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咖啡館 (二手書贈品) -TAAZE

俄羅斯股東的異國辛酸淚

落難的俄國皇族

艾斯尼的年紀足以當阿錐的父親，阿錐也一直稱他為Uncle。一起改建飛虎隊屋舍時，艾斯尼並未明白向他表明出身，只透露自己曾經在上海法租界擔任過建築工程師，協助軍方蓋房子。但是相識久了，鄉愁越來越濃了，艾斯尼還是忍不住從老皮箱裡翻出一張張從俄羅斯帶來的照片，以及一張寫滿俄國名字的同學錄，一點一滴訴說自己的人生。

「這些是俄羅斯貴族學校的同學，圈起來的是已經過世或是已經聯絡不上了。」「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互相聯絡，修改自己的聯絡方式，改好以後再將資料寄到下一個國家，給下一個同學。上一次在法國的同學以為我住在中國的武昌，還把信給寄到那兒去了……」艾斯尼慢慢說，阿錐靜靜聽。第一次聽到艾斯尼提起自己的貴族身分，他並不驚訝，因為早在哥哥的店裡第一眼看到這位外國人時，就知道他定是出身不凡。

艾斯尼身上流著俄國皇族的血統，本名為George Elsner ConStanIII ENobche，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親戚，也是負責保護沙皇安全的皇家侍衛團長。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尼古拉二世家族連同親近僕人遭到布爾什維克軍隊集體殺害；一九二二年，保皇派與革命的戰火持續蔓延，英、美、法、日都派兵前往支援，但美國突然間撤兵，連帶其他國家也跟著退出戰場，導致俄國皇軍節節敗退。最後，艾斯尼只能率領部屬逃入中國東北的哈爾濱，隨後輾轉到上海的法租界協助法軍進行新建房屋的檢驗。

曾經，艾斯尼還拿出尼古拉二世家族照片，一一指著影中人告訴阿錐，這位是皇后，這三位是女大公，還有這位小皇儲總是讓尼古拉二世很擔心，稍微碰撞一下就腫得嚇人，身上總是輕一塊紫一塊。後來一位中下層階級的農夫治好小皇儲的病，沙皇和皇后變得非常寵愛這位農夫，引起軍官、百官和資本官的不滿，但中下階層卻又起身聲援那名農夫……。

艾斯尼閉上眼睛，記憶越過時空回到當時的殺戮戰場，他痛苦回憶：「農民拿著鐮刀圍住皇宮，軍隊竟然拿著槍枝掃射農民，這樣的統治階級怎麼會不滅亡呢？」俄國的歷史，阿錐不懂，但他可以感受艾斯尼對於戰爭的深惡痛絕。一次阿錐帶全家陪他到海邊出遊，艾斯尼抓起一大把沙，捏得手掌爆起青筋，沙土從指縫中留了下來。他搖搖頭：「沙子一定要雙手好好一起捧，用力捏只會得到越少；政府對人民也不能用武力，否則人民一定會反抗的。」

逃到中國那年，艾斯尼才二十二歲。烽火起起落落，他從青年變成壯年、再從壯年變成中年，離開上海來到台灣時，已經將近五十歲了。動盪的大時代將他與故鄉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但思鄉的心情就像一甕苦酒，越陳越烈。他從烽火中隨身攜帶的一只小木箱，彷彿一個通往故鄉的隧道，每到夜深人靜，他便靜靜地翻出木箱內一張張泛黃又斑駁的照片，靜靜地、細細地端詳……

這一切，阿錐都看在眼裡。早些年為了讓艾斯尼有個穩定的棲身之處，他在林森北路（當時名為中山北路七條通）買下兩間比鄰的房舍，安排艾斯尼與自己、家人住在隔壁，方便就近照顧。但是住處可以安排，心裡的空洞卻難以填滿。自己又能為他做點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知名影星尤伯連納與英格麗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在台灣上演，阿錐聽聞故事內容正是末代真假俄羅斯公主的故事，便與妻子帶著艾斯尼前去觀賞，希望聊慰他的思鄉之情。但是當故事透過放映機的光束一幕一幕映在銀幕上，阿錐就一點一點地後悔了，因為他在艾斯尼的臉上，見不到任何欣喜，反而只有難以言喻的悲傷。

