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紀錄：★榮獲2009年行政院新聞局第33屆金鼎獎「一般圖書類出版獎：最佳文學類圖書獎」

★榮獲2008中時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大獎

推薦理由：本書出入學術與創作之間，融合了評論、歷史與傳記，不但突破當前文學研究多半沿用西方理論，或囿於自身的視野；並將台灣文學帶入一遼闊、豐厚的天地。更以罕見的寬容與真誠氣度，揭示出，文學的本質正在於與土地和生命的深刻結合。　－－郝譽翔

〈火紅的詩猶在燃燒〉2-1　　／火光斧影橫跨二十年之後，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陳映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可敬的論敵……

中年以後，數度與陳映真錯肩而過，總是不期然擦出爆裂的火花，酷烈而熾熱地燒紅我的魂魄。滲入骨髓的那種炙燙，近乎煎熬，又近乎熔鑄；每當冷卻後，一個全新人格彷彿被澆灌成型。緋紅的記憶有些也許漸成餘燼，我竟無法忘懷兩人交會時瞬間光熱帶來的刺痛與騷動。火舌的交鋒，意識的交手，可能都為彼此烙下焦味的創痕，尤其為我煨燒出生命底層無可拭去的色澤情調。火光斧影橫跨二十年之後，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陳映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可敬的論敵。

說他是值得尊敬的敵人，絕無任何矯情。沒有他的存在，我的政治信仰與文學道路可能不會開出今天的格局。他走在前面，創造一個典範；無論是敬服或不服，至少都讓我找到更為從容的空間可以學習、反省並超越。生命中出現這樣一位能夠競逐的前行者，較諸同世代的許多朋輩，我應該感到幸運。只是我會到達一個與他決裂的分合路口，並非長話短說就可交代清楚。

如果我不曾有過在異域浮沉飄流的經驗，如果我不具勇氣批判傲慢的當權者，如果我未嘗接觸左翼思想，如果未能洞察虛構的中國圖像，如果我沒有決心投入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研究……，如果沒有那麼多如果，也許我至今還會繼續活在他的陰影下，一如少數幾位忠實的、憨厚的尾隨者。我終於向他發出異議的聲音時，一條背向的道路從此就連綿展開。

那時已逼近四十歲，苦惱的國家認同正絕情地撕裂並摧毀我。對一個耽溺於浪漫詩情的台灣書生，沉重的精神拷問遠遠超過脆弱心靈所能承擔。我開始嚐到雙重流亡的苦澀滋味：一是肉體的流亡，一是精神的流亡。在肉體上，我與青春年少的故鄉全然隔絕；在精神上，我與啟蒙以來的國家意識徹底決裂。游盪的身軀能夠找到僅有的救贖，唯歷史而已。一九八七的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我清楚意識到自己開始要打人生的下半場。整個前半生，我被迫與中國情結糾纏葛藤，虛擲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到了後半生，我決定主動追求一度是陌生的台灣意識。當我專注建構全新的史觀時，便立刻發現已經走上與陳映真的思考全然相反的方向。

在歷史事件的議題上，兩個截然不同的史觀發生嚴重衝突。我對事件的研究，可以說是從台灣左翼史的探索延伸出來的。以台共領袖謝雪紅的生命為主軸，當可發現台灣左翼運動自始就在日共與中共之間游移擺盪。這種歷史經驗，逐漸形塑了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主體。所謂日共路線或中共路線，從來都未涉及國家認同問題，而是如何通過路線策略的選擇，在技術上完成台灣社會解放。畢竟對於當時的左翼運動者來說，他們最大的關切是階級問題，而非民族問題。謝雪紅如此，蘇新亦復如此，階級問題獲得解決，台灣民族內部的問題自然也迎刃而解。我在研究二二八事件史時，也發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就在於求得社會的解放。介入事件中的左翼領導者，從來都未提出民族主義的問題，反而是社會民主的議題優先盤據他們的思考。



