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再也回不去的生活
債務讓米雪兒．貝爾蒙特（Michelle Belmont）寢食難安。這種焦慮實在很難對別人說明，然而每當有人問起，她又像是得到救贖般感到解放。她希望能讓別人聽聽，自己到底是如何奮鬥，而債務又如何像幼童腦袋中那張牙舞爪的怪物，死命追趕，從超市一路到兒子的安親班，以及那小小的一房一廳公寓裡。
就如同多數人的情況，一切從大學時期的學生貸款開始。米雪兒到父母的家鄉喬治亞州念大學，認為學歷能應允自己一個美好的未來。緊接著，她又因為攻讀圖書資訊學碩士學位而欠下更多學貸。沒過多久，她的兒子艾蒙誕生，而她和丈夫也因此累積超過兩萬美元的醫療帳單。米雪兒的生產、住院費等等看似再平凡不過的事情，所伴隨而來的代價，讓夫婦兩人感到錯愕。生產後，她希望能在醫院多住幾天─畢竟，她可是花了超過五個小時的掙扎，才好不容易把這個體重高達四．九公斤的胖小子生下來。
「我以為保險能幫助我們勉強度過難關，」米雪兒對我說。「但我先生買的保險太便宜了，所以你能申請到的給付也有限。」
緊接著，債務這頭巨獸開始成長。小艾蒙發高燒到三九．四度，他們不得不讓他住院接受治療。接著是連兩年的手術。餐桌上的帳單開始堆積成山。一開始，米雪兒總是努力把帳單付清，害怕拖欠醫藥費可能影響兒子未來接受治療的機會。但漸漸地，那些信封她連拆都不想拆。信封上有著不同的顏色，上面那些宛若無聲控訴的文字，不是要求米雪兒立刻繳費，就是威脅預備採取何種法律行動。她心中浮現自己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的樣子，費心解釋自己的帳戶為什麼擠不出一點錢來。儘管債務總額已經超過六位數，卻似乎沒有要停止增長的意思。
在孩子出生前，這對夫妻勤勤懇懇地過日子，「但在艾蒙出生後，事情開始失控。過去我們總是有錢吃飯，現在卻淪落至『我們該拿什麼買食物？』我開始用這張信用卡支付另一張信用卡的帳單。就算領到薪水，我還是擠不出該繳的房租。但是和周遭的人相比，我和先生的收入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了，」米雪兒說。
米雪兒想盡辦法讓自己留在中產階級。她希望培養自己擁有更穩固的職涯發展──成為一名圖資管理員，確立自己的未來。但這件事情的代價遠超過她的預期，而她變得更脆弱了。與此同時，壓迫也更緊了。貝爾蒙特一家人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一間還不錯的公寓內，而她和丈夫每個月必須負擔一千三百美元的房租。對米雪兒來說，明尼阿波利斯這樣一個時髦的都市，在這裡，所謂的中西部現代食品、家具和紡織品變得愈來愈昂貴。在我第一次和她見面時，貝爾蒙特一家人的債務，看似永遠都還不清。
「除非未來一件壞事都不會發生，」米雪兒說著說著，幾乎笑了出來。
而壞事發生了。
▍生活在崩潰邊緣的新族群
《被壓榨的一代》是一本由心理與社會經濟困境所構成的書。此處的壓榨，指的是來自於個人經濟、社會地位和自我投射的壓力。在書中登場的中產階級者，其地位的判定不僅僅是依據財富；還包含了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志向、資產，當然還有家庭收入。在美國，根據二○一六年五月所出版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所謂的中產階級為三口之家年收入在四萬兩千美元至十二萬五千美元（二○一四年）之間的工作族群，而中產階級家庭的數量，占了美國家庭數量的五一％。米雪兒．貝爾蒙特和她的家庭，就屬於中產階級家庭，而她們正承受到極大壓力。
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為了待在這個理應廣闊且多元化的生態圈裡，已經瀕臨崩潰且喘不過氣。那些未曾預料自己會淪落至這般境地的專業人士（如受過高等教育的律師、教授、老師、藥劑師等），在面對困境時，覺得自己就像是被一個不利於自身處境的體制所拋棄。他們對未來的期待在許多行業趨向自動化或機器人興起的威脅下（這些故事可在稍後的章節中讀到），顯得更加黯淡。
