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傳統重男輕女的價值觀，在現代的台灣社會看來不可思議，但這本回憶錄中，卻赤裸裸地呈現它殘酷的一面。作者因為父母領養一個兒子而把她送到美國，直到因為家人的呼喚，踏上了福爾摩沙的土地上，展開精采的重聚。一切發生的事好像是一場夢，但血緣關係，是如此的奇妙，當作者和家人再度相遇，親情的力量將中西文化衝擊降到最低，人生當中許多轉折出現得突然，沒有機會事先彩排，該如何來面對呢？藉由這段真實的故事，讓身為母親的我看了感動，相信對您也會有所啟發！」──黃文華，東森主播、超視「請你跟我這樣過」主持人

「...

1　回來吧！我們是你的台灣家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密西根州羅亞歐克市

大學畢業後，我搬回了底特律地區，並在《底特律自由報》擔任新手記者的工作。我所撰寫的都是一些非常令人「振奮」的新聞，像是跟蹤警官的暴力青少年，或是因為暴怒而把自己孩子捅死的母親。我在羅亞歐克郊區的南華盛頓大道租了一個房間，這棟老房子不但搖搖欲墜，油漆還是可怕的芥末黃，不過當時的我才二十一歲，單身，所以對公寓周遭的時髦街區與眾多酒吧還算滿意，也就願意忍受房子的各種缺陷。我對自己剛起步的生活非常滿意，也對自己的膚色感到驕傲。我相信自己已經克服了身為亞洲人的心理障礙，在經過了長期的調適後，我終於知道如何掌握自己想要的人生。

然後在某天下午，我接到媽媽的電話，她和我父親都還住在家鄉泰勒市，距離我所租賃的地方約四十分鐘車程。由於我已經搬回底特律了，常常去拜訪他們也不算難事。在電話中，我們通常都聊一些母女間的輕鬆話題，例如喜怒無常的密西根天氣、工作內容、弟弟們的生活，或是當時男友的新聞。不過那天，她為我帶來了一個更有趣的消息。

「莫琳修女今天打電話來，」她說，「她現在就在鎮上，而且很想見你。」

對我來說，莫琳．希南特修女是一位遙遠而神祕的人物，我的父母每次提到她時，更是滿懷敬意。在婚後沒多久，當他們想要領養孩子，拜託的人就是這位莫琳修女。因此，這位修女成為我親生父母及養父母間的橋梁，先是幫忙處理了那些簡直要令人發怒的繁雜手續，然後才把我從台灣順利帶到美國。在這段期間，她還親自照顧了我八個月。在我還小時，我曾和莫琳通信過一陣子，但關於她的一切，我其實記得不多。

媽媽在電話中告訴我，在旅居其他州及國外多年後，莫琳現在回到了她位於底特律郊區的家鄉阿倫派克，而那就在泰勒市的東北邊。

「你可以打通電話給她，」媽媽說。

我對於自己在台灣的七個多月生活並不十分感興趣，我的親生父母就像影子一樣，只存在於我的身體特徵中，例如我的眼皮、我的下巴曲線以及那一頭亮麗的黑髮。對我來說，他們就像童話中的角色，或是前世的遊魂，就連我對他們擁有的記憶，也都是旁人告訴我的。現在的我是一位快樂的美國女孩，那些過往的細節不但與我無關，也與我有著藍眼睛的父母無關，更與我兩位同樣領養來的韓國弟弟無關。我不過是個被貧窮台灣家庭丟棄的小女嬰，這樣的孩子多得很。總之，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不過我對這位修女還是很感興趣，因為有她，我才能擁有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向母親要了她的電話號碼。

聽到我的生活過得不錯，莫琳表現得非常雀躍。

「喔，梅齡，」她說，「我很高興安排了你的領養，那看來是個正確的決定。在照顧你的那段時間，我就像你的母親一樣。」

她邀請我到她家吃晚餐。

「我有一些照片，」莫琳說，「你的照片……還有你父母的照片。」

「你有我媽媽的照片？」在我還是青少年時，我曾時不時地想到我的母親。我想知道她究竟是什麼模樣，也想知道自己有什麼特徵遺傳自她。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生母的好奇心一直比生父強烈，但我沒有他們任何一人的照片。

