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根據聯合國人口統計的相關資料，2010年移民人數約為2億1,400萬人，相當於全球總人口的3％。90年代以後移動的原因多樣化，最大的特點在於國際移民的女性化（Castles & Mark, 2009; Gamburd, 2000）。女性們跨國「出走」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家務勞動、娛樂行業、非法工作、婚姻移民、技術人員等（Piper & Yamanaka, 2008）。在新自由經濟體制下，勞動市場、再生產勞動的市場需求擴大，致使女性群體的加入。貧窮國家的人口移動到較富裕的國家，已經不再像過去一般侷限於建設勞動業和農業部門的男性勞工。菲律賓、越南、印尼等地區的女性們由南向北、自東到西跨越國族國家，滿足全世界的富裕國家低工資家事勞動的高度需求。然而，工業化以及新興國家的發展促進了女性就業，也導致這些新興國家的社會出現了再生產勞動的巨大缺口。資本主義的擴張同時也造成某些農村地區男子難以找尋本國的婚姻對象轉而尋求國外的對象，如臺灣、韓國和日本（王宏仁，2001；澤田佳世，2008；Kim, 2013）。
全球化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下的移動，不僅限於南半球到北半球的移動，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移動，亞洲地區的女性移民趨勢特別引人注目。跨國婚姻數量在亞洲各國間持續增加，在過去數十年間，日本、臺灣、南韓與香港跨國婚姻數量皆已創新高。回顧臺灣跨國婚姻的發展背景，主要有幾個面向：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發展、國內相關外籍配偶條例放寬以及少子化的問題。隨著臺灣政策的改變，以1994年政府積極推動的南向政策為關鍵，在積極發展政治與經濟面向的同時，隨著亞太國家經濟的興起與互動頻繁，東南亞國家跨國婚姻的數量逐年攀升。另一方面，自1992年國內開放外籍配偶的相關規定後，跨國婚姻的比例日益增加。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資料顯示，自1987年至2018年1月為止，台灣外籍配偶的累積人數達到531,284人，中、港、澳籍配偶一共353,987人，占累積人數的67％；外裔及外籍配偶共177,297人，占累積人數的33％。外籍配偶的人口總數已經逼近臺灣原住民的人口總數──564,603人（內政部戶政司2018年10月統計資料）。臺灣近16年來（1998年至2014年7月）的結婚人數中，與外籍配偶結婚的平均比例約17％，在2002、2003年時曾達到三成，是過去最高比例，也就是在國人的婚姻之中，每 3對就有1對是外籍配偶。
在臺灣跨國婚姻發展歷史中，臺灣婚姻移民女性的人口成長比例，與國家經濟和政策的推動具有密切的連動關係。回顧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期，臺灣政府機構、社會、媒體甚至是教育界，針對這波新近的婚姻移民潮，都出現不少擔憂臺灣人才「高出低進」會導致結構失衡的質疑聲浪。另一方面，新住民研究學者指出在跨國婚姻中，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的社會地位大都處於劣勢，是因為受到臺灣多重社會結構與傳統社會文化對於性別期待的影響，於臺灣社會中位居劣勢的成年男性會選擇跨國婚姻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選擇配偶，以符合社會期望（紀玉臨、周孟嫻、謝雨生，2009；夏曉鵑，2000）。其中，婚姻移民女性更是社會中相對弱勢的族群，之所以會如此，是由於她們面對的不僅是婚姻上與移民後的雙重適應與文化挑戰，還必須面對家族期待，承擔繁衍後代、照護工作等家庭重責，再加上語言溝通、文化觀念以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所導致──這樣的現象促使婚姻移民女性常處於種族、階級和性別三重弱勢且長期被邊緣化的族群（張菁芳，2008；陳曉筑，2010）。
