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井蛙眼中那一片天
前幾日，多倫多城裡一直刮大風，偶爾飄雪。這在北國之地並不稀罕，有時五月還能見到雪花。昨日天終於晴定了，我出門散步。北國的陽光割眼，讓人看著幾乎想流淚。天空的顏色對作家的詞彙存儲量是個考驗：到底是瓦藍，還是湛藍，還是海藍？每個詞都接近，但每個詞都不精準。只有一點是大致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沒有人會從這樣的藍裡聯想到死亡。
可是死亡正真真切切地在我們的周圍發生。我不忍低頭細看腳下，因為土地滿目瘡痍。新冠肺炎疫情，已經進入第五個月分。我所在的安大略省乃至整個加拿大，還有相鄰的美國，還有隔著一個大西洋的歐洲各國，都還沒有走過黑暗時期，每天的確診和死亡人數，依然在持續攀升。
這個四月，讚美之詞如刺鯁喉，實在難以出口，時常想起的，卻是艾略特《荒原》裡的詩句：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四月，殘忍的春天，死亡
的土地上哺育著紫丁香，
在尚未消逝的記憶裡
摻雜著難以滿足的欲望，
用清新的甘露滋潤著
麻木不仁，沉睡的草根……
──許淵沖譯
第一次在網上看到冠狀病毒的圖像，是在武漢封城的當日。或許在這之前它也曾在我的視線中一閃而過，但我心不在焉，並沒有特別留意。那是一個灰色的圓球，上面長滿了紅色的嘴，或者是刺，看上去像章魚，也像是蠍子。我不懂生物學，也從未在顯微鏡底下觀察過微生物，但我當時就認定那些顏色都是科學家套上去的，因為這樣邪惡的蟲子只配有一種顏色：黑色──那是死亡的顏色。我第一次看到它時的反應很奇特，我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無論後來我又看見它多少次，我的皮膚總是先於我的感官和腦子，對它生出最直接的恐懼和厭惡。
由於這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對人類生活的大舉進犯，我由於這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對人類生活的大舉進犯，我在各種程度的出行受限狀態裡，已經生活了整整三個月。
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年二十九，我從三亞趕回家鄉溫州，和家人一起過春節。此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是為母親做九十大壽。由於三亞偏遠的地理位置，也由於自己的漫不經心，我沒有意識到新冠肺炎疫情已在湖北大爆發，也不知道武漢此時正在經歷封城。我在這個錯誤的時間檔口，糊裡糊塗地進入了溫州。
溫州在武漢及周邊地區經商從工就學的人數眾多，其中有一大批人在武漢封城前後以各種渠道回到老家過春節，導致溫州成了全國除湖北所屬城鎮之外的第二大重疫區，被人們謔稱為「湖北省溫州市」。在我抵溫不久，為了儘快抑制疫情，溫州市政府發布了出行限制令，對生活小區進行封閉式管理。
從大年二十九到正月十九，我因疫情困於城內三週。溫州雖然是我的故土，但我去國離鄉已經三十多年，儘管每年回鄉數次，然而每次都是以客人的身分，日常生活都有親友安排照顧。而疫情之下的封閉式管理意想不到地切斷了我在溫州的社會關係，我獨自一人居住在老城區的「蝸居」裡，陷入了為日常生活所需的供應鏈的擔憂之中。我向來生活能力極差，在讀書碼字之外的世界裡是個徹徹底底的「弱智」一族，至此時才深切地意識到：我的「鄉人」身分經不得人間煙火的粗淺考驗，無論平常如何自詡走南闖北見過世面，一場瘟疫可以瞬間將我推入惶恐無助狼狽不堪的境地之中。
三週之後，我終於離開溫州，回到多倫多。在自我規定的兩週隔離之後，還沒來得及回歸正常的生活軌道，北美疫情大爆發。沒多久，加拿大政府頒布「社交隔離」（social distancing）政策，全國進入除必要服務之外的全面停擺狀態。
