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兩次背叛〉
朱又可：你見過你的祖父嗎？
楊煉：沒見過。但見過他一張照片，我忘了他是抱著我，還是抱著我姊，可能是我，因為那時我們剛從瑞士回來，他還沒去世，而我姊姊已經五六歲了。我那個很有錢的曾祖父去世得早，他應該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一點去世的。
朱又可：開吉祥戲院的是曾祖父？
楊煉：是的，不過這裡比較複雜，我親生血緣的祖父，其實是過繼給我曾祖父的，因為曾祖父沒有孩子。我親生血緣的祖父姓黃，家鄉離莫言的老家很近，在山東諸城，也是江青、康生的故鄉，跟高密緊挨著。
我的祖父家裡是農民，很窮，闖關東時，在東北認識了我的曾祖父。曾祖父很有錢，但沒人知道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他到死也沒說。這是個很神祕的事兒。有傳聞說他曾在慈禧太后女兒的大公主府裡工作，大公主府就是現在北京寬街的中醫醫院，他跟大公主府裡的什麼女人有染，有麻煩了，最後那個女的被幹掉，他逃到了東北。
朱又可：他是做生意的嗎？
楊煉：他回北京後做很大的生意，有綢緞莊、很多房產，還要開銀行，吉祥戲院只是他財產的一小塊。
朱又可：他原來是北京的。
楊煉：北京也不是他祖籍，他真正的祖籍是揚州。所以他有錢以後，家裡永遠只用揚州廚子。
我曾祖父從東北回來以後，買了吉祥戲院。不知是不是有什麼緣由，反正吉祥戲院的創始人，恰巧是大公主府裡的大總管。
朱又可：那就是太監。
楊煉：對，他為什麼非要買大公主府裡的人創出的產業呢？很耐人尋味啊。吉祥戲院之所以最有名，是因為滿清政府禁止在北京內城有娛樂，所有的妓院、戲園子等等，都在前門外。而內城是滿人居住，都是滿人的府邸等等，不准有娛樂場所。
可大公主府這總管的勢力非常大，他能直接在東華門外建一個戲園子，而且立住了，因此吉祥戲院的名聲極大，我的曾祖父就把它買下來。
後來，我祖父過繼給了他，他們一塊回了北京。他們只差十歲，名義上我祖父是過繼給他做兒子，但合同上（相當於協議）我祖父還繼續姓黃，老根就是山東諸城城關公社的黃家莊。那村子中央是黃家祖墳。家譜上第一個名字居然寫著，樸字庭堅，黃庭堅啊！只是不知道真假，因為經常有假托名人為祖先的。
他們的協議上要求，我父親這輩出生以後，要改姓曾祖父的劉姓，所以我爸爸剛出生的名字，叫劉熾昌。我曾祖父名叫劉燮之。
朱又可：為什麼你爸姓劉，你姓楊？
楊煉：我爸跟著我曾祖父姓劉。後來投奔共產黨，改名換姓。
朱又可：姓楊是後來才改的？
楊煉：對，他的姓改了好幾次，他先改了一個于，因為和女朋友一起投奔晉察冀解放區，他們說改姓要找一個筆畫最簡單的字，就是丁，但我爸女朋友說，我要這個字，我姓丁。我爸就再加了一橫，姓于，叫于山，真夠簡單的。
再後來很戲劇性，他女朋友被解放區一個領導看上了，那人和彭真時期的北京市副市長劉仁非常近。於是他們把我爸從晉察冀調去延安，我爸離開後，給這個女友寫了很多信，但她從來沒回信。過了大概半年多，一個組織上的人來找我爸說，你不要給丁文寫信了，她結婚了，這是你給她寫的信。原來我爸給她的信都被截了，因為沒有正常的郵政，只有走黨的系統。
我的一個朋友（加親戚）叫武歆，他寫了一部小說叫《延安愛情》，在中央電視臺做了電視劇連播，屬主旋律。那個小說就是用我爸這個故事梗概發展出來的。
朱又可：組織把你爸的信給截掉。
楊煉：當然小說改變了不少，但是男主人公有我老爸的影子，還比較清楚。我問老爸，你對《延安愛情》怎麼看？我爸回答說，延安哪有愛情？
朱又可：用權力把你支走，讓你們中斷聯繫。
楊煉：但我老爸始終說，他是一個命特好的人。說實話，他命確實好，第一個好，就是他從晉察冀到延安路上走了兩個月，正好跨過了延安整風。要是讓他遭遇上，肯定倒楣，這是第一次應驗。
朱又可：如果他不去延安，可能後來的遭遇會很糟糕。
楊煉：一個是整風也會到晉察冀，你不去它那兒，它會來找你，尤其是當你直接或者間接地得罪了領導，哪裡逃得掉？
所以，在我的自傳體散文中，有寫我老爸的兩章，其中一個核心的概念，是他的兩度背叛。我也親口跟老爸這麼說過。這兩度背叛，使他成了我的精神榜樣。《敘事詩》裡邊的〈故鄉哀歌〉，就是獻給我老爸的。