根據《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和米勒研究中心（Miller Center）的調查，六五％的美國人擔心無法支付帳單，而那些接受我採訪並坐在餐桌前焦慮地喃喃自語的父母親，證實了這項調查的真實性。這些焦慮的部分成因在於和二十年前相比，現在的中產階級生活開銷成長了三成；事實上，在我們即將看到的某些故事中，日常生活開銷的金額，近乎是二十年前的兩倍。通往中產階級的門票─在公立大學接受四年教育的代價，自一九九六年以來，也近乎成長了兩倍。在這二十年中，醫療費用幾乎漲了一倍。儘管租金（更別提買房）並沒有如教育開銷和醫療費用水平那樣，出現如此駭人的成長，卻也變得更貴了。與此同時，工會和員工權益卻持續受到削弱，退休金和最低福利限制不斷下滑。工時不穩定的情況變得愈來愈普遍，導致一直是眾多家庭經濟重擔的兒童照顧變得更難安排，代價也變得更為高昂，甚至進一步威脅家庭內部的和諧。而這樣的壓迫，也同樣構築在性別歧視上。本書許多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這個現象並非巧合。儘管確實還有其他原因造成故事主角多為女性的情況，但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在職場裡，母親是一個非常不利的身分。而且根據統計，有孩子的女性其收入往往低於男性同事或沒有孩子的女性同事。但父親也沒能逃脫這場苦難：如果他們企圖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時間比重，在職場上往往會被冠上「懦弱」的刻板印象。而如果他們進入傳統上以女性為主體的職業（這也是當前就業成長的主要範圍），他們也會獲得女性「傳統上」的低薪。
▍壓榨會持續下去嗎？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職業志向這個詞等同於在每個一九七○年代的早晨，看著母親將分級藍皮書夾在腋下，蹬著腳下那雙高跟靴，「摳摳摳──」走去教書的模樣。而每一天，都結束在筋疲力竭的母親趕在托兒所休息前的最後一秒，接我回家並吃著義大利麵與肉丸的時光。作為大學教授的父母親，努力工作，享有健康保險、應得的退休金和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工作機會充裕，都會區的房租也較為便宜。他們可以承擔對現在家庭而言可能過分沉重的額外開銷：從他們作為大學教授所賺得的薪水中，撥出一部分錢讓我去上溜冰課。我被送去紐約市一所私立學校接受教育，全家人還會一起到海邊度長假，而我可以買一個蝴蝶形狀的風箏，在沙丘上採著野莓。他們並不是特例。過去，「中產階級」意味的是擁有兩個孩子，並且能夠將孩子送去品質較高的公立學校─有時甚至是私立學校的經濟狀態。這同時意味著當舊鞋開始摩腳的時候，父母親可以替孩子買一雙Stride Rite 的褐色瑪莉珍皮鞋。此外，你們家可以擁有一間房子（儘管我們家沒有，但多數人確實會買房）。也許稱不上豪宅，但就是一幢附帶著車庫、外觀樸質的美式平房。到了週末，你可以和家人共享天倫，有時還可以一起去「影城」看電影，或利用繳交的劇場會員費，欣賞一齣舞台劇。平時的工作日，總能在六點下班，因此全家能一起共進晚餐。除此之外，這更意味著你可以進行儲蓄，支付孩子們未來的大學學費。
然而，對現在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而言，這樣的生活餘裕變得愈來愈遙不可及。中產階級在各方面上皆瀕臨危機，而「中產階級」這個名詞背後所承載的美好意象已然消失。同時，這種弱化也導致自我形象的崩毀。在二○○八年經濟危機之前，僅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視自己為社會底層或中產階級底層。但即便是這些為生活所苦的人們，也認為自己的問題不過是暫時性的，不會持續太久。但在二○○八年的經濟衰退後，有四○％的美國人視自己為金字塔底層的人口。（儘管此場衰退的導因經常歸咎於金融風暴，但事實上也可以解釋成自雷根時代以後，數十年來社會階級分離與向下流動現象的爆發或累積所造成。）自民意調查機構首度提出此一問題後，僅有低於一半的四四％（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與此同時，富裕者（此處對富裕的評估是根據資產扣除債務後）和中產階級流眾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
第3章 極限托兒所──高壓工作環境的沉重代價
迪斯不過是全美境內其中一間二十四小時制的托兒所。光是在紐約新羅謝爾（New Rochelle）同一個街區上，還有另一間同樣提供過夜服務的托兒所「小寶貝」（Little Blessings）。在我拜訪這裡的整個星期期間，小寶貝和迪斯被布置成猶如動漫大會的現場，用巨大的卡通人物朵拉、蜘蛛人和五彩斑斕的燈光，企圖贏取孩子的芳心。相較之下，有些全天候的托兒所則會以父母作為爭取認同的重點，取一些充滿雄心壯志的名字，像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成功兒童二十四小時培育中心」（Success Kidz 24 Hour Enrichment Center）， 以及賭城的「 完美兒童發展中心」（Tip Top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或「五星級托兒所」（Five Star Sitters）。
