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蘭割禮

紐約，二○○五年三月

對於身為非洲人的我而言，這種寒冷實在是冷到骨子裡了。我不停地走，我這一輩子都在奔走，以至於我母親常唸我：

「妳幹嘛老是走來走去？別走了！這一帶的人都認得妳了！」

有時候，她甚至會在大門口畫一條看不見的假想線。

「看到這條線了嗎？從現在起，妳再也不准跨出去半步！」

我常常往外跑，為了去找女性朋友玩、去汲水、去市場逛逛，或去看穿著英挺軍服的大兵隊伍行經租界高牆後方。母親口中用索寧克語（Sonink）說出的這個「走」，其實意思是怪我老愛到處亂跑、對周遭環境太好奇了。

的確，我一直努力「走出自己的人生」——今天是為了去蘇黎世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昨天則是去第四十九屆聯合國會議，探討各國女性權利的現況。卡蒂去了聯合國耶！就是那個名叫卡蒂的女性運動分子，也是從前那個和非洲每個小孩一樣「乳臭未乾」的小蘿蔔頭。這個小卡蒂常去汲水、在外婆們和阿姨們的長袍背間跟前跟後，她頭上驕傲地頂著一甕待磨的花生仁，準備到時候帶著泛油的美麗琥珀色花生醬回來，沒想到她忽然跌趴在地上！我還能聽到外婆在背後追罵我：

「妳把它打翻了？看我怎麼修理妳！」

我看到她從台階下來，手中握著掃把準備揍人，其他姊妹和表姊妹則統統在笑我！她又打背又打屁股，打得我的小纏腰布笨拙地鬆垂到腳邊！姊妹們跑來替我解圍，外婆仍然怒氣未消，轉向她們：

「妳們竟敢護著她？看我怎麼揍妳們！」

我趁機逃去投奔外公，去躲在他的摺疊床後面，那樣她就抓不到我了。外公是我的燈塔，是我的避風港。他從來不介入管教，不干預女人們的調教。他不大吼大叫，而是講道理。

「卡蒂，既然叫妳去做事情，就該專心去做！妳那時候一定只顧著跟小朋友玩，沒發現把甕打翻了吧。」

活該被打屁股之後，我可以享受外婆和姊妹們的溫暖抱抱，並享用優格和古斯古斯小米飯充當安慰。雖然屁股還有點痛，但我坐在大芒果樹下，和姊妹、表姊妹們一起玩洋娃娃。小卡蒂和她所有兄弟姊妹一樣，都等著九月開學去上學。母親很堅持讓我們受教育，我們從來不缺紙筆，她即使為此省吃儉用都在所不惜。

在捷斯（This，譯註：賽內加爾西部的一省，省府與省同名）的這個大房子裡的生活是如此愜意。捷斯市的街道寬大又有綠蔭，市區的步調悠閒，外公和其他男人天一亮就去清真寺做禮拜……父親在鐵路局工作，我不常看到他。按照習俗，我被託給一位外婆教養，她叫做福蕾（Fouley），是外公的第二位妻子，沒有子嗣。在我們家，沒有子女的女人並不會因此受苦。母親家距離這裡不過一百公尺，我便遊走在兩家之間，大啖兩邊廚房裡的美味好菜。外公有三位妻子：瑪麗（Marie），即我母親的母親，第二位是福蕾，我被「託給」她，讓她教養我，第三位是雅絲塔（Asta），原本是外公的嫂嫂，但在外公的哥哥過世後，外公按照習俗娶了她。她們都是我們的外婆，都是年長的老婦人，都無條件地愛我們，都平等地懲罰我們和安慰我們。

