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推薦序 文/洪蘭

這是一本非常有啟發性的書，讓我們看到只要提供孩子機會，生命真的自己會找出路。我們也絕對不能小看年輕人的潛力，不能嘲笑他們是草莓族，當他們下定決心做一件事時，他們的成就絕對不在我們之下。這本書令人感動，因為它非常真實的記錄了一個年輕志工信守諾言，把戰爭中走失的孩子一個個送回家的故事。

康諾是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畢業生，可以說一輩子沒有吃過苦，至少絕對沒有上過不在室內的廁所，他跟時下很多青年一樣，去世界各地做志工，順便看看世界。他挑選尼泊爾只因為他的朋友連尼泊爾在哪裡都不知道...

第一章﹝節錄﹞

我剛抵達「小王子」時，孩子們正在放假，四天後的星期三他們才回到學校。那個星期三的優閒安詳一生難忘。我沿著村裡一條小徑散步，穿越稻田和芥菜圃，行進間經過許多在田裡工作的婦女、在自家土門旁用乾草編織草籃的男人、用背帶背著寶寶在公共出水孔旁洗衣的母親。

在尼泊爾，你永遠可以自由自在的工作，沒有人打卡，也沒有人為了讓人刮目相看而不吃午餐趕工。他們起床、工作，直到要準備爐火煮晚飯，然後大家都進屋裡吃飯，接著上床睡覺。天黑以後不會有人在外面逗留。

我抵達後一個星期的某日，走進孩子們的臥房想協助他們上學。他們都穿著藍色和灰色的學校制服，年紀小的就需要有人幫忙找出褲子，也需要人幫忙扣釦子、別上小領帶。房裡空無一人，所以我直接走到寫著「拉鈞」的小紙箱前尋找他的灰襪子。前兩天要上學時，他找不到，只好穿著一隻紅襪、一隻灰襪，著急得哭出來。只大他兩歲、但總是比所有人都最早著裝完畢的姊姊琵雅來幫忙，她摟著弟弟，讓他的眼淚沾濕了她的襯衫。

「沒關係，大哥，我來和他說。」她溫柔地揮手示意我離開。

就在我找到一隻灰襪時，一個男孩從天台飛奔下樓梯，衝過門邊。我聽見光腳丫在硬地板上緊急剎車的聲音，然後就見安倪許探頭進房。

「你在找什麼，大哥？」他困惑地問。

「拉鈞的襪子……大家都跑去哪裡了？」

「今天不用上學喔，大哥！」安倪許說。「今天是班達（bandha）！」

「什麼是班達？」

「停課，大哥！來，我們去屋頂玩！來呀！」他拉我的手，身子傾向樓梯那頭。

法西告訴我，「班達」是毛派主導的罷工。毛派反抗軍長期與獨裁政府內戰，意圖以共產主義建立尼泊爾人民共和國。班達是反抗軍常用的策略，目的在使全國停擺，影響力龐大。當毛派號召班達的時候，各行各業包括學校、商家還有大多數的公司行號等，都陷入停擺。公車、計程車或轎車不允許上街，所以步行或騎腳踏車變成唯一交通方式。罷工行動可能持續好幾天，而且毫無預警。

大家都知道班達可能引發暴力事件，假使有人不遵守禁令，公車和轎車遭到翻覆、被縱火的事在所多有。儘管如此，有些計程車仍冒險營業。像尼泊爾這樣窮困的國家，班達期間可以賺的額外收入實在很難讓人拒絕。這些鋌而走險的人用紙遮住車牌，以防被認出，盡量高速駕駛，只有在接送乘客時才停車。被抓到通常都遭毆打，他們的車也會遭毛派支持者砸毀。我們這個哥達瓦利村距離加德滿都環形道路只有三十分鐘車程，幸好，我們幾乎沒看過類似的暴力事件。

頻繁的罷工造成糧食與煤油短缺。糧食短缺對我們衝擊很大，蔬菜價格甚至翻漲兩倍。對那些赤貧的家庭來說，情況更艱苦。至於煤油，有錢也買不到，所以替我們煮飯幫忙照顧小孩的巴格瓦提狄狄，早晚會在院子裡由孩子們幫忙生起

火堆煮扁豆飯。煮二十幾個人的扁豆飯，得耗費好幾個小時。

對「小王子」的孩子們來說，班達帶來的最大衝擊就是停課。這裡的停課可不像美國小朋友祈禱暴風雪癱瘓交通那樣，帶有歡天喜地的感覺。尼泊爾的小孩一樣喜歡玩耍，但其實也很愛上學。我想也許是因為在這裡，上學並不像美國那樣是每天無法避免的活動。

就算沒有班達的時候，這些孩子就讀的公立學校還是經常停課。從外觀看起來，學校像荒廢的平房建築。它是一棟漆成白色、鋪著錫屋頂的長形土屋，外面擺著破舊的溜滑梯。政府付給老師的薪水少之又少，所以他們也缺乏動力。德國志工克里斯一個禮拜去公立學校上課兩天，而且經常替那些沒有出現的老師代課。如果沒有志工，當教五歲孩子的老師沒來，七歲的小孩可能就會被派去教這些五歲的孩子。

因為學校經常停課，我們有義務在孤兒院裡維持孩子的教育，這也算好事。我看過安倪許的英文作業本，他回答了幾個有關書中插圖的問題，每一題老師都用綠筆打勾表示正確。其中一張插圖，是有個人發現自己忘記帶傘出門，安倪許寫的句子卻是：「Man housed umbrella（人家傘）。」我很確定這是錯的。

克里斯、珍妮、珊卓拉、法西和我將孩子按照年紀分組，我們五人各占一間房。孩子們輪流進入房間，我們則分別花三十分鐘教他們特定學科。珊卓拉會教他們基本法文，克里斯和珍妮協助他們閱讀，法西不但要指導他們寫作，還教他們打電腦，用的是辦公室裡的古老筆電，需要滾動巨大滑鼠球才能移動箭頭的那種。

我不曉得應該教孩子什麼，但是其他人都已經選了要教的科目，正熱切望著我，然後我聽見自己脫口而出：「科學！」。說完我就後悔了。科學！我的天啊，要想出自己有什麼比科學更不懂的科目，我還真想不出來。

幸好，我的第一組學生是年紀最小的男生：拉鈞和努拉吉。這還算簡單。我們又玩了一次「農村樂記憶卡」，他們翻開的第一張圖是一隻羊，我讓他們重複唸這個單字。在村子裡，學習如何用英文唸「羊」這個字非常重要。

「我們不學科學嗎？康諾大哥？」拉鈞問。

「羊就是科學，拉鈞。」

我看到努拉吉轉向拉鈞請他翻譯，於是拉鈞翻譯給他聽：羊就是科學。努拉吉點點頭，然後我們就繼續玩遊戲。

三十分鐘過得飛快，更大的挑戰接踵而來。年紀大一點的孩子們進來，事情大條了──他們知道什麼叫做科學。我有一次幫忙年紀最大的男孩畢卡許做生物作業，他請我解釋花的雄性和雌性器官。

「花沒有雄性和雌性器官，大哥，只有動物才有。」我告訴他。

他看起來滿臉困惑。「噢……但是，康諾大哥，教科書說它們有耶……」接著他翻開書，裡面有一張花的解剖圖，對這個學科顯然略知一二的作者，清楚標示出花的雄性和雌性器官。

現在，男孩們走進來，用剛才珊卓拉教的法文說：「Bonjour, mon frère!（日安，大哥！）」。接著，達瓦突然沒頭沒腦地大聲朗誦他在法西課堂上寫的故事。

「叢林裡有一隻老虎，牠吃掉了倪夏爾的羊。完畢。」他熱切地望著我。「喜歡嗎？大哥？」

「我喜歡，達瓦。謝謝你的分享。」說完我停了一下，期待有人可以再發言殺一些時間。沒有人有其他故事了──顯然他們合作寫出了那個老虎吃掉倪夏爾的羊的故事。

我不太確定該做什麼，所以就指示他們坐下圍成半圈。我非常認真地替他們重新安排位置，替自己爭取時間，同時絞盡腦汁想一些可以告訴他們的科學事物。我知道什麼呢？只要他們不亂問問題，我可以告訴他們火箭登陸過月球，這樣大概可以耗掉六十秒。

「好吧，孩子們，這個嘛，你們知道嗎──」我緩緩吐出這幾個字。突然間，奇蹟出現了，杉托栩打斷我。

「我教，大哥！」他跳起來說。

「太好了！你教，杉托栩！」我雙手高舉，狂喜地大吼。「你想教什麼呢？」

「我想教『水』，大哥！」

「對！對！水！太棒了，杉托栩。水就是科學！你表現得很好，開始吧！」

杉托栩到底要幹嘛我其實都不管了，就算他要吞紙，我也會大喊：「看！科學！」重點是，現在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不是我身上了，而且時間正一分一秒流逝。

