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體起立

ALL RISE

跟他講話。

庭上，一九七二年冬天，我和 R 分手，或者應該說， R 甩了我。他的理由模稜兩可，但大致而言，他說他有怯懦、祕密、可鄙的一面，他絕對不能對我展現這一面，他也必須像隻受傷的動物一樣離開我，直到他能夠改進自己、讓他自覺配得上與人交往。我跟他爭辯——我們已經交往了兩年，他的祕密就是我的祕密，他若有何冷酷或是怯懦之處，我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怎麼說都沒有用。他搬出去三個星期後，我收到一張他寄來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沒有寄信人地址），信中表示分手的決定雖然不易，但他認為這個所謂「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我也必須自承我們的感情已經永遠劃下句點。

接下來情況相當糟糕，過了一陣子才有起色。我沒辦法多講，這麼說吧，我不出門，甚至不去探望我的奶奶，也不讓任何人過來看我。說來奇怪，唯一稍有幫助的是刮起狂風暴雨，我得拿著一支小小的鍍銅扳鉗在公寓裡跑來跑去，扳鉗的形狀很奇怪，功用在於栓緊老舊窗框兩側的螺栓——起風的時候，螺栓若變鬆，窗戶就會發出尖銳的聲響。有段時間，世界似乎只剩下那場持續了好久的大雨，我能做的也只是保持螺栓固定，最起碼感覺如此。當天氣終於放晴的時候，我出去散散步。所有東西都泡在水裡，一灘灘靜止、水光粼粼的清水散發出寧靜的感覺。我走了好久，行經一些之前從未造訪、之後也不會再去的鄰里，說不定最起碼走了六、七個小時。抵達家中時，我筋疲力盡，卻感覺洗滌了心中的某些情緒。

不久後，R 的平臺鋼琴從客廳那扇大窗戶被搬了下去，一如當初從那裡被搬了上來。那是他最後一件搬出公寓的私人物品，只要鋼琴還在，感覺似乎他尚未真的離開。鋼琴被搬走之前，我跟它單獨相處了幾個禮拜，我走過鋼琴旁邊，有時停下來拍拍它，正如從前輕拍R。

幾天後，有個老朋友保羅‧亞爾培斯打電話跟我說他做了一個夢。夢中他和偉大的詩人巴列霍置身一棟鄉間的屋子裡，那棟屋子自從巴列霍小時候就屬於他的家族。屋裡空蕩蕩，牆壁全漆成泛藍的白色。整體效果相當平靜，保羅說，他在夢中覺得巴列霍可以在這種地方寫作，真是幸運。這裡就像投向來生之前的暫駐所，保羅對巴列霍說。巴列霍沒有聽到他的話，他必須重複兩次。現實生活中，這位詩人四十六歲喪生於暴風雨之中，死時身無分文，恰如他自己先前的預期。最後詩人終於聽懂，點了點頭。兩人進屋前，巴列霍跟保羅說了一個關於他叔叔的故事，他說他叔叔曾把手指浸到泥巴裡、在額頭上做個記號 – 說不定是聖灰節的某種儀式。然後，巴列霍說道 （根據保羅的講述），他會做出某個我始終不了解的舉動。為了闡釋其意，巴列霍把兩隻手指浸到泥巴裡，然後在保羅的上唇上方畫了一道鬍子。他們兩人都笑了起來。整個夢境之中，保羅說，最令他訝異的是兩人之間那種串通一氣的感覺，好像他們已經相識多年。

醒來時，保羅自然想到我，因為大二的時候，我們在一堂關於前衛詩人的專題講座上相識。我們在課堂上始終贊同彼此的意見，其他人則總是跟我們唱反調，而且隨著課程的進展，大夥反對的聲浪更加高漲，因此，我們成了朋友，即使已經過了五年，保羅和我的盟友情誼依然可以馬上攤開啟用。他問我好不好，言下之意是指我跟男朋友分手一事，肯定有人跟他說了。我說我還好，只不過我覺得自己或許正在掉頭髮。我還跟他說，沙發、椅子、床、甚至餐具，全都跟著鋼琴隨同 R 而去，因為當初結識R 之時，我幾乎旅居四方，而他已經像個菩薩似地，身邊圍繞著從他母親那裡繼承的家具。保羅說他或許認識某人，是個詩人，也是朋友的朋友，這人即將返回智利，或許需要幫他的家具找個寄居之處。保羅打了電話，這位名叫丹尼爾‧瓦爾斯基的詩人確實有些不知如何處理的東西，他不想丟棄，以防未來改變心意，決定回返紐約。保羅把他的電話號碼給我，還說丹尼爾等我跟他聯絡。我拖了幾天沒打電話，主要的原因在於跟一個陌生人索取家具，感覺相當奇怪，即便有人已經幫我鋪了路。另一個原因則在於自從 R 和他的許多私人物品搬走之後，過去一個月來，我已經習慣一無所有的生活。只有當別人來訪的時候，問題才會浮現。庭上，我經常從訪客的表情中得知，就外在環境而言，我的狀況顯得非常可悲。