我們兄弟姊妹一共有八人，三男五女；整個家族則包括了眾多表兄弟姊妹、外甥姪子，以及阿姨等。在我們家，大家都是親戚，都是某人或大家的阿姨或外甥或姪子！我們人數多得無法計數，某些表兄弟姊妹我甚至不認識。按照索寧克社會的階級（caste，譯註：此詞其實由西方人率先使用，賽內加爾人後才跟從，原本並無這種明確的區分。與其說是權位的高低，不如說是經年累月社會依個人專長分工後的結果。主要可分成「貴族」、「工匠」和「奴隸」三個階級，「貴族」務農，負責提供糧食，「工匠」包括鐵匠、皮匠、木匠、裁縫師、樂師等等，「奴隸」則為戰俘或其後裔。各階級之間交換彼此的專才，互相依賴。隨時代的變遷，「貴族」往往是貧窮農民，並非如字面意義那麼闊氣），我們家屬於貴族，從前以務農和經商為生。祖先們以前買賣布匹、黃金和寶石。外公在捷斯鐵路局工作，後來把父親也帶進去。我家是個信仰虔誠並務農為生的家族，也是村裡的「伊瑪目」（imam，譯註：伊斯蘭教的教長）。在貴族家庭——也就是索寧克語所謂的「hor」，這種階級和歐洲所謂的貴族階級一點也不同——教育是很嚴格的。我們被教導要誠實、忠實、自豪，還要信守承諾，這些都是我們往後人生很重要的價值觀和原則。

我是在獨立日的前一年，即一九五九年十月的某一天誕生的。所以一九六六年我七歲，剛上小學。在此之前，我一直過著備受呵護的幸福生活。長輩們教我學廚藝、認識農務，和認識外婆們拿去市場販賣的各式香料。我大約四、五歲時得到了屬於自己的小板凳；是福蕾外婆叫人幫我做的，因為每個小孩子都有自己的小板凳。孩子坐在板凳上吃古斯古斯小米飯，然後把它收在母親的房裡，或收在那位養他、洗他、打理他衣著、餵他、哄他或懲罰他的祖母的房間裡。常可聽到小孩子之間為了小板凳而吵架：「你拿了我的板凳！」、「才不是你的板凳！」、「她是你大姊，把板凳還她！」孩子會把它帶在身邊很久，直到木頭裂了，或長大了，而得到一個更大的板凳。這種時候，就可以把自己的小板凳轉送給較年幼的孩子。

它是外婆請人幫我做的，也是她替我付了工錢。我把它驕傲地頂在頭上，它象徵著我脫離了童年初期，不再直接坐在地上，而是成了一個大孩子，坐姿或站姿都有如大人。我走在田裡，走在市場的巷弄裡，走在院子裡，我從家裡走去汲水處，走在從外婆家到母親家路上的鳳凰木、猴麵包樹和芒果樹之間，我走在備受保護的安逸生活裡，沒想到這種生活卻即將戛然終止。

打從我七歲起，我從捷斯走到紐約，中途經過羅馬、巴黎、蘇黎世和倫敦，我從來不曾停下腳步，尤其記得那一天，外婆們來告訴我：「今天呀，乖孫女，我們要來淨化妳。」

昨天晚上，我的表姊妹們從首都達卡（Dakar）來找我們，她們學校放長假了。一共有我六歲的妹妹妲芭、我的表姊妹蕾蕾、安妮和恩黛葉，還有一些我不記得名字、比較遠房的表親。十幾個六歲到九歲不等的小女生，統統伸長了腿坐在一位外婆的房門前的台階上。我們玩扮家家酒，玩市場買賣香料，用爸媽在家裡替我們做的小鐵鏟玩炒菜，爸媽還用木片和破布幫我們縫洋娃娃。

這天晚上，我們就像平常一樣上床睡覺，睡在外婆、阿姨或母親的房裡。

隔天一大清早，我被叫起來，別人幫我洗了澡。母親幫我穿了一件無袖的碎花洋裝，是非洲布料，歐式剪裁。我還清楚記得它的顏色：棕色、黃色和蜜桃色。我穿上我的橡膠小涼鞋，即我的「小啪啪」。時間還很早，馬路上都沒有人。

我們沿著清真寺旁邊的那條路走，許多男人在寺裡做禮拜。大門敞開著，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太陽還沒升起，已經開始很熱了。這時是雨季，但今天並沒有下雨。再過幾個鐘頭，溫度將高達三十五度。