杉托栩聰明絕頂。我看過他用園子裡的嫩竹替其他小孩發明玩具。當我需要修理院內某些壞掉的東西時，也會問杉托栩怎麼做。他開始說話了，真教我刮目相看。他教這組學生有關水的完整循環，蒸發的重要性，以及什麼造成露水，環境汙染如何影響這個循環。我和其他人一起專心聽講，心想：真的嗎？這我還不曉得呢！

三十分鐘飛逝，大家鼓掌下課。下一組進來了，這組學生是七、八歲，中間年齡層的小孩。

我等杉托栩和其他孩子離開，關上門，重新安排他們坐成半個圈。

「好，各位，今天我們要學的是水循環！」

孩子們歡呼，我默默感謝杉托栩。

***

這些孩子經常出奇地獨立，但是上床睡覺例外。六個年紀最小的男孩共用一個房間，擠在一張和我的床一樣鋪有草編薄床墊的大床上，但要把這六個小孩紛紛趕上床非常困難。

拉鈞會回顧一整天的所有細節，完全無視你想讓他高舉雙臂、替他脫掉T恤的努力。努拉吉會睡眼惺忪、不斷打瞌睡地僵直站立，讓你替他脫衣，換上一整套泰迪熊睡衣。可是，當你好不容易將他的手和腳套進去拉好拉鍊，他會像機器人突然擁有生命一樣睜開眼睛，大喊：「廁所！」當你抱起他衝到廁所時，他就會像穿上束衣、以脫逃術聞名的魔術師胡迪尼（Houdini）一樣拳打腳踢。

晚上對倪夏爾來說都不好過，他通常會因某種不公不義而發怒，要不然就嚎啕大哭。志工們輪流安撫他，但很快地就變成我每天晚上照顧他。我在倪夏爾這個年紀時，也有上床睡覺前發怒或大哭的習慣，當時我需要關注，以為發怒可以最快達到目的。如今的我也許就像當年我的父母一樣，掙扎著不知要展現親情，還是要嚴格。照顧倪夏爾，對我來說是種補贖，因為我一直為童年時亂發脾氣而有罪惡感。我媽肯定很有……唔，身為母親的耐性吧，我想。送倪夏爾上床，安撫他的暴怒，確實考驗我的耐性和內心平靜。

把孩子一個個送上床，當他們都躺下來蓋著大毯子，我輕輕擁抱他們說晚安，關燈，來到年齡較大的孩子房間。

這間房裡有十個孩子，每張雙人床上睡兩個（楊加妮和琵雅兩個女孩和我們的煮飯狄狄巴格瓦提一起睡在樓下）。我一進房就發現法西在床與床之間奔走，剛讓這兩個躺下來，房間另一頭那兩個就起身，好像真人版的打地鼠遊戲。看到我進來，孩子們跳起來，用我第一天教他們的低吼聲說：「康諾！」接下來我會幫忙法西把他們制伏，蓋上被單。八點熄燈，他們仍在嘰嘰喳喳低聲交談直到入眠。整棟屋子此時才開始安靜下來。然後，所有志工聚集在客廳休息、喝茶，聊著孩子們當天發生的一些故事。

我想起曾經聽見某些父母談論自己孩子做出的好事，笑得歇斯底里──我開始能體會那種感覺了。我們都非常喜歡聊每個孩子做過的事，他們的行為都在預料中，卻又能不斷為我們帶來驚喜。這讓每一天都不同，充滿期待。

***

十二月初的某個晚上，我被音量很大的呻吟聲吵醒。聲音是從男孩的房裡傳來的，我戴上放在床邊的頭燈，打開強力光束，跑進男孩房，掃視十張床。呻吟聲又響起了，我靠近，停下來聽下一次呻吟，像玩「馬可波羅遊戲」那樣。聲音是從達瓦的床發出來的，我把床單拉開，發現達瓦滿身是汗。

「達瓦，怎麼了？你哪裡不舒服嗎？」我不斷追問，臉和他只隔了幾吋。

「眼睛，大哥！」他懇求地說，眨著眼。

「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怎麼了？」

「你的燈啦，康諾大哥！」

我的強力光束正打在他臉上。我關起燈、抱起他，然後將發抖的他放到志工房的空床上。才把他放下，就聽見對面房間又傳來呻吟聲。不一會兒我看到珊卓拉衝進房間，跑到杉托栩床邊，一把抱起捧著肚子呻吟的他，讓他也躺在志工房的空床上。三更半夜不可能看醫生，在這樣偏遠的村落不可能。我們只能坐在旁邊安撫，直到幾個小時後他們重新睡著為止。

隔天早上，法西和我帶兩個男孩到加德滿都的帕坦醫院，從哥達瓦利村坐公車要四十五分鐘。穿過醫院裡的重重人群，我探頭無助地望著那些梵文標示，希望可以找到線索。我告訴櫃台執勤婦女我們有兩個男孩需要看醫生。她找了一位能說點英文的同事過來，我們艱困地溝通著，後面排隊的人似乎等得不甚耐煩。

醫院非常糟糕，像個廢棄的公車總站而非醫療中心，到處都是病患或坐或躺，傷口裹著骯髒的繃帶。我們看了好幾個醫師，整個早上被迫等待。法西帶達瓦到醫院一側接受檢查，杉托栩和我則坐在一起。其他病患直盯著我們看，來來回回看著我又看著杉托栩，直到慢慢悟出一個端倪，和善地對我微笑。

接著，我們又接受指示來到另一間房，拿到一個號碼牌，又是等。螢幕上顯示的號碼是六，我手中那張號碼：七十九。十分鐘後，螢幕上的號碼跳成了八。

等了五個小時才拿到一個號碼牌，我受不了了，把杉托栩放到一張剛空出來、接受看診病患坐的木椅上。醫生抬頭望了我一眼，沒有向我討號碼牌，便開始檢視杉托栩。

在醫院待了六小時，沒人檢查出杉托栩的病因，就被打發走了。法西和達瓦在外面等著，拿了一包治療達瓦的抗生素。我們一起走回公車，坐四十五分鐘車回哥達瓦利村。

***

我花愈多時間和孩子相處，就愈知道如何度過這兩個月。我發現讓自己不至於瘋掉的守則，就是理解孩子們並不需要每天二十四小時受到照顧。比如說，如果看到西瑞提克雙腳倒掛在花園裡一棵小樹，我會告訴自己，在我還沒來之前，他可能就已經這麼做了，而他牙齒還在、手腳也還健全。我去隔壁那座美麗的大植物園時，孩子們到處爬樹、在溪裡抓魚、拿斷枝鬥劍，我會覺得自己就像和十八個《湯姆歷險記》的哈克在一起。

在院內也一樣，「小王子」的孩子們自我娛樂的能耐遠勝過我。我有次去加德滿都時犯了一個錯誤：買了十八台玩具車送他們，一人一台。一點都不誇張，他們愛這些玩具愛得跳起來，讓我覺得自己像是鐵路大亨范德比（Vanderbilt）送禮物給窮人。結果，十八台玩具車裡最長壽的那台活不過二十四小時，我在房子裡和花園內發現到處散落的小輪胎和車門。我看見六歲的倪夏爾和西瑞提克分享碩果僅存的最後一輛車，在水泥前門推著沒有輪胎的車子底盤幾個來回，然後就跑出去玩用塞了報紙的舊襪子做成的足球。

我終於體悟，這些孩子玩自己做的玩具得到的樂趣更多。雖然他們從來沒有承認過。有人（通常是杉托栩）會拿撿來的空塑膠罐，用舊繩索套上兩根短木，再蒐集四個塑膠瓶蓋、鏽鐵釘，用扁石將塑膠瓶蓋釘進木條裡，就做出一輛玩具車。當車子下坡時抖個不停，他發現可以灌水讓它更平衡。車子很快飆下小山丘，撞樹摔爛，但因為車子是他做的，所以他也能修理它。一天過後，所有孩子都能做自己的玩具車。

從此我再也沒為他們買過任何東西，轉而幫他們找舊瓶子或可以利用的拖鞋，或替他們留下牙膏盒。這些牙膏盒熱門到必須訂出規則，讓每個小孩都可以擁有一個。他們其實不會拿這些盒子做什麼，純粹只是想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罷了。他們自己做的玩具車、用竹子做的弓箭，或者用舊拖鞋的塑膠做成的迷你飛盤，都是個人的收藏。他們樂於和「小王子」裡的其他人分享，但是一天結束後，無論是玩具還是當成獎品的廢棄品，都會回到各人的紙箱。紙箱大得足夠裝他們的兩套衣物，還有他們在這世界上所擁有的一切。

