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節錄自〈引言：變動中的大局〉）
時間是2014年。地點是都柏林。網路高峰會（Web Summit）的現場人潮洶湧，為的是參加這場年度科技盛事最後一天的一場演講。我每年都會參加大約二十場這樣的會議。但是，這場演講不一樣。
讓人類再次偉大
時任《金融時報週末版》（FT Weekend）編輯的卡羅琳・丹妮爾（Caroline Daniel），拿話逗億萬富翁彼得・提爾（Peter Thiel），談到矽谷喊得震天價響的「改變世界」口號（還有提爾前一陣子說歐洲人沒有職業道德）。她笑問他接下來有什麼打算，暗指他對於延壽研究的痴迷。提爾為人所知的一件事，就是他努力追求永生不死，據說他甚至想為自己輸年輕人的血，好維持年輕；這件事實在是「太矽谷」，連HBO都在《矽谷群瞎傳》（Silicon Valley）開過他的玩笑。她挑起一邊的眉毛，帶著一抹微笑問道：「你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永遠活下去嗎？」
我停了筆記，抬起頭來。我確實聽說過提爾和其他矽谷名人對永生不死有興趣，但總覺得那就是一股傻勁，是這些億萬富翁閒來無事的玩票，而不是實際的商業目標與潛在現實。然而提爾一派誠懇地表示肯定，讓人再難懷疑。他是認真的，而且我很快就會發現，還有其他人朝著同一個方向在努力。這一切，絕不只是像推薦餐廳或線上市場這種一般認為矽谷在做的事。看起來，矽谷的野心已經以一種令人驚嘆、或說令人不安的方式，飆升至新的等級。
提爾認為，現在的民眾已經被訓練得不再為未來與科技的承諾感到激動，看到太空旅行、科學進步，想到的都是反烏托邦的念頭。他問，看到《地心引力》（Gravity）之類的電影那樣描述太空探索，誰還會想要上太空？（這已經成了提爾一再重提的老話。）他繼續說道，講到要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我們應該把抱負放遠大一點。人類以前那些偉大的抱負都去了哪？
他認為，在現代的社會裡，科技專家就是一群為了捍衛未來而生的「逆主流文化」。現場有兩萬兩千名富裕的科技書呆，露出欽佩的眼神聆聽，這一切在我看來已經有點過分了。但提爾還沒完，甚至開始把矽谷科技人比做21世紀的龐克搖滾樂隊。他認為現在的政府不夠重視科技人，甚至是在扼止科技的發展，完全不瞭解科技，只是妄加規範。政治、政治家的無知，阻礙了人類的進展。
接著，丹妮爾問道：「以科技專家的身分，你真的有權下這個決定，說我們要改變世界嗎？」
提爾歪著頭想了想，答道：「講到權利，總是有點複雜。你隨時都能反過來問，是什麼讓〔華盛頓〕特區的人有權阻止那些本來可以拯救許多生命的醫學發明？是什麼讓人有權用各種手段阻止科技發展？」
這種話令我坐立難安，丹妮爾似乎也是如此。提爾繼續說著：「現實世界並不完美，這個世界有許多巨大的問題，很多事情砸得莫名其妙。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儘快解決這些問題。有時候，這代表我們不該去事先請求允許，而該事後再請求寬恕。」
在那之後的這幾年，一切的發展熱絡而狂亂，我回想起提爾說的話，覺得這正代表著矽谷認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帶著一種反社會的父權心態，愈來愈不在乎自己是否會造成翻天覆地、無法逆轉的改變，特別是不在乎那些在無止境追求進步的過程中遭到遺落的人。
就算我們將有一群光鮮亮麗的千禧世代，搭著呼之即來、無人駕駛的飛行車，別忘了同時有無數工人將因自動化而失去工作。速食店店員會被機器取代；航空業已經開始以機器取代人工檢票和行李貼標。對單一、個別的主體來說，這些都是合邏輯、講效率的做法。但整體來看，就代表著有一大群人遭逢重大且痛苦的改變；而那群矽谷億萬富翁，只會漫不經心地說這是「進步」。
但這是我們想要的進步嗎？我們究竟是否體認到，這一切發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無可逆轉？對於矽谷所定義的未來，我們真的能接受嗎？