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到外公的第三位妻子家中，她大約五十多歲，身材矮瘦，個性和藹且非常溫柔。我的表姊妹們這一趟來就是住在她家，她們和我們一樣，也已沐浴更衣，乾淨整潔地群聚在那裡等候，一副天真模樣，又隱約有點不安。母親隨即留下我們，獨自離去。我看著她遠離的背影，瘦長又細緻——融合了摩爾（Maure）和頗爾（Peul，譯註：即英文慣用的Fulani富拉尼，Peul為法文引自Wolof語的Pl，兩者其實為同一支族）的血統。母親是一位偉大的女性，我當年不太瞭解她，但她毫不重男輕女，一視同仁地帶大了兒子和女兒。每個孩子都能上學，都一樣要幹活，每個孩子也都得到相同的懲罰和關愛。但她就這麼離去，一句話都沒跟我們說。

事情很不尋常，因為外婆們忙進忙出，神秘兮兮地交頭接耳，不讓我們聽到談話內容。雖然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我知道想必不是好事。忽然，一位外婆把那群表姊妹叫過去，因為那位「女士」來了。她穿了一件靛藍色的長袍，戴著寬大的耳環，個子小小的，我認得她。她是外婆們的朋友，在社會階級上，隸屬於鐵匠階級。在她這個階級裡，由男人負責打鐵，男人負責「割」小男孩，女人則「割」小女孩。在場的還有另外兩個婦人，她們身強臂粗，我之前沒見過。我一些年紀較大的表姊可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她們什麼都沒說。

外婆用索寧克語告訴我們說，我們即將被施行「薩蘭德」（salind）以便「能夠祈禱」，以我們的語言來說，意思就是「被淨身而得以祝禱」。用法文就是「進行割禮」。也有人說「割」。

這項宣布很震撼。我現在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媽媽們在家裡有時會提起這件事，聽起來就像一種能提升自己境界的秘方。這時候，過去一些曾幻想過的畫面彷彿又在我眼前浮現。大姊姊們曾經經歷過這種事，她們都是由主導家事和教育孩子的祖母們所帶大的。每當有小女孩誕生時，第七天受洗後，就是由她們負責用針替孩子打耳洞，並用紅黑相間的細線穿過，避免耳洞癒合。她們負責打理婚禮、準備接生事宜、照顧新生兒，也由她們決定我們的淨身日子。

母親們離去了。當下有一股莫名的失落感，但我現在知道任何一位母親，就算內心再堅強，也無法忍受親眼目睹自己女兒即將經歷的事，更不忍聽到那悽慘叫聲。她們知道詳細的流程，畢竟她們自己也是過來人，而當對象是她自己的骨肉時，她無異於再痛一次。然而她卻接受，因為事情就是這樣，而且她無力抗拒這種號稱能「淨身以便能祈禱」和確保女孩到婚前都保有處子之身，並在婚後對婚姻忠誠的野蠻習俗。

把非洲女性用這種習俗禁錮起來，根本是一種欺騙行為，它和宗教一點關連都沒有。在我們這些黑人非洲國家裡，不論是信仰萬物有靈的民間宗教、基督教、回教或猶太教，統統都有割禮的習俗。這項習俗可追溯到回教文化傳入前好幾世紀。男性之所以堅持這項傳統，有幾個很不正當的理由：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為了讓自己的妻子不紅杏出牆，也為了讓別族的敵人不能強暴她們！還有別的說法聽起來更荒唐，據說女性的性器官是不潔的，是邪惡的；據說陰蒂本身就是邪惡的，在初生時若觸及幼兒的頭部，將惹來厄運，甚至害幼兒死亡。有些人還認為陰蒂宛如迷你版的陰莖，會威脅到男性的雄風。

