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海瑞與吳晗
歷史的海瑞，現實的吳晗，陰差陽錯，三百年後糾纏在一起。不同的時代，相似的際遇，死者為活者打開了心靈的閘門。一出《海瑞罷官》，成為“文化革命”的導火索——
消失的偶像
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也就是萬曆皇帝的定陵修建到第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海瑞在他的住所與世長辭。
這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對於他的事非功過應該如何評論，人們曾發生過尖銳的爭執。這爭執一直延續了三百多年。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再度掀起了浪潮，並由此引發出一場人類文化的大劫難。
海瑞，字汝賢，號剛峰，廣東瓊山人，嘉靖年間舉人。海瑞中了舉人以後，因無力再讀書，便出仕做官。開始被委任為福建一個縣的儒學教官，一次提學禦史來學校視察，別人都下跪迎接，只有海瑞不下跪，站在中間像個筆架，後來得了一個“筆架博士”的綽號。
他在福建儒學任期四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嚴州淳安縣知縣的時候，已經是四十五歲了。淳安縣山多地少，地方窮苦。地主大多有三四百畝的田產，卻沒有分毫的捐稅，而農民收不到多少糧食，卻得交百十畝的稅差。於是富的愈富，窮的更窮。
面對這種情形，海瑞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改革了許多弊政。幾年後，他總結經驗，並把這些措施編成一部書，叫做《淳安政事》。
海瑞在淳安縣做了兩件事，使這個七品官的名聲開始為人所知。一件是擋了都禦史鄢懋卿的大駕；一件是拿辦總督胡宗憲的公子。
鄢懋卿是當朝宰相嚴嵩的黨羽，以都禦史奉命巡查鹽政，南北各省的食鹽徵收專賣，都歸他節制，以期更有效地增加朝廷的收入，從而增加抵抗倭寇的財力。不想這位欽差大臣卻帶著小妾，坐著五彩輿乘到處貪污勒索，使得地方官員疲于供應。而鄢懋卿本人卻大言不慚地先發出通令，稱自己“素性簡樸，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簡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靡費裡甲”。以便為自己的奢靡遮掩並達到沽名釣譽的目的
海瑞巧妙地利用了這個機會，當鄢懋卿的節使尚未到達淳安時，他本人已經接到了一個稟帖，開頭就恭恭敬敬地寫著：“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瑞謹稟。”接著就把通令的原文節錄於後，並說淳安地方小，容不下鄢老爺的大駕。但是聽到你以前所到的地方，鋪張供應，每次酒席費銀三四百兩，並有金花銀緞奉獻，甚至連溺器也是銀制的。最後直言不諱地說，如果不能拒絕地方官這樣的阿諛奉承，將來勢必無法做到秉公辦事，完成皇上委託的重任。鄢懋卿接到稟帖後，沒敢再進淳安，而是繞道而去了。
胡宗憲是浙江總督，也是嚴嵩的親信，雖在浙江任職，但一家老少卻住在原籍安徽。一次，他的兒子從浙江杭州帶著父親給的三千兩銀子回安徽老家。淳安縣是三省的交通要道，也是胡公子落腳由水路轉乘車馬的必經之地。
胡公子率領一夥人住進淳安驛站，想不到驛卒送來的飲菜竟是豆腐煮青菜。胡公子勃然大怒，立即吩咐隨行人員把驛卒和驛丞捆綁起來，懸吊在梁上痛打。驛站的人慌了手腳，趕緊把消息告訴海瑞，海瑞不慌不忙地說：“我自有辦法。”立即帶領衙役趕來。海瑞明知故問：“你是什麼人？”
公子說：“我乃浙江總督胡大人的長公子，你淳安縣有眼無珠，竟用這種粗飯來招待我？”
“胡說！”海瑞大怒，“胡大人何等清正廉明，他的公子肯定也必斯文有禮，知道規矩，豈像你這樣的胡作非為之輩，看來你必是一個冒充胡大人公子的匪徒。給我拿下！”
胡公子束手就擒，其餘隨行人員也一同被捆了起來。海瑞命人搜查了胡公子的行李，發現三千兩銀子後，沒收入庫。隨後給總督胡宗憲寫了一份稟帖，說明在淳安縣捉到了一夥冒充大人公子的匪徒，現已派人將其中二名押往省城，請大人辨認虛實，親自處理，以免壞了大人清廉的名聲。
胡宗憲見到兒子和海瑞的稟帖後，明知海瑞是在捉弄自己，卻有苦難言，還不得不將錯就錯，並誇獎海瑞治盜有方。海瑞從此聲名大振。因為當朝敢於捉弄總督大人的知縣除海瑞再無他人。
當然，總督大人是不會白白咽下這口窩囊氣的。因為得罪了胡宗憲和鄢懋卿，雖然海瑞治理淳安的政績很好，但還是被排擠調職。不久，海瑞便在胡宗憲等人的參劾下，由知縣降為湖廣興國州判官。儘管海瑞受到了降職處罰，但他不畏權勢、剛直不阿的性格卻始終不變。在任判官期間，他親自審理過許多當地知名的大案、要案和疑案。他的不懈努力，終於換來了一個“海青天”的雅號。
在興國一年半的時間內，他辦了許多好事，清丈了田畝，減少了冗官，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其中最快人心的事是懲處惡少張豹、張魁。張鏊作過兵部尚書，在南昌養老享福。而他的兩個侄子張豹、張魁，卻依仗叔父的權勢，作威作福，無惡不作。一次到興國買木材，以勢欺人，魚肉百姓。百姓到縣衙訴苦告狀，海瑞派人傳訊張豹、張魁。這兩個惡少不但不聽，還突然跑到縣衙大吵大鬧。海瑞大怒，拿下二人送到府裡，知府不但判他們無罪，居然把這兩個惡少放回了家。海瑞氣極，寫信向上司力爭。張鏊雖然設法四處求情，又出面寫信求海瑞高抬貴手，但海瑞不理，終於把這兩個橫行欺市的傢伙判了罪，大快了人心。