陳映真至東海花園拜訪楊逵

正是歷史的解釋，使我與陳映真正式決裂。他對台灣左翼運動與二二八事件的理解，性急地預設了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這不僅不符合史實，而且也違背了做為社會主義者的基本態度。當他的思考方式絕決地向民族主義傾斜時，他的左翼信仰與歷史知識終於證明只是淪為一種裝飾。但是，與他激烈對話的最初階段，我往往會落入他的馬克思語彙的陷阱。那種修辭學上的左翼立場，使我不能不把他視為台灣罕有的社會主義者。為歷史事件辯論時，我備極辛勞釐清台灣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脈絡。耗費許多精力去辨識左翼運動的歷史源流，我只不過是為了回答他在史料上的刻意混淆。因此，我在一九八七年與他發生的那場論戰，現在回顧起來，證明是徒勞無功。我錯誤地把一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視為一個忠誠的社會主義者。



不過，把那次論戰視為徒勞無功，也並不盡然。在戰火稍歇之後，我終於覺悟歷史記憶的重建已不容延宕。至少是受到陳映真民族主義立場的刺激，我有必要更謹慎思考如何構造當時正在撰寫的《謝雪紅評傳》。歷史問題的探求，我很明白，依賴的不是政治立場，而是回到基礎史料開啟再閱讀與再解釋。我以四年的時間寫出那冊四十萬字的評傳，有一部分其實是在回應陳映真對我的挑戰。有時不免會自問，如果沒有與陳映真點燃強烈的對話，我可能在研究台灣史的速度會放緩許多。心理上彷彿有強敵壓境，我不懈地構築工事，在知識與理論方面鍛鍊自己的思考。

就思想光譜而言，我應該是屬於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使用坊間的庸俗語言來形容，我的立場無疑是中間偏左。這當然是處於極為困難的位置。從左派的角度看，我也許被劃入右派；從右派的觀點看，我則可能被歸類左派。但是，意識形態的編派於我毫無意義。我較傾向相信，知識分子的重要精神絕非以標籤的方式就可輕易定義，關鍵就在他有沒有勇於實踐。知識的實踐，不可能僅僅使用修辭或辯論就可獲得。倘然不敢介入現實社會，不敢批判偏頗的權力，不敢表達真實的思考，則所有的口號與主張都將淪為空洞。

我與陳映真的另一個分歧點，便是看待台灣民主運動的態度。如果台灣史研究是我的知識實踐，那麼在一九九二年回台擔任民進黨發言人應該是我的政治實踐。在返台的前一年，謝雪紅傳記的書寫工程宣告完成，為我的台灣研究奠下初階的基礎。這本書也為我銜接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後殖民論述的思考，徹底洗刷了我前半生的脾性與惰性。畏怯地與政治運動保持淡漠的疏離，恐怕我這世代知識分子的共通病灶。許多人都習於暗地抱怨，在公開場合卻委屈地承受不同形式的權力支配。我決定縱身投入政治工作，其實有多重行動的暗示。當時，我最主要的對敵首推國民黨。然而，我接任政黨工作，也是為了向國內統派表示明確的立場。不僅如此，我也希望站在同樣的位置，對中共發出批判的聲音。



猶記得在一九八三年與陳映真會面於洛杉磯時，他顯然鄙夷我捲入海外政治的行動。臨走前，他拋下一句話：「有種的話，就回到台灣來吧。」我在一九九○年遠赴上海搜集謝雪紅的資料時，立刻受到中共當局的監視。對於一位手無寸鐵的台灣書生，竟然必須動員那麼多人手跟蹤，無非是他們收集了有關我的不少情報。其中的一位提供資料者，竟然是陳映真。我不訝異他視我為假想敵，更不訝異他在給上海的密信中稱我為「海外台獨大將」。我只是比任何一個時期看得更為清楚，歷史條件為我創造的環境是如此艱難而困頓。我更明白的是，陳映真對我的舉止進退瞭若指掌。我以具體行動回到台灣毅然與民主運動結盟，既是對當時歷史環境的公開答覆，也是為自己的精神枷鎖正式解套脫困。帶著一種「我來，我看，我征服」的快意，我無悔地縱浪在九○年代初期詭譎的政治漩渦。