其實說到底，主宰權才是真正的理由。而且男人把這件事交給女人來執行，因為男人才不肯去「看到」或「摸到」女性的這個私密部位，哪怕尚未發育完全也一樣。

七歲時的我，跟一般小女孩沒兩樣，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來具有這麼一個陰蒂，更不知道它有什麼功用。我從來不曾注意過它，從今以後也沒有機會了。這天早晨，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知道將有難以想像的痛楚等著我，以前曾模糊地聽說過這種事幾次，但那時感覺距離我好遙遠。譬如，我還記得有一位母親或祖母，手裡拿著一把刀子或一把剪刀，象徵性地拉著一個不聽話的小男孩的小生殖器官，語帶威脅地恐嚇他說：「要是你不聽話，我就割了你！」小男孩總是被這種閹割威脅嚇得落荒而逃，心生恐懼，但差別在於他日後並不會終生痛苦，而且割包皮這種習俗主要的目的是確保衛生。但我曾經看過他們走路模樣很怪異，跟鴨子一樣，而且坐下來也有困難，還會哭哭啼啼兩、三天，有時候甚至哭一整個星期。我當時心裡總想：好險，還好我是女生。

一九六七年這一年，我仍不知道這場血腥的私處切割，將對日後的我造成多麼深遠的影響。它將驅使我展開一場漫長的長征，一路於二○○五年走進聯合國，路途不但艱辛，甚至殘酷。

我的心臟開始跳得很厲害。長輩們勸我們別哭，因為淨身是好事。要勇敢。外婆們深知我們年紀還小，而且勢必會大哭大叫，但她們卻隻字不提疼痛的事。她們只說：「不會很久的，一開始會痛一下，但之後就結束了，所以要勇敢一點。」

這時候，我發現周圍一個男人也沒有。他們去了清真寺，或搶在正午酷暑之前下田裡幹活。我無法投靠任何人，更無法躲去外公那裡。那年頭，村子裡的傳統包袱仍很沈重，對於我們的母親和祖母來說，這種事情就是得做，如此而已。連她們本身對這種事也不太提出質疑，像是譬如我們現在明明已經搬到大都市裡了，又或者像是其他支族的鄰居——如沃洛夫族（Wolof）——為何不施行這種習俗。在我們家的這條街上，只有兩戶人家實行「薩蘭德」割禮：一戶是從卡薩芒斯省（Casamance）來的蒙狄哥人（Mandingue），一戶就是我們索寧克人。稍遠一些，還有杜庫勒人（Toucouleur，譯註：亦作Haalpulaaren，如今主要居住在賽內加爾北部）和班巴拉人（Bambara，譯註：西非一支人數眾多的種族）也有同樣的習俗。但這項習俗大家都私下施行，從來不公開提起，更不會向沃洛夫人提起。這是不能拿來說的一種事情。我們父母希望日後把我們嫁給同一家族的親戚。按照歷來傳統，他們都是迎娶純正的索寧克人。從沒人想過有一天竟會跟不同的種族聯姻。

索寧克人、賽勒爾人（Srre，譯註：主要居住於賽內加爾中部和西部，約佔賽內加爾總人口的六分之一）、頗爾人、班巴拉人，或杜庫勒人全都是移居來大都市的支族。就像所有移居的家族一樣，家長們總是想盡辦法把老祖宗的傳統傳遞給下一代。有些傳統很良善，但這項傳統卻很可怕。

女孩們嚇得不敢出聲，簡直快尿褲子了。但沒人企圖逃跑，那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不過我們還是忍不住到處偷看有沒有人能來解救我們。外公也許可以吧……假如他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應該會介入。但我想他對這次的事並不知情。女人怪男人是始作俑者，但在很多村子裡，事前並不會告知父親，除非村裡打算進行集體割禮，而全村的人都知情，那麼作父親的才會知道。在大城市裡，這種事常在自己家裡進行，而且也是偷偷摸摸的，絕不驚動鄰居。我父親不在場，沒有人徵詢過他的意見，就像不曾有人請示我外公一樣。這是女人之間的事，而且我們將要成為相同的女人。