當我終於打電話給丹尼爾‧瓦爾斯基的時候，電話響了一聲他就接起來。他起先不知道電話另一端是誰，寒暄之時帶著一絲謹慎。日後想到丹尼爾‧瓦爾斯基，我腦海中始終浮現那股謹慎，後來我結識的幾個智利友人，大致上也給我相同印象。他花了一分鐘弄清楚我是誰，在那一分鐘當中，他靈光一閃，赫然發現我是個朋友的朋友，而不是某個亂打電話的瘋女人——什麼？她打電話來索討家具？她聽說他想扔掉它們？或是只是暫時租借？ – 在那一分鐘當中，我也考慮說聲抱歉、掛了電話、繼續過著只有一張床墊、塑膠餐具、和一張椅子的日子。但是靈光既已一閃 （啊哈！沒錯！對不起！家具全都在這裡等著妳），他的聲音柔和下來，同時也變得大聲，取而代之的是種豁達的語氣。日後想起丹尼爾‧瓦爾斯基，我就隨之想到那股豁達，連同每一位來自亨利‧季辛吉口中那直指南極洲中心的匕首、昂首高聲歡呼的民眾，想來也都帶著同樣豁達。

他住在大老遠的上城，一○一街和西中央公園的街角。途中我順便過去探望住在西端大道上一家安養院的奶奶。她已經不認得我了，但是我也接受這個事實，發現自己竟然喜歡跟她聊聊。我們通常坐著聊天，換個七、八種不同的方式閒聊天氣，然後聊到我爺爺，雖然爺爺已經過世十年，但奶奶依然非常喜歡這個話題，好像爺爺辭世之後的每一年、或是爺爺從他們兩人生命中消失之後的每一年，對她而言變得愈來愈神祕。她喜歡坐在沙發上讚嘆大廳 – 這些都是我的嗎？她偶爾指著大廳發問，那副模樣好像這裡全都屬於她 – 而且身上配戴著她所有的珠寶。我每次過去都幫她帶一個 Zabar’s 買的巴布卡蛋糕，她總是基於禮貌吃一點，蛋糕屑散落在她的大腿上，她的嘴角也沾黏了一些，我離開之後，她就把剩下的蛋糕給看護們。

抵達一○一街之時，丹尼爾‧瓦爾斯基按開門讓我進去。我站在陰暗的大廳等電梯，忽然想到或許我不喜歡他的家具。家具說不定一片烏黑，要不就是給人壓迫感，現在若打算客氣婉謝，說不定已經太遲了。但是情況剛好相反，當他開門時，我的第一印象是明亮，光線亮到我必須瞇起眼睛。一時之間，我甚至看不到他的臉，因為那只是個輪廓。空氣中還有煮東西的香味，結果那是一道他在以色列學會的茄子料理。雙眼適應光線後，我很驚訝地發現丹尼爾‧瓦爾斯基是個年輕人。我原先以為對方上了年紀，因為保羅告訴我他是個詩人。雖然我們都寫詩，或試圖寫詩，但我們始終刻意不稱自己是詩人，我們都覺得這個頭銜應該保留給那些作品經過評估、值得發表的文人，不只是刊登在一、兩本名不見經傳的期刊，而是集結成為一本在書店買得到的真正詩集。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對詩人的定義真是傳統到令人不好意思，雖然保羅、我和我們認識的其他人都自詡通曉文壇諸事，但那段日子裡，我們依然帶著毫髮未損的野心闖蕩，由某些角度而言，野心也使我們盲目。