走出戲院，艾斯尼悲憤難平地說：「亂演！這戲根本是亂演！這世界上哪裡還找得到安娜塔西雅公主呢？」三人由西門町走回武昌街，走著走著，艾斯尼彷彿再度被記憶的獠牙刺傷，痛苦地說道：「如果我沒有中彈，如果我能早一點趕到，也許沙皇一家人就不會死了……」望著他臉上的傷痛，阿錐和妻子的喉頭像是被什麼東西卡住了，一時全說不出話來。

那天，阿錐才知道原來艾斯尼頸上的舊傷，是通往時代劇變的一個深淵。布爾什維克軍人抓走尼古拉二世一家人的那一夜，曾對皇軍瘋狂掃射，艾斯尼因而頸部中彈失去意識。當他從血泊中醒來，帶著部屬趕到西伯利亞的烏拉山區，布爾什維克軍人已經離去，但所留下殘暴的殺戮畫面卻讓他無法克制地對著天空嚎啕大哭。「沙皇一家人全被射殺了，一個都不留，他們的遺體甚至都被潑了鹽酸……。」如何走出那片出森林？艾斯尼已經不記得了，但尼古拉二世全家遺體蜷縮焦黑的模樣，多年來始終難以自他腦海中抹滅。

在ASTORIA股東糾紛之後，艾斯尼陷入抑鬱寡歡。被同鄉友人背叛的憤怒以及無法離開台灣、與親友重逢的失落，讓他積鬱成疾而中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艾斯尼倒臥在明星二樓的廁所內，被緊急送往醫院。儘管如此，他始終離不開明星。住院三天之後，他坐著公車從醫院來到武昌街，一步一步拄著柺杖，沿著階梯爬到二樓靠窗的老位置。

此後的十二年當中，中風七度來襲，但直到最後一次住進醫院之前，艾斯尼到明星報到的習慣不曾改變。別人老勸他留在家中休養，但阿錐卻天天幫他在明星二樓保留一處「專屬特別座」。他和艾斯尼雖然都沒有說，但他們彼此都清楚，對艾斯尼而言，明星不止是一間西點咖啡屋，更是異鄉的另一個「家」。遠在北國的家回不去，至少也要回到飄著故鄉味道的地方！

＊＊＊

五、六十年前，和外國人來往密切，在台灣人眼中似乎是件怪事。特別是在幫飛虎隊改建住處賺了一點錢之後，很多人都在背後笑我：「伊要去乎外國人做子。」甚至就連我的婚禮，大哥所請來的證婚人也在致詞中介紹我是「乎外國人做子」的那個少年郎，讓我當場不知如何回應。事後，我的母親相當不能諒解地質問我：「你要乎外國人做子，為啥米攏沒講？你好歹嘛要講一聲！」

我常常想，還好艾斯尼不懂中文，否則對於這些反應，應該也會感到不自在吧！我與艾斯尼可謂忘年之交，即使剛認識時，我只有十八歲，但在他眼裡，我不是一個毛頭小子，而是一個值得信賴且可以獨當一面的好朋友。而他之於我，不只是帶領我走上一條特殊的人生道路，更在潛移默化中給了我許多深刻的影響。

艾斯尼中風前，我特地買了一棟房子讓他居住；艾斯尼中風後的十二年裡，我為他請看護，並把他當成親人一樣陪伴照顧。在別人眼中，我為他所做的已經不亞於一個孩子對父親的關懷。但比起他的言行帶給我的種種影響，我總覺得這些回報不算什麼。

可能是因為出身皇族的關係，自幼接受過系統皇家禮儀教育，艾斯尼不管是言行或舉止，都展現出充分的得體與氣度。平日的生活節儉卻不失品味，偶爾麵包和濃湯就是一餐，但用餐的禮儀與優雅的步調卻不曾因此而減少；經常穿著的西裝不脫那兩、三套，有的甚至已經穿了許多年，但即使是在生病之後，他始終保持一身的潔淨與筆挺。