1562年，歷任首輔二十年的大學士嚴嵩被嘉靖皇帝罷官免職。而嚴嵩所扶植的私黨也相繼倒臺。其中包括胡宗憲和鄢懋卿。由於海瑞在他們當權的時候，敢於和他們抗衡，為此他的聲望再度大增。這就使他在權勢更替的時期分外引人矚目，並成為眾人心目中的偶像。三年之後，由新任吏部人選司郎中陸光祖推薦，海瑞做了戶部主事，由江西調到北京。但不久發生的一件震驚朝野的奇事，卻使他差點丟了性命。
在嚴嵩罷職三年後的1565年8月，嘉靖皇帝突然在幾案上和被子裡發現了一粒金丹和一隻桃子，急忙詢問是誰所為，然而左右侍衛沒人承認。長期祈禱神靈、尋覓道家秘方以求長生不死的嘉靖，見無人承認，便鬼迷心竅，認為是上天的恩賜，當場服下，並洋洋自得地到太極殿去拜謝天地，隨後又到太廟告知祖先。這件事，朝廷上下議論紛紛。有人祝賀，也有人不滿，暗中譏笑。這種天賜仙桃的把戲，不過是皇帝身邊的內侍所為，無非是想博得皇帝的歡喜。因為嘉靖時常為尋不到仙藥和秘方而無故地痛打內侍，使得他們為此膽戰心寒，不得不想點辦法對付。果然，嘉靖上當了。
對於皇帝的這種愚昧行為，海瑞當然明察。於是，他經過一番考慮，決定置死上疏，來揭穿這場鬧劇。他在奏疏中說，日前嚴嵩罷相，嚴世蕃受到極刑，算是大快人心。但嚴嵩罷相之後，同嚴嵩為相之前的情況相差無幾，當今政治並不清明，比之漢文帝差之甚遠。他說，天下不滿陛下已久矣。古代君王有過，靠臣子匡正，今陛下修齋建醮，群臣相來進香。陛下得仙桃、天藥，群臣紛紛稱賀。陛下之事錯，群臣順從陛下亦為錯矣。而滿朝群臣沒有一人肯來向陛下說出“真情”，實為謅諛之人，並為欺君之罪！而陛下最大的過錯莫過於齋醮煉藥以求長生。陛下受長生之術于陶仲文，並稱為師。然陶仲文已死矣，他自不能長生，陛下又怎獨求長生？仙桃天藥，尤其怪妄。桃必采而後得，藥必制而後成。今無故得之，是自跑來還是天有手送至？實為陛下左右奸人欺騙所為，而陛下以為真，實為大錯矣……今愚民們傳言，嘉者，家也；靖者，盡也！嘉靖的寓意則是“民窮財盡，家家皆淨！”疏文的結尾說：“今群臣為保祿位而諂諛，百姓則懼怕責罰而閉言，臣實乃不勝憤恨，冒死上疏，以表區區微忱，敬希陛下垂聽。
海瑞的疏文洋洋灑灑數百言，深刻尖銳，咄咄逼人，實乃古今罕見。連三百年後中國的一位新生巨人毛澤東都大加稱讚。但當時的嘉靖讀罷，卻暴跳如雷，將疏文扔在地上，顫抖著身子喊道：“快把海瑞抓起來，別讓他跑了。”
有太監在一旁回答：“這個海瑞根本無逃跑之意，聽說他連棺材都做好了，還安排了後事。同時把他的老僕人也打發回家，免得受到牽連。”
嘉靖一聽，憤怒中不免吃了一驚。他又拾起疏文看了一遍，覺得海瑞說得似乎有些道理，但那尖刻的筆鋒和語言讓他感到極為刺眼。嘉靖遲疑很久，和首輔徐階商量，徐階替海瑞說了一些好話。嘉靖思前想後，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處理海瑞的辦法，只好把疏文留中不發。
1566年2月底，嘉靖皇帝終於一病不起。他感到胸腹墜悶，腸胃疼痛，再也不敢吞服金丹，而不得不請太醫院的醫生來診治。病中的皇帝想起海瑞的疏文，還氣憤難平，下令錦衣衛把他逮捕，押到東廠禁錮。海瑞在監獄一住就是十個月。
一天，獄中忽然設酒相待。海瑞以為自己死期已至，這是生前最後一餐，便對獄卒說：“這一天終於到了。”說完，神色不變，同往常一樣地吃喝起來。提牢主事走到海瑞跟前，悄悄告訴他：“皇帝業已升天，並留有遺詔。”說著把從宮中抄來的皇帝遺詔遞給海瑞。只見上面寫道：
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無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只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誑惑。自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恤錄，現在監者即釋復原職。特此遺諭！
海瑞看完遺詔，雙膝跪下，伏地大哭，傷心得嘔吐不止，最後倒地昏迷不省了。
六十歲的嘉靖皇帝終於命歸西天，葬入十三陵中的永陵。他的兒子朱載垕繼位，是為隆慶皇帝。
隆慶帝按照先皇的遺詔，一一作了處理，海瑞也回到了戶部。至於海瑞的官職問題，卻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內閣大學士和吏部尚書再三思量，決定把他調出戶部，加升為尚寶司丞，即管理皇帝大印的尚寶司的主官，官為正五品。由於他的一貫廉潔、忠心和剛正不阿的性格，上任不久就遭到一些同僚的反對。在這種情形下，吏部又將他調至大理寺擔任寺丞。而海瑞的意見往往跟上司相左，很快又受到臣僚的仇視，在萬般無奈中，吏部決定乾脆讓他閒置起來，但官職卻是堂而皇之的南京通政司通政使，官階也由五品升為正三品。
之所以說他被閒置起來，是因為此時留守南京的官員大多無事可幹，無職可盡。通政司的職責，也只是把南方各省的奏章看後，再封好轉往北京的通政司，由北京通政司轉交皇帝。海瑞自然而然地被架空了。可憐這位三品朝廷命官，落了個英雄無用武之地。
海瑞當然不會安於現狀，憤然向皇帝陳請：自己才疏學淺，連這個只管轉送檔而無行政責任的差使都沒做好，打算辭職為民。
這種“陳請”的方式果然奏效。當年夏天，即隆慶三年（1569年）他就被任命為南直隸巡撫，駐節巡撫衙門設在蘇州。這南直隸共轄十府，其地明顯地分為富貴與貧賤兩大類，貧富懸殊，難以治理，許多朝廷大員都曾在此地栽過跟頭。而任命他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和吏部，也正是利用這只難纏的“刺猥”，在政治上置他於死命。