「梅齡，你的母親愛你，她並不想把你送走。」

因為沒有料到她會提到這件事，我的眼淚就這樣決堤流下，一股既放心又傷感的情緒突然湧上心頭。那是一個我從不敢問出口的問題，但莫琳給了我答案──她並不想把你送走。我沉默了一會兒，不希望莫琳聽出我失控的情緒，於是決定先接受她的晚餐邀約。

莫琳位於阿倫派克的公寓不大，只有一間臥房，不過整體而言非常舒適，裡面還裝飾了許多她長年旅遊蒐集而來的紀念品。她的客廳內掛了一張手繪卷軸，是她在台灣待了八年後收到的餞行禮物。她親眼看著一位朋友在她面前畫下那座白雪皚皚的山峰，並用中文在上面題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莫琳的桌上鋪了一條肯加布當桌巾，上面放了一個象牙木的手工雕刻品，那是她從坦尚尼亞某位藝術家買來的非洲人頭像。在另一面牆上，她掛了一幅裱框的大型照片，裡面是一位非洲婦女的側寫，而她的眼淚正順著臉頰流下。談到這張照片，莫琳說是二十年前在一個民族慶典中買的，而且不管搬到哪裡都隨身攜帶，因為對她而言，那就象徵了所有被壓迫的人們。

我之前只在父母的黑白照片中看過莫琳，當時的她三十一歲，很瘦，而且總是把頭髮綰在頭巾底下。不過現在站在我面前的是當代版的莫琳，她五十四歲了，不再只是照片中的黑白人物，雖然矮小，但非常健壯，一頭深色鬈髮也不再像照片中被頭巾遮住。她穿著長褲和紫色毛衣，內裡搭了一件藍白色的上衣。才見到我，她銳利的藍眼睛立刻盈滿淚水，然後我們像一對老朋友般彼此擁抱。

「見到你真好，」莫琳說，「你看起來過得很棒。」

她向我介紹了雪莉．史密斯修女，她曾在聖母醫院照顧過我。接著我們三人就坐在莫琳家的沙發上，一邊喝茶一邊聊天，不但談我正起步的記者生涯，也談莫琳的世界遊歷及近期進行的心理諮商服務。莫琳煮了一鍋雞湯，還做了蔬菜雜燴當晚餐，我們都用筷子進食。晚餐後，莫琳拿出一個裝滿照片的信封，那些都是在台灣拍的，裡面包括了聖母醫院、裡面的護士們，當然還有我的家庭。我們一同欣賞這些照片，莫琳和雪莉則一邊回憶往事，一邊笑鬧地說著兩人當時可瘦了。

在其中一張照片上，莫琳抱著我，而我正彎身試圖拉我其中一個姊姊的頭髮，我的祖母、阿姨及雪莉也都站在一旁。在另外一張照片裡，同樣攝於我離開台東的那一天，莫琳、我，和幾個護士面對鏡頭，前來向我道別的父母也在其中。莫琳抱著我，我的生母就站在一旁，一隻手放在我的手臂上。她的頭髮往後梳，黃色的前扣上衫外套了件條紋毛衣，腳上則穿了一雙紅鞋。我的生父站在莫琳右邊，但一半的身影在相片外，只能看出上身穿著一件棕色外套。在他們兩人身上，我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我努力檢視生母觸碰我手臂的方式，想從中瞭解她的內心感受──因為她的表情完全沒有洩漏出任何線索。

那天的聚會結束後，莫琳告訴我，「你知道嗎，梅齡，要是你想要和台灣的家庭聯絡，我想他們都還住在原來的地方。」

我呆呆地盯著她，畢竟這個想法還是第一次掠過我腦海。我從未認真想過某天我會找到他們、這所謂的台灣家庭。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很多人問我會不會想知道他們後來過得如何，而我的答案始終是否定的。不，我不知道我有幾個兄弟姊妹；不，我對台灣幾乎一無所知；不，我沒有特別想見他們。身為一個青少年，我甚至對自己的無知感到一種莫名的驕傲。