最讓我難忘的，還是他不輕易接受他人好處的堅持。那一年，朋友聽說我們將一同到西門町的萬國戲院看《真假公主》，好意送來電影票，到了戲院門口，艾斯尼卻掏出三塊半，堅持自己要負擔電影票費用。平常看慣了搶著付帳而拉拉扯扯的畫面，本以為自己會為那三塊半與他在戲院門口僵持，但他只是輕輕地說道：「Archie，不管那是不是朋友送給你的，我都應該付自己的費用。」頓時，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落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個將自尊擺在最前頭的白俄貴族！在他篤定的神情與不急不徐的語氣中，我只能默默地從他手中接過錢。

整建飛虎隊屋舍過程中，我一直認為這些生意是因他而上門，我和許多台灣人都是因為他才能找到頭路。那幾年，我們一邊合作開設ASTORIA，一邊繼續改建宿舍工程，但我幾次想要將獲利與他均分都遭到拒絕，我只能私底下將那些錢用來為ASTORIA買器具和材料，讓他不需要為了張羅資金而傷腦筋。有一回，一位美國駐台高官對改建成果大為滿意，付了一大筆錢當作工程款。當天我送了一半金額到他面前，但經濟狀況不甚理想的他卻再度拒絕，強調自己無功不受祿，並要我別再提起這些事。這份情義和風骨，讓我永誌於心，幾年之後，我特別在中山北路一段（現今林森北路）買下兩棟相鄰的房子，一棟作為我和妻小的住處，另一棟則安排作為他的養老居所，也算是我回報給他的禮物。

咱台灣人說「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我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受到一個落難異域的俄羅斯人提攜，怎能不知恩圖報呢？這段長達二十多年的異國友誼，又豈是金錢或是物質所能取代呢？

台灣文學作家的窩

樓下擺攤的周夢蝶

一九五○年代起，台灣文化界總算擺脫戰後的青黃不接，開始有人辦雜誌、有人搞出版，重慶南路一帶因鄰近火車站和眾多政府機關，成為多數出版社落腳處，書店隨之聚集，騎樓下也出現一個個賣雜誌、書報的小書攤。一九五九年，明星的騎樓多了一攤小小的書報攤，書報攤的老闆長得瘦骨嶙峋，有時將攤子擺在明星門口左邊，有時擺在右邊。有客人時，他會陪客人聊聊；沒客人時，一張板凳坐、一張板凳翹腳，就打起盹。

當時艾斯尼等人正盤算如何將明星脫手，屋內股東糾紛方興未艾，對屋外的攤子根本無心過問，於是就這麼任由小書攤擺著，彼此相安無事，明星找明星的買主，書攤找書攤的顧客。隔年（1960），阿錐成為明星唯一的老闆，仍不知道門前坐的是作品散見各報章的一位詩人。

有天，阿錐在廚房裡指導新進的師傅如何製作俄羅斯風味的麵包，突然一樓麵包店的員工跑進來，「老闆，老闆，門口那個賣書的昏過去了！」阿錐和妻子衝到門前一看，果見賣書人倒在地上，原本瘦小的身子顯得更加單薄。「快叫救護車，快把他送到醫院。」眾人七嘴八舌幫著想辦法，賣書人卻逐漸恢復意識，阿錐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要不要送你到醫院？」但對方一再強調自己沒事，不需要勞駕救護車，便又坐回書攤忙了。

眾人見他如此堅持，漸漸散去。阿錐朝屋內走了幾步，想了想停下腳步又轉回騎樓，「你真的沒事嗎？」他心想這人臉色蒼白如紙，怎可能沒事？對方被他這麼一問，神色變得怪異，一會兒才壓低聲音說：「我真的沒病，只是三天連一本書都賣不掉，沒吃東西，餓得受不了。」阿錐感覺這人有些風骨，若是堅持請客，肯定不被接受，於是改口說：「我等會請太太拿些麵包和熱牛奶，如果你有錢就給我錢，如果沒錢就算我招待，有緣才能在同一個屋簷下做生意，大家交個朋友。」