丹尼爾二十三歲，比我小一歲。雖然他尚未出版詩集，但他的日子似乎過得比較充實，或比較充滿想像力。你也可以說，他覺得自己必須四處旅行，接觸人群，親身體驗，每次碰到具有這種特質的人，我總是感到忌妒。過去四年來，他雲遊四方，棲身在不同城市，他在旅途中結交的朋友們家中打地鋪，有時他說動他媽媽提供資助，或是說不定他外婆匯錢過來，他也得以租間公寓落腳。但是現在他終於決定返鄉，因為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們正致力於智利的自由民主和革命運動，最起碼為了智利的社會主義而奮鬥，他準備加入他們的行列。

茄子料理已經可以上桌，丹尼爾一邊擺設餐盤、一邊叫我四處看看家具。公寓不大，但有一扇擷取日光的朝南大窗戶，。這裡最令人稱奇的一點是屋裡非常亂——散落在地上各處的紙張、沾了咖啡印漬的保麗龍杯子、筆記本、塑膠袋、廉價膠鞋、分散的唱片和封套。換作其他任何一個人，說不定覺得有必要為家中一團混亂而致歉，或是戲稱一群野生動物剛闖過家裡，但是丹尼爾什麼都沒說。只有牆壁勉強算淨空，光禿禿的牆上只掛了幾張他曾經造訪的城市地圖——耶路撒冷、柏林、倫敦、巴塞隆納——他在某些巷道、街角和廣場上草草寫了幾筆，但我讀不大懂，因為他寫的是西班牙文。再者，這位東道主暨致贈家具的善心男士正忙著擺設餐具，我若走過去、試圖解讀地圖上寫些什麼，似乎相當失禮。因此，我專心看看家具，或說我能從一團混亂當中看到的東西——一張沙發、一張體積龐大且抽屜眾多的木頭書桌，抽屜有大有小、兩個擠滿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書的書架。最漂亮的一件家具狀似箱子或是櫃子，上有鍍鐵托架，看起來好像被人從沈船之中搶救出來當作咖啡桌。他肯定全都買二手貨，每件家具顯得破舊，但全都散發出令人憐惜的氣氛，再加上它們全都被紙張和書本壓得喘不過氣來，不但未減風采，反而更吸引人。我心中忽然充滿對這位家具主人的感激之情，好像他遞交給我的，不僅只是一些木頭和布料，而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大好機會，全視我如何面面這個挑戰。說來不好意思，庭上，但我眼中真的盈滿淚水，即便如同其他許多時候一樣，我其實是為了累積在心中、久久不願面對、難以言喻的懊惱而哭泣。那個陌生人所致贈、或是出借的家具，不知怎麼地勾動了這股情緒。

我們最起碼聊了七、八個鐘頭，說不定更久。

那時，丹尼爾‧瓦爾斯基的公寓已經變得昏暗，陰影重重。太陽從公寓後面落下，隱藏在各個角落的陰影開始如洪水般湧現。我記得他的書櫃上有一些大部頭的書，本本精美，筆挺的書脊套上書封。我不記得其中任何一本的書名，說不定它們是一整套，但不知怎麼地，它們似乎與逐漸陰暗的時辰一鼻孔出氣，那種感覺就像他公寓的牆壁忽然有如電影院的牆壁一樣，裹上厚厚一層氈毯，防止聲音外流，或是阻隔其他聲音進入。在那個密閉的空間裡，庭上，在那僅存的光影中，我們既是觀眾，也是電影演員。或說只有我們兩人與小島失去聯絡，單獨漂留在未知的大海中。海水一片漆黑，深不可測。當年我還滿吸引人的，即使我的膚質向來不佳，有些人甚至說我長得很漂亮。那時我對著鏡子一看，馬上就注意到這一點，鏡中的我帶著微微不安的表情，額頭一蹙，彷彿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但在與 R 交往之前、以及與他交往期間，很多男人都明白表示願意跟我回家，不管只是待一個晚上或是更久。而當丹尼爾和我站起來、走到客廳時，我卻猜想他不知道覺得我怎麼樣。

就在那時，他跟我說羅卡曾短暫地擁有這張書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開玩笑，這個比我年輕、來自智利的旅人怎麼可能得到如此寶貴的物品，這種機率似乎非常低，但我決定接受他的說詞，以免冒犯一位表現出絕佳善意的好人。我問他怎麼得到這張桌子的，他聳聳肩，說桌子是他買的，但沒有詳加說明。我以為他會說：現在我把書桌送給妳，但是他沒有。他只是輕輕踢一下其中一隻桌腳，力道不重，而是稍微一踢，舉止之中充滿敬意，然後繼續往前走。