但對決策人的用心，海瑞沒有察覺，即使察覺，也不會回頭。海瑞最恨貪污，一上任便發出佈告，嚴禁貪污，打擊豪強，屬下的地方官有貪污行為的，嚇得膽戰心驚，罪惡較大的自動提出辭職。有的大戶本來用朱紅油漆大門，聽說海瑞巡撫來了，嚇得把顯眼的朱紅大門改漆成黑色。管織造的太監，一向坐八抬大轎，這時也嚇得改乘二人小轎了。
大地主們知道海瑞一貫主張限田，人人自危，坐臥不安。海瑞在江南作巡撫的短短八個月中，主要作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除弊”，一件是“興利”
除弊，主要是打擊豪強和大地主，要他們把非法侵佔的農田退出一部分還給農民。這件事海瑞做得非常堅決，就連曾在嘉靖面前替他說好話、救過他一命而罷官在家的首輔徐階也不放過。徐階只好退出一部分。海瑞很不滿意，寫信給徐階，要他退出大半，徐階雖然懷恨在心，也只好照辦。還有徐階的弟弟徐陟，作過侍郎，在鄉里為非作歹，殘害百姓，海瑞同樣沒有給徐階留面子，逮捕了徐陟依法制裁。
興利，是興修水利。江蘇的吳淞江，沿江的田畝全靠這條江水灌溉。但年久失修，河道淤積，一有暴雨，便成小災，淹沒田地，水利變成水害，海瑞親自進行調查，決定治理。正月動工，結合賑濟饑民，用工代賑；他親自坐小船往來江上，監視工程的進行，不久就完工了，人民大得利益。
海瑞的這一切做法卻被在朝的官僚，在野的鄉官大族痛恨至極。他們找出種種藉口，先後向皇帝告狀，說海瑞偏激過火，包庇壞人，打擊鄉紳，只圖自己的好名聲，而破壞朝廷的政策。一時海瑞成為大官僚、大地主的公敵。果然，海瑞上任八個月後便被迫退職，回到天涯海角的瓊州老家閑住。這樣的結局對於海瑞來說，無疑是一種莫大的痛苦。
海瑞在憂鬱的精神狀態中孤零零地耕耘祖傳的四十畝土地。退隱在荒涼瘴癘之地，如果有一個美好幸福的家庭，也許多少還能排遣一些寂寞和空虛，然而海瑞在這方面卻沒能得到任何慰藉。他曾三次結婚，又有兩個小妾，他的三位夫人先後為他生過三個兒子，但都不幸天折。他的兩個妻子都在性格乖僻的母親的吵鬧中，先後離他而去，剛娶的小妾也在太夫人的威逼下不明不白地死去。他已沒有任何親人可以傾吐憤懣，只是把心中的積憤與痛苦連同他從政以來的檔信函加以整理印發，聊補生活的缺憾。
1585年，已退職15載的海瑞被萬曆皇帝重新起用，任命他為南京右僉都禦史，後改為南京吏部右侍郎。這時的海瑞已是72歲的高齡了。
海瑞風塵僕僕地從海南來到南京，一路上的勞頓還沒恢復，便立即給皇帝上了一篇疏文，大意說：“陛下勵精圖治，而吏治卻很不理想，原因就是對貪官的刑罰太輕。諸臣找不到這個原因，反而說只要侍官們以‘禮’，他們自會廉直，這其實是文過飾非。這樣的‘待士以禮’，老百姓又怎麼辦？太祖洪武三十年明訂刑律，凡貪污枉法八十貫的，便處絞刑。貪污再多的，依太祖的規定是剝下皮來裝上稻草，公開示眾。現在也應該這麼做。”
海瑞此議一出，輿論鼎沸，反對的居多數，認為這不符合本朝提倡的“仁政”。但也受到青年學子和下級官員的擁護，結果不但在朝廷上，也在社會上掀起了一場大辯論。那時海瑞已改任南京都禦史。他的一個部下，提學禦史房寰竟破例參劾了自己的頂頭上司。說他到任後“無一善狀”，只知道“詐偽荒誕，誇耀自己，貶低別人。”又玩弄造謠誹謗的故伎，無中生有地捏造說他“以聖人自許，奚落孔孟，蔑視天子。”這種抓住片言隻語便想繩人以罪的手法博得一些人的喝采，但也遭到一些人的憤怒駁斥。
兩京的官員為這件事紛紛擾擾爭吵不休。萬曆便叫吏部考慮個妥善辦法。吏部的官員們商討之後，提出處理意見，認為海瑞那剝皮實草的主張過於偏執，“不協於公論”，建議不任命他以重要實職，但仍保留他都禦史的正二品的官階待遇。萬曆同意了這個意見，批示說：
“海瑞屢經薦舉，故特旨簡用。近日條陳重刑之說，有乖政體，指責朕躬，過於迂戇。朕並不怪罪而加以優容。不過海瑞雖然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
這份詔令由給事中六科衙門抄發公佈，由各地的《邸報》傳遍天下，海瑞還能有什麼作為呢？連皇帝都說他“迂戇”，說他“任事非所長”，而他的“照舊供職”，也僅僅起個“鎮雅俗、勵頹風”的作用，他這個堂堂的二品大員，還有什麼理由再幹下去？海瑞憤而上疏辭請，一連上了七次辭呈，但每次的御批都是照例的四個字：“所請不准”。這樣，海瑞整日在欲幹不能，欲罷不休的處境中艱難度日。
萬曆十五年（1587年），74歲的海瑞，終於在極度的憂鬱憤懣中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在南京都察院的住所裡逝世。
辦理喪事的南京僉都禦史王用汲，見這位骨瘦如柴、白髮似雪的青天海大人躺在一張破舊的木床上，身邊堆積著陳舊的粗布被褥和衣衫，不禁潸然淚下。海瑞惟一的積蓄只有十兩紋銀，還不夠買一口棺材。王用汲在悲痛之余回到南京都察院，發動同鄉捐款，才沒有使海瑞暴屍荒野。
海瑞死後的情景催人淚下，慟徹肝腸。百姓萬分悲痛，哀傷不已。街市停止營業，穿戴白色衣冠的送喪行列，夾著江岸悼祭哀哭的悲聲，驚天動地，連成一片，百里不絕，無不顯示了江南父老鄉親，對這位曾為他們造福的前南直隸巡撫的哀掉之情。
海瑞從政20多年，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糾紛。他的信條和個性使他既被人尊重，又被人遺棄。正當萬曆皇帝和臣僚們集中精力和財力修築定陵壽宮時，傳來海瑞的死訊。他的謝世，無疑使萬曆皇帝本人和京都負責人事的官員又大大地松了一口氣，他們再也用不著為這位大眾心目中的清官去操心，為這位到處惹是生非的人物再做安排了。而為數不少的臣僚，卻為自己面前少了一位對手而慶倖。
死屍復活
