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難民，並在印度追隨他們的活佛，西藏人首先必須穿越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形。自從達賴喇嘛於一九五九年出亡以來，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人徒步，如同普蘭‧多傑穿過尼泊爾西部的高山隘口。不過今天，喜馬拉雅山的小徑到處都是被收買的線民，如果難民從陸路過來，他們必須先到青藏高原南緣的破舊邊境城鎮，而且會遇上滿是泥濘的坑洞和壅塞的交通。
幾十年來，最繁忙的邊城是一個叫做科達里（Kodari）的小鎮。儘管科達里位於友誼橋國際邊界的尼泊爾這一側，但是它更像是一個中國村莊，而不是尼泊爾的城鎮。在塵土飛揚的主要街道上的酒吧，客人喝的是青島啤酒，餐廳供應米飯和四川酸辣麵。店主講普通話，賓館大廳收音機播放的是京戲。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尼雙向交通是互利的。但是在科達里，「友誼」不僅僅是一座橋梁的名稱，也是一個不形諸筆墨的反移民戰略。
二○○八年，由於一系列抗議活動抓準奧運會時機發動，北京加強對西藏地區的安全措施，沿著中國南部邊境也強化安全措施。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陸路成為負擔，大過經濟動脈的意義。北京方面力促加德滿都官員抑止跑到國外尋求新生活的西藏人，於是科達里受到新的審查。這個高海拔的邊境哨所，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達賴喇嘛告訴我的「祝福」的焦點。截至二○○九年底，從中國控制的西藏進入尼泊爾這個民主國家的西藏難民，人數已從幾年前的三千五百人高點下降至只有八百三十八人。
二○一○年二月，媒體頻傳在這個全世界最險峻的邊界，西藏尋求庇護人士頻繁遭到逮捕，甚至遭到射擊之後，我慫恿內人茱迪塔（Judita）和我一起去度假兼工作。我想要親眼目睹凍結移民入境的情況，稍為了解西藏天堂淪失的近況。在加德滿都逛了幾天尼泊爾寺院和粉刷過的佛教舍利塔之後，我們雇了一位司機帶我們開車三個小時，向北走到鄰近西藏邊境的一個峽谷的生態探險營地。尼泊爾的河流水勢湍急、形如犬齒的山峰交錯，是喜愛冒險活動人士的天堂。窩在邊境度假村（Borderlands Resort）帆布帳篷和茅草餐廳裡的大部分客人要往南走，去玩高空彈跳和水上泛舟。我們則朝另一個方向前進，向北挺進十英里。
茱迪塔和我在近午時候抵達科達里。我們上坡走過綠色窗戶的商店，只見猴群在屋頂上跳來跳去。其中一隻頗有威脅，朝我們的方向扔石頭。當天的第一批貨車隊正等著開車向北駛入聶拉木、定日和日喀則，以及尼泊爾和拉薩之間的其他藏族城鎮的市場。東邊是德拉姆（Dram，中國人稱之為樟木鎮），跨過形成自然邊界的急流，陽光從中國海關大樓的窗戶折射出來。
科達里本身就是一個旅遊景點：人權組織、新聞記者，以及任何一個好奇的人都可以來這裡，看到生活在一個共產主義大國和一個艱苦掙扎、貧困的民主國家之間邊界的景況，體會到實質的、意識型態的和地緣政治的重大分歧。我本能地伸手去拿相機，但是還未定好取景之前，一個身穿便服的年輕中國男子從路旁一輛卡車後面走過來，揮舞著他的食指。他指著相機用普通話喊道：「不可以。」當我問為什麼，也就是他有什麼權力禁止我在尼泊爾土地上拍照，他答了一聲「間諜」。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吹噓他是間諜，或是指控我是間諜。不管他是何意，我收起相機。