或許就在那時，或許過了一會兒，我們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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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吻感覺虎頭蛇尾。那個吻倒不是不好，但感覺好像只是我們漫長交談中的一個標點符號，僅僅是個括號，目的在於確保彼此深深感受的一個協定，也就是說，我們欣然接受彼此的陪伴。這遠比激情罕見多了，甚至比愛情還要稀罕。丹尼爾的雙唇比我預期的豐厚，他的嘴在臉上不算大，但當我閉上雙眼、他的雙唇碰上我的雙唇時，感覺卻不算小。霎時間，我覺得他的雙唇快讓我窒息。其實我大概只是習慣 R 那雙非猶太人、通常遇冷就發青的薄唇。丹尼爾‧瓦爾斯基一隻手輕捏我的大腿，我摸摸他那帶著骯髒河水味的頭髮。

奇怪的是，我不記得那個晚上怎樣畫上句點 （到了那時，濃密的夜色確已籠罩紐約）。 我們顯然互道再見，然後我離開他的公寓，說不定我們一起離開，他陪我走到地鐵車站，或是幫我招部計程車，因為那段時期，他住的那一帶、或紐約市，通常都不太安全。我只是完全不記得了。兩個星期後，一部搬家公司的卡車開到我的公寓門口，幾個男人卸下家具。那時，丹尼爾‧瓦爾斯基已返回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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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時光匆匆而過。剛開始我曾收到明信片，明信片起初洋溢著溫暖，甚至愉快：

一切都好，我正考慮加入「智利巖穴學協會」，但請別擔心，那不會耽誤我寫詩，別的不說，這兩項研究甚至稱得上互補呢。我說不定有機會參加一場尼卡諾爾‧帕拉的數學講座。我打算加入左派革命運動黨。請善待羅卡的書桌，有一天我會過去取回。你親愛的 D.V.。

政變後，明信片的內容愈來愈陰沉，然後變得神祕兮兮。獲知他失蹤前的六個月，我再也沒有收到任何一張明信片。我把明信片收在他書桌的一個抽屜裡。我沒有回信，因為不知道該把信寄到何處。那些年我依然寫詩，而且寫了幾首關於、或是獻給丹尼爾‧瓦爾斯基的詩。我奶奶辭世，安葬在大家都不方便探視的郊區墓園；我跟一些男子約會、搬了兩次家、在丹尼爾‧瓦爾斯基的書桌旁寫了第一部小說。

在那之後，多年歲月流逝。我的婚姻維持了一段時間，但現在我又一個人獨居，即便還算快樂。有些時候你會忽然頓悟，你忽然能夠望穿牆壁，看到另一番你已經忘記、或是選擇予以忽視的天地。我們經常為了讓日子過得下去的種種幻想，尤其是跟其他人一起過日子，因而忘了這番天地的存在。庭上，我就是走到了頓悟的路口。若不是因為這些我即將描述的事件，我說不定會繼續過下去，想也不想、或是很少想到丹尼爾‧瓦爾斯基，即便我仍然擁有他的書櫃、他的書桌、以及他的箱子。

那是一九九九年三月底。我坐在書桌前工作，這時，電話鈴聲大作，對方說要找我，但我不認得電話另一端的聲音。我冷淡地請問對方是哪一位。這些年來，我已學會保護我的隱私，這倒不是因為很多人試圖干擾我的私生活 （有些人確實干擾到我），而是因為作家必須具有防衛心態。這一點相當重要，甚至在那些不需要防備的情況下，即使不情願，我們也必須堅持。那名年輕女子說我們沒見過面，我問她為什麼來電。我想妳認識我爸爸，她說，丹尼爾‧瓦爾斯基。

一聽到他的名字，我馬上感到全身寒顫，不僅因為得知丹尼爾有個女兒，或者因為這個長久以來盤據在我心頭的悲劇人物忽然冒出下一代，甚至不是因為自己明知我這個長期的監管任務至此劃下句點。而是因為多年以來，某部分的我始終等著接到這麼一通電話，現在雖然天色已晚，但這通電話終於到來。

我想把書桌要回去，她說。當然可以，我回答。接下來我不容許自己改變心意，馬上問她什麼時候過來搬書桌。我在紐約只待一個禮拜，她說，星期六可以嗎？我暗自盤算，這樣一來，我可以再跟書桌相處五天。好，我說，即便我稀鬆平常的語調、跟我講話之時盤據在心中的紛擾不安，實有天壤之別。我這裡還有幾件屬於妳爸爸的家具，妳可以把它們全都搬回去。