我的意思是，何必執著於過去呢？基於我們當中某一方的利益，或者說彼此的利益，當初的我被送到了美國中西部的教師家庭，在一九七四年四月的某個下午，成為了羅里及克麗斯的孩子，從此，他們就是我真正的家人，大家都無法再回頭了。是羅里和克麗斯為我念床邊故事、參加我的獨奏會、幫我打造返鄉花車，還帶我去佛羅里達度假。此外，也是我媽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後，送我去上舞蹈課，雖然我們兩人個性不同，偶爾也會因此產生衝突，但我還是敬愛她分寸拿捏得當的耐性，以及她蒼白的美麗。至於羅里，他會帶我去購物、護送我去參加舞會，甚至讓我在他領導的罷工中站在警戒線邊緣。我的個性跟他完全一樣──意志堅定、獨立，而且熱情；雖然有時因為個性太像，我們兩人會吵到整間房子的窗戶都在震動，但我們心底仍願意為彼此奉獻。我還有兩個從南韓領養來的弟弟，他們是勇壯和俊侯，我真正的手足，也是我兒時的好玩伴。我曾教勇壯如何玩扮家家酒、和他一起露營，另外也教俊侯如何說英語、甚至還常常睡在同一張床上。我從不需要忍受貧窮或性別歧視的問題，在成長的過程中，我的環境讓我相信：只要我願意，我什麼都做得到。這才是我──我有一個親密的家庭、富足的生活，以及因為身在美國而得以享受的種種機會。

我很幸運，我一直都這麼告訴自己。
也許有一天，我會想要認識這些存在於我過去的人物，並瞭解他們將我送走的原因。也許有一天，但總之不會是今天。

於是，我感謝莫琳的提議，但表示自己還是得再想一想。
「假如你願意的話，可以寫信到台東的醫院，」我提議，「只是問一下我的家人身在何處，但別聯絡他們……只是確認一下……好嗎？」

由於我的反應不是很熱烈，莫琳決定再等一陣子。過了不久，因為報社開始罷工，我便離開了底特律，到聖路易開始了另一份記者工作，並在那裡交了一群有趣的朋友。我們全都年輕熱情，整天花時間鑽研別人的故事，但我對自己的故事卻仍然沒有深究的意思。

到了一九九六年底，我想起了自己一年前和莫琳的談話，於是寫了在節日時應景的一些祝福話問候她。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寫信到台東的聖母醫院問過我家人的下落，於是只在信中狀似無意地問，「你有寫信到醫院了嗎？」

莫琳以為我的詢問是一種請求：請寫信到醫院。於是她立刻為我寫了這封信。

大約過了一個月後，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當時的我在聖路易中西邊緣的公寓中，正為晚上舉辦的雞尾酒派對揉麵團。我試著把一個個小麵團擀成三角狀，好把它們做成薄酥皮小點。我的餐點內容很簡單：貝果薄片配上火腿、蔬菜、希臘菠菜奶酪派、乳蛋餅、蘸醬和薯片，總之就是一些派對常見的小點心。為了準備這場派對，我的整個房子滿是微焦的油味，廚房也一團亂。料理台上堆滿了平底鍋、刀子、撕開的食品包裝袋、一條條的麵團和切碎的蔬菜。我養的狗則一臉期盼地蹲在我腳邊，希望可以在這場混戰及我對牠的憐憫心中撈到一點好料。我打算等會兒放些爵士樂、招待大家馬丁尼，此外還要特地穿上我在二手店買的一件紫色薄紗短洋裝。然後我們會談些和購物有關的話題，順便對於工作上的各種命令及落後的進度大肆哀嘆一番，不過能讓我們聊得最熱烈的，還是那些瘋狂的政治家、慘烈的約會、家庭，以及有著怪異習俗的中西部小鎮。

然而現在，我的準備進度嚴重落後。我驚慌不已，渾身都是麵粉。此時電話竟然響了起來，我只好隨便將指尖在手巾上擦一擦，抓起話筒。

「哈囉？」
是莫琳。

「梅齡，」她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興奮，「我收到了醫院寄來的一封信。」
一個在聖母醫院的修女寄來了我親生父母的資訊。
「你的父母都是金門人，父親已經五十九歲了，母親五十四歲。」莫琳繼續念著，「父親是一位農夫，母親則是家庭主婦。」

接著，莫琳像是在念洗衣店的送洗清單一樣，對我列出了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數據資訊，當中完全沒有提及任何姓名，「長女，已婚，是政府機關的研究員……」總而言之，我在台灣有七個兄弟姊妹，其中六個是女兒，另一個是他們領養的兒子。此外還有一個更小的女兒，後來被送給一對瑞士夫婦領養。