在我退讓之後幾秒鐘，一位目睹對話經過的尼泊爾軍官走出來。他用英語說：「跟我來。」把我們帶到一輛卡車後面，脫離那個真正間諜的視線。他指著橋的北側說：「這裡不錯，適合拍照。」我拍了幾張坦白講平淡無奇的橋梁照片，並且感謝他之後，他掏出錢包，拿出一張十盧布鈔票，問我能不能換成盧比。這是一個巧妙的手段來為幫我拍照索取賄賂，也是在中國和尼泊爾邊界共存的另一種方式。
這不是新聞記者最後一次在尼泊爾邊境感受到中國法令的威力。二○一二年二月，中國警察跑到科達里執法，痛揍一名採訪西藏難民故事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攝影記者。CNN在世界各地播出的畫面顯示，中國警察跑過來，抓住記者的攝影機，而尼泊爾官員袖手旁觀。與他們處理我與中國特務的接觸並無不同。禁止拍照或許具有顧及國家安全的正當理由，這種策略卻很罕見地承認，在科達里這塊尼泊爾領土，至少中國的規定有效。
我們第二天回到加德滿都，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興趣想要了解中國在這個民主小國中對西藏人有多大的控制力道。我決心採訪尼泊爾政府官員、西方援助工作者、人道主義團體和西藏難民，以便了解中國的爪子在西藏問題上抓住尼泊爾人有多深。然而，我想採訪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官員，卻從未得到使館回覆。這些採訪有許多都是祕密進行，躲在咖啡館的黑暗角落，輕聲細語交談，甚至貼著耳朵低語，而且還得先打量四周是否有人可能在偷聽。
那段時期有一次談話很巧妙地掌握到不祥的氣氛。三月九日是一年一度紀念一九五九年西藏起義失敗日的前一天，一位活躍於西藏獨立運動的年輕藏人向我表達，他對達賴喇嘛對尼泊爾生活的描述之看法。我答應他在加德滿都人口稠密鬧區的一個不起眼的酒店的頂樓祕密碰頭，他才答應見我。他說，他擔心中國間諜可能正在監視，記錄他的一舉一動。我剛剛在科達里遇到一個中國間諜，可以理解他的擔憂。
他把一隻手放在臉上說：「尼泊爾政府是這樣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西藏問題對他們來說是很划算的好買賣。」
他肯跟我說話的條件是，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和身分。他補充說：「過去兩年，中國官員經常來這裡拜訪，承諾很多東西，譬如興建水壩、道路。這些全都是由於西藏問題，他們得以討價還價。」他認為，從大局來看，像他這樣的西藏人是隨時可以犧牲的。
我在二○一○年春天前往尼泊爾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要參加尼泊爾境內西藏人為三月十日舉辦的週年慶活動，全世界各地西藏流亡人士在這一天都舉行活動紀念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失敗，導致其精神領袖逃亡到印度。達賴喇嘛告訴我，尼泊爾是北京搞「祝福」的重心，隨著中國干涉日益增強，我確信不會有任何免費通行證，允許遊行反對尼泊爾政府支持的「一個中國」政策。跨越這條紅線會有嚴重後果。
在這一天的活動之前好幾個星期，尼泊爾的安全部隊已經透露遏制藏人抗議活動的意圖。每天早上都有關於西藏難民被捕和被拘留的新報導。有人被毆打；所有被捕的人都被迫支付鉅額罰款才能出獄。當時西藏流亡人士「非官方」政府駐尼泊爾代表純列‧嘉措（Trinlay Gyatso）說，這些整肅動作的目的是呈現一個明確的警告：任何參加遊行，反對中國的西藏人都會受到懲罰。（所謂「非官方」是因為他的辦公室雖然公開活動，技術上尼泊爾前國王在二○○五年已經下令關閉；這是屈從中國要求的另一個跡象。）
純列‧嘉措表示：「年輕的藏人，他們將嘗試示威遊行。他們會到中國大使館前面示威。他們也將會遭到逮捕。」