她掛電話之前，我請問她的大名。莉亞，她說。莉亞‧瓦爾斯基？不，她說，莉亞‧懷茲。然後她帶著公式化的語氣解釋說她媽媽是以色列人，七○年代初期曾經住在聖迪亞哥，政變前後曾與丹尼爾短暫相戀，不久之後就離開智利。發現自己懷孕時，她媽媽寫了一封信給丹尼爾，但始終沒有得到回音；他那時已經遭到逮捕。

接下來雙方一片沉默。我們發現所有派得上用場的閒聊顯然已經告罄，只剩下那些不便在電話裡交談的話題。因此，我開口：嗯，是啊，我已經把書桌留在身邊好多年，我始終認為有人遲早會過來取回書桌。我告訴她，如果曉得的話，我當然會試圖早點歸還。

掛了電話之後，我走進廚房喝杯水。當我走回權充書房的客廳時 – 我不需要客廳，所以把客廳當作書房 – 我走到書桌旁坐下，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但是當然發生了某事。我看著電腦上那個電話響起之前、寫到一半的句子，心裡清楚那晚不可能繼續寫作。



游泳洞

SWIMMING HOLES

那天晚上，我們像往常一樣一起閱讀。那是倫敦特有的冬夜，下午三點天黑，晚上九點感覺已像是午夜，讓人想起我們果真居住在遙遠的北國。電鈴響了。我們抬頭看看彼此。很少有人不事先說一聲就登門造訪。蘿特把她的書擱在膝上。我過去開門。一名年輕男子拿著公事包站在那裡。我開門之前，他可能剛剛按熄香菸，因為我覺得我看到他的嘴角冒出一絲煙尾巴。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也可能只是他在寒冷之中呼出的氣息。一時間，我以為他說不定是我的學生——他們全都帶有某種狡黠的神態，好像正試圖從一個無名的國家偷偷帶進、或是帶出某樣東西。人行道旁有部車子等候，車子的引擎還沒關掉，他回頭看了一眼，有人——我看不出是男是女——弓著背縮在方向盤之前。

這裡是蘿特‧柏格的住所嗎？他問。他的口音濃重，但我沒辦法馬上辨識出是哪種口音。請問哪一位想找她？年輕男子想了想，其實只是短短一刻，但足以讓我注意到他的嘴角微微一顫。我叫丹尼爾，他說。我以為他是她的讀者。她不是非常有名；那段時期，若說有人曉得她是誰，未免是過獎。她當然始終高興接到書迷的信，但收到信是一回事，這種時候有個陌生人上門是另一回事。現在有點晚——說不定你應該先寫信、或是打電話過來，我說。話一出口，我馬上感到後悔，這位丹尼爾一定聽出我的口氣之中缺乏善意。但是他接著把剛才一直隱藏在臉頰之內的某樣東西從一邊移到另一邊，嚥了一口口水，我這才注意到他有個粗大的喉結。我忽然想到他說不定根本不是蘿特的讀者。他身上那件皮夾克垂到臀部，我低頭看看夾克下擺摺層之間的暗影，我以為自己說不定看得出其中隱藏了什麼，但當然什麼也沒有。他繼續站在原處，好像沒有聽到我說了什麼。時間不早了，我說，柏格女士——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稱呼她，聽起來荒謬至極，好像我是她的管家，但我就是這麼衝口而出——柏格女士不想見客。這下他的臉垮了下來，但只維持不到一秒鐘，真的，他馬上回復到先前的表情，速度快到別人說不定根本看漏了，但被我逮個正著。當他的臉垮下來時，我清楚看到另一副表情，那種一個人獨處才會露出的表情，或者甚至不見得是獨處時，而是睡夢中、或是失去意識躺在醫院病床上的時候才會露出的表情。我從那種表情之中看出了什麼，或許聽來荒謬，但我跟蘿特一起生活，而據我所知，丹尼爾根本從來沒有見過她，但在那一刻，我感覺他和我在某方面是同一夥，我們都向她看齊，只不過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這當然非常可笑。不管他對她有何要求，畢竟是我擋了他的路。我只不過把自已想成是這個抓著公事包、站在繡球花殘枝前面的年輕男子。但是我們還能怎樣評斷別人呢？更別說外面非常冷。