她們攤開兩張大草席，一張擺在一間房間的門口，另一張則放在房裡的浴室門口。這間房間和每個家庭的女性閨房沒兩樣：有一張大床、一個小櫥櫃，和幾口裝了每個女人都有的私物的鐵箱。有一道門可通往簡陋的浴室——即水泥地上的一個排水孔和一大壺水——和通往日用品儲藏室。其他一些專門替我們準備的衣服已經擺在床上了。我當時嚇得已經不記得是誰先被叫去了。我們在一旁睜大眼睛想看整件事到底如何進行，但外婆們無論如何都不准我們看。

「走開啦！去坐好！坐到樓梯那邊去！」

不准看她們在做什麼。這時候房裡一共有三、四個婦人和一個小女生。當我聽到那個女生的慘叫時，我的眼淚馬上掉了下來。沒得逃了，得硬著頭皮熬過去了。我好像是排第四或第五個，我伸長雙腿坐在樓梯台階上，每傳來一聲慘叫，我就渾身發抖，我被別人的慘叫聲嚇得全身糾在一起。

兩個婦人把我連抓帶拖的拉進房間裡。其中一人從我背後抓住我的頭，她用全身的重量以兩邊膝蓋壓住我的肩膀，不讓我動；另一個人則抓住我的膝蓋，把兩腿拉開。這種壓制婦人的人數，取決於小女孩的年齡，尤其取決於她抵抗的程度。假如她因為長得又高又壯而很會亂動，那麼就需要更多婦人來制住她。假如孩子又瘦又小，那麼婦人的人數也相對較少。負責施行割禮的婦人具備一片該女孩專用的刮鬍刀片，是母親們特地為此買來的。

施割婦人用手指努力把這一小塊肉扯出來，然後用刀片割斷它，彷彿在割牛肉一樣。不幸的是，這個動作無法一刀完成。她必須不斷來回鋸。

我自己的嘶吼聲到現在還迴盪在我耳邊。我不斷大哭大叫。

「我要去告訴我爸爸，我要去告訴齊希瑪（Kisima）外公！齊希瑪，齊希瑪，齊希瑪，快來，快來，她們在殺我，快來……媽！快來！爸爸，爸爸，你在哪裡，爸爸？等我爸來，他會殺了妳，他會殺了妳，他會殺了妳……」

婦人繼續割呀鋸的，同時臉上帶著一抹冷靜的笑容，彷彿在說：「是啦，等妳爸來了，他會殺了我，才怪……」

我呼天搶地向全家人求救，喊外公、喊爸爸、喊媽媽，我非得喊些什麼不可，面對這種不公義的事情，我必須喊出自己的抗議。我閉上雙眼，我不想看，我無法去看這個女人正在戕害什麼。

鮮血濺到她臉上。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痛楚，任何其他痛楚都無法比擬。彷彿我的腸子被絞綁起來。彷彿我腦袋裡有槌子在敲。短短幾分鐘，我就不再覺得是某個特定部位在疼痛，而是全身上下無一倖免，彷彿有一隻飢餓的大老鼠或雄蟻大軍在我體內鑽動。從頭到腳，包括肚子在內，沒有一處不是劇痛難耐。

我就快要暈過去了，這時婦人們用冷水幫我洗臉，拭去濺到臉上的鮮血，也讓我不至於失去意識。就在這一刻，我以為自己要死了，以為自己已經死了。我對自己的身體失去知覺，只感受得到體內所有神經都緊繃的那股可怕糾結，還有腦袋即將爆炸的感覺。

有整整五分鐘的時間，這個婦人又割又鋸又扯，然後重新再來過，就為了確保一切都已清除乾淨，我聽到彷彿從很遙遠傳來的聲音說：

「乖一點，快結束了，妳很勇敢……乖……別動！妳越動就會越痛……」

等她不再割鋸之後，她用一塊浸了溫水的濕布，把大量湧出的鮮血擦一擦。後來別人告訴我說這裡面加了她自己調配的東西，大概是可以消毒吧。接著，她替我敷上摻合了黑炭的乳木油，以避免細菌感染，但整個過程中她並未多作解釋。