做為一個左翼的自由主義者，我見證了那段時期的民主運動確實呈現亢奮的、上昇的狀態。正是在同一個時間，我屢屢看到陳映真寫了一些不算少的散論文字，對這個不斷崛起的運動表示輕蔑。無論把台灣選舉形容為「資產階級政治」，或是把民進黨的主張概括為「美式民主亞流」，都再也無法阻擋我的發言。我的心願只有一個，就是親身目睹一個威權體制的瓦解。就像一塊頑石那樣，我對自己的期待具有無比信心。歷史事實證明，當時我的賭注誠然押對了。陳映真的心情我相當可以理解，所以我也知道兩人之間的對話顯得特別遙遠。畢竟民主運動已經靠向勝出的這邊，而陳映真則在打一場不斷輸掉的戰役。

我在一九九五年選擇離開民進黨，只因已預見民主運動得勝的日子就在不久。我不是那種權力的追逐者，也不是與人相互取暖的那種人。終於決定離群索居，是因為我深深體會，倘然要繼續往前挺進，就必須回到知識實踐。開始站在教室講授台灣文學史時，我正要結束纏綿將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歷史的謎底就要揭開之際，我無需在權力現場停留。對照之下，我反而更加可以感受陳映真內心的焦慮。他在一九九六年組織了一些文章，編輯出版一冊《戰雲下的台灣》，公開為中國的武力侵略做合理化的解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所不認識的陳映真，先是驚訝，繼而憤怒。在這本書，他以許南村筆名撰寫一篇長文，題目是〈如果十五天‧七階段的戰爭終結中華民國的紀年〉。文字中的軍事用語與恫嚇修辭，已全然偏離他憂悒的、哀傷的小說風格，更是偏離他長年被尊稱「人道主義者」的封號。



〈奔流入海〉節錄　　／母親空茫的雙眼望著前方時，好像遺忘在遺忘裡……

（節錄）

……一九九二年我正式回到台灣，見證了世紀末政治的劇烈轉折。能夠出現在歷史現場，我有一種無以言宣的快意。畢竟那是等待許久的時刻，等待著目睹一個威權體制的倒塌。我知道那個時刻一定會到來，絕對不可以缺席。

母親掩飾她內心的焦慮，縱然她為我的無恙歸來感到無比喜悅。我與父親似已達成和解，卻還是未得到他的諒解。回到台灣，我繼續參加政黨活動的事實，使他們還是處於不安狀態。

每次回到故鄉左營，我總是希望為他們做口述歷史；談話時，我會作筆記，並且為他們拍照。面對鏡頭，母親很不習慣，有時還會出現一種羞澀。她留存的相片中，幾乎都沒有開朗的微笑。我最喜歡的一幀，是她在一九四二年婚後不久拍攝的。因為是非常難得，我尤其偏愛。母親不是美女，也未接受中等教育，但自有一份矜持的氣質。捲髮後梳的那張寫真，她穿著碎花洋裝，側臉望向前方，這幀照片留下生命中罕見的時刻，不久之後便已烽火遍地。所有的照片中，再也找不到如此容光煥發的身姿。



我十七歲那年，曾經遭到一次情感的挫折。為了撫慰我的傷口，母親來到房間與我長談。記憶中，那是我與母親僅有的一次私密談話。她是來自台中大甲鄉下的女性，懷抱過青春少女的夢想。生活的困苦，使她過早失學。在高雄日本人經營的百貨公司，她謀得店員的工作。如果不是生活過於辛苦，她不會選擇那麼早就結婚。沒有婚姻的羈絆，她很有可能變成現代的職業女性，可以完成許多抱負。婚姻迫使她必須扮演傳統女性的角色，少女時期的夢想終至被輾壓得支離破碎。