***

有人正離開孤兒院。

我剛結束一段山丘健行，準備走回孤兒院，雖然隔著一段距離，但是我可以確定這個人我並不認識。這並不尋常，為了保護孩子，我們限制進入孤兒院的人數。就算村子感覺相當安全，就算鄰居都很保護這些孩子，但我們不能忽視內戰正在進行的事實。這裡位於加德滿都山谷南端，穿越幾座山頭就是毛派的管轄區。當一行軍人來到村裡挨家挨戶搜索是否持有武器時，我們的鄰居為了不想驚動孩子，會說服他們跳過小王子孤兒院，他們總是照做。

現在屋裡出現一個陌生人，讓我覺得緊張。我跑進屋子裡，發現珊卓拉和法西正在與兼職管理人哈里說話，哈里剛結束尼泊爾CERV的工作過來。我一進門，他們看見我神色不安，便停止討論。珊卓拉招手要我和他們一起坐。

她點頭朝門的方向示意：「那位剛離開的人名叫哥卡。」

「他是誰？我以為我們不讓陌生人拜訪孩子。」我說。

「他不是陌生人，孩子都認識他。」她說。法西發出嘲謔的呼嚕聲。哈里沒作聲。我等著珊卓拉把話說完。

珊卓拉繼續說：「孩子們認識他，因為他就是把他們從村落帶走的人，他是個賣小孩的人口販子。」

這是我第一次得知，「小王子」的孩子如何來到哥達瓦利這個小村落。

哥卡和這些孩子一樣，來自尼泊爾西北邊界，和西藏相鄰的胡姆拉（Humla）區──這個偏遠國家的偏遠地區。那兒四處是山，沒有進出道路，大部分的村落都沒有電力或電話設施。當地有座機場，要去那裡，只能步行或搭直升機。許多在那裡長大的孩子，從來沒看過有輪子的交通工具。就是在胡姆拉區這樣貧困無助的區域，毛派反抗軍建立了他們第一個要塞。

哥卡認為這種地方有商機──他可以輕易獲得廉價童工。他聚集那些因為內戰（已造成超過一萬名軍人、反叛軍和平民的死亡）變成孤兒的孩子，強迫他們沿著狹窄山路爬過崎嶇山崚，走過那些和攀登聖母峰基地營一樣艱險的山路，直到走到大馬路，能搭車到加德滿都為止。抵達後，便把孩子安置在破爛土屋裡，賣他們做童奴。如果他們想吃飯，就得到街上乞討。

遊客發現這些孩子後，就會問他們是否需要協助。哥卡發現他手中有比販賣勞力更有利可圖的商機，就開始帶志工來造訪與照顧這些孩子。當志工買了床墊給孩子，讓他們不必睡在冷冷的泥地上時，哥卡謝過他們，但只要志工一離開，他馬上就變賣床墊。同樣的，那些買給孩子穿的衣物，等到志工一走就會被脫下來，轉交給人口販子的家人。

珊卓拉是在當志工時遇到這些孩子的。她發誓一定要打破這惡劣的循環，於是在法國募款，打算從哥卡手中贖出這些孩子。哥卡發現這又是一個商機，開口要求每個孩子三百美元的贖金，這在一個平均年收入只有兩百五十美元的國家來說，是一大筆財富。但珊卓拉拒絕付款，持續和政府以及其他非營利組織合作救出孩子。最後，哥卡受不了兒童福利聯盟和其他組織的壓力，只得讓孩子跟她走。這十八個孩子就成了「小王子」。

營救成功後三個月，鄰居報告說，哥卡的破屋子又塞滿了人──他回到胡姆拉區，帶回了更多孤兒。

「為什麼沒人逮捕他？兒童福利聯盟不是知道他做的勾當嗎？」我問。

「他們知道，但是尼泊爾的法律太鬆，他是孩子們的合法監護人。他讓家屬簽署轉讓監護權的合約，幾乎可以對孩子們為所欲為。」珊卓拉解釋。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你必須了解，康諾，這是非常嚴重的事。」珊卓拉傾身說：「我們四個月前有名志工，想透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兒童福利聯盟來控告他。哥卡發現後，威脅那名志工說，如果她繼續做下去，她和孩子都會受傷。為了自身及孩子們的安全著想，她只好離開這個國家。」

我什麼也沒說，這實在超乎我的理解範圍。我在這裡打算再待一個月，輪不到我打這場仗。但是我發現，面對這個逍遙法外、用孩子性命圖利的人，實在很難按捺怒氣。也許這不是我的地盤，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想加入戰局。我看見法西的表情和我有志一同。

「孩子們將來怎麼辦？」

「我們把孩子留在這裡，養育他們、教育他們。這些孩子無家可歸，至少沒有我們知道的家可以回去，除了可能把他們賣掉的親戚外。我想只能這樣。」珊卓拉哀傷地表示：「許多人、許多人的家人，都在這場內戰中身亡了。」

「但我們非得讓這個傢伙進來嗎？」

「他不是普通人。」哈里在珊卓拉發言之前說：「我很了解他，他的人脈堅強。幾個月前他被捕，但是坐了三天牢又被放出來，因為他叔叔是政客。我不希望他出現在這裡，但是我們沒辦法阻止他，他有辦法把孩子從我們身邊帶走。」他羞愧地說：「這裡是尼泊爾，很辛苦的。」

我上樓去房間看孩子們，擔心這個曾經整整兩年把他們當奴隸的人會造成孩子的心靈創傷。神奇的是，他們正在玩牌，在床上跳上跳下，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這群找不到拖鞋都要大哭的孩子啊。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孩子的韌性。在孩子們的炫耀、發怒、搞笑的表面下，一定隱藏了一些在胡姆拉區遭遇過的恐懼記憶──殺戮、綁架孩子的反叛軍、飢餓等。我想像他們心中都有一個鐵盒，他們把那些記憶都深鎖入盒，這樣才能過著近乎正常的生活。

突然間，我覺得自己有必要告訴孩子我有多關心他們，如果他們需要任何東西，都可以信賴我（們），什麼都行。我告訴自己，我要變成一個更好的家長，而坦白是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到年長男孩的房間，他們正準備睡覺。我緊張地清清喉嚨，不確定如何開口說我想說的話。

「嘿！孩子們──聽著，你們應該知道我──我們所有志工──都非常關心──」

「康諾大哥，你在你的國家都吃什麼？」杉托栩大吼。我開始陷入要不要說實話的天人交戰。「你都吃肉，對不對？吃動物？」

「呃，對，我想是吧。」我說，努力重新整理思緒。「就是那些雞啊，豬啊那些東西。」

「山羊？」

「嗯，不見得是山羊，不是……比較多綿羊啦，牛啦……」

「牛？！」杉托栩坐了起來，趕忙翻譯給錯過這個關鍵字的人聽。大家都倒吸一口氣，安倪許還打了個寒顫。突然間，我發現自己實在不該和一整個房間的印度教小孩分享這種資訊。

「你吃牛？」

「呃，有時候啦。其實仔細想想，好像都是我朋友在吃──」

「你吃神嗎？大哥？」房間另一頭傳來不可置信的聲音。

「沒有，當然沒有。不，我絕不會……我的意思是，那並不是我們的神，所以說──」

「牛不是神？！」

媽呀！「沒有，牛是神！只是在美國和歐洲，我們──」

「你為什麼吃？」杉托栩責問我。

我開始感到沮喪。「這樣說吧，那不是真的神，不是你想像的那樣，至少我的家鄉不是這樣想的。況且你們沒有試過，不知道牠嚐起來如何，牠非常受歡迎喔，可能是最受歡迎的肉──」

我聽到有人下巴掉到地上咚地一響，接著一片沉默。我把握這個機會。

「好了，晚安，各位！祝你們有個好夢！」我一邊喊，一邊迅速倒退出房間，手往後胡亂摸索牆壁，直到摸到開關熄燈為止，然後關上房門。原本應該更和樂才對啊，我心想。我打消了告訴孩子任何想法的念頭，不要出亂子還比較實際。 孩子們並不需要我在他們睡覺前告知：我最喜歡的食物，是麵包中間夾一塊他們的神。他們需要我這三個月幫助他們好好活著，吃得飽、穿得暖、必要時紮好繃帶。我只是一個照顧者，我要把這個工作做好，要做到這點而又不去改變他們的世界，對我來說已非易事。

***

我從來沒有離開孤兒院很久，有時候，我會去加德滿都和其他一起參加訓練的志工會面，喝喝啤酒、吃水牛排和薯條，交換工作中的故事。我告訴他們鄉村生活，他們則告訴我城裡生活，互相以瘋狂的故事較勁。我最喜歡的一個故事，是來自英國曼徹斯特的艾列克思的親身經驗。他在加德滿都的孤兒院照顧問題兒童，其中一個孩子偷了他的相機。等他發現是誰偷了時，那個男孩已經用相機換了一隻雞殺了吃掉了。那部相機價值五百美金。艾列克思出去冷靜了一天，然後回到孤兒院，原諒了那個孩子，繼續照顧他們。

