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警察。這麼說感覺好像要做什麼特別的聲明，或暗含某種不尋常的意義，但它只是我們習慣的說法而已。在我們這行，我們不會用「我是男警」或「我是女警」或「我是警官」這樣的說法，我們只會說「我是警察」。我是一個警察。我是警察，而我的姓名職稱是邁可．胡里罕警探。此外，我還是一個女人。

現在我要講的，是我所遇過最糟的一件案子。最糟這兩字，在我看來，當你身為警察之後，「最糟」就變成一種頗有彈性的概念。你難以固定「最糟」兩字的定義，它的疆界每天都在不斷往外擴展。「最糟？」我們會這麼說，「根本沒有『最糟』這種東西。」不過，對邁可．胡里罕警探來說，這件案子就是最糟的一樁。

刑事偵查局位於市中心，這裡有三千位同仁，分成許多部門、科室、小組和分隊。這些單位的名稱可說變化多端：組織犯罪、重大犯罪、人身傷害、性侵害、竊車、票據詐欺、特別調查、資產沒收、情報、緝毒、綁架、闖空門、搶劫……以及謀殺。這裡只有一扇扇上面標有「罪」的玻璃門，卻沒有一扇標有「孽」的玻璃門。犯罪的市民是攻擊的一方，而捉賊的我們則是防衛的一方，這就是一般人的看法。

陕

關於我個人生活的「十張牌」𤩐是這樣的：十八歲那年我進入皮特．布朗大學攻讀刑事司法碩士，但我真正的志願是第一線的工作。我無法按捺，便去參加州警考試、邊境巡警考試，甚至參加監獄管理員的測試。我全都考上了。我還參加警察特考，結果也一樣通過。所以我離開皮特．布朗，進入警察學校就讀。

剛開始我在南區擔任巡警，成為第四十四街治安維護單位的一員，我們徒步或駕警車巡邏。後來我到「老人搶案組」待了五年，其間我積極辦案，主動出擊偽裝誘捕，這讓我得以晉升為便衣警察。之後，我又通過測試，佩上盾形警徽調至市中心。目前我在「資產沒收組」服務，不過在這之前我在凶案組待了八年。我辦過不少命案，我曾經是個專辦命案的警察。

用幾句話來形容我的外貌吧。我的體型遺傳自我的母親，她可說走在她那個時代的前端，形象看起來頗似今日言必及政治的女性主義者。我媽幾乎可以在那種以核戰過後為背景的公路電影中𡡒，扮演窮凶極惡的男性惡漢角色了。我還遺傳了她的聲音，而且經過三十年的尼古丁薰陶後，這聲音低沉的程度更加嚴重。我的相貌遺傳自我的父親，這張臉很鄉土，平淡無奇，一點也不城市化，不過我的頭髮倒是金黃色的。我在這座城市的「月亮公園」區出生，在這座城市長大，但後來遭逢變故。十歲那年我便由州政府接手撫養，迄今我仍不知我父母人在何方。我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體重八十二公斤。

有人說最刺激的單位就是緝毒組（髒錢也最多），而公認最有樂趣的單位則是綁架案組（如果美國的謀殺案多半是黑人對黑人的話，那麼綁架案則多半是幫派對幫派）。性侵組有它的支持者，掃黃組也有其信徒，而情報組正如其名（情報無遠弗屆，揪出匿影藏形的壞人），不過，所有人都默認凶案組是老大。凶案組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這座規模屬於第二級、因那座日本人出資興建的巴別塔、港口碼頭、大學、最具有前瞻性的公司（電腦軟體、航太科技、生化製藥）、高失業率以及災難性的納稅市民搬遷而小有名氣的美國城市䔮，一個凶案組的警察每年可能要偵辦十幾件凶殺案件。有時你是這件案子的主要調查員，有時你則擔任副手。我承辦過的凶殺案件至少上百，破案率則剛好高於平均值。我能鑑識刑案現場，而且不只一次被稱為「優秀偵訊員」。我的文書工作做得棒極了，當我從南區調到刑事偵查局時，每個人都以為我寫的報告只有區級程度，但其實我老早就具有市級的水準了。不過我還是精益求精，追求百分之百完善。有次我完成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滿意的工作，針對發生在七十三街的一起棘手命案，根據兩名同為目擊者和嫌疑犯的口供，整理出兩份針鋒相對的筆錄。「比起你們這些人給我看的東西，」亨利克．歐沃瑪斯警司拿著我的報告，在所有組員面前說，「這才是他媽的雄辯，這是他媽的西塞羅對羅伯斯比爾。」我竭盡所能，務求完美。在我的警察生涯中，我大概處理過上千件不明原因的死亡案件，而其中大部分被證明為自殺、意外事故或疏於照料致死。因此我幾乎什麼場面都見識過了：跳樓的、分屍的、掩埋的、沉在水中的、渾身是血的、浮在水面的、舉槍自盡的、爆炸致死的。我見過年僅一歲被棍棒毆死的屍體，也見過九十歲還被輪暴姦殺的屍體。我還見過陳屍甚久，只能靠稱蛆蟲重量以推測死亡時間的屍體。然而，在我所見過的這些屍體中，沒有一具像珍妮佛．洛克威爾的屍體那樣，讓我刻骨銘心，難以釋懷。

