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當「歐盟」正沸沸揚揚地決定自己的未來時，歐洲，對我們而言常是美麗如夢境般的旅遊明信片，我們何曾思考過，18、19世紀以來歐洲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歐洲人如何看待自己，就是世界局勢消長的縮影。請看從西蒙波娃到沙特等百位知識份子如何催生「歐洲」這個概念的誕生。

【小標】三．三．二 歐洲個人自由空間對抗美國從眾主義
現在要進一步敘述的歐洲社會論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因為上述的背景因素而有所改變。它並非陡然改變，戰前的主題和評價也未完全消失。戰前歐洲婦女較小的私人和公共自由空間、歐洲教育少以培養獨立性為目標、歐洲社會鮮明的區隔、現代工作和經濟倫理的歐洲界限等都是公開論述的主題。然而它們被新的基本論調和其他課題所加疊，例如：歐洲個人自主空間受到歐洲以外的從眾主義（Konformismus）的威脅、歐洲經濟和生活水準的衰退、歐洲人相處時的不公平等等。
基本論調的決定性改變已經提到過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有關歐洲的論述明顯受到歐洲危機意識和歐洲處於美國強權之下的劣勢感所影響。在大部分論述參與者眼中，歐洲再也不只是像一九一四年前那樣是過時而需要改革的，而是有完全失去其特點，並受到異於歐洲的美國文明完全滲透的危險。

這改變的新基調甚至導致某些重要論點的完全反轉，這和已經提過的知識份子的情況有關，因為論述中心不再是美國社會自主空間和傳統歐洲社會聯繫的對比，而是在於歐洲個人自主空間相對於現代美國的或蘇聯的制式化。歐洲社會的捍衛者讚揚歐洲個人自主空間的優點，並抨擊外來而造成威脅的制式化。然而歐洲人對自主空間有非常不同的認識，並視情況而不同，他們認為個人自主空間會因為政治宣傳或心理分析、社會從眾壓力或是經由現代的大眾消費、強力介入的公眾教育或教會而受到威脅。
美國社會對許多歐洲人而言，體現了這種個體受到威脅的例證。他們將對自己的未來發展的憂慮投射到美國模式上。一九二七年，對德國社會學家布靈克曼而言，美國社會不只缺乏「歐洲人的理性就像這裡〔美國〕的生活一樣，在無可避免的內在狹隘和牽制當中，仍勇敢而愉悅地忍受在這其中不斷顯示受制的自我失敗，維持社群內部一致變成有著鋼鐵般的必然性，個體在這其中變得不完整而且不重要，而且有一定程度的無我和樂於犧牲。」保守的德國記者哈費爾德於一九二七年時認為，歐洲特殊的自主空間表現在大學裡，尤其是在消費上，在他眼中「歐洲人希望個性化的，而非一體的運用經濟。

美國人將之視為奢侈的生活小細節對歐洲人而言那是他生活的基礎。他和他所得到的東西密切結合，他也想知道如何按照自己的品味去使用它。」對哈費爾德而言，歐洲自主空間較大的基本因素也在於大企業的權力有限，依他看來，在美國的大企業「因為沒有國家、學校和教會早先帶入的利益競爭對象，並為了實施有利可圖的法條而買票、賄賂公務員、販賣許可證、支付整個政黨運作來威脅選民。歐洲的經濟領導企業，其影響範圍不斷受到新的限制，影響力很難高於政治家、法律代表以及工會團體，他們在面對長久以來無工業化基礎的舊文化上，尤其顯得無力。」法國政治學家席格福立德以另一種經濟意義著眼，認為歐洲文化以其較大的個體自主空間優於美國：「有些偉大的物質進步在那裡〔美國〕只有做出犧牲才能達到，而且犧牲的是個人的某些優先權，這在舊世界卻正是他們文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這種廣為傳佈的舒適，每個工人都有他自己的房子、浴室和汽車，這都是以說來幾乎可悲的代價取得的。那美國工業缺之不可的『福特化』，最後卻也使個人標準化了。在新世界手工業被視為過時的製造方式並無一席之地。然而隨之消失的是對人類特定的觀感，而這在我們的思想世界裡，這是和文化思想密不可分的。」對他而言，顯得陌生的美國自由式兒童教育也是制式化的一部份：「孩子永遠不會被反駁，他不會被指正而被帶回到他該站的位子上。他根本不會被教壞了；歐洲人覺得這難以忍受，然而仍被這種沒有強迫的行為自由所吸引。﹝這裡他回到美國從眾主義上﹞，這個教育卻導致令人驚訝而未預期的結果。