是的，矽谷可以！
我應該要聲明，我所說的矽谷，是專指那些足以代表數位科技文化及產業的企業集團，像是臉書（Facebook）、亞馬遜（Amazon）、優步（Uber）、谷歌（Google）、蘋果（Apple）、Snapchat、特斯拉（Tesla）；這些最野心勃勃、也最強大的科技公司，正試圖塑造人類的未來。其中，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這四家公司，甚至已經有人以它們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創造縮寫詞「GAFA」稱之。這些企業並非全部實際位於矽谷，但全都擁有類似的權力、影響力及價值觀。自從蘋果公司再起，科技公司不但成了大眾市場，更成了在全球動見觀瞻、跨越地理區域的品牌，與之呼應的是一群強大的千禧新世代消費者，將數位社交、行動應用與網際網路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過去二十年間，矽谷龍頭企業的力量和影響迅速增加，取代了像是汽車與能源等許多傳統產業，至於零售、娛樂、通訊和旅遊業更不在話下。沃爾瑪（Walmart）成立於1962年，聯合利華（Unilever）成立於1929年，雀巢（Nestlé）成立於1905年；至於我所任職的跨國廣告公司智威湯遜（J. Walter Thompson）則是成立於1864年，經過數十年才達致全球規模。這些傳統公司，現今都在勉力對抗1994年才成立的亞馬遜、或是其他更晚才成立的科技公司；這些科技公司雖然初來乍到，卻已經有了更大的規模、或至少已經搶走了相當的市占率。
同樣地，在短得難以想像的時間內，社會已然經歷一場重大的權力移轉，從中產階級轉到超級富豪手中；思想文化也出現重大轉變，從崇拜太空人、好萊塢明星，轉而膜拜科技龍頭的負責人。與此同時，經濟也發生重大變化，從製造業和傳統業務走向演算法與數據；這些重大的結構性變化，都是源於這些科技專家的作為與想法。
現在，這些企業及領導者逐漸成熟、更認真看待自己，也開始涉足各種關鍵公民領域、建立新的權力中心，文化影響力超過政府、學界、甚至好萊塢。他們不僅已經主宰生活方式，更正準備接手醫療保健、基礎設施、能源、太空旅行、教育與郵政系統，以過去讓他們贏得成功的工具（各種平台、人工智慧、大數據，以及以消費者為中心的隨需供給模式），在這些領域進行破壞性創新。確實，這些領域較為複雜，也較難以撼動，過去這些工具能否同樣奏效，值得觀察。但除此之外，這些矽谷領袖也擴大思考範疇，除了追求企業成長，也思索新的社會模式、系統、城市規劃與未來世界願景。這些人帶著特有的傲慢，睥睨周遭世界：既然他們已經改變了民眾的社交生活、商業生活，何不把政治與生物生活也改造一番？
這些人現在已經在各個城市建起豪奢的總部，為自己歌功頌德，而這些總部也儼然成為矽谷社區。如果某一天，我們都成了矽谷帝國的居民，情況會如何？
有些人會說，情況已經是如此。
那些矽谷犯的錯
至少在2018年，已經出現一些文化上的反彈。該年初，民生消費品龍頭聯合利華（Unilever）的行銷長凱思・維德（Keith Weed）開始以數位「沼澤」指稱谷歌及臉書在銷售數位廣告時的不透明。也有許多品牌發現，自己的商標竟出現在極端內容或假新聞影片旁邊，最後決定撤下在YouTube或其他類似網站上的廣告。另外，英國與澳洲也已經開始有報導質疑臉書的閱聽觀眾規模。