我整個人僵住了，只能靠在廚房的流理台邊。
我的母親與父親？我的兄弟姊妹？

莫琳繼續念下去，「父親非常希望見到梅齡，並邀請她一九九七年二月七日回來跟大家一起過新年。他說所有孩子那時候都會回家。」他還附上了一張名片及回函信封。

「你能相信嗎？」她興奮地問。
不能，應該說我完全呆住了。我想當時我大概只說了「哇，真是太棒了」，或是一些類似的話。

不過，當時的我還不想讓這個古怪的消息干擾我忙碌的生活，畢竟這當中有太多未知之處，而且我也害怕，怕過多的好奇心只會帶來麻煩。我還是希望離我的過去遠一點，畢竟，要是我在發現一切後感到受傷，那該怎麼辦？莫琳說她會把信轉寄給我，然後我們可以再決定要怎麼做。

在一片暈眩與震驚中，我打電話給我的美國父母，他們對這個消息非常興奮，而且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更多細節。那天晚上，我也把這件事告訴了所有來訪的朋友。我們對於這一切都感到既困惑又新奇，並開始猜測他們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一位亞裔的美國人告訴我，他們是在所謂的「牛年」出現的，而我們兩人都是牛年出生。

「他們一直等到你的生肖年才來找你，」她對這項發現感到非常驚嘆，我們也胡亂地為此舉杯慶賀。我感到一種異樣的興奮，但心底也隱隱知道，所有我對於過去與未來的認知勢必將要有所改變。

幾天之後，我從堪薩斯城出差回來，我的沙皮狗「黛利拉」用她一貫的興奮舞蹈迎接我：又是扭又是搖尾巴。雖然還穿著外套，我仍然蹲下身來拍拍她那充滿皺褶的臉。接著我開始查看堆了幾天的信件，一邊伸手按了廚房流理台邊緣上的答錄機按鈕。
「嗶。」
出現的是莫琳因為新消息而興奮不已的聲音，因為她又收到了另一封信，這次是來自我的其中一位姊妹，她對著我的答錄機開始念：

親愛的梅齡：
你這些年好嗎？我們很想念你，聽到你的消息時也都很開心，尤其是父親和母親。我是你的姊姊。父親和母親想趕快見到你，所以希望你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的新年能來台灣。父親說如果你願意來的話，他會替你買機票，所以要是你收到這封信，請盡快回覆我，我們希望能聽到你的好消息。
你的姊姊，克莉絲

這一切實在發生得太快了，對我來說，這些人原本只像書裡的角色，現在卻突然威脅著要立刻參與你的人生。

莫琳將我二姊克莉絲所寫的原信寄給我，她的中文原名是淑華。她把字寫在很容易起皺的糯米紙上，看起來充滿了細緻的異國風情。至於那個信封，上面除了「台東，台灣」是用英文寫的之外，其他都是中文字。

大概一個禮拜之後，我又收到來自另一位姊妹的信，當中還塞了幾張照片。我把這些照片貼近到幾乎鼻頭的距離，仔細檢視上頭的每一張臉、每一雙眼睛、每一片嘴唇，以及他們每個人的身形。誰比較高？誰比較美？誰和我看起來比較像？我究竟是像母親或父親，還是某一個姊妹？其中有些照片非常老舊，幾乎和我之前在莫琳家看到的照片拍攝於同一個時期。這些包含了我嬰兒時期的照片不像上次那般讓我震撼，但近期的照片卻讓我心中起了不少漣漪，尤其是一張在某個姊姊婚禮當中拍攝的全家福。