我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我自己也是這個即將開展的故事的一部分。我認為有必要事先交代一下我個人的歷史背景。

到今天，四月二日，我認為這件案子已經「解決」——它結束了，完成了，被放下了。但是，這件案子的解答卻引出更複雜的問題。我已經把一個打得很死的結，鬆成一堆亂七八糟的線頭。今天傍晚我將和羅保利見面，到時我會問他兩個問題，而他會給我兩個答案，然後一切就算了結了。這件案子是最糟糕的一件，我納悶：只有我這麼認為嗎？但我知道我是對的。事情正是如此，千真萬確，沒有半點虛假。羅保利是這個州的「切割手」，我們是這麼稱呼他的。他為州政府做切割，他解剖切開人們的身體，然後告訴你這些人是怎麼死的。

我得先說聲對不起，為我所使用的不當言語、不健康的諷刺和我的頑固而道歉。所有警察都是種族主義者，這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紐約警察恨波多黎各人，邁阿密警察恨古巴人，休士頓警察恨墨西哥人，聖地牙哥警察恨印第安人，波特蘭警察恨愛斯基摩人。在我們這裡，我們痛恨所有非愛爾蘭人，或者所有不是警察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警察，無論你是猶太人、黑人、亞洲人或女人，而當你一旦跨進來，加入這個被稱為「警察」的種族，你就不得不去憎恨其他種族的人。

以下的資料和文件紀錄，是在過去的四星期中，一點一點地拼湊起來的。我得再說聲抱歉，因為文件中的時態可能不太一致（這很難避免，因為寫的是一個很近的死亡案件），出現的對白可能不太文雅。我想，我還應該為結局而道歉。我很抱歉，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對我而言，事情是開始在三月四日那天晚上，然後一天一天開展。我打算就用這種方式來說這件事。

三月四日

那天傍晚我一個人在家，我的男人托比參加某個電腦大會，出城去了。我還沒吃晚餐，獨自坐在沙發上，伴隨我的是「小組討論」筆記以及身邊的一個菸灰缸。當時是晚上八點十五分。我之所以清楚記得這個時間，是因為剛好有一班夜車經過，把我從瞌睡中驚醒。夜車那天來得早了些，每逢星期天總是如此。它搖動我腳下的地板，也讓我的房租向下直直滑落。

電話鈴聲響起。打電話來的人是強尼．麥克，或稱強．麥克堤奇警官。他是我在凶案組的同僚，一直擔任小隊長職務。他是個好人，也是個好警探。

「邁可？」他說，「我要告訴妳一件大案子。」

我說，好啊，說下去吧。

「這是件很糟糕的案子，邁可。我想請妳替我去告知一下。」

「告知」的意思是「告訴通知死亡訊息」。換句話說，他希望我去告訴某人，說他有某個親人死掉了。由他的聲音我可明顯聽出，有某個他們喜歡的人死掉了，而且死得突然，死得慘烈。我心想，我當然也可以說：「我不再幹這種事了。」（雖然資產沒收組其實也很難和屍體脫離關係）然後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會有一段類似電視劇才有的那種狗屁對話內容。他會說「妳得幫幫我」或「邁可，我求妳了」，而我會說「算了吧」、「門都沒有」或「少做夢了，老兄」，直到所有人都聽煩了，而最後我還是得答應下來。我的意思是，當你只能說「是」的時候，為什麼要說「不」呢？所以我只好再說了一遍：好啊，說下去吧。