就在海瑞謝世三百年後的1959年4月，他的死屍復活，並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位海大人的出現，引起的社會震動要比他當年的罵嘉靖皇帝強烈得多。由此發生的整個國家民族的災難，大概也是這位封建時代的正直官吏所無法預料的。
自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後，不少幹部怕招惹是非，開始對自己的言行細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更使一些幹部緘口無言，對許多問題報喜不報憂。察覺了這個問題，並在1959年4月黨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上，對這種不敢講真話的作風提出了批評。一次，**正津津有味地看家鄉的湘劇《生死牌》，戲到結尾時出現了海瑞。**主席精神為之一振，一個奇特的念頭在心中滋生。戲散後，他把《明史•海瑞傳》找來翻閱，那個念頭也在心中漸漸地醞釀成熟了。
第二天，他向一位分管宣傳的領導人講了一段海瑞的故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罵嘉靖是‘家家皆淨’。他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上疏裡，以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看獄的人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便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但對皇帝本人還是忠心耿耿的……”**講完，指示這位領導要宣傳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從什麼角度、用什麼方法做宣傳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為專家的吳晗。這位領導把**的指示給吳晗講過之後，鼓勵他來寫有關海瑞的文章。於是，吳晗施展才華很快寫成了一篇《海瑞罵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的內容，基本上就是**講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也是明史《海瑞傳》中的內容，中心思想突出一個“敢”字。之後，吳晗以極大的熱情和駕輕就熟的技巧，又寫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內容，仍然是按照**的意見，著重宣傳海瑞敢說話、敢說真話的精神。
翻閱當年的報刊，我們不難發現，吳晗在所寫的關於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當是《論海瑞》一篇。此文寫於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發表於廬山會議之後。文章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績，對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歷史地位”小標題下，作者談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圖：
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反對壞人壞事；肯定、歌頌他一生反對貪污，反對奢侈浪費，反對鄉願；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處處事事為百姓設想，為民謀利；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不向困難低頭，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我們肯定、歌頌他一生言行一致，裡外如一的實踐精神。這些品質都是我們今天所需學習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時代，這些品質才能得到充分發揚，雖然我們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時代的海瑞在社會內容上有原則的不同。
在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今天，我們需要站在人民立場、工人階級立場的海瑞，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進行百折不撓鬥爭的海瑞，反對舊時代的鄉願和今天的官僚主義的海瑞，深入群眾、領導群眾、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海瑞。