整體而言，傳統移民理論多聚焦於經濟議題，如移民造成的經濟動能，移民的經濟調適，以及移民對母國與接待社會的經濟影響。然而，性別移民理論學者則著重於文化與社會的面向。Oishi（2005）主張以性別角度出發的移民理論，試圖尋求綜合性的研究途徑。也就是說，學者們正試圖探討社會結構（如國家政策）是如何影響移民的流動與形式。而這將影響未來移民理論的應用與跨國移民的發展論述。當前歐美研究理論關懷弱勢或少數的跨界移民女性的視野，已經從同化的思維進展到以社會融入（social inclusion）和尊重差異（difference）的角度──也就是以移民女性為主體，來考量相關的政策和措施（Rumbant, 2003; Adam & Moodley, 2015）。
賴淑娟的研究（2011）也再再表明：關於女性移民的主體性，西方已累積了不少研究（Palriwala & Uberoi, 2008; Thapan, 2005）。近十幾年來有關臺灣新移民的研究──從社會學、經濟學、女性研究等角度進行的研究成果──可謂不勝枚舉。早期由邱琡雯（2000）的婚姻移民研究，指出在家庭的私領域中，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被期待必須接受「在地化」，亦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思維，且這些研究的視角往往受限於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models）的觀察模式（Rosario, 2008），預設婚姻移民是移民過程中的受害者（姜涵淋，2006；葉郁菁，2009；蘇芳儀，2006），較缺乏從能動性的角度看待婚姻移民女性。雖然在移民研究中，關於性別分析的重要認知已有上升之勢，但大多數的學者對於亞洲婚姻移民女性能動性的關注依舊很少。臺灣於近年來開始出現東南亞婚姻移民日常生活的抵抗與能動性的研究，然綜觀這些研究，其觀察的範疇大多是私領域（王翊涵，2010；沈倖如、王宏仁，2003；林開忠，2006；張亭婷、張翰璧，2008；馮涵棣、梁綺涵，2008），換句話說，針對婚姻移民女性從私領域跨越公領域的突破與開展所進行的觀察還是較缺乏的（賴淑娟，2011：77-78）。
傳統父權的意識形態下的性別分工，主張公私領域的二分邏輯──總將家庭視為私領域，將家務中的性別分工當成結構上必然的配合。但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則認為家庭是現代女性受到壓迫的主要來源，必須打破公／私斷然二分的觀念。儘管由於社會結構的改變與女性主義的興起，女性的權益也開始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但是現階段的性別互動仍舊深受傳統的性別分工觀念所影響。臺灣跨國婚姻的模式更是相當父權，婚姻移民女性成為再造父權體制的重要工具，在商品化跨國婚姻的不平等關係中，婚姻移民女性進入臺灣傳統家庭生活，成為家庭主婦，致使他們經常在私領域之中受到眾多約束。而尤其在私領域中，父權體制格外強調女性應有的傳統社會與家庭地位。婚姻移民女性更是長期處於被邊緣化的社會弱勢族群之中，他們不只是家中的生產機器，更成為社會中的隱形人口。因此，婚後這些婚姻移民女性即使擁有許多工作技能，卻受制於語言溝通能力，仍然被束縛在家庭私領域裡。無形中，往往導致社會大眾對婚姻移民女性的想像狹隘的侷限在私領域裡。
然而，按內政部統計數據估計，目前每日有十四萬餘名婚移女性正在臺灣社會公領域中貢獻其勞動力，足以打破一般人對婚姻移民女性沒有進入勞動市場的偏見。由於大部分透過商業交易之跨國婚姻中，臺灣男性之社經地位多處於某種弱勢的階層，使得其婚姻移民女性多半進入次級的勞動市場，從事本地人不願意承接之工作──而這種情況，也再次導致婚姻移民女性陷入某種受到汙名化與歧視性的勞動市場階級（王永慈，2005）。但是，他們通常既是參與公領域勞動的家庭經濟主要來源，同時也勝任承擔家務的角色，這一事實打破了傳統的性別分工想像。
事實上，婚姻移民女性的生活經驗經常在公私領域的界線上游移不定。國際商品化婚姻雖是全球分工與父權體制下的產物，但處於多重弱勢的地位、在社會結構的壓力下的婚姻移民女性，如若能夠透過自我或集體覺醒，再配合接待社會的種種反思和政策上的修改，或許能成為一種鬆動結構的途徑。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亦不可忽略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動性及其於日常生活中具顛覆的力量，權力的協商未必是集體性的平反，而是在日常的互動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善用社會網絡資源和社會活動參與中獲得的知識和力量，婚姻移民女性一步步地從私領域擴展至公領域，隨著時間與空間的延伸、人際關係的擴展、責任的多元化，她們將更自在地成為社區、勞動市場、消費場域及社群團體等公共空間的一員，並於多元空間展開的同時，在私與公領域之間來回穿梭。婚姻移民女性開始進行各項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的運用，她們不再受限於婚姻移民的身分，而能在有限的條件下，轉換其社會中的位置，做為一個社會行動者施展其自主性與能動性。