那張照片不過拍攝於幾年前，照片中的新娘穿著紅金相間的禮服，佩戴玉墜，耳朵上戴了閃亮的長耳環。她的頭髮往後梳得很高，臉頰兩旁垂下幾綹燙成螺旋狀的髮絲。她的身邊有將近二十位親戚，女性都穿禮服，男性則穿西裝，無論是叔伯姑嬸還是平輩親戚，總之全都盛裝出席，而且每個人都踮著腳尖、伸長脖子，急切地想要塞進鏡頭中。我注意到我的姊妹們全都搽了類似的亮紅色口紅，祖母則穿著一件藍色的絲質衫，一臉安詳地坐在前排正中央。她的雙手放在膝蓋上，右邊的腋下突出了一支拐杖，由於白色髮線已經隨著年紀開始往後退，讓我聯想到許多功夫電影中的角色：一個隨時能夠提供你睿智建議的長者。我母親坐在她的右手邊，身上穿了一件粉紅色和白色相間的格子洋裝，白色絲襪，高跟鞋，胸前還別了一個繫有紅緞帶的胸花。她的頭髮燙得很蓬，瀏海則有點滑稽地在額頭前形成一個勾勾。她的嘴唇也搽著類似的亮紅色，笑得有點僵，眼睛在攝影師按下快門時剛好閉了起來。在我母親右手邊，則是我那勉強算在微笑的父親，他的身形看來嚴肅筆直，西裝也非常整潔，色彩繽紛的領帶則是用領帶夾固定在胸前。他和我母親一樣別了胸花，上面用金色油彩印了一個中文字。在照片背後則有手寫的字，「祖母已經過世（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八十六歲。照片攝於四女兒的婚禮。」

在那個時候，除了我的父母、新娘和祖母之外，我完全不知道其他人是誰，只看得出來他們是群聚在一起的快樂傢伙。知道這些陌生人和我有血緣關係的感覺非常怪異，但最讓我驚訝的，是這些人並不如我想像般的貧窮。因為在我有限的記憶中，我的家人總像活在黑白照中的遙遠人物。他們看來非常憔悴，身上的衣服破爛，背後的房舍則是茅草搭蓋的小屋，總之就是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的典型模樣。我的意思是，貧窮難道不就是他們把我送走的原因嗎？是吧？

然而他們看起來卻完全不是如此，又或許他們之前是，但現在情況改善了，我不知道。總之現在的他們是個中產家庭，我的姊妹們看來也都受過良好教育，她們的外貌吸引人，事業也成功，跟我所假設的一切幾乎完全不同。

「他們看起來非常相愛，」我在日記中這麼寫道。

在此之前，我從來不在乎他們，甚至不覺得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人物，因為我從來沒有足以和他們產生連結的資訊，當然也從未嘗試去尋找。我的父母把他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了，而我也從來沒有多問，我想自己是下意識地做了這個決定。畢竟，只要沒有意識到自己失去什麼──或是他人虧欠了你什麼──你比較不會感到傷痛，當然也就不會渴望那段你從未瞭解的人生。然而，現在的我不只知道了自己因為領養而得到的一切好處，也知道了因此錯失的一切，這讓我心中出現了想要知道更多的慾望。

我很快地挖出了幾張自己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的是我的美國家庭、一張是我和我的沙皮狗，另一張則是我和幾個朋友在夏威夷。在最後一張照片中，我曬得很黑，上身穿一件紅白格子衫，下身圍一條紗籠，我和一群朋友坐在沙發上，其中還包括了隔週就要在檀香山結婚的好友莫妮卡。我挑這張照片是因為自己在當中笑得很開懷，而且眼睛不像其他照片中那樣又斜又瞇。畢竟這是他們看到我的第一張照片，我希望好看一點。我把這些信件以國際快捷的方式寄到台灣，一封寄給我的姊姊，另一封寄給我的父母。

「親愛的母親與父親，」我寫道，「我收到了你們的信，而且很高興能得到你們的消息。我在新年的時候沒辦法過去，非常抱歉，但我會盡快找機會拜訪。你們這些年來好嗎？」

接著，我簡短有禮地描述了自己身為新手記者的生活，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內心的複雜感受，也迴避了所有他們可能無法理解的內容。接著我簽下，「愛你們的女兒，梅齡」。

1　回來吧！我們是你的台灣家人！一九九五年五月，密西根州羅亞歐克市大學畢業後，我搬回了底特律地區，並在《底特律自由報》擔任新手記者的工作。我所撰寫的都是一些非常令人「振奮」的新聞，像是跟蹤警官的暴力青少年，或是因為暴怒而把自己孩子捅死的母親。我在羅亞歐克郊區的南華盛頓大道租了一個房間，這棟老房子不但搖搖欲墜，油漆還是可怕的芥末黃，不過當時的我才二十一歲，單身，所以對公寓周遭的時髦街區與眾多酒吧還算滿意，也就願意忍受房子的各種缺陷。我對自己剛起步的生活非常滿意，也對自己的膚色感到驕傲。我相信自己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