有時候當孩子上學去，我會前往加德滿都一面破舊的簡易人工攀岩牆，它是城裡人練習攀岩的地方。要去那裡，來回得花三小時。

加德滿都市區公車不會在車前標明目的地，想知道車子去哪裡，只能透過在公車行進中、倚著車門招攬乘客的男孩高喊目的地才知道。通常公車也不會完全停下來，你要跟著跑一段，抓住一根鐵柱縱身而上，奮力擠進車內。如果車內實在太擠了，你就只好掛在車外，祈禱其他車輛不要太靠近。因為公車站很少，偶爾會看見老太太站在路邊等車，那位男孩便會敲打車身，示意司機放慢車速，好讓他幫助老太太把握機會縱身入車。

我漸漸喜歡搭車的過程，從環形道路上看到的生活，讓人覺得非常超現實。這種景象和加德滿都市中心有許多不同之處。

加德滿都市中心是店家羅列的混亂小巷，店內空間只容身一人，堆滿地毯、塑膠桶或羊毛之類的貨物。狹窄的巷弄，通往圍繞著印度教寺廟、佛塔與高塔的廣場，讓行人可以呼吸相對而言較為新鮮的空氣，以及擁有佇立三秒卻不會被腳踏車撞上的機會。

環形道路就不同了。它不是讓人窒息、迷宮似的加德滿都，而是彷彿世界末日後的一圈殘破道路，四周建築多半距離馬路四十到五十英尺，籠罩在汽車廢氣中。

褪色的黃色車道線多半僅供參考，轎車、摩托車大搖大擺開到大卡車車道，致使擠得水洩不通的車流，擴散到可當做馬路緩衝空間的泥土路肩。但路肩已擠滿了行人、牛羊、賣塑膠錶的攤販、賣香蕉的小販；所有東西都覆滿灰塵，散發出一氧化碳的氣息。

在這裡，人和動物並肩在路邊掏垃圾，這些位於經濟階級底層的人多半膚色黝黑。在尼泊爾，膚色是社會階層的重要指標，膚色較淡的尼泊爾人經常在自己的履歷表上增加「膚色」這一欄。用膚色來衡量一個人，顯然是全球現象，但尼泊爾這些在環形道路旁挖垃圾的人，並不只是膚色問題，他們出身於社會最底層，命運在出生時就已經決定。

環形道路上可以看到的明顯階級制度，是次大陸上社會分層的具體展現。甚至在哥達瓦利村，也經常看到階級制度的存在，那些比較大、蓋得較穩固的土屋，是地位較高的婆羅門階級住的，而上層階級的人提起這件事，絲毫不以為忤。

當地的英文報紙，甚至也彰顯了如此嚴格的階級制度。週末的個人廣告欄，會出現「徵婚啟事」，男人（偶有女人）在此登報尋找伴侶，條件一律是麥色肌膚、家世良好的女人。美國的個人廣告可能會依照男人想認識女人、或男人想認識男人來分類，尼泊爾的徵婚啟事則是依照階級分類。

階級最低的是達利人（Dalits）。我從公車車窗望出去，可以看見達利人住在髒亂的環形道路旁。一些公共場所，像理髮廳、茶館、飯店都不歡迎他們，所以他們只能在樹樁上放個小鏡子、旁邊擺個小木凳，充當理髮廳。我看到有人拿著臨時茶杯向他們兜售奶茶。達利人已在主流外自成一個體系，世世代代皆如此生活，但我為他們受到歧視忿忿不平。

我努力接受尼泊爾現狀，也告訴自己，所有文化都應受到尊重，況且我自己的文化也有弊病（尤其對外來移民而言）。但是，當我在環形道路上坐著巴士繞行，卻開始厭惡起階級制度，這種感覺一直留在我心底。

***

有天晚上，孩子們都上床睡覺後，珊卓拉告訴我們她要離開一陣子，離開加德滿都山谷，前往木古區（Mugu）的拉拉湖（Rara Lake）一帶健行登山。

「那地方在哪裡？」克里斯問。

「尼泊爾西區。拉拉湖有登山步道，但是現在沒有人去那裡，因為它離觀光客會去的登山路徑太遠，而且是毛派地盤。不過我找到一個願意帶我去的導遊！」她興高采烈地說。珊卓拉是登山健行的狂熱份子，這樣冒險的行程聽起來就像她會做的事。

「你不擔心嗎？」我問。

「擔心什麼？」

「我不曉得──擔心毛派份子？」

我對內戰所知不多，但知道的一切讓我感到憂心。一九九六年初，極端共產黨份子毛派掀起暴動，目的是要推翻兩百五十年的「封建」獨裁政府。剛開始幾年，暴亂只需警方處理，是偏遠村莊發生的小暴動。但是反抗軍後來開始擴大徵兵，先是男人入伍，接著是女人，然後是孩子。

隨著人數增加，又沒有相對可制衡的勢力，反抗軍愈來愈強大。二○○二年，毛派轟炸尼泊爾西邊的一個軍營，迫使尼泊爾皇家軍隊陷入戰局。毛派旋即幾乎控制了整個國家，除了幾個最大的城市中心和加德滿都山谷外。

有人一再警告，在毛派控制地區旅行絕對不安全，而珊卓拉的目的地拉拉湖就座落在毛派地區。「不會有事的，我會小心。」她向我保證。「不過，除了登山外，我還想看看是否能蒐集一些有關孩子的消息。」 我們豎起了耳朵。木古區和孩子們的老家胡姆拉區相鄰，珊卓拉相信自己有機會造訪一、兩個孩子的村落，看看是否還有健在的親屬。「我三個禮拜就回來，法西知道這裡的所有事務，有問題可以問他。」珊卓拉說。「孩子們會想念妳的。」克里斯說。「孩子們會活得好好的，他們向來如此。」珊卓拉笑道。

***

珊卓拉離開後一週，某天我正與年紀較大的男孩在附近田裡玩足球。我看見法西經過小土屋，走下麥田旁小徑，走到我們的臨時球場。法西難得出來看足球賽，他比較喜歡在屋裡陪孩子。「杉托栩──我一會兒回來。」我朝隊友大喊。

「不行，大哥！你走了他們就會得分！」

「一會兒就好。」我走到法西旁邊坐下，他正蹲著，撕著一根長長的麥桿。法西望著球賽，我們就這樣靜靜坐著。「他們有進步喔，我覺得。」他開口寒喧。

「他們一直有在練習，我們小王子隊要和另外一家瑪塔提爾薩區的孤兒院比賽，他們都很期待。」我告訴他。

我們一起看了球賽幾分鐘，但我知道法西並不是來談孩子們的足球技術。

「我剛聽到珊卓拉的消息，」最後他終於說出來意，眼睛卻一直望著倪夏爾，倪 夏爾正因為不愉快而大吼著。「她今晚會回來。」「我以為她要去三個禮拜？」

法西搖搖頭。「我覺得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了，她說今晚會告訴我們。」

看到珊卓拉回來，孩子們都很開心，她還沒放下背包，他們已經跳到她身上。這讓我想到兩個月前我剛抵達時，別人看見我的景象，當時這些蜂擁而至的孩子嚇壞了我。珊卓拉向我們招手，但是整個下午都在陪孩子玩，迴避我們詢問的眼神。 直到當晚吃完扁豆飯，孩子們都上床睡覺，茶溫熱了我們的手心後，她才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珊卓拉和她的木古區當地嚮導那爾達，出發前往拉拉湖。巴士在路的盡頭把他們放下後，他們要走三天才會到達目的地。走了整整兩天，偶爾途經一些村落取水，跟村民確認方向無誤。第三天，兩個人從山上朝他們飛快地走來。雖然隔著一段距離，但遠遠就能看出和當地村落的農夫不同。那爾達站起來迅速背上背包，示意珊卓拉也這麼做。這兩個人都有武裝。他們在幾碼外站定舉槍，然後開口說話。珊卓拉大概知道是在質問他們要去哪裡、為什麼會在這裡。那爾達解釋，他們只是在前往拉拉湖的路上。他們問起珊卓拉的來歷，那爾達表示她是法國公民，在尼泊爾幫助孩童。兩個男人對這個回答大感憤怒，似乎那爾達出言侮辱了他們，開始大聲咆哮。兩人質問他們為什麼知道某場會議，那爾達沒回話，但小聲翻譯給珊卓拉聽。那兩個男人再度咆哮，重複問題。那爾達冷靜地回覆，說他們根本不曉得什麼會議，而是在找拉拉湖，如果有打擾到，那非常抱歉，願意就此離開。對方不願意放他們走，將兩人帶到反抗軍控制的村落，關進一間房裡。等了好幾個小時後，一位官階顯然更高的反抗軍進來審問珊卓拉。他告訴那爾達，珊卓拉騙了他，其實她是間諜，只是在利用那爾達。那位軍人表示那爾達可以離開，因為他是當地人，可以信賴，但珊卓拉必須留下，他們需要她回答一些問題。那爾達不願離開，他們就被關在房裡整整兩天，珊卓拉也不承認自己是間諜。之後，指揮官提出以兩千美元換取自由身的要求，但這個數目太龐大，珊卓拉身上大概只有二十美元。指揮官說，既然如此，愛莫能助，之後便離去。