等到結束時，她說：

「好了，起來吧！」

她們不得不攙扶我，因為對我來說，從腰部到腿部以下彷彿都空空洞洞，我無法好好站著。我現在唯一的感覺只有腦袋裡的疼痛，彷彿有槌子狂亂猛敲，對於兩腿完全沒知覺。我的身體彷彿被切成兩半。

當下我好痛恨這個婦人。她則已經拿了另一片刀片，去處理下一個女孩，去造成一樣的痛楚。

我的外婆們來把我帶出去，她們用一塊新的布替我擦拭，幫我換了一條新纏腰布，然後就必須離開這個房間。由於我無法行走，她們把我抱到台階上，把我放在草席上，和其他已經被割完了的女孩坐在一起，她們仍未停止哭泣。我自己也是滿臉淚水，這時下一個女孩早已嚇得六神無主，她也被以蠻力架進那間酷刑房裡。

我無法清楚形容這種痛楚。我這一生從來不曾遭遇過這麼激烈的事情。我生過孩子，曾罹患過腎絞痛——每一種疼痛都不一樣。但這一天，我以為自己要死了，以為自己再也醒不過來。我甚至希望自己不要再醒來。那種痛楚劇烈得令我想睡著，想直接昏過去。我當時還只是個孩子，無法理解別人為何對我的身體如此粗暴，事前不曾有人跟我說過什麼——不論是姊姊們或年紀較大的朋友們，都沒人提過。所以這根本就是不公平的，是莫名其妙的酷刑，因為毫無解釋。憑什麼要這樣懲罰我？這個被用刮鬍刀片又鋸又割的東西，它是幹什麼用的？既然是我與生俱來的東西，為什麼要將它除掉？難道我生來就帶有什麼邪惡的東西，非得要將它除掉，我才能在真主面前祈禱嗎？匪夷所思。

我們一直癱在草席上，直到最後一個女孩也哭著回來躺著。等鐵匠「女士」完成了任務，把大家都割完之後，婦人們把沾了「淨身者」血跡的房間清理乾淨，然後先後從房裡出來。這時，媽媽們、外婆們才終於來安慰我們。

「別哭了，妳剛才很勇敢，別這樣哭個不停。就算會痛，還是很勇敢，因為已經結束了，非常順利……別哭了。」

這不是說停就能停的。哭是必要的，是我們自衛的唯一辦法。

屋裡的那些小男孩默默看著我們，看到那些血跡，又看到玩伴們哭成這樣，他們都嚇壞了。

負責割我的那個婦人，我認識她。她至今仍健在。她是妮昂度（Nionthou）祖母，隸屬於鐵匠階級，和我其他外婆年齡相仿，她常和她們一起去市場，也常來串門子，她因為忠於我們家族又「對自己的階級很認分」，所以頗受好評。她身為鐵匠的妻子，必須替女孩施行割禮，她丈夫則負責施行男孩的割禮。在當年，「薩蘭德」割禮的習俗便這樣從鄉下被帶到大都市裡，連在賽內加爾第二大經濟重鎮捷斯都可見到它的蹤跡。

當天晚上妮昂度祖母便回來護理傷口，隔天和接下來的每天早上也都是。第一天整天都痛得要命。只能躺著，無法翻身，不論往左往右都沒辦法，只能仰躺，然後用雙手稍微墊起來一點，設法降低痛苦。但其實完全降低不了。此外，想排尿而無法排尿變成另一項額外的痛苦。不論什麼都無法彌補。就連特地為我們準備的傳統早餐——俗稱「lakh」的穀粥，和優格——都無濟於事。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吃。就連一位外婆手拿youyou拍手跳舞慶祝我們的勇敢，也提不起我們的興致。哪有什麼勇敢？像我就不勇敢，我也很慶幸自己不勇敢。這種時候，媽媽們、阿姨們和祖母們會送一點小東西給剛做完割禮的女孩，像是纏腰帶、米飯、穀粥或一個「boubou」，亦即一張面額不大的小鈔。