中國疫情的至暗時期剛剛過去，世界進入緊急狀態，壞消息接踵而至：義大利告急，緊接著便是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再接著便是北美的陷落──巴黎和紐約城裡住著好幾位朋友，他們的平安一直牽掛在我心中；加拿大總理夫人蘇菲受到感染，全家老小十七口人進入居家隔離；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注1）病情危急，一度進入急救室；全球失業人口呈直線上升，原油期貨進入史無前例的負數交易……這三個月裡，每一個夜晚臨睡之前，我都告訴自己：最壞的已經發生過了，世界已沉在谷底，不可能再壞了。可是第二天醒來，才發現只有更壞，而沒有最壞──最壞依舊還行走在途中。
那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將世界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停屍房，剝奪了每一個瀕臨死亡的人和親人告別的權利──那是連罪大惡極的死囚都享有的權利，還有他們給父母送終、看兒女長大的機會。它逼著世界進入停擺，然後冷眼相看人類由此陷入的相互指責廝殺、創傷貧窮。
這是我對病毒的公憤──武漢、溫州、紐約、巴黎、倫敦、多倫多的憤怒中，也有我的一份。
但我還有私仇，因為那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也奪走了我個人生活中寥寥幾樣的樂趣。
它奪去了我的手帶給我的歡樂。我再也不敢去撫摩新春裡長出的第一朵水仙，鄰居孩子的臉，街上跑過來聞我褲腳的貓，我錢包裡的紙幣，甚至我自己家大門上的把手。
它也奪走了我的腳帶給我的歡樂。國境關閉，公用設施關閉，劇場電影院關閉，商場關閉……我那雙季風一來就渴望行走的腳，再也不能帶著我去看望親友，去尋找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新奇。我的鞋子在櫃子裡漸漸變黃，發霉。我的機票、戲票、音樂會票子成為幾張廢紙。
它也奪去了我思想的快樂，在我的腦子和舌頭之間步下無數障礙。我在說每一句話之前都戰戰兢兢，生怕被歸在某些駭人的陣容之中，儘管我已三十年不再與人群和口號為伍。一場瘟疫除了擷取性命之外，也製造了多少顆玻璃一樣脆弱的心，多少隻鋼錐一樣指向他人的手指，逼著人站在細窄的分界線上，做著非此即彼的艱難抉擇。
它還奪走了幾個我相交了多年的朋友──我不是說他們的生命，而是說我和他們的友情。假如沒有這場瘟疫，我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其實很早就和我走了一條不同的路。假如沒有這場瘟疫，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世界在他們的眼中和在我的眼中，原來是兩個如此截然不同的版本。我憐憫的，他們詛咒；我尊重的，他們不屑一顧；而他們熱衷的，我只能保持沉默。但沉默也是一種冒犯，於是我只能離開，因為我已被他們視為異類。我們從這裡分手，也許還會在某一個山重水複的時刻，重逢於某一條彎道上，也許永遠不會。這樣的生離其實和死別相差不大，我雖然傷心，但也只能接受。道不同不相為謀，古人很早就這樣說過。
最重要的是，那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還奪走了我對世界的信任。它讓我提防邊界，提防迎面走過的行人，提防天上飛過的鳥，提防腳邊走過的動物，提防盤子裡的食品，提防扯得很響的嗓門，提防文字，提防數據，甚至提防鄰居。前幾天我十幾年的鄰居，一位七十多歲的黑人老太太，給我和先生送來了復活節的蛋糕。我們站在自己的地界裡，遙遙地招手，輕聲地說話，以防飛沫爆炸。她把裝著蛋糕的紙袋放在我們界內的水泥地上，走回她自己的地界，然後示意我們去取，我們只能用嘴型和手勢表達著謝意。它們，這些蟲子，讓我們活在了一個懷疑一切的世界裡，我深感羞愧。
這是怎樣的一個寒冷荒瘠的冬天啊？我什麼也不能做，除了在散步時看見經過的公共汽車，對司機高高地伸出我的拇指以示感謝；或者在超市購物時，對身邊那個拿著紙巾一次又一次地給櫃檯消毒的服務員，說一聲「你做的，我真心感恩」。一個手勢，一句話，我看見他們疲憊的臉亮了，那一瞬間，我帶給自己的快樂，遠勝過我帶給他們的。當然，我也給需要口罩的朋友送過口罩；給由於疫情取消了演出的劇場，捐獻了購票時的金額。