兩人從此有了正式的交集，阿錐問他：「怎麼稱呼？」賣書人回：「就叫我老周吧！」

一段時日後，阿錐注意到老周攤前總有幾位文化氣息濃厚的客人，經常提著一落落的舊書讓他賣，偶爾也會請老周上明星二樓去喝喝咖啡；阿錐還注意到每天明星還未開店，老周就已在騎樓下張羅。阿錐好奇問：「老周，你住哪兒？怎麼這麼早？」老周說：「我住三重，坐第一班公車過來，比較不擠！」書就這麼搬來搬去嗎？阿錐很好奇，老周翻著書說，有時會找個地方寄放，有時搬回牯嶺街的書商那寄放，完全找不到地方，就布包一包扛著走囉！阿錐心想這老周個子瘦小、三餐看起來也不正常，如此折騰豈不累壞？

當天下午，阿錐又來到書報攤，「老周，以後收攤就把書寄放在武昌街五號的茶莊（確認一下行業）裡，別再搬了！我已經跟茶莊老闆說好了。」老周有點驚訝，點了點頭表示謝意。原來當時阿錐已將武昌街七號、五號店面買回，並將五號租給茶莊，為了讓老周比較方便，因而情商茶莊主人在打烊後釋出一點空間讓他寄放書刊。

時光約莫又過半載，茶莊老闆在閒聊中提到，「那老周真是勤奮，每天一大早就來等我們開門。」阿錐已對老周有些認識，也從其他客人口中得知這位賣書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周夢蝶，猜想他有讀書人風骨，定是不願意影響到別人做生意，所以才每天一早到門口等茶莊開門，在店家正式營業前就把書搬出來。阿錐又跟老闆商量了一會，才走到書報攤。

「老周，你每天得等茶莊開門才能搬書，又得等茶莊打烊才能收攤。這樣好了，你以後就進茶莊找個地方睡，我已經跟老闆說好了，你就不必再天天往返三重和台北了。」

周夢蝶聽了不語。阿錐怕自己說錯話，趕緊表示：「我沒其他意思，你還是可以隨時回三重，只是如果收攤得晚，就住著比較方便。」那之後，偶爾周夢蝶會在茶莊留宿，但仍小心翼翼不干擾茶莊做生意，一早五、六點就起床刷牙洗臉，先到旁邊的豆漿攤吃個饅頭、喝甜豆漿，再於茶莊營業前將書刊全部搬出來。

一方面，慕名來看周夢蝶的人越來越多，從大學生、文人、軍人都有，每隔一、兩天就有人請他上樓去談論文學，漸漸演變成固定在每週三晚間七點到九點半聚會。阿錐見每次至少五、六個人圍著他，他多半是聽而不答，直到最後才動筆將想說的話寫在紙上；這一寫不得了，連鄰座的客人也都湊過來爭睹他的筆札，甚至曾有過兩桌人為此爭執，「周先生又不是你一人的，怎麼可以霸著不放？」

阿錐看了覺得有趣，私下問：「老周，你都說些什麼、寫些什麼呢？怎麼有這麼多人來聽你說話、看你寫字？」周夢蝶十分困窘，急忙揮手道：「沒沒沒，不就是聽聽彼此的想法，我還真怕自己說錯話呢。每次覺得自己說錯話，回去的公車上就開始煩惱，有時還煩惱一整個星期，晚上都睡不好呢！」

書報攤的生意維持二十一年，星期三的聚會也持續十多年。一九八○年的某一天，阿錐一進門就聽門市員工說：「老闆，今天老周又在門口昏倒，後來被送進榮總了。」周夢蝶在門前昏倒已經不只一次了，此次聽起來似乎格外嚴重，阿錐上樓問其他認識周夢蝶的作家客人，對方告訴他：「不太清楚，可能是貧血和胃出血。」聽完，阿錐嘆了一口氣，「他每天就吃那麼點饅頭、喝那麼點豆漿，怎能不生病？」

後來聽說周夢蝶同時罹患四種疾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出血、高度貧血，開刀切除四分之三個胃才救回一命。自此明星門前不再有小書攤，周三晚間的聚會也停止，但前來詢問的客人不曾少過，幾乎隔幾天就有人上門問：「周先生呢？他不來了嗎？」

