標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結果會如何？來競標前還要有所體認，這個企業環境爛、待遇爛，媒體罵你、民眾批你、有些立法委員還要羞辱你。還有企業家想競標嗎�
台灣總統的職位，到底是該付高薪找第一流人才，還是這企業不值錢，無所謂？ 捐薪水只是一個例子，不是我想加薪，但光從這點就可以看出台灣到底走向正向循環？還是惡性循環？
問：台灣的從政環境這麼差，懷抱政治理想的年輕人還要投入政界嗎？
我也常在思考這個問題。很短視地來看，一定要阻止他們：「千萬不要從政，錢少事多離家遠，要被污衊，失業率又高，走在路上會被幹譙，一不小心還會被送進法院關大牢，真的不是個好行業。」
但是長遠來看，如果第一流的人才都不願意從政，都不做公共服務，臺灣怎麼辦？我們的國家競爭力從何而來？別忘了我們的國家是由從政者管理，如果都是二、三流人才從政，不是很悲哀嗎？
我們應該讓年輕人有使命感、社會觀與國際觀，不要自我中心，如果都只為自己想，就沒有人願意從政，也沒有人會關心公共事務。年輕人應該對自己的國家社會有使命感。
年輕人做任何事情，都要問自己：「我到底想要做什麼？」很多年輕人跟我說要選議員、鄉鎮市長，我都會問：「你是想當縣長這個官，還是想透過這個位子做事？」「你當上縣長，第一件事要做什麼？」「你為什麼可以做得比別人好？」
想從事公職的人一定要想清楚：「我有沒有這樣的價值？」我也常問自己到底有沒有價值？
問；你從政的優勢是什麼？不足又是什麼？
我有很強的使命感，對這塊土地有很強烈的愛，對我週遭的人有很多愛，那是非常強烈的心情，讓我度過許多挫折。
最大的不足是「學識」。我常看很多最新的研究報告，發現自己的學識不夠。以財經為例，雖然大家說我是財經專業，但是我的時間全部投入公共事務，沒有足夠時間自我進修，有時候看到財經專家發表新論文就很扼腕，如果我還在學術界，一定可以做出更好的研究。
第二個不足是「耐性」。我實在太不耐煩，連開會都要有時間限制，就怕會議拖太長。急性子說好聽是「很積極」，但是很多事情講究慢工出細活，尤其人與人間的關係需要細火慢燉，偏偏我沒辦法跟人講太久的話。
至於其他缺點得問我太太，她一定說我渾身都是缺點。
問：
你的出生恰好是許多台灣人的縮影，父親來自中國，母親卻是大溪人，你在大溪鄉下長大，受到台灣式教育，你如何看待台灣的省籍問題？對立該怎麼化解？
從消極面來看，對立會自然化解。六十年的時間還不夠，現在七十歲的長輩經歷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感受還是很深刻；五十歲的中年人經歷通婚，對立已經沒有那麼強烈；三十歲的年輕人，父母通婚，他們自己也通婚，根本沒有感覺，環境也沒有恐怖氛圍，對立自然就消失。
當台灣主流社會的主導權都掌握在第二代手上，是不會管什麼外省、本省、混血，但要如何加快速度，減少痛苦？因為過程越混亂，就越多人受到傷害，社會能量不斷消耗，一定要靠從政者有智慧地化解。
化解要靠「心」，要將心比心。如果你跟對方角色互換，你會怎麼感受？到嘴邊攻擊的話還說得出口嗎？以前外省人嫌本省人「土台客」，本省人就罵外省人「豬」，何苦互相污辱？像我又是台客又是豬，該怎麼辦？
對立激烈的時候，我的感觸也很深。我是雙重血緣，我常覺得我是命中注定來到這個家族。
我命也很好，出生在桃園，這裡是台灣族群問題的縮影，閩南、客家、本省、外省、原住民、新住民，全部都集中在這裡，大家相處融洽，是很棒的桃園經驗。
試著多想到對方，學會對方的語言，尊重對方的文化，大家才能和平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我到桃園南區就講客家話，到北區就講台語，回眷村他們又把我當成自己的孩子，能夠用共通的語言講話，真的非常重要。
