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我憧憬的美好國度
台灣官不聊生，施政困難，導致國力弱化，民怨沸騰。這不是個人之力可以改變的，但還是期待政府能夠「維護社會正義，進行稅改；經濟成長的果實，由就業者充分分享。」讓台灣和北歐國家一樣，生活充滿希望和快樂。
我任職衛生署期間，深深感覺台灣施政環境讓官員「十倍努力半分功」，非常不利國家發展。為什麼？因為台灣有三害：媒體、立法院及監察院，政府看媒體臉色施政，立委依黨派顏色問政，監委看報紙報導查案，以致官不聊生，有能力的人不願進政府服務。
民間呢？藍綠廝殺慘烈，寶島一片烏煙瘴氣，施政績效差，老百姓怨聲載道，這樣的台灣，還有希望嗎？
■媒體治國，官不聊生
台灣誰最大？我說媒體最大，因為報紙報導什麼，立委就質詢什麼，晚上政論性節目名嘴們就討論什麼，甚至監察委員也看報辦案。本來政府某種程度要發揮教化功能，但台灣，政府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向名嘴請益國是，官員忙於回應各式爆料，誰有空想台灣未來怎麼辦？
變態的政治環境讓有識有能之士不願進政府做事，錢少、事多、責任重尚可忍，但在立委及媒體前毫無尊嚴則不可忍，所以現在看不到產業界有人願意做政務官，不信政府去請施振榮、郭台銘、歐晉德等進政府單位服務，看他們點不點頭？再看看學術界有人願意進政府做事嗎？事務官願意改任政務官嗎？
中國大陸發生三聚氰氨毒牛奶，人家的衛生部長沒有下台，我們的衛生署長下台了；日本核能發電廠發生核安事件，我們的署長天天被綁在立法院，說核安怎麼樣怎麼樣，有道理嗎？
沒有尊嚴之外，政府也沒有給予政務官應有的尊重，台灣政務官已經變臨時工了，卸職時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
原本來政務官退休待遇福利好的不得了，因為太好了，被拿出來檢討，結果政治鐘擺擺盪過頭，以致現在政務官退休連年資都不計。我自己不在意有沒有退休金，但這是態度問題，國家這樣對待政務官，是不是太苛刻了？
立法院已經讓官員疲於奔命，監察院還來摻一腳，如果衛生署有做不好做不對的地方，接受調查糾彈都應該，但有些案件實在莫名其妙。例如去年9月的豬血糕事件，媒體報導美國農業部以製作過程不衛生，下令全美禁止製作販賣豬血糕，於是衛生署先被叫去立法院做豬血糕專案報告，再被叫去監察院被修理一番。結果美國農業部根本沒有下這道禁令，豬血糕事件根本是一樁媒體誤報的烏龍事件。何況國情不同，民俗不同，即使美國禁售豬血糕，台灣為何要隨之起舞？你到德國去，豬血腸也是一種很平常的食物。
而部分監委過度行使職權，調查浮濫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我署長任內，不含健保，一年半來監院函詢、糾正、調查衛署758件，衛署人員需耗上近兩萬個工作天整理資料，來回監院耗費工作時數為五千人日，成本近一千六百 萬元。其中固然有衛署需檢討之處，但監委不能無限上綱，過度耗費施政資源，妨礙公務。這是虛耗國力，也侵犯到行政權及立法權。
而如此大費周章的調查，結果常令人氣結，像監察院糾正我登革熱防疫沒有做好，我就很不服氣。我跟新加坡衛生部長見過面聊過天，我的薪水只有他的1/20，但我管二千三百萬人，他只管六百萬人，去年新加坡登革熱人數將近六千人，台灣只有一千五、六百人，東亞南其他國家的登革熱人數則是用幾萬甚至幾十萬來算的，雖然天下沒有一百分的防疫，但如果台灣這樣的成績還叫「沒做好」，請問怎麼樣才叫好？就算我吞得下這口氣，防疫人員能服氣嗎？南部幾個縣市的首長、衛生局、環保局同仁，配合環保署、衛生署，可說用盡一切努力消滅孳生源，才控制住登革熱，這些南部的地方首長能服氣嗎？
媒體疫情、立委疫情、監委疫情，往往比實際疫情嚴重多多，身為機關首長的我，對監委的調查到底是應該口中說著「謝謝指教，虛心接受，日後改進」，但心中不斷念著XXX，還是以張飛為己任，勇敢的迎戰蚩尤？