「他要先休息一陣子，暫時不會再來了。」雖然每次阿錐都這樣告訴客人，心底卻和他們一樣期待老周儘速恢復健康，早點回到明星來。

寫作的窩／黃春明

民國五十年初，台灣的農業開始解構，年輕人口外移到都市，台灣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也開始改變。我當時很年輕，也到了台北發展，我當時租的房子是木造的日式宿舍，分租的房間只有三坪多，浴廁共用。那時我已經很喜歡寫作，但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書寫。

當時我在漢口街的國華廣告公司工作，有一次客戶說要去明星咖啡館開會，我一進去就很喜歡那個地方。咖啡館的生意很好，後來我常去，而且都據著二樓樓梯口旁邊的位置。也因為在樓梯口，一般人比較不喜歡，但因為我得坐很久，可以讓我一天見好幾組客戶，所以才特地挑了個一般人比較不會去坐的位置。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可以到外面寫稿，不一定得要一直待在公司，我常一大早去，幾乎一待就到晚上打烊。有錢的時候，早上一杯咖啡，中午點一盤炒飯，下午再一杯咖啡；沒有錢的時候，就點一杯咖啡坐到底，餓了就到店外用餐，東西就放在桌上。而老闆簡先生對我這樣的狀況，從不干涉，也不趕人，這在現在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他還特別交代店裡員工阿昆、阿成不要打擾我。

那時我常常一早來到店裡，就會看到簡先生早已經在店裡頭，而且他都會自己打掃廁所，這讓我覺得他很特別。他也不是個愛講話的人，但就是在很多地方都盡量給了我方便。那個年代，在台北要租寫字間非常花錢，但在明星只要十五元一杯咖啡，就可以從早坐到晚，有人打電話到明星來找我，還會幫我接，在家裡哪有這麼好的事？就這樣，我跟他就慢慢地熟赧了。

簡先生知道我在寫作，許多出版社和讀者也都知道到明星來找我。那時差不多是民國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左右，是我創作的高峰期；當我靈感來了，我就會要到明星寫作，常常天一亮就出門，待在明星的時間比家裡還多。其實對作家來說，寫作就好像母雞要找窩下蛋，明星就是我寫作的窩。我可以很安心的在那裡寫作，當時〈看海的日子〉、〈我愛瑪莉〉、〈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莎喲娜拉再見〉，幾篇我的作品中比較出名的，和好幾本重要的小說都是在明星完成的，甚至連廣播劇、電視劇的稿子也是在那寫出。

後來，明星的客人愈來愈多，有股票族的會聚集在漢口街，許多藝文人士、畫家也會在那出沒，當時侯孝賢的電影公司就在附近，有時候碰到也是點個頭打招呼。而《文學季刊》也是在明星成立的，那時大家常常會在明星二樓聚會、寫稿；成員裡，尉天驄、陳映真和我最常待在那裡，分別交稿、收稿、催稿與寫稿，而王禎和是最規矩的一位。我的兒子國珍，是在那時期出生，剛出生一個月就被帶到明星去，我就讓他躺在旁邊的桌上，一直到他五、六歲，都常往那跑。

後來咖啡館的業務擴大，多了三樓，有一天簡先生跟我說，以後你們雜誌要開會可以到三樓去。我們非常開心，因為三樓不僅空間大、又有開會長桌（我可以把小孩子放上面），最好的是更加安靜。我記得後來明星歇業時，老闆還送了我會議桌、兩個咖啡圓桌、四張沙發，以及我很喜歡的杯盤（去年被我弄破了一個），這些東西讓我覺得很親切。在那裡的顧客可能沒有人跟老闆要過東西，我可能是老闆唯一有送東西的人。

後來去明星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在那邊開會有時也不是那麼方便。我也到過它位於中山北路的分店，我就是在那裡的廁所發現中風的俄國人艾斯尼。不過，雖然中山北路的店面空間更大，但我覺得氛圍不對，還是不習慣那裡，我依舊會去武昌街的明星。後來因為我搬了好幾次家，家裡多了可以寫作的空間，加上公司後來也搬到別的地方，所以走動沒有以前勤快，就比較少到明星。明星之後也歇業了好幾年，一直到後來重新開業，幾個老朋友才又陸陸續續在那裡碰頭。