「湯姆局長的女兒今天晚上自殺了。」

「珍妮佛？」我脫口而出，「你他媽的鬼扯！」

「我希望我是在鬼扯，邁可。但真的，情況就是這麼糟。」

「她怎麼自殺的？」

「點二二口徑手槍，塞進嘴裡。」

我沒吭聲，等他繼續說下去。

「邁可，我希望妳去告知湯姆局長，還有瑪麗蓮。馬上去。」

我又點上一根菸。我已經戒酒了，菸卻斷不了。我說：「珍妮佛八歲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

「我知道，邁可。所以妳懂了吧？如果妳不去，那誰去呢？」

「好吧。不過你得先帶我去現場。」

我走進浴室上妝，草率地像某個例行公事，擦桌拖地般完成。我癟嘴看著鏡中的臉。以前我可能還有幾分姿色，我猜，但現在我只是個大塊頭的金髮老女人。

沒多加思索，我發現自己已帶好筆記本、手電筒、橡膠手套，以及我那把點三八短管手槍。

一旦你當上了警察，你很快就得習慣那種我們稱之為「是，沒錯」類型的自殺案件。你打開案發現場房門，看見屍體，環顧整個房間，然後說：「是，沒錯。」但是，這次絕對不是那種「是，沒錯」類型的自殺。珍妮佛八歲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她是我喜愛的那種類型之一，也同時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寵愛。我看著她長大，愈來愈亮麗、愈來愈美豔，完美到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步。的確，我心想，這是讓人願意為之赴死的亮麗，是讓人願意為之捨命的美豔。這種美麗並不讓人覺得壓迫，或說，它僅帶有一點點那種亮麗美豔的女人自動散發出來的壓迫（無論她們是多麼平易近人）。她什麼都有，而且不只這樣，她所擁有的可說比別人更多。她的父親是警察，她那兩位年紀大她許多的兄長也是警察，兩個都在芝加哥第六區的警局。珍妮佛不是警察，她是蒙特利這裡的天文學家。至於男人……她隨手捻來，要多少有多少，CSU大學就是她的羅曼史基地。但最近——天啊，我不知道——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她一直和那個「頭好壯壯」的意中人同居——特雷德．福克納教授。這絕對不是一個「是，沒錯」的自殺案件，這是一件「不，有問題」的自殺。

我和強尼．麥克共乘一輛沒有警徽標誌的偵防車來到現場。這裡是惠特曼大道，各式獨棟或半獨棟的住宅，林立在寬闊的林蔭道路兩旁。在二十七街邊有一棟學院宿舍，我在這裡下了車，身上穿的是運動褲和輕便鞋。

照例，現場來了好多警車和警察。鑑識人員和法醫也來了，還有東尼．席維亞和奧坦．歐伯伊，他們全在屋子裡。現場還有一些鄰居，都是來圍觀的，完全不必加以理會。警車車頂警示燈光芒閃耀，制服警察在燈光下穿梭，我知道他們全被調來為這突發的重要案件奔走。在南區也一樣，你只要按下無線電開關說有警察倒了，就會出現同樣的景象。「倒了」這字眼，通常表示大麻煩，有時在一場追逐後倒在某個複雜巷弄，有時倒在某個倉庫地板，或雙手蒙眼倒在某個已人去樓空的偏僻毒品交易場所。每當有人發現有警察遇害後，所有人都會為了這位遇難的警察超時工作，並且用上種種特殊手段。因為這是屬於種族的事，這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攻擊。

我亮出警徽，在大門前的重重制服警察中開出一條通道。今晚的月亮很圓，反映太陽的光芒落在我的背上。即使是最多情的義大利警察，也不會在這種時刻詠歎月圓，你的眼光只會落在那超時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工作量。一個週末月圓之夜，而我們只能在急診室輪班支援，注視在外傷中心進進出出的人們。