除此之外，我真是百無一用。
我恨自己不是醫生，不能衝進急救室親手參與救治性命；我恨自己不是比爾．蓋茨，可以一散千金以緩解失業者的窘急；我恨自己不再年輕，不能加入義工行列，哪怕幫著打掃一下醫院的走廊；我甚至恨自己不會開車，不能參與志願送貨者的隊伍，給供應鏈出了問題的老人家們，送一頓熱飯或一包日用品。那種像章魚也像蠍子的蟲子，讓我厭惡了自身。過去我引以為傲的一切，比如知識，比如創造力，比如悲憫之心，比如公德，在這個冬天毫無用處。這個冬天我覺得活在世上是個廢物。
我順著家門前的那條路一直散步，走到住宅附近的公園，走上一片長著綠草的小坡。坡上有一棵樹，開著小小的紅花，從樹下望天，樹的枝幹和花蕾硬朗地舒展開來，把藍天變成一幅線條明晰的剪紙。我仔細觀察，才發覺那些星星點點的紅並不是花，而是芽葉。我從未見過那樣猩紅的芽葉。那些芽葉是懷著對冬天何等的憤怒，對春天何等的期盼，才能把自己憋成這樣的顏色啊。憤怒和期盼也是一種強盛的生命力，我深感震撼。
不，我並不是完全無能為力，我至少可以記錄下，這個嚴冬裡我所儲藏的情緒。我對自己說。
其實我已經在疫情期間做了一些隨意性的記錄，準備留作以後的寫作素材。我原本無意發表這部散記，因為我覺得塵埃尚未落定。當年我寫《餘震》（後被改編成電影《唐山大地震》）時，離那場地震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最後我終於決定將那些凌亂的筆記整理發表，是因為一位巴黎友人對我說的一番話。她說等到將來，你終於把一切都想清楚了，也許，你此時飽滿的情緒已經消失。
於是，才有了《一路惶恐》這本書。
我既不是新聞記者，也不是醫護人員，甚至都沒有參與義工服務隊列。我只不過是一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陷入一段狼狽無措困境的人，我筆下記錄的不是事件和數據──這些資料網上都可以查到，我想還原的是一個糊塗人對外界突發的災難所感受到的哀傷和惶恐。有過了那樣一段患難與共的相處，溫州對我來說已經不再僅僅是文化土壤和小說靈感──那些詞都太高冷，現在的我，更願意只把她叫作「我的城」。
我在溫州的三週乃至後來的日子裡，武漢人所經歷的悲壯，是一整個世紀之後都還會被銘記的，世界上沒有詞彙可以用來準確地形容他們的創傷、疼痛和勇氣。今天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與這樣深切的苦難相比，我的經歷至多只能用小小的「不便」和「笨拙」來形容。但我還是努力記錄了我一個人的「現場」，《一路惶恐》裡表達的情緒對我個人而言是真實的。我提供了大時代裡的一個小視角──它是一隻蛙從井口看見的那片天。這片天不代表整個天空，但它代表了井蛙的眼睛。井蛙也有存在的價值──無數個版本的個人記憶匯集在一起，就組成了一個大事件的群體記憶。
但是井蛙不是上帝，也不是電腦。《一路惶恐》是根據當時的一些零散記錄和事後的片段追憶寫成的，無論是在記憶和存錄方面，都有可能存在謬誤。我在此懇請我所珍重的讀者朋友們能夠以寬容和理解之心看待書中可能出現的差錯。
我從事寫作已經二十多年，基本專注於小說創作，儘管近幾年也開始涉足散文和影視編劇，但我極少寫詩。在疫情期間，受各種情緒所驅，我也寫下了一系列詩歌──那其實不過是一些既無韻腳也無意境可言的散亂斷句而已。但那些字行中表現出來的強烈情緒，卻又是以理性為基調的散文所無法替代的。所以我決定把那些隨意寫下的詩取名為「疫中所得」，一併附在此書中，也算是對這段特殊時期的一種非典型紀念。
初稿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稿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乍暖還寒的多倫多家中
【注釋】
1. 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臺灣多譯為「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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