說起來，相較之下，我真的是最常在明星的作家。因為我工作的地點離明星近，很方便，工作性質也很彈性，也不怕人干擾。或許這也跟我從事廣告有關，雖然是在國華廣告工作，但上班地點幾乎都跑到明星，那裡不僅是開會方便、寫作也方便，最主要的是簡先生人真的很好。

簡先生的女兒簡靜惠也很難得，從小受美式教育，小時候跟洋娃娃一樣，還到美國留學，後來當了媳婦，把患有自閉症的柏毅教導得那麼好，這很不簡單。而能教養出這樣的女兒，簡先生夫妻兩人也很不簡單。他們待人處事就像是台灣人所說的「有肚量」。我們當時從鄉下來到台北，通常都會覺得台北人很冷漠，但是簡先生不會給人這種感覺，而那時只是覺得他人很好，後來回憶起來，才真的感受到他的待人和善。

很多人說起明星，都能說出自己跟明星的一段故事。最主要的是，這個地方可以吸引這麼多藝術家、創作者，一定有它的基本價值。而那裡同時的有那麼多人在工作和理想中努力，之後也各自做出了成就，這是最重要的。其實明星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這些如果自己沒有講出來，明星那邊是不會知道它扮演著這麼重要的角色。這次再看到這些書稿時，讓我又開始想起一些緣分與回憶。我在明星認識了很多人，例如詩人周夢蝶，我除了常和他聊天，也常看到年輕人來找他聊天。透過這些機緣與溝通，改變了我的想法、靈感，我說不上具體的感觸，但卻知道這些是有意識形成的。

黃春明口述，印刻編輯部整理

我們的明星歲月／季季

一九六四年我到台北後的一年多，時常在明星咖啡館寫作。有些訪問者聽我說起這段往事，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哇，妳好浪漫啊，那時就在咖啡館寫作…。」

「不，不是浪漫，」我說，「是沒有書桌寫作。」

「真的嗎？」年輕記者不相信的說，「那時妳連一張書桌都沒有嗎？」

當然是真的。剛來台北時，沒錢買書桌，只能雙手俯在竹床上寫，沒多久就肩頸緊縮，筋骨痠痛。後來走進明星，坐在三樓的火車座，依著冰涼的、墨綠花紋的大理石桌面，慢慢的寫；那是我最放鬆，最愉悅的寫作時光。

．一九六四的明星因緣

作家與明星，或者明星與城隍廟，與流亡的白俄人，以及台灣人簡錦錐怎樣遇到了五個白俄人，與他們延續了上海的明星，合創了台北的明星⋯⋯。現在回首逐一翻閱，發黃的歷史冊頁裡還瀰漫著麵包與咖啡的甜香，而其間的生命起伏，故事轉折，卻是一本書也難以道盡的。

先說我自己與明星的因緣吧。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我剛到台北兩個多月，在重慶南路書店街免費閱讀之後逛到了武昌街一段，看到一座很古樸的廟宇，走近一看，是台灣省城隍廟（現在已金光閃耀華麗貴氣了）。後來站在廟埕花園裡（那時尚未加蓋棚頂）瀏覽周遭，發現對面「明星西點麵包」騎樓下有個清癯的中年男子，頂著光頭手握書卷，坐在椅子上垂目閱讀。街邊坐讀，神色肅穆，這陌生的影像彷彿一塊吸鐵把我吸了過去。男子手上握著泛黃線裝書，看不到封面和書名，但他旁邊立個木頭書架，排列著一些我讀虎尾女中時沒看過的詩集和雜誌。我立即明白這是他的書攤，於是第一次買了一本《現代文學》，五塊五毛。不過我沒跟那個賣書人說話。

後來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文友隱地，他是老台北。「那就是詩人周夢蝶呀，」隱地很平常的說︰「那家明星麵包很有名，是白俄人開的，樓上還有明星咖啡館呢。」

周夢蝶書攤和明星咖啡館，於是在我的台北記憶裡留下了難忘的刻痕。六月初，皇冠通知我簽「基本作家」合約，我挑了一個星期天，請隱地、我的讀者阿碧，以及我的男友小寶去明星喝咖啡，一杯六塊錢。那時的稿費一千字五十元，四杯咖啡差不多喝掉五百字。但是就算喝掉一千字，我也很高興啊。