■浮濫的監督，煽情的問政
結果我還是當了張飛，代替黃帝上場大戰蚩尤。
年初《時報周刊》提早把我炮轟監察院的內容曝光，雖然害到我，但也讓社會正視這個問題。一位高階長官後來私下跟我說：「你嗆監察院，好多高階公務員都非常感謝你。」從當時長官們的反應，我認為他們應該也覺得監察院做過頭了。那麼，為政者是不是應該有所作為，不要任憑公務員如此沒有尊嚴下去？
我說監察院該廢，監委當然很不高興，一位監委說要告我，結果有立委辦公室助理接電話接到手軟，民眾紛紛去電要立委修理監委，監察院長王建煊則自始至終低調以對。
葉金川在署長任內曾經信誓旦旦的說：「我不做署長後，一定要公開說廢除監察院。」但他一直沒說，我常糗他是「小孬孬」，現在我要跟他說：「老葉，我完成你的『遺』願了（遺留在衛生署的心願）！」
國家當然要有監督公務員的制度，但以現況而言，立法院已足夠，常常官員在立法院都講清楚了，卻得到監察院再重新報告一次。行政部門要被嚴格檢視，監察院也應該被嚴加檢視，阿扁執政最好的證明是：沒有監察院，政府一樣運作。
施政環境亂糟糟，政治運作也高度扭曲，立委問政只問藍綠，不辨是非，只要和自己同陣營，做得再爛也有美名；只要和自己顏色不同，做得再好也被鬥臭。威權時代為了爭取民主跟自由，在野黨激情衝撞體制甚至鬥爭也許有必要，但台灣已經相當民主多元了，民進黨仍然以煽情的手法，不時挑動台灣敏感的族群神經，製造仇恨與對立，這就令人難以苟同了。
民進黨高唱台獨聖歌，但以目前情勢觀之，能夠讓台灣獨立的可能是國民黨，民進黨反而可能促成兩岸統一。以前美國總統尼克森說他最反共，所以他跟中共建交沒問題；相同的道理，在台灣，只有民進黨可以講統一，其他人講馬上萬箭穿心，而馬總統最怕人家說他要統一，所以他最有資格談獨立。
在我看來，藍綠兩黨基因都有問題，民進黨一直以為自己是在野黨，就連當家執政時，一樣上街頭遊行鬧事；國民黨則是在野時也以為自己是執政黨。基因把這兩黨的個性限制住了，行為固著，改造無望。
■流失腦力、補充勞力，前途何在？
弱智的政黨眼中只有政治利益，每一步都充滿政治算計，藍綠對殺的同時，也封殺了台灣的進步，所以台灣一直在弱化，競爭力快速流失與下降。舉一件撈過界的例子，我署長任內，政府一直在討論開放陸生來台就學，但民進黨立委以國家安全為由反對、以陸生來台將排擠本地生入學機會為由反對，以致最後通過的法案七折八扣，國民黨被譏為自綁手腳。
別的國家都希望吸引其他國家優秀人才就學，但台灣一提到陸生來台，草木皆兵，民進黨好似認為大陸學生來台，就是來搞第五縱隊洗我們的腦，陷台灣於險境。這表示他們對台灣的民主價值毫無信心，因為歷史可證，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交往，都是極權國家垮掉。
像美國和蘇聯，美國光是熱門音樂和牛仔褲，就把蘇聯打得一塌糊塗；又比如東德和西德，東德多少人跑到西德去，裡頭難道沒有間諜？但西德根本不怕，照樣張開雙臂歡迎，而東西德交往的結果是柏林圍牆倒掉；再如南北韓之間，也是集權的北韓不敢跟南韓全面交往。反觀我們，大陸人投資台灣，就是要對我們經濟統戰，台灣人投資大陸，就是提供資源給老共！
一個開放多元的民主國家，居然害怕跟集權國家往來，變成沒有自信的小孬孬，台灣乾脆投降算了！
香港、新加坡、美國都拼命提供資源，爭取一流學生去念書，美國有多少人沒有辦法念大學，但美國每年提供多少獎學金給外國學生，難道美國人愚蠢？美國之所以成為強國，擁有眾多極優人才是原因之一。美國想辦法讓全世界最聰明的學生都去美國念書，有錢的自己繳學費，沒錢的提供獎學金。這些優秀人才接受了美國的價值觀及思考模式，很多人最後留在美國，將聰明智慧才幹全部奉獻給美國。
所以台灣很慘，出口的都是高級人才，進口的則是外藉勞工，流失腦力，補充勞力，人力資源嚴重失衡，國家前途何在？
■「Kill by Love」 才是王道