一直到了午餐時間，我才發現大人們宰了一、兩頭羊來慶祝這件盛事。所以，男人們是知情的，因為宰羊一定要先經過他們的同意。飯菜端上來之後，我看到家人們開懷地大吃大喝，但我們根本一點胃口也沒有。我大概連續兩天都沒吃任何東西，不過晚上除外，晚上家人給我們喝湯，據稱能舒緩痛苦。另外，因為天氣熱，也必須多喝水。喝冰水可以舒緩個一、兩秒鐘。但護理傷口很痛苦。傷口的血已凝結成塊，但那個「女士」卻非得要拿刮鬍刀片刮它。一盆溫水明明已經讓我們好過一些，她卻非得要用那該死的刀片又扯又刮的。而且我無法入眠，只能躺著，把兩腿張開，因為我好怕萬一不自覺把腿併攏的話，又會更痛了。大人想盡辦法要減輕我們的痛苦，但無計可施。用水可以，只要泡在水裡再也不出來就行了，可是只要傷口還沒結痂就不可能這樣泡著。

「站起來一下，走走看嘛。」

不可能，我不肯。我不斷哭泣，想用疲倦和絕望來麻痹自己，因為沒有人來救我。晚上，大人們逼我起來，去房裡和其他人一起睡，十幾個小女生一個個都不良於行，兩腿開開，癱在草席上。沒有人說話，我們的快樂童年彷彿蒙上一層鉛塊。各自有各自的痛苦，想必和別人的一模一樣，只不過不知道別人是否也以相同的方式承受。我是否不如別人勇敢呢？在我心裡，一切都亂成一團。我不知道該怪誰。要怪那個當下被我恨死了的女士嗎？怪我父母？怪那些阿姨？怪那些外婆？我想我怪全世界。我怪人生。當我明白將會發生什麼事時，我非常害怕，很希望那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我並不知道會割得那麼深，也不知道疼痛竟會劇烈地持續那麼久，要好幾天才慢慢開始減輕。外婆們帶來一些清涼的藥草茶幫我們擦拭額頭，還帶來一些熬煮的熱清湯，喝了能讓腹部放鬆。

日子一天一天過，疼痛一點一滴趨緩，但心理上，它仍然沒變。儘管四天後生理上不再疼痛了，心裡卻仍很痛苦。它就埋藏在深處，好像隨時會引爆一樣。或許是因為我平躺在草席上，絲毫無法左右翻轉，也或許是因為我憋了兩天才排尿。這才是最艱辛的。外婆們告訴我們，越憋尿就會越痛。她們說得對，但還是很困難，而且我很害怕，因為第一個試著想排尿的女孩未能順利排尿，她的慘叫聲聽得我膽戰心驚，彷彿她又被割了。其他女孩便因此憋著不敢尿。有些人比較勇敢，當天晚上就排出來了。我呢，撐了整整兩天，多吃了很多苦頭。我哀嚎又哀嚎，哭得眼淚都快乾了……一整個星期都在做事後護理，早晚固定換藥、敷乳木油，外加上一些神秘的藥草，就像那個婦人在敷那灰黑色的混合物時，嘴裡唸唸有詞的句子一樣神秘。這些夾雜著祈禱詞的句子，據稱能讓厄運遠離，幫助我們順利康復。而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儘管我們其實聽不懂它的內容。那個婦人喃喃唸著一些只有她自己才懂的話語，好幫我清洗腦袋，這樣就能讓血止住不再流，這樣我就可以不受邪靈的覬覦。

薩德蘭割禮紐約，二○○五年三月對於身為非洲人的我而言，這種寒冷實在是冷到骨子裡了。我不停地走，我這一輩子都在奔走，以至於我母親常唸我：「妳幹嘛老是走來走去？別走了！這一帶的人都認得妳了！」有時候，她甚至會在大門口畫一條看不見的假想線。「看到這條線了嗎？從現在起，妳再也不准跨出去半步！」我常常往外跑，為了去找女性朋友玩、去汲水、去市場逛逛，或去看穿著英挺軍服的大兵隊伍行經租界高牆後方。母親口中用索寧克語（Sonink）說出的這個「走」，其實意思是怪我老愛到處亂跑、對周遭環境太好奇了。的確，我一直努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