這樣，封建時代的海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顯然，吳晗這一系列文章，已遠不是清華園時期為研究歷史而研究歷史了。他要按照**提出的‘古為今用”的意圖去描寫歷史、再現歷史，使腐朽的歷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義。據研究者透露，廬山會議之後，吳晗把這篇文章送給參加過這次會議的一位領導同志看時，這位領導把**說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對吳晗講了出來，因此，出於政治和形勢的需要，在發表這篇文章之前，吳晗畫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據當時的形勢加上去的一段話。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顯。
1959年9月，北京京劇團演員馬連良約吳晗把海瑞的事蹟改編成戲。儘管吳晗並不熟悉戲劇，但由於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勢的需要，他還是答應下來，硬著頭皮在京劇界知名人士的幫助下，於1960年3月寫成五場京劇《海瑞》的劇本。為慎重起見，吳晗在徵求了文化、戲劇界負責人及朋友的意見後，才於1960年底開始彩排並改名為《海瑞罷官》。
這時的吳晗和馬連良沒有想到，《海瑞罷官》一劇公演之後，得到的反應是“**很高興”。並在家裡接見了主演海瑞的馬連良，同他一起吃飯，還說：“戲好，海瑞是好人。”馬連良回來告訴吳晗說：“**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眾。”吳晗聽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讚賞，可見這齣戲的確是成功的。而對《海瑞罷官》喝彩最強烈的文藝界則認為一個歷史學家居然能寫出京劇劇本來，它打破了“史”和“戲”的界限，提供了一個新的良好開端。廖沫沙在《史和戲——賀吳晗的〈海瑞罷官〉演出》一文中說：“我認為你寫（海瑞罷官》，總算開始打破‘史’和‘戲’這兩家的門戶，從姓史的一家踏進姓戲的一家去了。這就很難得，是個創造性的工作。”
《海瑞罷官》和其他劇本不同的是，由一位歷史工作者而不是戲劇工作者寫成的。這種史學家和戲劇家的協作，理所當然地在文化界，學術界人士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另一方面，《海瑞罷官》在寫海瑞同惡勢力鬥爭中，表現出剛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張了歷史正氣，而且對現實也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直到今天來看，這個劇本從創作意圖到題材都是積極的，體現了**主席的文藝觀點，按說不應有所異議。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將圍繞著海瑞這具復活的僵屍開始
吹皺一池清水
1965年11月11日，吳晗從外地開會回來，和往常一樣來到寓所西屋的書桌旁，翻閱當天的報紙和有關歷史資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放在他書桌上那堆當天的報紙裡，會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於死地的信號。
吳晗剛坐下，妻子袁震就從正房走過來。她臉色慘白，指著桌上那張頭一天的《文匯報》，怔怔地站了一會兒，沒說一句話就悄聲走開了。吳晗順手打開報紙，原來刊登著一篇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覺得過於牽強附會，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斷章取義，大有蠻不講理的勢頭。本想不去理會，但出於一種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認真地看了一遍。當他讀到文章最後一部分時，不禁大吃一驚。“《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了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充當他們的政治代理人，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這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雖然是頭幾年發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頌的文章連篇累牘，類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傳，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不加以澄清，對人民的事業是十分有害的。”吳晗讀了這段話後，憤慨之餘，靜下心來細細琢磨一番，他覺得這不是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也不太相信這篇文章僅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隱約地感到，一場風暴就要到來了。