我在美國念書時，有一件往事印象深刻。有一年暑假我太太從台灣來看我，一個和我交情很好的美籍猶太裔同學邀我們到他家度假。他家在北密西根，爸爸是醫師，家裡很有錢，有傭僕侍候生活起居，傍晚時我們還坐他家的遊艇到湖裡賞景釣魚。
那天晚餐時，這位老醫師問我知不知道為什麼他兒子對我這麼好？我當然不知道，答案是，因為我是華人。他說，以前猶太人四處流浪時，每到一個地方不是被打就是被殺，有一次他們同胞到中國陝西，結果也被殺掉了。我一聽，心想糟了，猶太人被華人幹掉，那今天請我來，是要給我難看嗎？
結果他微笑著說，是「kill by love」，原來因為通婚，他的同胞在大陸「被愛消滅掉了」，這個故事讓他們認為，華人對猶太人是友善的。
所以，「愛」是最好的武器，唐朝為什麼派文成公主去西藏和親，目的也是用愛去征服對方；以台灣社會愛心充沛的程度，要「殲滅」來自大陸的「敵人」還不輕而易舉？而且，這些年來到底是中國大陸影響我們多，還是我們影響中國大陸多？答案很明顯。
台商進軍大陸後，有台商的地方，飲食、消費、娛樂都台味十足。十五年前，我應大陸衛生部門之邀到新疆烏魯木齊參訪，晚上飯店有餘興節目，我本來不想去，但我很喜歡王洛賓創作的「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達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民謠，心想或許可以聽到美麗的維吾爾族姑娘唱這些歌曲。結果第一首是「愛拚才會贏」，第二首是「酒後的心聲」，第三首是什麼我不知道，因為大失所望，我回房去了。
想想看，當大陸學生親身體驗到台灣社會的多元民主開放，感受到台灣社會溫暖的人情，對他們的衝擊有多大？影響有多深？他們回大陸後，把這些觀念感受帶回大陸，這不是我們「反攻大陸」最好的方式嗎？
台灣對中共的鬥爭，好像還沒有自己兩黨的鬥爭來得嚴厲，我常不解，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讓兩黨互相殘殺，刀刀見骨？
對無法相愛還彼此傷害的兩個人來說，分手是最好的選擇，各自再去尋找春天，不要互相耽誤鉗制。所以我建議藍綠兩陣營也分手吧！以濁水溪為界，台灣分成南北兩國，不設海關，人民可以自由進出往來，國防共用，按人口比例出錢，稅則各抽各的。
分成兩國後，一邊歡迎大陸學生來台，一邊不准大陸學生來台；一邊允許進口美牛，一邊不能進口美牛；一邊打預防針，一邊不打預防針。這樣不僅相安無事，皆大歡喜，還有一個好處，邦交國多一個，為申請進聯合國再添助力。
■經濟發展的果實，應與就業者共享
台灣人很爭氣，儘管政治亂糟糟，多數人民依舊勤奮工作，走過金融風暴後，為台灣創造了亮眼的經濟成長。1970年代，台灣家家戶戶「客廳即工廠」，當時的經濟成長全民都感受得到，有付出就有收穫，激勵大家更打拼。但現在國家的經濟成長，民眾卻無感，原因在於政府沒有重視勞動的價值，經濟成長的果實大都落入企業主的大口袋裡，就業階層的所得沒有增加或增加有限。
台灣高層鎮日高喊「拚經濟」，我任內曾經跟馬總統建言，拚經濟只是國家發展的手段，而非目標。拚經濟第一要問「讓誰賺到錢」，第二個要問「賺到錢做什麼用」，如果拚經濟的成果，都被有錢人拿走了，人民沒有感受到幸福快樂，這個經濟發展還是失敗的。
台灣現在就是失敗的，沒有訂好目標，結果犧牲了財富分配的公平，環境及生態也受到破壞。所以政府不能只強調拚經濟，必須負責的告訴人民，國家的願景是什麼，更要重視財富的分布。財富分配不均，財富的效用就不彰，減少社會整體財富帶給人民的幸福感。
台灣過去十幾年，從李登輝總統到現在，勞動所得沒有增加，甚至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還減少了，那我們過去十幾年的經濟成長是長到哪去了呢？都錢賺錢去了。今天台灣的問題，就是目前的稅制對「以錢賺錢、以錢養地」這種所得幾乎抽不到稅，形成極大的不公平。