在珍妮佛公寓的房門口，我遇到了席維亞。席維亞和我曾經合作過很多案子，我們就像這樣，一起站在許多突逢巨變的家庭中。不對，這次完全不一樣。

「天啊，邁可。」

「她在哪裡？」

「臥室。」

「你看完了？等等，別告訴我。我自己進去。」

珍妮佛的臥室就在客廳旁邊，我知道該怎麼走，因為我曾經來過這裡。這些年我可能來過十幾趟，有時替湯姆局長帶點什麼東西過來，有時是載珍妮佛去參加球賽、參加沙灘派對，或是部長的某個宴會。除了她以外，特雷德也曾經順道搭過一、兩次便車。儘管這是一種因職務而建立起的友誼關係，但我們每次在車上都很有話聊。我走過客廳，來到臥室門邊時，腦海突然閃過一個畫面。那是幾年前的一個夏天，歐沃瑪斯警司在裝潢完工後舉辦的宴會，我看見珍妮佛從她捧了一整晚的白酒杯上抬頭，對我微微一笑（那時除了我以外，幾乎所有人都醉了）。當時我想，她真是個容易快樂的人啊，整個人充滿上天的恩寵。我至少需要一百萬噸的威士忌，才有辦法讓自己燃燒起來，綻放出像她一樣半杯白酒下肚就釋放出來的那種令人神魂顛倒的風采。

我走進房間，將房門帶上。

照程序，是應該這麼做的：你必須以繞圈的方式緩緩進入現場，從最外圍開始，最後才是陳屍處。別誤會，我當然知道她在哪裡，儘管我的直覺說是在床上，但她其實是坐在一張椅子上。那張椅子就在房間的角落，在我的右手邊。除此之外，房間裡還有半掩遮去一半月光的窗簾、有條不紊的化妝台、蓬蓬亂亂的床單，以及一種淡淡的屬於肉慾的氣味。在她腳邊，有一個破舊的黑色枕頭套，另外還有一罐「303」噴霧清潔劑。

我說過，我早已習慣與屍體為伍，但當我看見珍妮佛．洛克威爾時，仍不免全身發熱。她全身赤裸坐在椅子上，嘴巴張著，眼睛仍水汪汪的，臉上帶著一種天真的驚訝表情。這個驚訝很輕微，一點也不誇張，就像在不經意中突然發現某個早已遺忘的東西似的。話說回來，其實她並不是全裸。噢，天啊，她動手的時候是用毛巾裹著頭的，就像你洗完頭打算吹乾之前的樣子。當然，現在那條毛巾已濕透了，變得完全血紅，看起來沉甸甸的，似乎重得讓任何活著的女人都無法支撐。

不，我沒有碰她。我只是專心寫我的筆記，畫我的現場素描，完全從專業的角度——彷彿我又被調回了凶案組。那把點二二手槍屁股朝上側向一邊，抵住一隻椅腳。在離開房間之前，我用戴著手套的手把燈關掉了一會兒，看著她的眼睛在月光底下閃閃發亮。刑案現場就像報紙上的圖案智力測驗，觀察差異，你就會發現錯誤。珍妮佛的胴體美極了，無法想像竟然有人的身體可以像這樣，然而，這之中卻有件事情不對——這個胴體是死的。

席維亞走進來，將凶器裝進袋子裡。然後刑事鑑識組的技師會來採指紋、測量距離、拍攝許多相片。接著法醫會過來，把她推走。最後，就是宣布她死亡的時候了。

我是一個警察。這麼說感覺好像要做什麼特別的聲明，或暗含某種不尋常的意義，但它只是我們習慣的說法而已。在我們這行，我們不會用「我是男警」或「我是女警」或「我是警官」這樣的說法，我們只會說「我是警察」。我是一個警察。我是警察，而我的姓名職稱是邁可．胡里罕警探。此外，我還是一個女人。

現在我要講的，是我所遇過最糟的一件案子。最糟這兩字，在我看來，當你身為警察之後，「最糟」就變成一種頗有彈性的概念。你難以固定「最糟」兩字的定義，它的疆界每天都在不斷往外擴展。「最糟？」我們會這麼說，「根本沒有『最糟』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