10天之後，當吳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單行本時，心情越發沉重起來。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竟然發行單行本，這意味著什麼？可是，吳晗不會想到，江青為了炮製姚文元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罷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親自出面，要北京一個作者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遭到拒絕後，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檔張春橋著手組織人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製出來，並由張春橋親自修改。這樣，他們“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來往於京滬路上，保密了七、八個月之久”。江青特別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來看”。
迫於當時的形勢，11月底，北京各報不得不相繼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報》於11月29日被迫轉載此文時，在按語中特別強調了毛主席一貫宣導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說：“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第二天，《人民日報》也被迫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語指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互相爭論和互相批評”。並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按語分別由彭真和周恩來定稿，從中不難看出，他們為保護吳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偏向加以適當的限制。提綱強調了學術問題應通過“百家爭鳴”，辨明是非。對當時關於《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明確認為是學術討論的性質。並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但林彪、江青卻置之不理。從3月份起，便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包括吳晗在內的“三家村”，批判對象的範圍擴大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統戰部長廖沫沙，並用工農兵的名義，要揪“三家村”的後臺。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書記萬里出面，讓吳晗下鄉去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顯然，市委領導是想保護吳晗，讓他換一個環境。當吳晗來到北京郊區昌平縣大東流村時，對“三家村”的聲討已經遍及全國。吳晗下鄉時化名李明光，群眾並不知道他就是要批鬥的吳晗。村裡開會批判吳晗、“三家村”時都請他去參加，整天廣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吳晗”。有一天公社批鬥一個流氓小偷，揭發批判時，有人居然說這個流氓小偷是受吳晗的影響和腐蝕的。此時的吳晗心如刀絞，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會成為令人痛心的眾矢之的。1
自5月8日開始，京滬兩地各大報刊紛紛發表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後的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鬥爭目標從吳晗擴展到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教育、新聞、出版等各界的知識份子。此時，吳晗已被稱作“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處批鬥，經受更加嚴峻殘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終點
1966年5月，吳晗被正式揪出來為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刀祭旗了。他幾乎每天都要接受揪鬥，飽嘗難以忍受的痛苦與屈辱。當時八歲的兒子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髮，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遊鬥，學校要鬥，區裡要鬥，縣裡要鬥，這裡要鬥，那裡也要鬥。”