多年前我在北投以210萬買了一間公寓，理論上，一間房子住了二十多年，應該愈來愈不值錢，但現在這間房子至少值1200萬，讓我賺很大。但房價高漲是我的功勞嗎？不是，我的付出很有限，我的資產價值提高是因為全民打拚讓經濟成長所致，是那些辛苦勞動的人讓我坐享其成，但他們卻沒有分到經濟成長的好處。
台灣稅收占GDP（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太低，以前最多的時候曾經逾20%，但現在降到12%，只有韓國的一半，從這點來看我們是一個很爛的國家。 民主資本主義的 美國與日本，賦稅占GDP約30%，加拿大又比美、日更高；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如法國、德國，賦稅占GDP高達40%到50%左右。但為什麼台灣人還喜歡去做加拿大人、美國人？因為這些國家對人民的照顧比台灣好。
台灣有錢人從社會獲益很多，稅卻繳得很少；另外，政府整體稅收少，但因為民粹，不斷開支票答應人民要做很多的事情。錢不夠用，又不敢說要增稅，只好借錢來兌現支票，債留子孫。特別是台灣現在人口結構呈紡錘型，中間青壯年人口多，老人、小孩少，應是負擔最輕的時候，如果現在仍不斷增加國債，未來年輕人負擔將萬分沉重，嚴重違反世代正義。只能說，這是一個不斷墮落的國家。
我卸任後曾以總統頭家的身份，寫了幾句話給馬總統：「維護社會正義，進行稅改；經濟成長的果實，應由就業者充分分享」。稅制改革很痛苦，但愈晚做，財富分配愈M型化，也就愈難改，因為有錢人就是有權人，有權人就是有錢人，再拖下去，以後想改也改不了了。希望政府拿出guts做該做的事，讓百姓覺得繳稅繳得值回票價，甚至物超所值，獲得的福祉超過付出的金錢。
■請給人民希望和快樂
一個民主國家稅抽得愈高，表示國家愈進步，因為人民信任政府，願意把錢交給政府；而一個進步的國家，一定用社會儲蓄代替個人儲蓄。國際上高稅賦的國家，人民儲蓄率都非常低，但老百姓透過繳稅及社會保險，擁有比個人儲蓄更有保障的社會儲蓄。
為什麼社會儲蓄保障性高？因為有些人沒能力儲蓄，有些人儲蓄失敗，而且個人累積的財富隨時可以搬離國家，社會儲蓄則是全民擁有，也是全民共享。全民健保實施後，只要平時交有限的保險費，個人及家庭就不必擔心生重病時龐大的醫療費，就是這個道理。
2012年又要改選總統了，我相信候選人們一定會提出多項利多政見，如果哪一位總統候選人敢宣告：「兌現政見需要錢，所以必須加稅，但我允諾不浪費，而且我會進行稅改，讓台灣稅制公平，讓大家覺得多繳稅是值得的。」我就願意替他站台。可是依我看，不會有這樣的候選人。
我小的時候，日子很苦，但只是物質的苦，生活則充滿希望，教育帶來社會流動的機會，會念書的孩子不需花很多學費，就可以進一流大學，畢業後有很好的工作。那時技術工人的待遇也很好，農夫的孩子不必死守農地，可以選擇讀職業學校，習得一技之長，未來的路怎麼走，大家都很清楚。但現在不一樣了，只有好家庭出身的才能有好機會，有才幹的人反而沒機會，這是不符合社會正義的。
而且現今的台灣，物質富足，大家卻心靈空虛，即使手握一流大學的文憑，也不是就業的保證，對未來的不確定，不僅讓大家覺得沒希望、不快樂，也影響大家養兒育女的意願。
政府祭出各種獎勵生育措施，其實對提高生育率一點用都沒有，當大家覺得未來確定、前途光明、希望無限，自然就會生小孩了。
我很羨慕北歐國家，他們不講GDP，他們講「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家快樂指數。稅繳得多，但無後顧之憂，生活充滿快樂與希望，這就是我憧憬的美好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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