她有許多秘密與故事，常常在不經意之間洩露。計畫中的口述歷史若能完成，家族史的建構應是可以欲求的。然而，父親驟然去世，失憶症又擄走了母親，許多故事都成為懸案。在遺忘還未完全佔據她的心靈之前，母親有時突然會使用日語，回憶在大甲的歲月。

記憶非常神秘，往往由蟄伏狀態冒出。從優雅的日語，我大約可以推測她曾經有過開朗的少女時期，但非常短暫。她的夢，她的抱負，也許都是在那段日子形塑。有兩個場景不時浮現，一個是她沿著河岸走到鎮上，唱著帶有喜悅音符的歌曲；一個是她把日本寄來的雜誌送到日本人的宿舍，兩個場景都是發生在書店工作的時期。沉緬在記憶時，母親的臉龐綻滿微笑，彷彿有一支幸福的歌緩緩釋放出來。她不斷回到那樣的記憶，暗示了那可能是生命裡最快樂、最沒有苦惱的短暫歲月。

如此稀有的記憶，現在也都緊緊關閉，被鎖在沒有出口的幽室。我回來太遲，在無名神祇收走記憶之前，來不及回到母親的身邊。不知姓名的神祇並不是懲罰母親，而是惡意凌遲著我，讓我牢牢記得曾經對母親的傷害，讓我無法得到她的諒解，讓我眼睜睜看著她被監禁在透明圍牆的背後。

歌劇到達尾聲時，合唱的聲音宏亮響起，布幕緩緩降下，燈光逐漸轉暗。莊嚴的告別儀式，使每位觀眾都可預期故事的即將告終。那是受到祝福的劇場，心靈領受著洗滌，身體接受著音樂的撫慰，那樣的結束使故事進入圓滿的境界。

母親的故事卻是沒有結尾的劇情，歌聲驟然終結，燈光突然打暗，空曠的劇場只剩她孤寂的身影站在舞台。掌聲默然，音樂中止，故事是沒有結束的結束，是沒有續集的續集，是錯愕之後的錯愕。故事全然付諸流水，急湍洶湧，怒潮無情。她還坐在眼前，記憶卻已被沖刷得乾乾淨淨。失憶症挾持她隨波揚長而去，不再回首。我呼喚她，不斷呼喚她，母親毫不回首，奔流入海。

〈火紅的詩猶在燃燒〉2-1　　／火光斧影橫跨二十年之後，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陳映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可敬的論敵……

中年以後，數度與陳映真錯肩而過，總是不期然擦出爆裂的火花，酷烈而熾熱地燒紅我的魂魄。滲入骨髓的那種炙燙，近乎煎熬，又近乎熔鑄；每當冷卻後，一個全新人格彷彿被澆灌成型。緋紅的記憶有些也許漸成餘燼，我竟無法忘懷兩人交會時瞬間光熱帶來的刺痛與騷動。火舌的交鋒，意識的交手，可能都為彼此烙下焦味的創痕，尤其為我煨燒出生命底層無可拭去的色澤情調。火光斧影橫跨二十年之後，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

遺忘比記憶還要長，還要寬；長如巨浪，寬如大海。遺忘席捲而來時，舖天蓋地；揚長而去後，杳然無蹤。遺忘的力量有多大？恐怕不是世間的任何創造所能比擬。創造是從無到有的誕生，遺忘則是從有到無的消失。所有的曾經發生，在遺忘之後，都變成從未發生。遺忘比死亡還可怕，死亡是肉體消逝後，還有可能留下記憶；遺忘則是生命猶存時，一切不復存在。

到達六十歲時，不能不開始面對遺忘的問題。當歲月還在青春華年，幾乎有一種野心要把所有的記憶都保留下來。一張枯萎的葉，一幀泛黃的照片，一首未完成的詩稿，一封被退回的信箋，如果不是存放在抽屜，便是夾在偏愛的書籍。這裡那裡，隨時可以發現逝去的時光。過了很長的日子之後，竟然忘記那片夾在書冊的楓葉是在何時拾起。翻閱日記偶然與殘缺的詩句相遇，卻無法推測當初書寫時的心情。留下的各種標記、暗示，原是為了備忘，最後都注定付諸遺忘。