在批鬥之初，吳晗全家住在北長街原來的住處，但後來被掃地出門。紅衛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長街掃街道，並且隨時把他們夫婦揪出來侮辱。酷暑烈日下，吳晗被拖到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礫上，遭受殘酷的毒打。每次爬起來之後，都是膝蓋皮膚劃破，鮮血染紅雙腿和土地。而這時的吳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處，擦去身上的血跡，便拿起**主席簽名送他的著作來看。但他越看越覺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誠之心，為什麼會遭到如此的報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當人民解放軍舉行浩大的入城儀式時，吳晗隨同一些黨、政、軍負責人一起參加了這一隆重儀式。幾天之後，他和錢俊瑞等人受黨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同時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由於地下黨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華大學的絕大部分師生都留在了學校。新中國成立後，吳晗曾經對一起搞民主運動的地下黨人說過：“你們如果工作做好了，還是可以把胡適留下來的。”實際上，早在解放前夕，吳晗在上海和北平都親自試圖爭取在學術上曾給過自己很大影響的胡適留下來，但都沒有成功。1946年，吳晗親自到北大去見胡適，結果是話不投機，恩師與高徒只談了兩句就僵持起來。後來胡適對別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而吳晗卻認為胡適走錯了路。
1949年11月，吳晗應邀到蘇聯參加十月革命32周年紀念活動，途中聽到了自己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的消息。他曾多次設想新中國成立後，仍舊從事明史研究工作，從來沒有從政做官的打算和準備。當他聽到廣播後，曾打電報給總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國後，周總理親自找他談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這一工作，並以極大的熱情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吳晗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加入**。**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覆信中談到“惟實行時機尚值得研究，詳情請恩來同志面告。”此後的幾年中，吳晗又多次真誠而懇切地向市委提出入黨要求，但一直沒有批准。1954年，吳晗在給彭真的一封長信中，表達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國**的迫切心情：
過去幾年，我沒有偷懶，相反是忙亂。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參加了許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從來不知道哪些是做對了的，哪些是做錯了的。也沒有人告訴我做對的總結下去，再深入搞。做錯了，為什麼錯，如何改正。
因為我不能參加黨，黨對我是客氣的，優容的。
我沒有放棄要求參加黨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來爭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總有一天會達到的。目的沒有什麼，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吳晗談話，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國**。吳晗以他對工作的熱情和對黨組織的忠誠，終於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心願。唯此，他的遭遇也就顯得更加悲壯。
吳晗經受了長期野蠻的毒打和折磨後，終於躺倒了。在這殘酷的困境中，他思緒萬千，想到他的學生時代，想到周恩來的教導，想到**主席的英明。他覺得當前發生的一切，都和**以前的教導不相符。那麼**為什麼不出來制止這些過火的行動呢？這個問號像一個謎團，久久困惑著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沒有解開。
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黨校的一個角落裡相遇。四目相對，兩位文化大師熱淚盈眶。當他們談到定陵的發掘一事時，吳晗以極度的悲傷說：“文獻記載：罌粟在明朝中葉就已傳入中國，作為藥用，我總在懷疑萬曆生前抽過大煙，可惜這方面的證據不足。本來萬曆的骨頭可以拿來化驗一下好證實真偽，然而一把火，就什麼也別想了。”
夏鼐表情複雜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作銘，在定陵發掘這件事上，到現在我才明白，當初我們的論爭，你和老鄭是對的。你比我看得更遠……”吳晗說著，淚珠又落了下來。
就在吳晗入獄的第二個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