我讓他進門。他穿著靴子，站在玄關裡我們收藏的幾張草帽之下，暗影全都消逝，我清清楚楚看到他。亞瑟？蘿特從客廳叫我。丹尼爾和我瞪著彼此。我問了問題，他提出答覆，無須言語。但在那一刻，我們達成某種共識：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不會打擾我們。他絕對不會威脅、或是毀滅我們花了這麼多功夫營造的一切。是啊，親愛的，我大聲回答。誰在那裡？她問。我再一次仔細端詳丹尼爾的臉孔，看看有沒有任何一絲異議。但是什麼都沒有。他只是一臉正經，或說了悟到我們的共識是多麼正經。除此之外，他還帶有某種神態，在我看來像是感激。就在這時，我聽到身後傳來蘿特的腳步聲。有人找妳，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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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活相當規律。我們每天早上到漢普特斯西斯公園散步，循著同一條路走進去，循著同一條路走出來。我陪蘿特走到我們所謂的「游泳洞」，她每天過去游泳，那裡有三個泳池，一個男士專用，一個女士專用，一個男女合用，我陪著她的時後，她就在男女合用的泳池游泳，我則坐在附近的長椅上等候。冬天的時候，男人們在冰上鑿個洞。他們肯定是晚上工作，因為等到我們過去的時候，冰已經被鑿破了。蘿特經常剝下她的衣服；先是外套，然後是套頭毛衣、靴子以及那件她喜歡的厚羊毛長褲，最後終於露出她那蒼白、冒出青筋的軀體。我熟悉她身體的每一吋，但看到她的身體映著晨間漆黑、濕淋淋的大樹，我心中幾乎總是升起一股慾火。她走到水邊，一時之間，她的身子完全筆直。天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對我而言，她直到死前最後一刻依舊神祕莫測。有時雪花在她身旁飄落，可能是雪花或是樹葉，但大多是雨點。有時我想大叫，打破在那一刻中、似乎只屬於她的寂靜。然後，她一瞬間就消失在漆黑的水中。水面濺起小小的水花，或是傳來水花飛濺的聲響，然後安靜無聲。那幾秒鐘是多麼恐怖！感覺似乎永遠不會終止，好像她從此不會浮出水面。水有多深？我曾問她，但她宣稱不知道。我甚至多次猛然從長椅上起身，準備跟著她一起跳下去，即便我怕水。但就在那時，她像海豹、或是水獺光滑的頭部一樣破水而出，她游向階梯，我在那裡等著把毛巾丟給她。

每星期二早上，我搭八點半的火車前往牛津，星期四晚上九點返回倫敦。當我們跟我的同事們出去時，蘿特經常再次解釋她為什麼沒辦法住在牛津。鐘聲不斷響起，擾亂了她的工作，她說。最重要的是，走在街上的時候，你始終被那些匆匆過街、或是一邊深思一邊騎腳踏車的學生們絆倒、推擠或是撞上。每次跟同事們出去吃飯，我不止一次無意中聽到她提起她看到一個女人在聖蓋爾斯街上被公車撞倒！這一分鐘她還在過馬路，她說，聲音愈來愈大聲，下一分鐘就被壓在公車車輪下。真是罪過喔，蘿特繼續說，大家放手讓那些滿腦子柏拉圖和維特根斯坦的孩子們在世間闖蕩，卻完全沒有教導他們怎麼好好面對日常生活的險惡。一個成天關在她書房裡編故事、想盡各種方式讓故事聽來可信的人提出這種觀點，未免有點奇怪，但是出於禮貌，大家都沒有點破。

實情當然較為複雜。蘿特喜歡她在倫敦的生活——她喜歡一從柯芬園或英皇十字區走出地鐵車站時，馬上能成為沒名沒姓的人，而這一點在牛津是不可能的。她喜歡游泳洞和我們在海格的家。我想當我出門教授那些蓄著長髮、來自溫徹斯特和伊頓公學的年輕人時，她喜歡一個人獨處。星期四晚上，她開車在帕丁頓等我，車窗水氣濛濛，引擎低速空轉。駛過黑暗的街道、開車回家的頭幾分鐘，當在我眼中，她依然沉醉在屬於她自己的世界時，我有時注意到她流露出一股重新拾取的耐性——說不定衝著我倆的生活，或者衝著其他某事。