我也是桃園第一個打破閩客輪政的縣長，選舉過程中他們攻擊我，說我是「外省朱，滾回去！」，我聽了很難過。當選後，我的團隊也是閩客各半，以前北桃園是閩南人為主，南桃園是客家人為主，我打破這個觀念，告訴大家：「桃園是一個大都會，還分本省外省？」
問：你如何看待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台灣要如何面對中國？
否定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毫無意義。台灣跟大陸的血緣關係、歷史關係、文化關係，甚至經濟關係都無法切斷，民眾的往來更不可能中斷。
兩岸之間唯一存在的是政治問題，面對這個大問題，我們要靠武力還是要智慧來解決？歷史上有太多政治問題靠武力解決，台灣與大陸要更有智慧。雙方應該放下爭議，互不承認毫無意義，說誰代表中國也沒有意義，中華民國就是在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大陸，這是既存的事實。沒有人可以預期五十年後的台海關係，政治，目前無法討論，更沒有基礎談論未來的發展關係。
至於台灣本身的態度，我必須說，我非常反對國民黨跟共產黨似乎比較親近，跟民進黨卻幾乎沒有溝通。兩黨的對立，兩邊都有錯，沒有任何一個矛盾，是由單獨一方造成，兩黨都應該要將心比心，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看棒球的時候，都是為中華隊加油，看到國旗在觀眾席飄揚，還是很感動。面對中國也是一樣，我們只能認清現實，團結一致。
問：您是專業的財經教授，您怎麼看待ＥＣＦＡ？
ＥＣＦＡ其實是談一個觀念：開放市場，還是保護市場。ＥＣＦＡ不應該是統獨論戰，而是經濟的論戰。我們要尊重市場？還是管制市場？這個論戰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到現在，都有不同的說法。
我看過一部日劇「官僚之夏」，故事大意是日本戰後通產省的官僚，為復甦日本經濟所做的努力，他們面對美國這麼大的市場經濟，也展開激烈的辯論。保護市場比較容易討好，讓人民有錯覺，認為自己被保護；開放市場卻很容易被民粹主義淹沒，常常因為一個開放政策，內閣就垮台。但是從世界經濟的角度可以發現，過度保護的後果，就是慢性自殺。
這部日劇讓我感觸很深，台灣面對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該怎麼選擇？其實經濟論戰在台灣已經很久了，從三通到直航都是。我一直選擇市場自由。當我還是桃園縣長時，就主張開放三通、直航，更提出航空城計畫。開放是不可逆的趨勢，以桃園機場為例，它勢必要面臨更嚴苛的挑戰，但唯有開放，才有機會。
【縣政】
問：
我們曾經在你卸任前，參觀桃園縣政府的縣務會議，卻發現所有的局處長都沒有停下腳步，甚至在規劃民國一百年以後的工程進度，你是如何影響團隊戰到最後一刻？
直到我卸下桃園縣長的職務前，跟交通局還是密集開會，很多計畫都是民國一百零五年、甚至民國一百一十年才會完工。有很多人搞不懂我為什麼做這些事。
很多事現在不做，以後也不會有。第二任縣長任內，我推動很多大計畫，包括「桃園航空城」、「桃園捷運系統」，十年、二十年後，桃園才會有新的面貌。
如果我什麼都不做，接任的縣長就得從頭開始。如果沒有民國七十四年的台北市長許水德、七十七年的吳伯雄，也就不會有今天的台北捷運。桃園縣政府的團隊，看的就是未來的桃園，很可愛，沒有人會說：「民國一百年的捷運不關我的事。」
問：當你站在縣長辦公室俯瞰桃園時，心裡在想些什麼？