吳晗和妻子袁震幾十年同甘共苦，很為熟知他們的人所稱道。袁震長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家庭生活比較安定，袁震的身體也慢慢的好了起來。這時，夫妻倆都想有個孩子。他們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後，建議他們從孤兒院領個孩子撫養。吳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議，從孤兒院借來幾張孩子的照片，並看中了小彥。這個小姑娘長得很機靈，很討人喜歡。吳晗親自到孤兒院把她抱回來。不久，又從孤兒院抱回一個男孩，取名吳彰。從此他們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歡樂。
在全國一片聲討“三家村”的喧囂聲中，這個溫暖的家庭被破壞了。吳彰在《倖存者的回憶》中寫道：“深夜裡的猛烈砸門聲常常把人嚇醒，我縮在媽媽懷裡。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裡貼滿了‘該死’、‘砸爛’的大標語。外國友人送給爸爸的禮品當作‘四舊’被砸爛了，電視機也不能倖免。就連爸爸珍存著的姐姐從三歲起畫的圖畫，都在斥駡聲裡付之一炬……”
進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慘的事向這個家庭不斷襲來。3月17日，袁震被允許從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同院的萬里聽說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來了一碗紅豆稀粥。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她的“最後的晚餐”。備受折磨，身體已垮的袁震，當天夜裡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氣，全身抽搐。小彥和吳彰立即把母親送到北京某醫院，但由於她是吳晗的家屬，同時又是右派，醫院把她視作敵人，沒有進行搶救，翌日淩晨，一生苦難的袁震撇下了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與世長辭了。直到小彥去太平間為她更衣時，袁震的雙眼還半睜半閉，面頰上殘留著幾滴清淚。她死不瞑目。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死後，吳晗和孩子的命運將會怎樣。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叫小彥和吳彰去看他們的爸爸。姐弟倆異常興奮。他們將近一年未見爸爸的面了，以為這次是造反派大發善心，讓他們探監。但當他們出門時，一股陰風撲面而來，來接的汽車竟是醫院的牌子。姐弟倆預感到這是不祥之兆。果然，來人對他們冷冷地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聲霹靂。小彥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雙手抱住來人的腿追問：“我爸爸怎麼不想看看我們呀？”
來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見你們，我們不知道你們住在哪兒。”姐弟倆哭聲更高，小彥昏倒在地。在場的醫生抱起她，眼裡流出同情的淚水。
這時，車後走過一個人，對姐弟倆大聲訓斥道：“你爸爸是個壞人，如果不和他劃清界線，沒有你們的好處……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否則饒不了你們！”
汽車遠去，吳晗的屍體被帶走，只有一條血跡斑斑的褲子留在了姐弟倆手中。從此，一雙痛悲欲絕的少年相依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彥被捕入獄。被抓走那天，剛動過闌尾炎手術，身上還有醫生當日開具的證明。她腳帶鐐銬，闌尾疼痛就給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靈，門牙被打掉了，額頭上打開了口子……農曆八月十五之夜，小彥在牢房裡想起了全家一起度過的最後那個中秋節，此時彼時，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種滋味交雜纏繞，她毅然用死向當權者們提出了抗議，但未能如願，剛把她搶救過來，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來之前的黑暗中，22歲的小彥死在了獄中。就在這位可憐吳晗以真摯的熱忱，按照**的意圖，讓海瑞這具政治僵屍再度復活，結果反使自己和兩位親人相繼喪命。富有戲劇性的是，海瑞和吳晗，儘管相隔三個多世紀，但無論人生遭遇、政治主張、道德觀念，還是個人生活，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後的吳晗，同樣也把它當作生活信條一樣。只是吳晗似乎遠不如海瑞幸運，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結局，還沒至於悲慘到如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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