那爾達被允許可以自由來去，他花了無數小時不斷說服毛派份子，反覆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為什麼他們會來這個區域，珊卓拉是誰，還有她如何幫助孩童。 對方聽了不耐煩，命令那爾達回自己的村莊，可是他不從。三天後，反抗軍放棄了，他們搜索了珊卓拉的所有東西，沒找到錢，也沒有找到證明她是間諜的證據。尼泊爾這個區域資源有限，珊卓拉和那爾達留下，只會增加反抗軍供吃供住的負擔，所以毛派的人把她背包裡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全拿走，把兩人送回森林，幾乎身無一物地繼續上路。經過一番波折，他們終於回到加德滿都。

「走這一趟實在太蠢。」珊卓拉喝了最後一口茶，我們不發一語。「這場戰爭、這些毛派份子，他們都是真的。我們太容易忘記這點。」她放下杯子，上樓回房，神情比任何時候都顯得疲倦。

***

杉托栩又生病了。我從來沒聽他哭過，所以這回真的嚇到了。倪夏爾、拉鈞還有其他年紀較小的孩子愛哭，通常是為了獲得注意，極少數是真的受傷。杉托栩這樣的哭從來沒發生過。

哭聲是從另一個房間傳來，他原本不想被發現，躲在那裡哭。法西第一個聽到，上樓發現杉托栩正忍受劇痛，珊卓拉和我不久也跟著上樓，給他服了急救箱裡的藥。三十分鐘後，狀況毫無起色，我們決定帶他去醫院。當時是晚上六點，前往加德滿都的最後一班迷你巴士馬上就要發車。入夜後軍人會開始巡邏環形道路，防止毛派份子入侵。所以一到宵禁時間，巴士就無法再進出村落。於是我和珊卓拉迅速替杉托栩捆了一個小包袱，穿上保暖衣物，搭乘最後一班公車前往加德滿都帕坦醫院。

晚上七點，醫院詭異地安靜，和一個月前第一次來的狀況非常不同。因為全國性宵禁，入夜後很少人來。我們在空蕩蕩的走廊上邊走邊尋找醫生。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時候的事。有一次我得了肺炎，病得很重，爸爸三更半夜帶我去醫院。走在安靜的走廊上，我緊緊抓著他的手。我還記得當時我有多害怕，多麼依賴他。

現在角色倒過來了，在這個個第三世界的醫院，我很緊張，但我自覺不可以害怕。我是家長的角色，是保護者，我知道杉托栩內心的恐懼，他緩緩走著，因劇痛而彎腰駝背。我輕輕將他抱起，走到小兒科病房。「你要減肥囉，杉托栩，你愈來愈胖了。」我輕聲對手中骨瘦如柴的孩子說。他笑了，悄聲說：「才沒有，大哥，你像女生一樣太弱了。」幾分鐘後，我們找到一個正走出辦公室的醫生。他迅速檢查了一下杉托栩，壓了壓他胸腔，認定確實有問題。他帶我們到觀察室，我把杉托栩放在最後一張空床上，其他床位都已被病童和他們的母親占據了。杉托栩平躺著，腳可以碰到床尾的生鏽欄杆。醫生要抽血做檢驗，室內燈光太暗了，他找不到血管，我拿出手電筒照在杉托栩的手臂上。一分鐘後，醫生取到樣本，告訴我們今晚可以休息了，檢查報告隔天才會出爐。珊卓拉和我必須陪杉托栩過夜，這裡醫護人員太少，沒法照料每位病患。三架移動式暖氣機是病房唯一的熱力來源，但護士強行移到她們所在的觀察室玻璃另一頭。杉托栩只蓋了一條薄毯，只好把所有帶來的衣物都穿在他身上，包括手套和夾克，珊卓拉另外又找到一條毯子。我穿了兩件羊毛衫，還是冷得直打哆嗦。杉托栩終於睡著後，我們拉了兩張木椅到床的兩側，頭靠在床尾想休息。但椅子高房裡冷實在難以入眠。幾分鐘後，有個嬰兒開始大哭，珊卓拉筋疲力盡地抬起頭。

「嘿，」她悄聲說：「你去別的地方找一條毛毯和空床，我要和杉托栩擠一擠。」

「你在開玩笑吧，那張床連他都快躺不下了。」

「相信我， 我遇過更慘的睡眠情況。」

聽過她被毛派份子綁架的故事，她的話相當可信。

我敲了敲窗，問護士能不能多拿幾條毯子，試了幾次，她們都回絕說沒有多的毯子。我轉而問她們是不是可以借暖氣機，放到房裡讓杉托栩保暖。護士翻了翻白眼，走到那排暖氣機旁，示意我跟她去儲藏室。

「這是我們所有的東西了，」她說：「需要什麼就拿，不要告訴醫生我讓你進來這裡。」

儲藏室幾乎空無一物，我拿了唯一能找到的有用物品：一個醫院塑膠枕頭和兩條桌巾，然後走回我們的床邊。珊卓拉已經蜷在杉托栩身邊了。

「好吧，那我先離開。」我悄聲說。

「好。去哪？」

「嗯，不確定，可能走廊另一頭吧？」

我沒有告訴她，我還沒找到床。護士心不甘情不願地允許我睡在任何我找得到的床上，條件是我要早起，不讓別人發現。對那個晚上經歷的一切來說，這條件算不錯了。我走到小兒科的走廊另一端，腳步聲發出迴響。每個房間都一樣：擁擠、骯髒、沒有洗手槽、垃圾桶，裡面全是病患，看不出有誰在照料他們。

在長廊遙遠的一頭，我探頭進一間光線充足的房間，從某張床上沒有整理的床單判斷，它才剛空出來。裡面有幾位神色疲倦的尼泊爾女人正在哺乳。我退出來看門口的標示，雖然不懂梵文，但標示下方的英文翻譯：產科病房。我咬牙走了進去。

那些女人直盯著我看，停止哺乳；空氣中有一種懷疑的凝重。那些剛經歷過生產劇痛的母親，在凌晨兩點看見一個膚色蒼白的年輕人拿著兩條桌巾和枕頭走向房裡唯一空床，心中做何感想？但我太冷，又別無選擇。

幸運的是，我發現床上有條皺成一團的被單，看起來似乎用過，但能多一層禦寒也好。我拉著被單角落，好像要準備野餐似地把它抖開，中央一大灘血漬，我倒抽一口氣，把它丟開。

我花了一陣子穩定情緒，把背包放下來擱在床上，披著兩條桌巾，蜷身睡下。一時間房裡議論紛紛，我從來沒那麼慶幸己不懂尼泊爾語。

***

兩天後我將離開尼泊爾，擔任志工的三個月就要結束了，我已經買好飛往曼谷的機票。隔天我向杉托栩道別，法西接替我照顧他（醫生找不出他的病因，留他在醫院兩個禮拜以防萬一），珊卓拉則回孤兒院照顧孩子。

那天晚上，我到男孩們的房間說最後一次晚安。他們沒有跳上跳下，只是兩兩坐在床上聽我說話，身上穿著充當睡衣的二手或三手T恤。

「你什麼時候要回來，康諾大哥？」安倪許問，登時整個房間都靜了下來，他們想聽我的答覆。

這在我的預料中。CERV的職員不斷告誡我們，面對這無法避免的問題時，最好語帶保留，不要給確定答案。很少志工會回到尼泊爾，這裡太遠，要花太多時間。在孤兒院擔任志工是一生一次、難以忘記，但也不會重來的經驗。CERV的職員說，最好不要讓孩子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志工會回來，因為這樣會傷害孩子們對下一批志工的信任，這些孩子已經習慣不斷受不同的家長照顧。這種系統相當不健全，但尚未找出其他替代方案。