三月十日早晨，加德滿都谷地西藏僑民聚居中心的布達納特（Boudhanath）社區早早就醒來。各方預計會爆發衝突，觀光客、人權工作者，和新聞記者占據了轉經筒上方的高位置。一連幾個小時，我蜷縮著身體靠在一堵牆壁邊，透過我的尼康（Nikon）照相機望出去，穿著防暴裝備的一群尼泊爾警察揮舞著警棍，把數十名藏人難民抓進監獄。在一輪猛攻中，警察竹棍的破裂聲與年輕僧侶和發簡訊的青少年的尖叫聲混合在一起。西藏人抱頭怕被打到臉，許多人鬼哭神號被拖入警車。前一天和我祕密談話的那個年輕人，也在被捕者行列中。
在那個悽慘的下午之後，每次談話都讓人更深入一層了解，中方的「安全措施｣如何覆蓋在西藏人身上。一名聯合國人權官員表示，中國正在出錢將尼泊爾軍隊編組成移民查驗部隊，以便拘捕出亡的藏人，或者在中國動粗抓人時袖手旁觀。一位西方外交官證實，每年中國花費數百萬元人民幣，用在購置防毒面具、警棍和防護裝備，讓尼泊爾鎮暴警察日新月異。那一年在加德滿都布達納特社區佛塔用來修理藏人的裝備，說不定也是中方供應的。他說，中方的目標是制定戰略，關閉長期以來作為西藏朝聖者和外界交通往來的此一貿易路線。
到二○一○年初，中國的做法得到了回報：西藏境內的藏人幾乎完全被切斷逃往尼泊爾，再轉進印度，長久以來這條邁向自由的通路。這個封鎖行動持續不斷進行十多年。富裕的藏人仍然能離開西藏，用偽造的文件、搭飛機逃往西歐或北美。但是對於那些沒有錢或沒有辦法的人來說，中國緊縮邊境之後，交通量大大減緩，西藏境內大多數想要離開的藏人都被困住了。
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尼泊爾媒體的報導，證明了北京的運作是多麼地成功。在尼泊爾當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緝捕西藏難民的移民行動當中，尼泊爾軍隊在藏、尼邊境逮捕十七名藏人，男女老幼都有。報紙說，這十七個人可能面臨「被驅逐出境送到西藏」，他們很可能被關進中國監獄坐牢十年以上。尼泊爾移民事務部調查官迪帕克‧錢德（Deepak Chand）解釋，逮捕行動的目的是殺雞儆猴，向其他可能尋求庇護者發送訊息。
迪帕克採用一反常態的直言不諱的語言，描述對他的國家具有雙邊重要性的這個問題。他說：「中方希望尼泊爾成為試圖逃離西藏的藏人的流沙；不希望他們跑到別的地方。」迪帕克補充說，通過政治壓力和脅迫，中國「試圖以砍頭方式來殺鵝」。
幾個世紀以來，尼泊爾和西藏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密，甚至有如家人。西元七世紀，尼泊爾公主波利庫姬（Bhrikuti Devi，譯者注：藏人稱尺尊公主）嫁給第一位西藏皇帝松贊干布，一般認為她推動將佛教引入西藏，成為西藏的官方宗教。這位尼泊爾公主和她的丈夫監督興建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兩者都是西藏最重要的建築物之一。大昭寺今天仍保存著尺尊公主出嫁時帶來的圖像和雕像，至為神聖。
但是，如果說尼泊爾與西藏人民的關係和承諾一度以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原則所引導，那麼這個時代是以現代尼泊爾國家的建立而宣告終結。事實上，這兩個國家近代的歷史充滿著邊境戰爭和領土小衝突，包括一八五五至五六年的一場短暫戰爭。
共產中國的崛起促使加德滿都當局必須選邊。初期，尼泊爾政府支持西藏人。在一九五九至八九年，尼泊爾政府甚至承認，並把越過其北部邊境而來的藏人註冊登記為「難民」，這是印度從未做過的事情。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也就是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同一年，加德滿都改變了方向。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後來得出結論，「尼泊爾國王在與中國達成外交和解」之後，於一九八九年「停止允許西藏難民在尼泊爾永久定居」。從此以後，尼泊爾和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達成一項不具約束力的「紳士協議」，承諾讓來自西藏的難民「安全通過」繼續前往印度。但是就官方正式立場而言，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西藏難民不再被允許在尼泊爾定居。