那天是六月七日，我第一次走進明星，並且在三樓看中一個靠窗的位子，後來在那裡寫了〈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擁抱我們的草原〉、〈我的庇護神〉）等多篇小說。

．周夢蝶的愚人節故事

「我這是愚人節的故事啊，」二○○四年六月六日，諾曼地登陸六十周年的深夜，周夢蝶在電話的那一端這樣說。

「我第一天到明星門口賣書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最後一天是一九八○年四月一日；不都是愚人節嗎？」他哈哈大笑了起來。

「到明星之前呢？」

「逐水草而居啊，每天揹一箱書帶一塊布，找個警察比較不容易發現的地方，把布攤開來，書就放在上面⋯⋯。」

逐水草而居那兩年，因為沒執照，常被管區警察驅逐。有個警察是同鄉，勸他最好找個固定的地方，取得合法執照。他到明星第一天，仍是把書攤在布上，「簡太太看到了我，還拿了一塊蛋糕請我吃，對我非常友善。」

每天揹書來去很沉重，後來他徵得明星同意，在騎樓下靠牆釘了一個書架，也取得了合法執照；「如此二十一年，除了農曆年假，每天都去明星，在那裡認識了很多朋友…。」─二○一四年五月一日，周夢蝶以九十四高齡辭世。

．《文學季刊》與「明星之子」

二○○四年五月十八日，明星歇業十五年之後，重新開幕試賣，八十四歲的周夢蝶依舊穿著一襲布袍，頂著一頭光芒，仙風道骨走進明星咖啡館。七十四歲的明星老闆簡錦錐則穿著一身牛仔裝，英挺帥氣，兩人相互輝映。重新裝潢拓寬的明星更為寬敞，牆上掛的還是當年白俄畫家帕索維基（Nadejda Tpassoviky）的油畫，五十多年前在淡水訂做的紅木桌椅，刻意的沒有重新上漆，桌邊椅腳那些直的橫的痕跡，深深淺淺就像我們走過的滄桑。

《文學季刊》的尉天驄、陳映真、黃春明都帶太太同來；春明的大兒子國珍新婚兩天，也帶著新娘子趙容旋來了。天驄說，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文學季刊》創刊後，他們常在明星三樓看稿討論內容，那時只有春明已婚。第二年八月國珍出生，才二十多天，春明太太林美音就把他抱到明星，睡著了就放在靠牆的桌上安睡。國珍稍大一點，簡太太常請他吃蛋糕，吃得白白胖胖的；國珍不但是《文學季刊》之子，也是標準的「明星之子」。陳映真則說，那個年代大家都窮，辦文學雜誌靠的是理想和革命感情，有時候在明星肚子餓了，叫一盤蛋炒飯兩人分著吃，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特別香。一九七七年他和陳麗娜結婚，唐文標去明星訂了一個蛋糕送到耕莘文教院禮堂；「簡老闆還特別把那蛋糕做得像一本翻開的書呢。」

他們分別說著《文學季刊》同仁與明星的舊事時，坐在一旁的我有點遺憾，也有點孤單。曾與我在明星寫稿的林懷民，帶雲門出國巡演，而白先勇則去故鄉桂林參加書展，都沒能重返明星敘舊。白先勇大三與台大外文系同學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他們在明星聚會是一九六○到六一，畢業後女生出國；男生當兵兩年，一九六三年也出國了。我在明星寫稿是一九六四年五月至次年五月；婚後偶而還去，六六年十一月做了母親後就較少去，無緣見識一九六七年的「明星之子」，以及一群熱血男子聚精匯神為《文學季刊》選稿的「聖會」。但我婚後那年，他們籌畫《文學季刊》時曾來我家聊天討論，後來大夥也曾一起去阿肥家（他的姊夫蔣緯國當時赫赫有名），聽瓊拜雅、鮑伯狄倫的反戰歌曲，談越戰，談社會寫實，談彼岸正敲鑼打鼓的文革。遺憾的是，一九六八年陳映真、阿肥等人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文學季刊》也在次年停刊。