「我不確定喔，安倪許，但是我一定會想辦法回來！」我用一種相當鼓舞的口吻說道，但孩子們毫無反應。

「什麼時候，大哥？」一陣難捱的沉默後，安倪許又問。

「嗯，肯定一年之內不會回來。」我告訴他。「記得我告訴你們我要去環遊世界嗎？我在地球儀上指給你們看過，記得嗎？」

「結束以後可能會回來嗎？大哥？」

「可能！」我說。他們以前也聽過這樣的說詞。有些男孩轉過頭去，有些躺回床上。安倪許繼續坐在床沿，換了個方式又問一遍，再一遍。他詳細問我一年過後計畫要做什麼，要不要回家，還有我喜不喜歡哥達瓦利村。我終於打斷他的話：「我不是很確定，安倪許。但是我們明天早上見，好嗎？各位？」

「好，大哥。」他們齊聲應道。安倪許躺下，我關上燈。

回到房間，我從床底下拿出背包，把一疊T恤拿出衣櫃，平整放進背包，接著就崩潰了。湧上的情緒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已經很多年沒哭了，而我哭得很慘。我在哥達瓦利村很快樂，但這裡什麼也沒有，我抽噎地告訴自己：你每天吃米飯、足不出戶、沒見女人、好幾個月沒看電影和電視，必須照顧十八個孩子，總是灰頭土臉且飽受風寒。

我想到我每次在美國過完耶誕節要回布拉格時，我媽送別的景象。她總是哭倒在我肩上，哭得就像我現在一樣。我不懂那股哀傷到底從何而來，因為分離對我而言從來就沒什麼大不了。但是，同樣絕決的哀傷卻在此時充盈整個房間。

如果說，擔起照顧十八個孩子的責任是艱難的，但這是多麼美好的艱難。孩子們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小小的歡樂散播器，朝所有遇到他們的人噴灑歡樂。我當然會想念這一切，此刻深層的悲哀，澎湃的情緒，都來自於意識到我將離開他們。當然，誠如珊卓拉所言，他們會活得好好的，她也可以對替我送機的媽媽說同樣的話。她說得沒錯，但是我離開這裡，卻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會回來，我不願，也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機緣讓我變成了這些孩子的家長──並不是因為我有這種能耐，而是因為我來到此處。

我回到那些大男孩的房間，他們在黑暗中小聲交談著。

「康諾大哥！」我聽見安倪許沙啞的嗓子輕輕喊道。一個個黑影坐了起來，輕喊我的名字。

「各位，一年後我會回來，好嗎？」我輕聲說。

「好，大哥！」

「晚安，各位。」

「晚安，康諾大哥！」

我離開「小王子」的時候，他們替我舉行了傳統的尼泊爾儀式。法西特地從醫院回來幾個小時，和其他志工一起替我送行。孩子們輪流在我額頭點上提卡紅硃砂並獻花，祝我一路順風。十八個上前道別的孩子，一個個問我明年是不是會回來，我一再給予他們肯定的答覆。有些志工看起來不太相信，法西只是微笑。

我是認真的，我會為他們回來這裡。

第五章﹝節錄﹞

我第一次隻身在深山中，突然有種詭異又相當寂寥的感覺。我和世界糧食計畫署的達南加雅成了朋友，我們前一晚和他共進晚餐。他告訴我，這裡連續三年旱災，胡姆拉人需要更多援助才能生存，但是世界糧食計畫署已經把所有的米都給他們了，這些米可以讓他們活過一個冬天。援助計畫三個月後會再展開，到時候達南加雅就會再回來。

我爬到山頂的直升機停機坪，這塊空地是村民徒手鏟平岩石得來的，從村落走到停機坪要二十分鐘。我在山頂丟下背包，靠在上面，拿出我那殘破不堪的書《卡特打敗了魔鬼》（Carter Beats the Devil），我抵達胡姆拉之後已經讀過這本書三遍，看得都會背了。直升機還有一個小時就會抵達，我放下書，心想我可以在回程路上、在回加德滿都的機場裡閱讀，時間非常充裕。

這三個禮拜，我一直專注於尋找家庭、當天天氣狀況、我要如何離開胡姆拉這些事，幾乎很少有時間靜靜坐著，欣賞這個世界偏遠角落的風景。眼前的風景美不勝收，腳下有河流過，遠方有壯麗而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山。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我可以回到胡姆拉，不是從事如此劇烈的行旅，而是拜訪已經回到家人身邊的孩子。望著眼前的景致，我想這是向胡姆拉道別最適當的地點，胡姆拉帶給我很多煎熬與痛苦，但也帶來和孩子父母見面的許多喜悅。我靠著背包，望著天空，搜尋直升機的蹤影。

***

一個小時過去，接著又兩個小時過去了。

十個小時後，我還在停機坪上。直升機沒有來，最後四個小時我都盯著遠方的地平線，焦慮得沒心情閱讀。那是相當無所事事的一天，陽光下熱到不行，陰影下又讓人發寒。我抄捷徑回到村落，在村落等我的達南加雅覺得相當沮喪與抱歉，但他知道直升機沒有載到他不會離開。他邀請我住在他住的地方，屋子底下的儲藏室囤積了兩百五十噸世界糧食計畫署的米，隨時可以送抵當地貧困村民手上。我接受他的邀請，很早就上床睡覺。

隔天清晨，我回到停機坪，對計畫延誤感到相當沮喪。現在我會和朋友在同一天抵達加德滿都，沒辦法為飛了大半個地球來見我的朋友接機。我默默向他們道歉，慶幸自己至少預告過他們，也許會因為班機延誤而晚一天回家，但感覺還是很不好。我知道我的苦惱和大環境比起來根本微不足道，我已經花了三個禮拜在這個困頓的國家裡行走，和一貧如洗的村民會面，他們熬過十年內戰，而我卻只因為被困了一天而哀號。我努力理性面對這件事，卻無濟於事。直升機最好給我馬上來！我開始盡量緩慢地數數，每個數字間都停頓許久，然後張開眼睛，卻什麼也沒看見。我嘆口氣，再度閉上眼。好吧，我決定這次要數到二十。

直升機那天沒來，隔天，甚至大後天都沒有來。

我坐在石塊上，在陽光與陰影籠罩的山頂等了五天，直升機還是沒來。第五天結束時，我幾乎絕望了。坐在那裡好幾個小時，盯著天空、期待直升機的出現，這簡直是折磨。那塊停機坪開始感覺像汪洋大海中的小筏，我和生命中體驗過的文明距離遙遠，也不知道何時可以重返文明。

等直升機的幾天，我認識了施南格的幾個孩子，他們會到停機坪和我一起望著天空，來的都是同樣六個小孩。第三天，他們早上七點不到就爬上粗糙的停機坪等我出現。我來回踱步，他們在我後方不遠處也跟著我踱步。我坐在岩石上，他們也會在一段距離外找塊岩石一起擠在上面，年紀比較大的男孩通常霸占了比較好的位置。幾個小時過後，我會開始往山下丟些小石頭，他們也會開始朝一些孤立的小樹，和從山坡上冬季乾褐色草叢中冒出的灌木丟石頭。我走到另一塊平坦區域時看到他們聚集在一起，知道他們想靠近我，等我走得更近，年紀最大的孩子走出那聚集的一圈人，擋住我去路。

「你……扁豆飯──」他開始指指我，又指指嘴巴。「隻生機，」他指指天空（他想說的是「直升機」），然後指指自己又指指我。「跑……我……你……」他說。從他後面一群男孩比手畫腳的誇張動作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意思是：我應該回村子裡吃扁豆飯當午餐，直升機來的時候，他們會跑去村裡通知我。

我看了那些男孩一眼，他們也望著我，等我回覆。「什麼？」我說，忍不住想逗他們，因為我知道他們會馬上重複誇張地比手畫腳，讓我理解他們想表達的意思。老實講，過了好幾天百無聊賴的日子，這算是我唯一的娛樂。我讓他們重複比手畫腳了兩次，他們才發現我在耍他們。我接受他們的提議，只要能打破一成不變和空蕩蕩的天空，做什麼都好。

第三天，達南加雅問我願不願意幫忙分派一些米。靠胡姆拉人的援助過了三個禮拜，我當然樂於伸出援手。最重要的是，我想做些事情，讓自己不會胡思亂想。我們幫忙村民把分配好的二十公斤米放到羊群身上綑著的籃子裡，之前那些差點把我撞下懸崖的瘋羊，背的就是同樣的東西。我們望著村民把羊趕出村落，往東而去，穿越山口，他們也許要步行整整兩天才能回到自己的村落。

那天稍晚，糧食分配處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扛著自己的背袋緩緩走向村民，村民都停止動作避開他。當時我還在屋內，在陰暗處休息，但是可以從敞開的門把一切看在眼裡。此人身著迷彩裝，應該是已經解散的過去毛派軍的地方領袖。我待在室內，沒有出面介入。我已經沒有胡姆拉毛派地方祕書長提供的保護文件，因為D.B.離開時把它帶走了，而且我已經距離西米可特很遠。