二○一○年二月，在尼泊爾邊境小村莊拉瑪巴嘉（Lamabagar）被捕的十七名西藏男女老少，是第一批嘗到這項協議有多麼不夠紳士的苦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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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瑪巴嘉位於科達里邊境關口以東二十英里，它所在的山谷風景如畫，有從巨岩鑿成的房屋，層疊的河流和花崗岩山峰，充斥著線民和中國守望者。從海拔七千英尺高的草原只需要步行半天就可以到達中國邊境，這是西藏和尼泊爾商人已經走了好幾百年的老路。在二○一○年初，它也是中國不讓西藏人出亡的前線。
前幾天我在科達里和中國特務的互動激起了我的興趣，想要追索中國針對西藏難民發動軟實力戰爭的實體物證。因此，我從當地報紙上讀到十七人被捕的消息之後，決定測試尼、藏邊境實際上對試圖跨越過它的男男女女有多麼危險。（茱迪塔因為吃了未煮熟的西藏肉餡水餃引起痢疾，留在首都休養。）中國大使館武官陳忠將軍（譯音）在前一天已經前往拉瑪巴嘉；消息人士告訴一名尼泊爾記者，陳將軍有意阻止西藏人進一步越境進入尼泊爾領土。尼泊爾移民官員也告訴我同樣的消息。
從加德滿都開車一整天之後，路在小村莊波德（Bodle）到了盡頭，次日我們又步行一整天，到達村莊時已經是晚間。當時，中國人正開始興建一座水力發電廠，日後終於把路開通到邊境哨所，但是在二○一○年初，進出山谷的唯一途徑是塔馬柯希河（Tamakoshi River）上方蜿蜒的驢馬小徑。。
當我們疲憊不堪來到以圓形巨石和松木橫梁蓋成的泥土地小屋時，我們的尼泊爾嚮導尼瑪（Nima）找到一位終其一生都住在拉瑪巴嘉的前任村長。一九九○年代末期，當中國官僚擬定政策文件譴責「達賴集團」試圖分裂祖國時，尼泊爾農民彭巴‧諾布‧席帕（Pemba Norbu Sherpa）在山脈的另一邊與藏族牧民交易牛油和犛牛肉。現年四十四歲的彭巴擔任拉瑪巴嘉的最高民選官員有十年之久。
彭巴的房子因為缺電而一片漆黑，午後的太陽在狹窄的活動空間投下長長的陰影。角落擺著一個小爐頭，升火取暖。他的妻子歡迎我們進去，一個孩子跑到梯形的大麥田裡去找他父親。幾分鐘後，一個穿著格子襯衫的矮胖男子走進來，朝我微笑，然後坐下來。
通過翻譯，我們聊起山谷的生活，以及他的村莊與邊境另一邊藏人的關係。我坐在一張低矮的沙發上，上面鋪著一塊以手工染色的犛牛毛編織而成的藍白色的藏式毛毯。他坐的椅子也有相似的遮蓋物。我們啜飲一種西藏人最喜歡的奶油加鹽的茶。
一九九六年，尼泊爾和中國之間簽署協議，允許邊境地區的居民不需簽證或護照即可自由來去，進入對方三十公里，即十八英里深的地區「進行小額交易，拜訪朋友或者親屬，或季節性變更居所」。協議訂定，他們不需要護照或簽證，「但應在邊境檢查站，或第一個遇到的對方政府之職掌機構辦理登記」。為期十年的協議續簽了兩次，但即使到期後，西藏人也將它當作可以再深入旅行的依據。
拉瑪巴嘉到處看得見這些文化和政治關係的證據：藏文的經幡在風中翻動，紅色、黃色和藍色的祈禱石整齊地沿著主要的人行道排列，上面雕刻著藏文。二○一○年，邊境兩邊的商人仍與對口商人每個月舉辦商會會議；彭巴說，他前幾天才參加過一次會議。一九八○年代後期，一名尼泊爾研究人員統計出拉瑪巴嘉有九十五戶家庭，大約四分之一是藏族民族，並奉行藏傳佛教。