此書探索亞洲的跨國婚姻是否能使女性擁有自主性及能動性。在跨領域的思維下，我們試圖探討以下的問題：婚姻移民女性要如何運用自身在經濟、文化、社會方面的條件，來發揮他們的能動性？在她們進入接收國中的公與私領域時，她們要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身分？她們如何以自己的立場挑戰普羅大眾對於她們的誤解？此書將著重於婚姻移民女性的能動性、流動性、生存策略、身分建構機制和融入接收國之方法。由於之前大部分的相關研究都著重於單一地區的研究，然而，關於亞洲跨國的婚姻，跨領域和跨國比較等研究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此書以跨國比較分析，結合臺、港、澳、日籍學者，整合文學、文化研究、田野訪談、史料蒐集與分析、社會學統計等研究方法，希望藉由多視角來理解亞洲婚姻移民女性流動公私領域的生命經驗。因此，此書共分為六部分：
第一部分「早期的婚姻移民女性移動」的論文顯示，婚姻移民並非當代現象，蔡幸娟指出，早在魏晉南北朝之時，中國與邊疆民族，即因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進行和親，Susan Broomhall也提及，亞洲各地的女性們，因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展，透過婚姻進行跨越國土的疆界遷徙。
第二部分「婚姻移民女性的書寫與日常」，劉開鈴及金秀英以臺灣移往日本之女性辛永清為例，當她在異鄉遭受到婚姻與經濟困頓之際，將家鄉味化為生存的動力，也因此突破了公私領域的界限，重探女性能動力的可能性。游素玲則探討了婚姻移民女性如何將生命經驗化為創作，以臺灣婚姻移民女性為例，藉由書寫策略，形塑自我認同，建構社群以及落實政治實踐。此外，徐珊惠也指出，臺灣的婚姻移民女性，在消極抵抗臺灣社會傳統桎梏之際，將烹飪等休閒活動，轉化為新的能動力，進而拓展出一個在地異國休閒文化的經濟文化。
第三部分「何處是我家」討論婚姻移民女性的困境，唐文慧、王宏仁經由實地訪談，林怡君藉由紀錄片，呈現婚姻移民女性如何在異地的困境及與夫家的衝突下，突破婚姻與傳統的籓籬，重現自我增能與能動力。她們面臨的不同生存難題，也突顯了臺灣婚姻移民女性的異質性。
第四部分「婚姻移民女性的宗教與性別政治」，由宗教觀點討論婚姻移民女性，Samina Yasmeen以澳洲為例，911事件之後，各地興起的伊斯蘭恐慌，對於境內伊斯蘭裔移民女性的影響以及移民女性如何回應這些誤解。賴韋文、宋婧則以中國與緬甸的跨國婚姻為研究個案，檢視地緣政治經濟背景下，中緬跨國婚姻的歷史脈絡，並加以分析在宗教、政治等秩序框架中的性別與國家不平等。
第五部分「婚姻移民女性與政策協商」，石井香世子檢視了日本境內的亞洲婚姻移民女性的多樣性，也針對當局對現有統計數據的過度簡化，提出政策建議。除了臺灣婚姻移民之外，杜維真表示，香港跨境家庭對於母親與跨國婚姻第二代受到不同的社會對待，她也重新審視香港婚姻移民女性的公民權。陳麗君也提及，歸化接收國與否，也是婚姻移民女性對於自我身分選擇、辯護、認同與否等展現自主能動力的過程。而曾薰慧透過田野研究，揭開跨國婚姻仲介產業與政府單位禁令背後的權力角力。
此書的完成，首先要感謝WUN世界大學聯盟亞洲婚姻移民計畫團隊的成員，透過讀書會、系列演講、工作坊等方式，以整整兩年的時間，為這個議題貢獻出一己之力。感謝世界大學聯盟（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WUN）的肯定、國立成功大學的經費支持、婚姻移民姊妹們的參與；也感謝論文審查委員們、畫家郭世倫先生為我們設計封面、助理林怡君的行政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共同主編
游素玲、陳麗君 謹誌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