他們〔美國人〕之後無礙地融入群體，群體的重要性被他們完全接受。」在瑞士作家瑞區納看來，歐洲自主空間是個普遍現象：「然而歐洲的特點正在於個人與整體之間的緊張程度。美國的緊張程度比我們來得小：在那邊，衡量一個人的標準就是他對整體的依附性；在我們這裡，所獲致的個人內在自由和個人的獨特性具有較高的地位。美國的齊頭式平等化發展過程，就是我們的歧異性發展過程之相對物。」
一九二九年德國作家愛麗卡和克勞思．曼當他們因為納政權而被迫從歐洲流亡出去之前，在歐洲的小村、小城裡看到較大的自由空間，而在美國發現到較多一致性：「人家告訴我們十遍了：真正典型的，非常美國的是在中西部最偏遠的地方，『歐洲人沒有踏過的地方』，他們嘲諷地說。那是如何的一個荒涼景色啊！在這寂靜當中是如何缺乏慰藉啊！貧乏而偏僻的歐洲村落有它的內在生活和韻律，以教堂為中心有機地形成。這裡﹝指美國﹞機械式的街道有死亡的味道。

一個有著流動的水、收音機和電氣光芒的墳墓。」對德國協會職員克萊胥密特而言，歐洲生活的自由空間比較大，而美國日常生活的制式比較嚴格；「您完全不曉得，我的先生們，我完全是說正經的，在歐洲還保存了多少個性啊。整個美式生活風格清晰可見追求標準化，形成同樣的類型、意見和行為方式。舉止不同和一般所期相左的人就會顯得刺眼。沒人會讓他過太平日子，全無視於他的個人癖好。私人獨立空間越來越消失不見。」
一九三○年法國作家杜安梅也覺得歐洲個人日常生活自主空間，因為美國文化而受到同樣的威脅：「讓西方〔歐洲〕遊客感到驚訝的是，他們〔美國人〕的人性習俗是我們所知的昆蟲習俗：同樣地抹煞個人，同樣地社會類型一致化，同樣地將團體歸納成特殊階級，同樣地臣服於隱諱的要求，是梅特靈克所稱的蜜蜂和螞蟻精神。」主要住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愛沙尼亞哲學家凱塞齡，一九三一年時也認為個人主義是歐洲文明傑出的、深刻的特點，對他而言，歐美差異根本之一在於，「在美國，社會趨勢支配個人傾向。」

在缺乏個人主義這點上面，他認為美國和蘇聯相似，然而同時也認為美國較勝一籌，因為在這裡放棄個人主義是自願的。與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論述不同的是，他在詮釋歐洲兩性關係時，除了試著說明歐洲男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以外，也認為歐洲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在他眼中，「歐洲的公眾意見有利於男性的自由散漫生活，這可以從他們抗拒婚姻的做法看出來。這意味著，歐洲男性的觀點在無意識之中同時主導了男性及女性的態度。相形之下，美國男性的地位──若一概而論並且用誇張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話──相當於不久之前東方女性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當愛因斯坦剛移民到美國的時候，也同樣抱怨這裡缺乏歐洲的自主空間：「那些組成所謂社會的人，在這裡比在歐洲還不尊重自由。然而他們似乎絲毫不覺，因為生活形式從年輕開始就侷限了個人的發展。」一九三九年法國作家茂羅──和一九一四年前的論述相反──為歐式婚姻當中的自由空間做出辯護，藉此批駁所謂的美國式遵奉習俗的婚姻：「比較講現實並略帶犬儒色彩的歐洲人，比較能夠坦然面對婚姻中的困境。他們嘗試為婚姻達成妥協，使得自己較容易容忍偶爾出現的不忠行為。這個代價讓家庭得以維繫下去。這些男性無須擔憂晚年將不得安穩，並且可以把希望寄託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美國人卻不一樣，只是追尋他們的好萊塢迷思，往往就以把第一次婚姻搞砸的同樣方式，又把第二次婚姻搞砸。」