但是，正如彭巴所說，很明顯他把北方鄰人只當作是商業夥伴，而不是文化或宗教平等的對象。有些西藏人是貿易商，因此很有價值。彭巴說，另外一些人如康巴人（Kampas），則是麻煩製造者；康巴族是來自東部康省（Kham）的西藏人，以驍勇善戰聞名。
彭巴重複了中國經常提出的一個共同論點，特別是在反駁西藏人普遍和平，不搞暴力的說法時會強調的論點：這些西藏人曾經替美國情報機關扛槍枝、當傭兵。一九六○年代末期，也就是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的前幾年，中央情報局的祕密作戰已經鳴金收兵，但是中國繼續利用這段歷史來責備西藏領導人（歷史學家指出，達賴喇嘛個人從未批准過中央情報局領導的計畫），並醜化華府在全球攪局、搞霸權。參與此一計畫的戰鬥人員現在都已是七旬以上老人，他們仍然住在尼泊爾第二大城市博卡拉（Pokhara）附近的難民營。亞洲安全事務專家強納森‧霍爾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指出，他們的繼續存在是中國認為「西藏人集中住在鄰近國家，代表潛在的反共堡壘」的原因之一。
對於彭巴來說，幾天前被捕的十七名男女老少與從前的自由鬥士沒有什麼不同。他說：「當然，我們必須逮捕康巴人和其他試圖逃亡的西藏人。康巴人支持達賴喇嘛。中國不喜歡。」
彭巴說，他前幾天沒有看到這個大團體走過他家客廳前方，他也不知道他們來自哪裡。（我後來才知道，他們不是來自東邊更遠的康區，他們是來自邊境對面的西藏城鎮。）他們或許借夜色掩護溜進來，往山谷深入幾里路被逮捕了？他似乎知情地暗示，他們或許在更靠近拉瑪巴嘉的地方被抓到，然後交給警方領取獎金。彭巴說：「尼泊爾警方將西藏人交給中國，可以得到一些錢。」他並沒有詳細說明他如何知道這種跨國收賄的細節。維基解密（WikiLeaks）在網路上發布美國國務院一份機密電報，電報提出類似的說法：中國經常提供「財務獎勵」，鼓勵尼泊爾人送回企圖跨越邊境的西藏人，但是電報沒說多少錢。
我盯著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前任村長，他的客廳離西藏比他自己國家的首都更近，他對茶和室內設計的品味肯定更傾向西藏風味，並且堅信尼泊爾的邊境城鎮充斥著檢舉達人。尼泊爾人站在收錢這一方（甚至彭巴都有可能，但是我們無法確切知道），使得西藏人斷送了自由和生計，也幫助中國向全世界最知名的難民發動戰爭。
當我起身告辭時，我又瞄了一眼彭巴的客廳。在遠處角落的一個小書架上方，掛著一個印了中國文字的金紅色袋子。這是一種禮品袋，中國商人和政客用它來裝酒或香菸，以爭取未來的恩惠。十年前我在中國以一年時間教英語，當時也拿過類似的禮品袋。
然後，當我轉向前門時，一張破舊的三英尺高的中文宣傳海報貼在沙發上方的牆上，吸引我的注意。從褐色紙張瞪視的是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圖像，他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擔任西藏自治區區委書記。胡錦濤從數百年來達賴喇嘛的冬宮、拉薩的布達拉宮的深藍色天空和陰影下，凝視著彭巴的客廳。三個面帶微笑的藏族婦女站在他身邊，她們伸出的手臂握著茶杯。胡錦濤，戴著眼鏡，咧著嘴笑，也裹著藏人的祈禱圍巾哈達。海報底部的漢藏文字寫著：「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四十週年」。這是對中國地圖的任意畫分，大多數西藏人並不承認西藏自治區。
就像前幾天被捕的十七名藏人一樣，我開始懷疑自己究竟身處邊界的哪一邊。
（摘自本書第四章：砍頭殺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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