沒錯，蘿特對我而言是個謎團，但我在她的心中始終找得到一些小小的島嶼。不管島嶼多麼寂寥，我可以藉此找出方向，從中得到安慰。她的內心深處盤據著深不可測的失落。十七歲的時候，她被迫離開紐倫堡的家，接下來的一年裡，她和她爸媽住在波蘭茲波斯恩的臨時難民營，我只能想像那裡的狀況是多麼悽慘，她從來沒有提起那段日子，恰如她很少提起她的童年或是她的父母。一九三九年夏天，在一位同在難民營裡的年輕猶太醫生協助下，她拿到簽證，護送「兒童撤離行動」的八十六位孩童前往英國。我始終記得「八十六」這個詳細數字，因為她跟我講述這件事的時候，只提到少數細節，也因為這個數字感覺相當龐大。她當時一定很清楚，她自己以及孩子們所知的一切將永遠失散，在這種情況下，她怎麼有辦法照顧這麼多孩童？船自波羅的海的拉丁尼亞離岸，原本三天的航程變成五天，因為航行到中途時，史達林跟希特勒簽下盟約，船必須改變航程，避開漢堡。他們在戰爭爆發三天之前抵達威哈奇，孩童們被送到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寄養家庭，蘿特等到最後一個孩童坐上火車，然後他們全都走了、全都被人從她身邊帶走，她也退隱到她自己的生活中。

不，我不可能知道她內心深處懷藏著什麼。但我慢慢發現一些蛛絲馬跡。當她在睡夢中大叫時，幾乎總是表示她夢到她父親。我若說了、或是做了某些事情惹她生氣，或者多半因為說不好、或做不好而讓她不高興，她會忽然變得非常友善，即便那只是上了釉彩的友善。好像兩個剛好發現在公車上比鄰而坐的陌生人，車程漫長，而只有其中一人記得帶吃的東西。幾天後發生某件小事情——我忘了把茶罐放回櫃子上，或把襪子扔在地上——她就大發雷霆。她的怒氣之猛、之深令人震懾，我只能保持極度鎮靜，什麼話都不說，直到勃然的怒火消褪、她開始往內退縮。到了那個時刻，事情才有轉圜餘地。在那之前，你若打算做些什麼來安撫她、或是打圓場，結果只會讓她更生氣。在那之後，她則躲進她的內心世界，把門帶上，住進那個晦暗的小室，她可以在那裡待上好幾天，甚至好幾個禮拜，半句話都不跟我說。我花了好多年才摸清楚那個時刻，也學會看著它到來，當它到來的時候好好掌握，把我們從那折磨人的沉默當中解救出來。

她與她的哀傷奮戰，但是她試圖加以隱藏，漸漸把它拆解為更加微小的碎片，將之散置在她以為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但我通常找得到——假以時日，我學會了在哪裡尋找——而且試圖加以拼湊。她覺得她不能對我坦承心中的悲傷，令我相當難過；但我知道她若發現我找出她不想讓我找出的事情，她會更加難過。從某個層面而言，我覺得她拒絕被人了解。或說，即使她想要被人了解，她也怨恨自己這麼想。這威脅到她的自由。但你不可能只是呆呆望著你心愛的人，甘願看著她迷亂困惑，除非你樂意崇拜，但我向來不是這種人。

**

找妳的，我跟蘿特說，但我沒有轉身。我一直緊盯著丹尼爾，因此，我錯過了她頭一次見到他，臉上所流露出的表情。日後想起，我不禁懷疑她的表情有沒有洩漏出什麼。丹尼爾邁步走向她。一時之間，他似乎說不出話。我在他臉上看到某種先前沒有見過的神情。接下來他自我介紹說是她的讀者，恰如我的預期。蘿特請他進來，或說更進來一點。他讓我接下他的夾克，但是緊緊抓著公事包——我猜裡面裝了一份他想請蘿特過目的原稿。夾克瀰漫著古龍水的味道，令人作嘔，但據我的觀察，脫下夾克之後，丹尼爾身上一點味道都沒有。蘿特帶他走向廚房，他跟著她走，四下瀏覽每樣東西：掛在牆上的照片，擺在桌上、等著被寄出去的信件，當他瞥見他自己在鏡中的倒影時，我覺得我看到他臉上閃過一絲笑意。蘿特指指廚房餐桌，他坐下，把公事包仔細擱在兩腳之間，好像裡面裝著一隻活生生的小動物。從他盯著蘿特在老舊的壺裡裝滿水，放在爐上的模樣，我看得出他沒有料到，事情會進展到這個地步。說不定他原先希望頂多得到一本作者親筆簽名的小說。現在卻坐在這個大作家的家裡！即將用她的茶杯喝茶！我記得自己心想，說不定蘿特正需要這種鼓勵：雖然承受寫作之苦，她卻很少談到她的工作，但我從她的情緒當中看得出進展，而她已經好幾個禮拜無精打采，沮喪消沉。我客氣地告退，推說自己必須工作，走到樓上。我轉頭一瞥，心頭一陣刺痛，不禁為了那個我們始終沒生下的孩兒感到抱憾。那個孩兒現在說不定跟丹尼爾一樣大，說不定也會跟他一樣在寒夜中來訪，想要告訴我們好多事情。