這個論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然持續。一九四七年，西蒙．波娃在她的美國之旅中發覺，美國的精神氣質對她而言缺乏歐洲的個性化，而將這樣的想法表達於存在主義的思想範疇裡。根據她的看法，美國人「寂寞，因為他們懶得逃離他們特有的寂寞，因為逃離自己，因此不擁有自己。他們很少知道如何去建立深層的愛，持續的友誼。他們並非冷血，然而他們之間的關係停留在表面而冷淡。」她也強調性別問題的轉變，將之與歐洲女性戰前狹小的自由空間相比較：「歐洲女性理解得比較清楚，女性嘗試為自己贏得自信的時代已經過去。
她們無論在政治、科學和藝術等領域內，或者純粹在日常生活當中，正普遍證明著自己的價值。」她對美國城市制式的稜稜角角也頗反感，而相反地被歐式風格的南曼哈坦所吸引：「數學家在華盛頓廣場彼方失勢，直角被打破，街道不再只是數字而是有名字的，線條變得彎曲而相互糾纏。我像在歐洲都市當中一樣迷路，房子只有三到四層而顏色混褪，在紅色、土黃色和黑色之間移動；在牆邊鋸齒狀的逃生梯上曬衣服。等待曬太陽的衣物、街角的擦鞋童、陽台的屋頂隱約讓人想到地中海城市，而房子虛弱的紅讓人想到倫敦的霧。這個地區其實不像我所知的任何地方，然而我知道，我會愛上這裡。」

一九四六年，法國人波斯非常類似地將歐洲的鄉村文化視為歐洲個體性的表現，幾乎是重複二十年前愛麗卡和克勞斯．曼說過的話：「在歐洲，村子好像是各地的自然產物一般；它們用當地的石材建築起來，座落在十字路口、山谷出口、山路腳邊。它們有種意義、有種形式、一種個性、一種顏色。它們座落之處有其理由。
然而，在這裡〔美國〕，村落和小城市完全是同義字，它們多少只是重要的街邊房屋的聚集處。」德國女心理學家巴夏克，她移民到美國成為教授，一九四七年同樣描述了歐洲較強的個體性，而且是針對歐洲的大學。她並沒有像西蒙．波娃那樣深遠的哲學背景，而比較是反映出日常的觀察：「對我而言，他們〔美國人〕都是一個樣子。這期間我發現，所有的美國大學生都努力去適應普遍的模式，這種追求一致性的不成文規定是歐美學生之間最明顯的差別。歐洲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希望在各種關係當中和周圍的人有所區別。

歐洲學生覺得從衣服和髮型開始，到對藝術、文學和音樂的所有看法，都應該有個人的見解。透過反駁和試著堅持自己的立場，你就會被視為『獨特』的人，那麼你就是個『個體』！」和戰前歐洲人的看法相反，奧地利的建築業者拉斯特尼克在一九五三年清楚地確信，歐洲人在婚姻上比較自由：「在歐洲，人們結婚因為他們想結婚。在美國，人們結婚因為他們必須結婚。必須這麼做，因為不得不然，因為所有的人都這麼做，因為所有的人都做大家在做的事；因為人們所獲得的地位，就可能跟所失去的自由一樣多；因為這種自由不像在其他方面，是根本不存在的【周註：在其他方面都非常自由，但就是沒有不結婚的自由。】。」

英美伊斯蘭學家和作家藍道（Rom Landau）對這種新的基調有個解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之所以重新為歐洲的自主空間辯駁，他認為原因在於美國社會的變遷：「在一九三○年代，只有少數人談論『美式生活』。今日這卻是相當正常而無法避免的。我們從歷史得知，美國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世界上最個人主義的民族之一。然而這種『模式』最明顯的特點現在似乎變成隨波逐流和標準化。」德國神學家提力克在一九五六年認為，在美國「人和物的整齊單一化和在我們歐洲這裡的完全不同：就物品而言，乃是因為大規模的工業化和非手工製造，例如：單一服裝類型的高產量，使它可以在各州都進行銷售。