▍不正常工時的代價
此類行業的蓬勃發展，反映美國職場生活的劇變。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的工作天數不斷增加，工時更是難以預測。此點尤其反應了廿一世紀全天候制商業環境的實況：無論是數位經濟或自由工作（freelance）、零工（gig）經濟、以及無法跟上經濟成長腳步的薪資停滯，顯示了即便在低通膨的時代下，美國人民的薪水依舊未能趕上支出。二十四小時制托兒所的崛起，也反映出美國工會的無能，以及企業極端的工作排程已經打破了員工一直以來遵循的工作天數與時數。使用「無能」兩字，絕非誇大其詞。在一九六○年代，有三○％的美國人加入工會；反觀現在，在所有工作人口中，僅有一一％的人加入工會，私人部門內更只有七％的員工為工會成員。在美國選民眼中，工會已經失去討價還價的能力和歡迎度。
根據二○○四年的統計，有近四○％的美國民眾有過異常的工作體驗──如果所謂的正常是如過去每天工作八小時為標準的話（連此一標準放在現在來看，也有如神話）。美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也指出，有九％的日托中心現在也提供夜間或週末照顧的服務，此數量已經多到足以濃縮成一篇趨勢專題報導。此外，在必須照顧年齡為六歲以下兒童的婦女中，有近六成（六四．二％）的人需要工作，而在照顧低齡兒童的職業媽媽中，有近兩成的婦女只能找到時薪十．五美元的低薪工作。要想負擔托兒所的費用，她們就必須賺得更多。
當前多數美國成人的每週工作時數為四十七小時。那些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人們，對於此種不合理的工作時數，往往更沒有權力說不。有些雇主為了減少員工「無所事事」的時間以精簡開銷，甚至屏棄人工管理的辦法，使用數據與演算法來決定工作時程。因此這些人就算想說不，也沒有人類對象可申訴。這些軟體根本不在乎工作排程是否會結束在深夜，是否會徹底撕裂員工的家庭生活，像是讓他們無法趕回家哄孩子上床睡覺，
或因為要上超早的班而沒能替孩子準備早餐等。
極限托兒所的存在，點出這個國家的工作時間是多麼地奸詐、且全然荒謬。我們現在居然需要二十四小時的托兒所。是的，極限托兒所反映出那些要求我們應該要投注在工作上的時間量，正在壓迫我們。
可獲得高薪但必須工作到晚上的工作，或許能讓這些父母請得起一、兩位保姆，或雙親中的其中一人可以待在家照顧孩子。但對於那些需要依賴迪斯托兒所的家長而言，他們負擔不了這樣的奢侈。舉例來說，必須獨立撫養伊薇特和黛安娜的單親媽媽瑪麗蘇，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的時候，必須去超市工作，緊接著下午六點到十點的時段中，還要去家飾建材量販店家得寶（Home Depot）上班，每週必須工作六天。在這兩個上班時段裡，兩個女兒會待在迪斯托兒所，而下午兩點半到五點半的休息時刻，她會去陪她們。「第一份工作每週只要工作二十九個小時，因此我又找了第二份工作，畢竟我無法負擔托兒所的費用。為了生存，我必須賺更多錢，」這名帶著眼鏡、頭髮整齊紮起來的年輕媽媽瑪麗蘇這麼說道。她在四歲那年，從墨西哥來到美國。瑪麗蘇這兩份工作的每週工作時數分別為二十九個小時。這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如果員工的工作時數超過三十個小時，依法律規定雇主就需要提供醫療保險。（二○一三年至二○一五年間每週工作時數低於三十小時的兼差工作數量上升、工作時數超過三十小時的工作數量卻下降的情況，並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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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壓榨下的居住權利
▍家庭的新定義
儘管如此，所謂的共親職或其他具開創性的實驗，就像是在用一顆顆渺小的鵝卵石，企圖擊退因缺乏政府補助的托兒或住房壓力，所幻化而成的巨獸。這些方法，確實能顯著地減少作為父母所面對的經濟壓力。一旦缺乏這些方法，如瑪麗這樣的家庭只能陷於困苦之中，因此類似如共親職此類量身定制的模式，正漸漸流行起來。
「許多家庭正在突破傳統家庭的藩籬。而這些情況變得愈來愈普及，」學者凱薩琳．格爾森（Kathleen Gerson）說道。她也指出，在那些弱勢家庭中，為了照顧孩子，經常會叫家族中的阿姨、祖母等其他成員來家中長住。