年輕時，對於自己的記憶具有無比信心。每當撰寫論文，都可以憑直覺去尋找史料在哪本書的哪幾頁，甚至還可以記住每本書的出版年代與地點。雖然不敢宣稱擁有照相記憶術，對於自己的大腦容量卻帶有幾分自豪。跨過五十歲之際，這樣的信心卻不免發生動搖。尤其是那年從塵封的箱底發現三十年未見的日記，重新閱讀之後，才驚覺那些白紙黑字的紀錄在記憶裡竟是一片茫然。確信那些字跡都是屬於年少的自己，但無論如何推想，都無法相信其中的記載曾經在生命中發生過。時間使人產生恐懼，伴隨而來的遺忘更是陌生得可怕。

終於不能不相信，記憶的容量確實有其極限。生命在什麼時候臻於巔峰，如今已不能確知；不過，真正意識到遺忘襲來時，才迫使自己必須承認，生命早就跨過它的峰頂。真正感受到遺忘的寬度與長度時，生命已呈傾斜狀態，而且越來越陡峭，以至容許時間挾泥沙俱下，加速帶走欲留未留的記憶。

曾經覺得蒼老將至，卻不知已然降臨。記憶釋手而去時，遺忘就要統治無辜的靈魂。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內心暗自提問：什麼是遺忘，什麼是記憶？

記憶應該是肉體的一部分，黏附在骨髓，在肌膚，在血脈，在無意識的某一深處。記憶也應該是具有生命，在心臟裡跳動，在肺葉裡呼吸。或者可以這麼說，記憶是生命的保險櫃，可以使用自己的密碼打開，隨時取出閱讀鑑賞。記憶一息尚存時，生命就會覺得很安全。但是，那樣的安全，並不是終身保險。

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遺忘以神秘的方式潛入體內，沿著血管、肌膚，侵入心臟與肺葉，逐漸盤據記憶的版圖。遺忘之來，含蓄而謹慎，無聲無息地滲透、剝離、分裂、遮蔽，讓記憶在安逸的節奏裡次第消失。從來不曾覺得肉體失去了什麼，在回首時，一切竟全然消失，連同記憶的密碼也一併失去，再也打不開生命的保險櫃。

遺忘是一種擦拭的藝術，把靈魂底層累積、沉澱的痕跡擦得乾乾淨淨；比空白的鏡面還明亮，比無波的湖面還平靜，而且不容一絲一毫的倒影。一塵不染的鏡子與湖水，鑑照的是生命中的一無所有。

有時會情不自禁踮起腳尖，極目眺望最早的記憶。三十歲之前的生命經驗，如今已罩上一層蒼茫的霧，只依稀辨認一隻瘦小的靈魂。較為清晰的影像，大約出現在青春後期的生命階段。必須要到三十歲之後，記憶才逐漸明朗，卻掩飾不住它的殘缺與畸零。就像一張拼圖，由於遺失太多碎片，只能看到模糊的形象與輪廓。過了半生，還能保存一些線索，彌足珍貴。

三十歲，是知識漸臻成熟的生命標記，牽引著後半生的思維模式與價值觀念。在三十年前的另一端，知識所燃起的光與熱，即使到今天還可以感受它的餘溫。三十年來的流離漂泊，地理與心理都同時穿越劇烈的變化，卻未嘗使知識的追求發生斷裂。縱然曾經陷在歷史與文學兩種領域之間的拉扯、掙扎、頡頏，當年的知識訓練與審美原則，對於後來的生命卻仍然釋放無窮盡的暗示。知識的建構，應該都是從那個時期以後，才漸漸有秩序、系統可言。