那晚，直到早已過了半夜，我才聽到大門開了又關。又過了十五分鐘，蘿特才上樓。我已經躺在床上，我看著她在黑暗中脫下衣服。一天兩次看到她袒露身體，乃是我生活之中最愉悅的時刻之一。她悄悄鑽到被單下。我伸手過去，把手擱在她的大腿上。我等著她講幾句話，她悶聲不響，反而慢慢滑到我身上。一切都在靜默之中，但她低頭碰碰我的頭的模樣，隱藏著一絲特別的溫柔。我們沉沉入睡。隔天早上，廚房裡殘留一股香菸味，除此之外一切如常。我前往牛津，我們再也沒提起丹尼爾。

但是星期四晚上返家時，我正把大衣掛起來，卻忽然聞到一股濃重的古龍水味道。我想了一下才把這股異味跟丹尼爾的夾克聯想在一起，思及至此，我以為我會看到夾克掛在那裡，忘了拿走。但那裡沒有夾克的蹤影。若不是晚餐之後，我坐到沙發上看書的之時注意到椅墊旁邊有個金屬打火機，我說不定不會多想這回事。我拿起打火機掂掂重量，心裡想著如何措詞，問問蘿特。但是我究竟想問什麼？那個男孩又回來找妳了嗎？就算是的，那又如何？她難道不是想跟誰見面、就可以跟誰見面嗎？她從一開始就跟我說得很清楚，我無權干涉她的自由，而我確實無意干涉。她對我隱瞞了很多事情，而我沒有過問。有次為了我們已經過世的母親，我跟我妹妹大吵一架。我妹妹說，我之所以喜歡娶個神祕的女人，原因在於這樣才會勾起我的性慾。她錯了——她始終完全不了解蘿特——但她說的或許並非全然不無道理。老天爺啊，有些時候我太太似乎像是百慕達三角州，你把東西丟過去，之後說不定再也找不到。不管怎樣，我依然想要知道——那個男孩有沒有再過來？他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讓她馬上接納他？她絕對稱不上是個喜好交際的人。但是，那個陌生人一站在門口自我介紹，她卻馬上在廚房裡幫他泡茶。

你知道的，我們尋求固定模式，卻只發現模式停頓之處。就在那個裂縫間，我們搭上帳篷，耐心等候。

蘿特在我對面的椅子上閱讀。我說啊，我開口，那個丹尼爾是哪裡人？她從她的書上抬頭一看，臉上始終是那副我吵到她看書、她受到干擾的表情。你在說誰？丹尼爾，我說，那個前幾天晚上按電鈴的男孩子，我聽到某種口音，但不太猜得出來。蘿特停頓一下。丹尼爾，她重複一次，彷彿測試一下這個名字經不經用、可不可以寫進她的小說之中。沒錯，他是哪裡人？我重複一次。智利，她說。

全體起立

ALL RISE

跟他講話。

庭上，一九七二年冬天，我和 R 分手，或者應該說， R 甩了我。他的理由模稜兩可，但大致而言，他說他有怯懦、祕密、可鄙的一面，他絕對不能對我展現這一面，他也必須像隻受傷的動物一樣離開我，直到他能夠改進自己、讓他自覺配得上與人交往。我跟他爭辯——我們已經交往了兩年，他的祕密就是我的祕密，他若有何冷酷或是怯懦之處，我應該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怎麼說都沒有用。他搬出去三個星期後，我收到一張他寄來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沒有寄信人地址），信中表示分手的決定雖然不易，但他認為這個所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