另外，2018年3月爆出臉書洩漏8,700萬用戶資訊的驚人醜聞〔政治顧問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 將這些資訊用於商業用途，試圖影響英美等國選情〕。英國《衛報》、《觀察家報》（Observer）、電視「第四頻道」與美國的《紐約時報》揭露這項醜聞後，接下來的一週，臉書這個社群媒體龍頭的股價大跌13%，等同市值跌掉750億美元。英美兩國啟動調查，並要求祖克柏與臉書出庭協助調查〔在英國，劍橋分析的吹哨者克里斯多福・懷利（Christopher Wylie）也同樣被要求出庭〕。這項醜聞直接引發激烈且憤怒的媒體辯論，而#DeleteFacebook（#刪除臉書）也成為社群媒體上風行一時的hashtag。專家很快開始大力抨擊臉書反應緩慢，指責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與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等高層主管領導有問題，也認為他們事後的電視專訪麻木不仁。向來和臉書不合的科技大亨伊隆・馬斯克（Elon Musk）也大動作刪除了公司的臉書帳號（看招！）。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則趁機吹噓了蘋果嚴格的隱私政策，也認為臉書未能事先自我規範，現在為時已晚（再補上一腳！）。這項醜聞還引發另一波的調查、各方也各有自己的說法主張，包括祖克柏也親自前往國會作證，情感豐沛地回答關於臉書的問題。這一切讓劍橋分析與其他科技公司及科技界人物的往來關係浮上台面，其中包括有彼得・提爾在後面撐腰的Palantir：這家公司與美國國防部及警政單位都有合約關係，負責協助監控工作，而據稱也用了臉書的資料。（還有，提爾也是臉書董事會的一員，讓一切看來更加可疑。）
整體而言，這起臉書／劍橋分析的醜聞讓大眾發現，原來科技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竟有如此影響。然而，想判斷真正的影響為何並不容易。臉書的使用人數（以及同類社群媒體WhatsApp、Instagram的使用人數）似乎並未受到影響。祖克柏拒絕親自出庭協助英國調查，可說是展現了大咖科技業者的膽大無畏（或者比較令人害怕的，是祖克柏竟然如此刀槍不入）。雖然歐盟祭出罰款，英國也開始加以制裁，從暫時禁止Uber在倫敦營運、到保障零工經濟（gig economy）有更完整的勞工權益，科技業者仍然在各自的領域生龍活虎。在美國，亞馬遜雖然已經把雜貨、服飾零售、貨運等領域一把抓，仍然能夠逃避反壟斷調查。
矽谷所帶來的變化既迅速又全面，我們必須清楚瞭解有哪些層面正受到威脅。
提爾說要用科技解決「老化」、而且科技應該不受政府約束，無疑在網路高峰會激起許多共鳴；這些人在倫敦、紐約或其他地方就是面臨著基礎設施破舊、官僚效率低落、問題解決緩慢等情境，與他們習慣想要什麼就能快速得到的文化截然不同。從那些頭髮斑白的政治人物、過時的政府網站，人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各家品牌為了贏得消費者的信任，得像是自找麻煩般以「公開透明」又有「使命」為號召。政治人物就不急著做這種事，因為他們並沒有這種需要。消費者隨時都可能拋下某個品牌，但選舉要好幾年才一次，而且有些人還根本不會去投票。
因此，不難想像矽谷承諾要解決一切問題，會讓人如此心嚮往之。但這並不代表就能用矽谷來取代國家政府制度。雖然政府制度確實有缺陷，但至少成員是由選舉選出，知道自己是服務整個社會、而不僅是服務股東。
像政府的矽谷與像矽谷的政府
如果矽谷要擴張其公民角色，我們就必須檢視這些領導者樹立了怎樣的道德架構。在不久之前，Uber仍然認為只要公司成功，性別歧視和工作環境惡劣都算不上什麼問題。還有，雖然亞馬遜總部光鮮亮麗、在這裡工作的都是高學歷專業人士，但在倉庫內的工作卻以血汗著稱，供應商受到的待遇也毫無道德可言。
決定矽谷要關注什麼事情的，是一群富裕、高學歷的男性；至於提供諮詢的，也是一群白人、富裕、男性、嬰兒潮世代的未來學家，以及白人、富裕、男性、嬰兒潮世代的教授。（就連媒體的報導，也多半出自白人、高學歷的男性科技記者之手。）這群矽谷人就像住在新一代的象牙塔，雖然正在塑造文化，卻並未定期與自己社經圈子以外的人互動；例如科技公司派出豪華大型接駁巴士，接送員工往來於科技園區和舊金山之間，就是最為人所知、廣為報導的例子。這些公司的主要員工組成是一群畢業於常春藤聯盟的男性，可以每天享受著無限量的食物、飲料與服務。這些絕不是你我身邊的人，我們也就難以判斷，他們能不能代表廣大的民眾。