不能夠與生命發生交感對話，知識就不是知識。知識一旦在靈魂深處造成顫慄與震動，才有可能刻骨銘心地保存下來，因為它已化成情感的一部分，甚至也滲入骨肉，徹底與生命結合在一起。有了這樣的體悟，才終於明白三十歲以後的記憶為什麼不容擦拭。記憶原來是伴隨著知識的感應而進入體內，在許多交叉路口，徬徨之際，因為思考受到點撥，精神獲得提升，使生命發生重要轉折。從此對人間、對世界看得更為清楚，從此對於情緒上的悲喜才知道如何恰當處理。在知識與情感的基礎上，記憶才有能產生意義。

通過三十歲的閘門，年少時期的狂喜與狂悲慢慢退潮，風停水靜的歲月次第進駐生命。在情緒上保持均衡對稱的狀態，從而舉止進退也有某種的節制，豈非都是在微近中年的階段宣告完成？今天的生命樣貌，應該都是在三十歲初期塑造了雛形。生命中如果有所謂的情調與脾性，想必也都是鑄造於此。

那絕對不是依賴一個人的力量跨過那一道閘門。知識的成長與成熟，當然有待長者與朋輩的扶持。尤其是選擇走上文學的道路，更不可能是反諸求己。文學之路，原是生命中的一個意外，從未在青春時期夢想過。蓄積了足夠的意志才投入文學知識的追逐，需要多少內在的背叛、割捨與猶豫，又需要多少外在的暗示、鼓勵與首肯？終於決心坐下來好好思索這個問題時，才發現有些記憶開始出現模糊混沌的狀態。坐在向晚的窗口，望見滿天夕陽如洶湧的酒色，始知文學如夢不再僅僅是一個夢，而是現實中具體的行動與求索。許多早年的憧憬，如今已都凝鑄成一首詩，一篇散文，一冊專書。生命的質感不斷加深加寬，全然是由於追逐之後，虛幻的夢都被砌成不碎的意志。如果沒有遇見道路上的啟蒙者與提攜者，如果沒有得到他們身教言教的啟示，也許對於文學的信心恐怕不會如此堅定。

在遺忘全面統治之前，鏤刻在記憶裡的線索與痕跡，似乎可以協助重建歷史的現場。論敵帶來的傷害，或是諍友提供的批評，無非都是在劈削靈魂的多餘與殘餘，使思想更趨周延，使審美更臻完整。在六十歲這一年，陸陸續續寫出了二十位人物的形象，都不免是屬於選擇性的記憶與創造性的遺忘。以自己最喜歡的方式保留最佳狀態的印象與感覺，絕對是不符合回憶錄的範式。情怯，是因為在回想過程中，總是帶著尊崇與敬畏的心情去追索。忘卻，是因為事情發生過於長久，再也不可能保存最翔實的記憶。無論那年的真實有多真實，柔軟的文字與衰弱的思考都不能確切承載。願意以自認為最恰當的形式來追憶，就可視為生命的重要環節，是不可分割的靈肉。縱然初入暮年，情感的起伏波動竟然還是不止不息。記憶的力量有多大，於此得到印證。留下的這些記憶，經過書寫後，從此獲得昇華。所有的詛咒化為祝福，一切的傷害鑄為勳章，而領受過的喜悅也變成永恆。

陳芳明

2008年6月13日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遺忘比記憶還要長，還要寬；長如巨浪，寬如大海。遺忘席捲而來時，舖天蓋地；揚長而去後，杳然無蹤。遺忘的力量有多大？恐怕不是世間的任何創造所能比擬。創造是從無到有的誕生，遺忘則是從有到無的消失。所有的曾經發生，在遺忘之後，都變成從未發生。遺忘比死亡還可怕，死亡是肉體消逝後，還有可能留下記憶；遺忘則是生命猶存時，一切不復存在。

到達六十歲時，不能不開始面對遺忘的問題。當歲月還在青春華年，幾乎有一種野心要把所有的記憶都保留下來。一張枯萎的葉，一幀泛黃的照片，一首未完成的詩稿，一封被退回的信箋，如果不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