另一方面，研究方向以美國家庭及新經濟為主的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格爾森，向我解釋，此種共親職解決方案之所以未能大肆普及的其中一個阻力，就是美國人錯誤地「癡迷於核心家庭模式。所謂的家庭，並不只是包含因為法律或血緣關係所形成的團體，也包括那些聚在一起以共享關懷、經濟資源的人們。」因此，長久以來共親職成為「生活有困難者」所習慣採用的策略，她解釋道。如同托兒所或大學或研究所教育，某些地區內的住房價格變得異常高昂，而這也成為許多家庭受到壓迫的一大主因。本書中的許多父母有些僅能勉強負擔得起自己的住所，有些則因為價格合理的住房選擇過於稀少或開銷過高，而被迫離開自己長久以來所居住的城市。而共親職是他們所能想出來的小小抵抗。
由於美國境內許多城市可租或可買的房子是如此稀少，導致許多住在如舊金山等城市的老師與其他職業人士們，不得不兼任第二份工作。而這些情況也變得愈來愈普遍。如同普林斯頓大學的人口統計學家道格拉斯．馬賽（Douglas Massey）所寫的，許多住在美國昂貴城市或近郊、城鎮區域的家庭們，深切感受到數位經濟崛起對不動產價格所造成的影響。隨著科技領域的崛起，領高薪的科技業搬進了都市中心，改變這些地區的人口結構。有些時候，這些遷移還包括了科技公司的進駐，並在那些已發展成熟的地方上，發展出新的迷你都市，亞馬遜（Amazon）總部對西雅圖所造成的影響就是一個例子。漸漸地，那些在職貧窮者和岌岌可危的中產階級只能搬到外圍區域──行政區外緣或內部的邊緣地帶、較不受歡迎且遙遠的通勤城鎮，如離舊金山市區足足有三十二英里、光通勤就能叫你腰痠背痛的瓦列霍（Vallejo）。如今，受歡迎城市的緊縮狀態，或許以「空間不平等」一詞，能最好地闡述其內所展示的社會階級隔離（及種族隔離）、而非融合的情況。
▍炒房下的生存術
廿十世紀下半、在艾德哈特還擔任記者的時候，由於房價下跌，負擔城市裡的房租或房貸並不常成為一種問題。然而，也正是因為房價的下跌，引發了徹底改變，低廉的房價導致投資者想要在都市房地產上賭一把，而新辦公大樓與豪宅的出現也讓城市變得益發擁擠。到了二○○○年，在波士頓、費城和其他以生產知識而聞名的城市如舊金山與紐約市等，基本上已無中產階級家庭立足的空間。握有權勢的人們聚集到這些城市中，拉抬餐廳與美術館的需求，而與此同時，長期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們，卻只能不知所措地看著住房成本飆漲。今日，就如同都市學者大衛．馬登（David Madden）在那本他與馬庫色（Peter Marcuse）共同執筆的書中所言，「利用房地產追求獲利和將其作為住所的心態，產生了矛盾，而不動產業擊敗了住房需求。」希望住在理想城市內或其附近的中產階級者，不得不兼任第二份工作，就像我們在Uber司機的例子中所見到的那樣。這就是在職貧窮者長期以來，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做的事。
其中一個解決方案，就是進一步增強租金穩固性（rent stabilization），透過該系統來確保中產階級能在昂貴的城市中居住與生存。我就是住在租金管制屋（rent-controlled apartment）中長大的孩子，那是一個被塞滿了戰前書籍、有著下沉式客廳、儘管鬧蟑螂但房租確實遠低於市價的屋子。直到今日，我依舊住在一間同樣塞滿書籍且租金穩定的公寓中，一個可看到如同垃圾箱畫派（Ashcan School）閃閃發光的屋頂水塔，卻同時充斥著蠹蟲的房子。
整體而言，擁有租金穩定制度和管制的地方，往往也擁有較好的房地產發展規範（尤其是在那些令人嚮往的大都市裡）。
儘管如此，此類解決方案自然是說比做容易。
當然，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目前還稱不上細緻的解決方案，如共宅（cohousing）：由住在私有、單一家庭住宅的家庭，加上公共空間或「共有住房」（common house）區域，所組成的跨代社區。如同共親職，共享住宅出現的原因部分在於核心家庭所導致的疏離、中產階級家庭所面臨的財務窘迫，以及都市內理想居住區域房價變得難以負擔等。在超過二十年的時間裡，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一直是住在華盛頓州的某個共宅社區裡。在美國，共有一百六十個類似如此的社區，且還有另外一百三十個社區正在形成。此外，「翻新共宅」（retrofit cohousing）此一足以振奮人心的支線發展，也正在興起。所謂的「翻新共宅」，就是指慢慢地針對某一居住區域進行集體改造（而不是蓋新的住宅），使其更適宜執行共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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