矽谷企業善於將自己塑造成友善、平等、推動民主的形象，他們所投射出來的價值體系，基本上都十分正向積極，例如支持LGBT、支持永續、支持社會正義。然而，這一切都要照他們喜歡的方式，而且也只能依賴他們的自我管理。（證據就是他們著名的血汗工作環境、性別不平等，還有，就在他們所在的舊金山，明明遊民問題十分嚴重，但他們似乎視若無睹。）
而在大咖科技業者試圖擴張影響力的時候，這一切就會變得非常重要。如果只是某家企業壟斷某種服務，只要不去使用就行；壟斷某種產品，也是不去購買就行。但如果萬事萬物都由這家公司提供，那時候會怎樣？而且，這一切都緊緊相連，控制著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貸款、能夠購買的保險、以及購買的售價。你的健康資料決定了你能不能得到信貸。只要一發現你的生產力下降，薪水就會減少。以為大眾握有控制權的假象很快就會消失，遭到壟斷的不只是你能買什麼，而是你整套的生活方式。這一切，就成了一個消費主義的警察國家。
到目前，矽谷企業如果做出什麼極度無恥駭人的舉動，還會受到公眾輿論與報紙頭條的監督。身為消費品牌，必須維持良好的名聲，因此只要批評輿論聲量夠大，他們就會停止某些行為。然而隨著矽谷吞噬消費主義的所有面向（更不用說是會報導其醜聞的媒體），控制很快就會消失。
而且，因為目前的社會出現權力真空，更促進科技公司在社會扮演的角色穩定擴張。根據智威湯遜的消費者調查，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政府和民主都已經信用破產。令人咋舌的是，千禧世代也一頭熱，希望矽谷分擔更多政府的角色。
不論這件事是對或錯，民眾同時也對政府建設未來的能力失去信心。正如傳統旅行社不敵能夠提供點對點評論與低廉價格的網路旅行社，政府似乎也將不敵更酷炫、效率更高、精通科技的企業。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與前科技長梅根・史密絲（Megan Smith）體認到政府有著形象問題，於是在歐巴馬第二任期間展開一項運動，希望讓政府也發出一點科技界的光芒。但歐巴馬也看穿矽谷並沒那麼容易實現其諸多大膽承諾。在2016年匹茲堡舉行的白宮前沿會議（White House Frontiers Conference）上，對於矽谷大吹牛皮、說要掃除一切現有的過時體制系統，歐巴馬就語帶譏嘲地表示：「政府的運作永遠不會像矽谷，因為民主本來就是混亂的。美國是個幅員遼闊而多元的大國，有許多利益考量、許多不同觀點。而且，政府的工作有一部分本來就是要處理那些其他人不想處理的問題。」
歐巴馬提出這些問題，等於是提醒群眾，這個時代近來轉向以個人為重：只想著自己，集體精神瀕臨死亡。畢竟，矽谷在滿足民眾個人需求（像是自拍、找地方過夜）這方面相當出色，也很善於讓服務和產品的價格變得平易近人、方便取得與日常使用。無論是飯店、計程車等等，都能變得更便宜。甚至像是谷歌地圖，只要你不認為自己付出了個人及線上行為資料、讓谷歌賣給廣告主，就會覺得是免費服務。然而，這些應用程式的背後都有著規模、利潤和市場力量的因素在推動，而且出了問題常常找不到人負責，或者只是用評論的形式來做自我調節。此外，雖然相關成本已經是大多數人都能負擔，仍然並非人人都能負擔得起。
這樣一來，如果真的讓矽谷取代了國家制度，事情會如何？如果是由矽谷來經營醫院、提供教育、建設都市，情況會怎樣？
這些問題讓我開始進行研究，一邊是矽谷的野心與無限的資源，一邊是如果真讓矽谷不受政府任何約束、以它的形象來打造世界所可能建構的現實，看看在這兩者之間有何拉扯張力。我想瞭解現在各種變化背後的道理以及可能的意義。而且，希望為時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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