而就人而言乃是因為沒有歷史過往，歷史過往對人而言不僅是只有『自己』，而是也使個人成為階層、地方、傳說的代表人物，被提昇成一特點。」然而就他看來，這種整齊單一化「並非美國特有的現象。它在美國特別明顯，只是透露了，美國在某些發展上比我們快而已。」法國作家法布雷－路斯在一九六○年時覺得自己「身為個人主義的歐洲人在美國就像會被剝下社會的外衣一樣。
看到參加會議的人，在旅館大廳裡來回走動，胸前掛著大大的名牌，這實在讓人震驚。如果正好在游泳池潑水嬉戲，聽到自己的名字從天而降，一定很不舒服。人們知道，這會隨著他到私生活的最後堡壘，像是床上和洗手間，而將他的身分認同活生生地剝掉。」

法國哲學教授和大使馬利覃在一九五六年認為歐洲的科學比在美國擁有更多的個人自主空間，他表示：「美國精神生活條件因為較強的團體意識，而和歐洲的有所區別然而對只有少數人能從事的創造性的工作，那種需要孤寂、過著隱士生活、有著無限的執著和因此需要更多的奉獻，而不見得努力就會有成果的創造性工作，我認為這些先決條件在美國比較差。隱含導致個人和社會分隔危機的事，在美國這裡比較不受歡迎。」歐洲個性化和美國的從眾對比，對德國記者孔恩，當時《法蘭克福通論報》的文化部門主任而言，這些反應在城市圖像上：「對歐洲遊客而言，那實在是個令人屏息而鬱悶的印象，從飛機或汽車上如同經歷到屯墾區的形成，『城市』這個名稱對這些地區就是不恰當。

新鮮的是，再也無法到達城市邊緣，因為到處都是城市。舊的城市相互延伸，把鄉村完全吸納了。美國讓我學到的似乎是，幾十年前還讓保守的文化批評者感到震驚的工廠輸送帶原則，如今也沿用到居住空間了。」一九六四年奧地利作家哈柏（Hans Habe）認為歐洲的日常生活比之美國的較有個人的自由空間，他注意到：「人際關係在這裡〔美國〕都有其規範，因此當要讚美別人的時候，他們會說他是『守法的公民』：個人遵循法律絕非自然而然的事，而這個讚美也就因此顯得更高貴了。然而就連〔計程車〕乘客也都有行為準則要遵守，然而這些準則的嚴格程度以及原創性，還及不上半成歐洲城市裡常會遭遇到的激烈抗議。

在這個國家和歐洲是多麼不同啊！孩子們被當作成人，成人被當作孩子看待。」德國作家曼訥特在一九七三年也以類似觀點批評美國社會的保守：「當然，在美國原創性和個體性的流失，遲鈍的印象無法完全排除。如果我不承認，我曾〔在美國〕參加過一些相當有意義的、有趣的以及具藝術性的聚會，例如：音樂會等，是不公平的。然而在這些美國的活動中所體現的卻是歐洲的文化形式、歐洲的教育和觀察方式，彷彿從歐洲文化的守衛台，超然地看著同胞大眾。符合我們〔歐洲〕良好中產階級社會的，還沒有在美國形成，而這或許將會以不期然的形式出現。」

【小標】三．三．二 歐洲個人自由空間對抗美國從眾主義現在要進一步敘述的歐洲社會論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因為上述的背景因素而有所改變。它並非陡然改變，戰前的主題和評價也未完全消失。戰前歐洲婦女較小的私人和公共自由空間、歐洲教育少以培養獨立性為目標、歐洲社會鮮明的區隔、現代工作和經濟倫理的歐洲界限等都是公開論述的主題。然而它們被新的基本論調和其他課題所加疊，例如：歐洲個人自主空間受到歐洲以外的從眾主義（Konformismus）的威脅、歐洲經濟和生活水準的衰退、歐洲人相處時的不公平等等。基本論調的決定性改變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