只有站在這裡，才能感受到我是真正在這裡出生的人，從小學、初中都在這裡，桃園人看我跟外地人看我不一樣，桃園人看我，是真正的桃園人，我的同學家人都在這裡。
在桃園縣議會，我也不用證明自己，答詢時我全程用標準台語，大家都很自然，我們議會根本沒人談論省籍問題，每個人都認識我的家族。
我常常看著桃園正在興建的工程，想著，這裡本來只是個小鄉下，現在卻變成一個現代化城市，高樓林立，跟台北縣幾乎沒有差別。未來，桃園還會更好。
【人生】
問：你如何看待「權力」？
權力，是民眾看得起你，託付給你。權力不該靠強取豪奪，那不是民眾想要的，也不是從政者該有的作為。
我因為家族緣故，很早便認識王永慶先生，私下與他聊很多。他不僅僅是經營人才，更是新一代企業界的偉人，在他人生的後段時光，已經累積相當多財富，他總是跟我談要如何把錢捐出去，做公益善事。
他曾經說：「我的財富，是社會看得起我，才把這些錢託付給我，所以要好好管理運用，總有一天要還給社會。」
張榮發先生也是一樣的心情，他也對我說；「我的錢早就夠用，現在賺錢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社會，這樣才有意義。」
王永慶先生過世一個禮拜之後，我在縣務會議上對縣府團隊說：「無論是我的縣長職務，或者你們的公職，這些權力，都是人民看得起我們，暫時託付，我們不但要好好地保管、運用，憑藉手上的權力改善人民生活；等到卸任離開時，要把更多資產跟希望還給人民，因為這些權力從來就不是我們的。」
可惜台灣這幾年的政治已經走向惡質鬥爭，為了追求權力，不惜一切，我很想問那些人，得到權力為的是什麼？也想問不走正道的商人，賺得這麼多錢之後，你想要做什麼？
不擇手段得到權力後，所有的心思也只會用來保住權力，而不會思考如何解決人民的問題。如果追求權力只為自己，真的很悲哀，因為他將用盡力氣保有它。
問：你如何看待「政治」�
香港媒體訪問我的時候也問我：「你都不談政治嗎？」他指台海兩邊的政治；在台灣政治指兩黨間的事。但對我來說，政治，就是「民眾關心的事」。
我在桃園縣議會面對的事情，是老人假牙問題、幼稚園立案問題；要談航空城計畫，也要關心小學廁所改建。每天處理的「政治」，就是民眾日常生活裡的大小事。意識形態的政治解決不了問題，政黨惡鬥也解決不了問題。
務實地來看，從事政治工作只是一個工作選擇，也是人生選擇，透過從政這一個平台，服務更多人。
問：你如何看待「人生」？
我從小看著政治圈的人起起落落。在縣長卸任前，很多人猜測我的下一步，坦白講，那時候真的沒有下一步，我很期待卸下縣長職務後，未來的各種可能。我想走遍世界、好好讀書，從政真的也讓我失去很多生活樂趣。
大家只看見政治人物上台坐了某個位子，卻沒注意到很多人莫名奇妙下台。說句真話，我還挺期待面對下台之後的人情冷暖。
我的家人不都這麼走過來的嗎？那些舅舅們，還有我的父親，最典型則是我的岳父高育仁。我常跟他說：「你七十五歲了，跟你同輩的朋友到底誰過得最好？天曉得。」
我父親八十歲，當初一個人來台灣，他常說如果當年繼續留在軍隊，就會跟同學們一樣，至少當過總長。但我都跟他吹牛：「現在你去同學會，不就你最跩？大家都在比兒子嘛！」
人生到頭來不是這樣嗎？去同學會就是吹牛自己的兒子，上一代過了，就輪到下一代，最後回到自然。
吹噓完兒子，就比身體，大家全部退休，就比誰有本事去玩。錢財也不用比，人老了，錢夠用就好，花不掉的錢都不算數。八十歲的老人，誰還會比過去擁有多大的權力�那些已經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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