我聽見他們在外面說話，毛派份子的聲音聽起來不安且憤怒，達南加雅的聲音聽起來則冷靜講理。他們的對話不超過半小時，但是達南加雅進門時看起來累壞了。他倒在床上，深吸幾口氣，告訴我事情發生的經過。

「他要求我們交出五百公斤的米。」達南加雅說：「我探頭想看他有沒有看到你，很高興你待在裡面，如果他看到你，事情會更複雜。他只想要米，說是要給他的人，我沒有問是哪些人，我知道他說的是誰。我告訴他不行，米是要給村民的。我對他好聲好氣的說話，他卻不接受這樣的回答。他告訴我，他的人也要吃飯，他沒辦法拒絕他們。這個毛派份子身上配有武器。我能怎麼辦？」他頓了頓，等待一個答案。

「那你怎麼辦？」

「我只能這樣做──我交給他儲藏室的鑰匙，然後說：『儘管拿，但幫我一個忙，告訴我你要拿多少，因為每一粒米都要上報，我必須告訴聯合國遺失了多少米』。」

「什麼──幹得好！」我告訴他。真的幹得好。毛派份子知道偷米是違反停火協議的舉措，如果他公然藐視聯合國的和平工作，只為了替幾個已經不是正式軍隊的人弄來幾包米，那麼他肯定會喪失自己的領導職位。

「那他說什麼？」

「我不曉得英文字怎麼說，就算我知道也不想翻譯。」他笑著回答：「但是他離開了，一包米也沒帶走。」

***

第五天，天空總算有些動靜。這是幾個星期以來，我第一次看到頭上有飛機，飛機正往北飛去。這也意謂著西米可特的機場重新啟用了。自從麗帕村那一晚之後就沒降過雪。西米可特的人花了三星期，總算徒手把機場跑道的雪清乾淨。

我和達南加雅必須做個艱難的決定，我們可以在施南格等待可能會來也可能不會來的直升機，或者可以試著徒步走去西米可特。我們衡量一下自己的狀態，覺得如果我們直接往北走，大概要走四到五天。我在日曆上計算日期，此時已經是十二月二十日，麗茲會在二十三號抵達，然後在二十五號離開，就算在最理想的狀態下，我也肯定會錯過她的拜訪。

此外，五天之內回到加德滿都已算是非常理想的結果。我們還要考慮到一個風險，如果我們走到中途突然下雪，機場又會因雪關閉，我們將再度被困在胡姆拉。

達南加雅和我邊喝茶邊做了決定，我們要冒險走到西米可特，賭它一把，假設接下來五天都不會下雪。實際上，我們覺得沒有太多選擇，看來直升機永遠不會出現。達南加雅也負傷，他有劇烈背痛，所以我們的移動速度會很慢。

達南加雅去村裡尋找挑夫時，我則打包行李。如果我當初和仁金一起離開，我早就已經到西米可特了，甚至可以在當天搭機回加德滿都。我把背包放在地上之前，先舉起來感覺背包的重量，然後去找達南加雅。

下山後往北走了五個小時，我們一行人抵達了過夜的村落。我們原本沒計畫要走那麼遠，但是下山走了三個小時後，我們在路上碰到一個改變我們心意的人。因為世界糧食計畫署的關係，達南加雅認識此人，他是從北邊走來的，知道有關直升機的消息。他告訴我們，駕駛員收到改變空降糧食時間的命令，並對此感到非常煩惱，因為他知道達南加雅在等他。但是達南加雅沒有收音機，所以不知道這個消息──施南格之後三個月不會有空降糧食的任務。我慶幸地嘆了口氣，好險我們沒有繼續等下去。

「但是直升機還要停一個點。」達南加雅翻譯他聽到的訊息告訴我：「明天會停薩爾克加（Sarkegad），這個人說的。」

「薩爾克加？還有一天的路程──直升機什麼時候會抵達呢？」

「他不曉得，任何時間都有可能，我想我們要趕趕看。我們可以略過這個村落，趕去下一個休息，我知道還要走兩個小時，天黑前應該可以到。然後，明天早上我們早點離開。」他微笑道：「康諾，也許我們還是可以趕上直升機。」

短短睡了一覺後，我們天一破曉就出發。雖然我們很急，但摸黑走難走的山路還是太危險了。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走向薩爾克加，馬不停蹄，沒有停下來的餘地。達南加雅告訴我，我們只有二十分鐘的機會可以等直升機下降，卸下米袋，接著直升機就會離開。我們不曉得直升機什麼時候會來，我們在和時間賽跑，但是不知道截止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們沿著卡那麗河岸懸崖峭壁上的小徑疾行，好幾批羊和水牛逆向而來，但是我已經學會立刻抱住岩塊，更穩地站在頁岩上，不過分操勞我疼痛的膝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挑夫。他非常不可靠──除了沒有殺人傾向外，不可靠是挑夫最大的特質。他落後我們許多，而且背著我的水壺。把水壺交給他太不明智，但是那水壺有一公斤重，而且我以為他會緊緊跟在我身後。現在我們沒辦法等他，我又不能喝水，脫水得很嚴重。

我們馬不停蹄走了七小時。我滿腦子都想著要趕上直升機，我豎耳聆聽四周的聲響，想確認有沒有直升機飛過。我累極了，為了讓自己保持一定的步伐，我反覆頌唸著：不到村落，沒有飛機。我這樣重複默唸了好幾個小時，讓自己的腳步隨著迅速的節奏前進。我又渴又餓，但腳步毫不停歇，緊跟著走在我前方三十英尺的達南加雅。

走過一個山脊的時候我太大意了，竟滑下陡峭的路，必須用我那已經快用爛的登山杖充當煞車。我下滑的速度減緩了，但頁岩片滾動的聲響似乎愈來愈大聲……

我僵住，抬起頭。達南加雅也停下腳步，望著山谷上方。

幾秒鐘後，直升機隆隆飛過頭頂。

我們還有一個小時才能走到薩爾克加。

我走向達南加雅。走了幾個小時後，他第一次坐下來歇息，我也在他旁邊坐下。我在腦海中重播過去二十四小時的景象，回想我應該往前走卻耽擱的時間、早上打包花掉的額外時間、出發前往薩爾克加前我搜尋不見的水壺所浪費的幾分鐘。這些時間零零碎碎加起來就超過一個鐘頭。早一個鐘頭就能讓我們適時抵達薩爾克加，爬上直升機。

二十分鐘後，隆隆聲再度劃破寂靜，直升機從我們頭頂飛越過山谷，消失無影。經過數個禮拜的寧靜生活，直升機發出的機械噪音簡直震耳欲聾。

達南加雅繼續望著天際，看起來疲憊而洩氣。

「我們的運氣真的很不好，康諾。」他有氣無力地說著，站了起來。我們繼續前進。

抵達薩爾克加後，我們都累垮了。達南加雅沒辦法繼續走，他的背太痛了，至少需要休息幾天，這天的疾行讓我們筋疲力竭。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感受，只想倒在空地上立刻入睡。我是在有汽車代步的文化裡長大，從來沒想過這個世界還有許多地方只能步行。距離西米克特還有好幾英里，但是我們已經體力不支。

「我知道你想走更遠，康諾，但我們必須在這裡休息。我們今天走了相當遠，你的膝蓋傷得很重，我從你走路的樣子看得出來，我的背也是。」達南加雅說。 「我 在這裡認識很多人，可以和他們住在一起，我們也許明天再出發。」

「我不想留下。」我說。

我不曉得自己為什麼這麼說，但就是突然脫口而出。沒有他，我沒辦法前進，因為我不認得路，天快黑了，我和挑夫又語言不通，此刻他也已經累壞了，頭低低坐著。但我還是說了，而且我是認真的。我必須繼續走，必要的話，就算一個人也要走下去。

達南加雅試圖說服我放棄，村落長老也加入，努力勸退我。他們說，我不瞭解狀況──胡姆拉沒有人夜行，甚至當地人都不會在晚上行動，你這麼做可能迷路、受到攻擊或摔下山谷。在白天走動就已經很危險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

但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知道如果我等下去，很快就會被雪困住，遲早的事。如果我繼續走，如果我馬不停蹄疾走，還有可能走出去。我一直很注意自己的膝蓋，因為我的膝蓋雖然感覺比較好了，但我不希望讓它再度受傷，冒著無法行走的危險。但老實講，現在我已經不在乎了，如果需要用跑的我都願意。我只想離開這裡，「恐慌日」的日期就快到了，那天法西就會報警，打電話告訴我的家人我失蹤了，我真不敢想像這對他們的打擊會有多大，他們已經夠擔心了。不過我最在意的是和麗茲的見面。如果她來加德滿都，但滯留期間我完全不在那裡，那就沒戲唱了，畢竟我們相隔九千英里，我相當清楚這是我唯一的機會。