．最珍貴的明星特質：「從來沒有人趕過我…」

我也常對訪問者說，我在明星寫作，一去就是大半天：「從來沒有人趕過我；這種包容與愛心，是明星最珍貴的特質…。」

我到明星寫稿比《現代文學》的人晚，比《文學季刊》的人早，一個人很安靜，也很孤單而沉默。除了點飲料，幾乎沒和誰說過話。當時我只認識馬各、隱地、門偉誠等文友，他們都要上班，偶而才來明星；最早認識的文友林懷民則還在台中讀衛道中學。明星的二樓很典雅，半捲的長窗簾，暈黃的燈輝，散發著古樸悠閑的光影；加上那些色彩沉鬱的白俄人油畫，濃郁的咖啡香，以及當時少有的冷氣，永遠瀰漫著一種慵懶浪漫的歐洲式氣氛，每次我去都看到一桌桌的人似乎無憂無慮，閑閑的坐在那裡談天抽菸。或許其中也有知名的作家吧？可惜我一個也不認識。而且剛從鄉下來還很怕羞，我總是快速穿過二樓，從來也不敢去問哪個是白俄老闆，當然也不認識簡先生。

爬上三樓，靠牆那個面窗的位子最亮，我喜歡坐那裡，寫不下去時還可以貼著窗玻璃看城隍廟的香爐，看久了身心漸漸沉靜，腦子彷彿空了，新的想像又幻化而出，於是坐下來繼續寫。三樓沒冷氣，但比二樓寬敞，左右兩排隔著紅木屏風的火車座，中間還有三個圓桌，但客人不多；常常一個下午只有我一個人，寫累了就趴在冰涼的大理石桌面小睡。明星咖啡雖然香醇，但我後來發現檸檬水更對我的胃口，一大玻璃杯也是六塊錢。午後走進明星叫一杯檸檬水，慢慢的喝慢慢的寫。傍晚又叫一杯檸檬水加一盤十二塊的火腿蛋炒飯，寫到快打烊才下樓。擴音器裡不時播放著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天鵝湖〉，〈胡桃鉗〉，或德弗乍克的〈新世界〉⋯⋯。對一個在台北沒書桌也沒收音機和音響的鄉下女孩來說，在明星寫稿的感覺真是奢侈而又幸福。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自由自在想像，無拘無束描摹，在紙上呢喃的無非是青春的感傷，對人世愛恨的質疑，或者一些年輕浪漫的夢想。每次寫完一篇小說走下三樓，心裡總是又快樂又滿足，而且依依不捨。

．林懷民：「嘿，我來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懷民考上政大，住在木柵，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也會到明星來。一走上三樓，他就興奮的說︰「嘿，我來了。」然後坐在我後排的火車座。隔著屏風，聽到他窸窸窣窣攤開稿紙，聽到二樓服務生送來檸檬水，然後又安靜了下來。他寫他所想所見，我寫我所見所想。寫得不滿意，他會大聲嘆口氣，窸窸窣窣把稿子揉掉。有時他會走過來，拿著他正寫著的那頁︰「這個字這樣寫對不對？」有時則會坐在圓桌邊，靠著綠皮圈椅，把腳擱在另一隻椅子上，悠閑點燃一支菸。「先休息一下，」他充滿期待的說︰「我唸一段剛才寫的，妳聽聽看！」

那一刻的明星三樓，像個小劇場；懷民是唯一的演員，我是唯一的觀眾。演員結束了演出，總要急切的問觀眾意見。但是觀眾口才不好，常常辭不達意。演員最後總是看著自己的稿子，慢慢的說︰「我感覺，這樣比較好。」

懷民後來帶著雲門演出，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觀眾。有些老朋友問他：「什麼時候再寫小說？」我從沒這樣問過。我知道，他一直在寫，把他的小說用身體寫在舞台上；因為，「我感覺，這樣比較好。」他帶著雲門到世界各地演出時，也總會對當地的粉絲說：「嘿，我來了。」

林懷民所說的「這樣比較好」，是一種理想的追求；「我來了」，則是一種行動的實踐。簡錦錐先生與明星咖啡館，六十六年來所走的路，也正是堅持理想與實踐的過程。

恭喜簡先生。也誠摯的謝謝，明星對我的包容。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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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明星咖啡與簡錦錐大事紀
享食明星一口洋食一故事

明星咖啡館(二手書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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