我告訴薩爾克加的長老，我要繼續獨自在黑夜中前進，我要回家，此時已經沒有其他計畫，因為其他計畫裡沒有麗茲。

最後，達南加雅尊重我的決定，開始幫我準備在一個小時內出發。因為我的挑夫和我一樣疲憊，所以我又雇用了另一名十幾歲的挑夫加入我們的行列，這樣他們就能分擔行李重量。我們三個人各自扛輕於十一公斤的東西，以挑夫的標準來看，這種重量簡直無足輕重，但是我只想迅速前進。我向達南加雅告別，答應他，當我們都安全回加德滿都後會和他聯繫，隨即和兩個挑夫在暮色中出發。

離開村落後不多久，我們已經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中，又過不了多久，挑夫使用的老舊手電筒開始閃爍。他們在我後面一段距離之外走著，我轉身時幾乎難以看到他們手上微弱的燈光。

我原本雇用的挑夫鬼鬼祟祟的，讓人不放心，我不信任他。那天白天他遠遠跟在後面，等我拿回背包時，我發現他翻遍了我的背包。並沒有東西不見，也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責備他，我需要他的幫忙。我聽到他和那個年輕挑夫講悄悄話，他說什麼我不曉得，但是感覺很不好。

唯一讓我安心的是，至少我知道當天晚上要前往的地方是哪裡：烏納帕尼村（Unapani）。我先前在那裡待過，知道可以向我們加德滿都孩子的家人借宿。我很擔心食物的狀況，我們手邊什麼也沒有。我把食物都留給達南加雅的回程之旅了，但我相信村裡的人可以分一點東西給我們。

又走了七個小時之後，我們又冷又餓，然後，緊跟在我後頭的挑夫突然沒來由地停下腳步。我轉身盯著他們，他們一動也不動。

「為什麼要停？我們要去烏納帕尼。」我用殘破的尼泊爾語說。

我努力試了好幾次，才知道他們想告訴我的話：這裡就是烏納帕尼。

我環顧四周，我們正站在一個門戶緊閉的小屋旁，除了一片黑暗和溪水聲之外，一無所有。這裡肯定不是烏納帕尼，我知道烏納帕尼有很多房子，因為我在那裡待過兩晚。我努力搜尋字眼，讓他們明白我說的話，但只聽見他們不斷重複同一個句子，努力讓我明白他們的意思。

突然間，我聽懂他們在說什麼了。當那句話的翻譯浮現在我腦海時，我的心也墜入谷底。這是烏納帕尼地勢比較低的地方。我們走錯路了，我想去的那個村落在山上，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在黑暗中我們也找不到路。山上的村落才是房子的所在地，那裡才有食物和棲身之處。以我們現在疲弱不堪、幾乎沒辦法再走任何一步的體力來看，要找到那條上山的路至少要好幾個小時。

此時已經是晚上十點，我們沒辦法繼續了。我們已經九個小時沒吃東西，我們之中的兩個人又從凌晨六點就開始步行。就連後來加入的年輕挑夫也倒在年紀較長的挑夫旁，把頭擱在背包上。我在他們身旁坐下，拿出背包裡最後兩顆橘子遞給他們。

什麼事也不能做，我不清楚我們身在何方。我將臉埋入雙手，閉上眼，希望這一切趕快結束。我們都凍壞了，這天晚上特別寒冷，以十二月和胡姆拉的標準來說都是。在室外睡覺太愚蠢，但是沒有食物，我們就沒有體力爬上陡峭的山路抵達烏納帕尼，而下一個村落又在好幾個小時的腳程之外。

我關掉手電筒以節省電力，一切都陷入黑暗。過去三個星期以來，我一直都仰望著同樣的星空。住在五光十色的城市中，你會忘記星星的存在，幾乎難以想像星星就在黯淡的天空上方。剛抵達胡姆拉的幾天，我一直很喜歡自己置身野外，終於能夠欣賞野外絕景的滋味。

但現在，我卻非常希望能夠看到城市上方那片灰濛濛的天空。我想要汙染、噪音和遮住星光的電燈。我心想，我終究不適合野外生活，我假裝自己適合，但其實不然。我比較適合有暖氣的公寓、新車的氣味、高卡路里的前菜，還有握著啤酒邀我去看大學足球賽的朋友。我想去除了這裡以外的世界任何地方。

突然間，我聽見山路上傳來一陣說話聲。一定是幻聽吧。我轉頭，靜止不動，不讓自己的羽絨外套發出摩擦聲。我又聽到了他們的聲音。我們已經在這裡坐了四十分鐘，目前情況已經很糟糕了，現在突然又要急轉直下。我知道半夜會出來走動的人只有喝醉、可能還挾帶武器的毛派份子。我們爬出小徑，躲到田野中蹲下來，不讓人看見。

我數了數漸漸接近的手電筒，總共有九個人。他們大聲而隨興地交談著。我轉頭望向挑夫，發現他們緊張得不甚至屏住呼吸。喧嘩聲愈來愈大了。

突然間，我已經不在乎來者何人了。我們的狀況已經不可能更慘了，不會有人想槍殺我們，如果要威脅我們，那就隨他們吧，反正我也沒東西可以讓他們搶。他們正要前往某個鄰近的棲身之處進食，現在這是最重要的事。我已經走出田野，談話聲愈來愈近，我可以聽到前面那個人的笑聲，我丟下背包奔向他們，直接跳到路上那個帶頭的人前方。

「搞什麼鬼！」他一邊尖叫，一邊雙手往後旋轉揮舞，彷彿試圖倒退。

他是蘇格蘭人，我從他的口音可以聽出來。看到他，我比看到海豚還驚訝──我已經好幾個禮拜沒看到外國人，更別說是三更半夜走在路上，在這種情境之下。我反射性地想抓住他，但他卻跌到他身後的同伴身上，那個人接住了他。我的挑夫也從我身後冒出來，其他人發出吆喝、緊張了起來，準備迎擊埋伏。

「等等！等等，不──等等……」聽起來好像我只會說「等等」，我只是想多說幾次，讓他們明白留著骯髒鬍鬚、戴著黑色羊毛帽的我是美國人。

蘇格蘭人重新站穩，還是充滿戒備。「媽的，你們從哪裡冒出來的？」

「我在這裡，那裡，還有後面那裡。」我指著那片田野說道，聲音還破音。「我們是非營利組織，替孩子工作的。」我努力在短時間內用關鍵字讓他們明白情況，使他們安心。

「非什麼？」

「非營利組織！我是美國人！」

那人慢慢直起身來，拍掉身上灰塵，仔細端詳我好一會兒，然後一個箭步上前，愉快地伸出手。

「那好，我叫大衛。」

包括大衛在內的這群人，正在替一個荷蘭的杜絕飢餓組織從事人道工作。他們當天的行程受到耽擱，而原本以為可以在烏納帕尼山上過夜。那邊的接應人員告訴他們這個為旅客搭建的小屋，並說服他們摸黑下山，因為這屋子可以睡十二個人。屋主也在其中，他用鑰匙把門打開。

「你們想加入嗎？我們有足夠的扁豆飯可以讓大家吃，後面那群烏納帕尼村的人正在生火煮飯。你和你的夥伴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和我們一起住。」大衛說： 「除非你們比較喜歡睡外面……雖然外面冷到爆，對吧？你該不是那種有極端偏好的人吧？」

「不、不，我不是──我們很高興可以待在這裡，真是太好了。你確定嗎？」我用那種不假思索的美國客套方式問他，在這種狀況下未免也太矯情。

「當然，很高興你們加入！」他一邊大吼，一邊揮手要我們進去。我經過他身邊時他抓住我的手。「用這種方式在這裡相見，真是屌爆了啊，不是嗎？」

屌爆了，他是這麼說的。這整件事都不可思議，屋子可以進去，食物正在烹煮，火已經生好，而我們連動一根指頭都不必。這是用聖誕節禮物緞帶包裝好、從天而降的奇蹟。

第一章﹝節錄﹞

我剛抵達「小王子」時，孩子們正在放假，四天後的星期三他們才回到學校。那個星期三的優閒安詳一生難忘。我沿著村裡一條小徑散步，穿越稻田和芥菜圃，行進間經過許多在田裡工作的婦女、在自家土門旁用乾草編織草籃的男人、用背帶背著寶寶在公共出水孔旁洗衣的母親。

在尼泊爾，你永遠可以自由自在的工作，沒有人打卡，也沒有人為了讓人刮目相看而不吃午餐趕工。他們起床、工作，直到要準備爐火煮晚飯，然後大家都進屋裡吃飯，接著上床睡覺。天黑以後不會有人在外面逗留。

我抵達後一個星期的某日，走進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