這第一度背叛，是背叛他原來的富有家庭。因為他有平等社會的真夢想。我跟西方人都說，你們那左派叫什麼左派，當時中國幾百萬的富家子弟，不光是仗義疏財，而且真正反戈一擊，要把自己的家庭和階級澈底毀滅，去建立夢想中的平等中國，那才叫理想主義。而現在的西方人年輕時玩浪漫、玩反叛，年紀大一點兒就回歸主流，該怎麼掙錢怎麼掙錢，這算什麼理想？
我對老爸說：第一，如果你年輕時沒理想，我不會那麼敬佩你；第二，如果你有了一大番經歷，還不能醒過味來，再次背叛自己虛幻的夢，我也不會敬佩你。很有不少愚蠢的馬列老太太之類人物啊，他們一生就是一個愚蠢的鬧劇。但我老爸思想非常清晰，看問題很透澈。
我那本書裡寫到，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爸之所以在這一生中犯的錯誤非常少，是因為他有美感！既重視人品美，更重視作品美。就像我說過，他高中最後一年把貝多芬第九交響樂聽了一百多遍，居然忘了還有上大學那一茬。他後來喜歡中國戲曲、古典詩歌、西洋音樂，甚至對西方現代文學如數家珍。他雖然不創作，但是欣賞品位極高，甚至包括古董。
有美感的人，跟著自己內心的感受走，這是唯一可以把握的方向。所以，和其他中國知識分子相比，我老爸最大的特點，就是他一點也不在乎流行的這理論那理論。跟著時髦理論走的，今天跟這股風，明天跟那股風，無數的人掉進了坑裡。但我老爸判斷事兒，不管是對生活，對人，還是對作品，只根據「美」的感受。美感作為潛在的指引羅盤，給了他判斷方向的直覺。和這個人接觸有美感、舒服，和那個人不對頭、醜陋，就足夠判斷一切了。這看起來比較老舊而傳統，可恰恰是這樣的價值觀，經過了無數驗證，最靠得住。
朱又可：那我覺得你父親了不起。
楊煉：我曾祖父本來對我父親寄予厚望，想讓他將來傳承整個家業，沒想到我爸是一個天生的理想主義者，痛恨做買賣，後來乾脆投奔了共產黨。到一九四九年我曾祖父去世前不久，他的家產值現大洋上百萬了，那時百萬現大洋是不得了的事。
我父親投奔共產黨有家庭背景的原因，據說我曾祖父盤剝下人很厲害，而且抽大煙，抽完大煙就發火。雖然當時我老爸是小孩，也被叫到床頭猛罵。我問他，您投奔共產黨是不是為這個而逆反？他說有這個成分。
我有幾首詩寫給我父親，其中那首〈信〉，還寫到了這個。
在我看來，我父親九十七年的人生經歷，是中國歷史上變幻最劇烈的一世紀。他出生於一九二二年，滿清已經結束。但在時間傳承上，從滿清到民國、到軍閥混戰、到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共產黨時期、文革，直至文革後的經濟開放。這將近一百年，中國歷史和文化堪稱風暴迭起。我常常把他想像成一條小船，再想像這條小船居然穿過了這個世紀的狂風暴雨，不僅沒翻，而且可以說基本保持了比較正確的人生航向，這太難得了。
要知道，在這一百年裡，中國人，尤其是年輕的中國人的追求理想、追求上進，不知意味著要犯多少可怕的錯誤，如果良心尚存，不知得留下多少悔恨，不管是你迫害別人，還是你被別人迫害。而我老爸居然在將近一百年的一生，幾乎沒留下過這種悔恨。如果今天追這個理論、明天跟那個風向，最後留下的全是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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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奶奶〉
今天聊天開始時，說了一會閒話。
楊煉說：「我現在穿的這件T恤很獨特，是艾未未設計的。前面是他那張很有名的照片，模仿死在希臘海灘上的敘利亞難民小孩趴著，他把這照片轉換成很精采的畫，印在T恤上。後面是我給他寫的那首詩〈一粒葵花籽的否定句〉的最後一行：不讓這首詩沉淪為冷漠死寂的美。
今年五月分柏林國際詩歌節，我跟詩歌節組織者講（他們跟我比較熟），艾未未在柏林住了五年，可跟詩歌一絲關係都沒有，其實他的作品很有詩意，我們應該做個活動。就這樣一來二去，我們做了一個很成功的活動，在舞臺上朗誦、對話，還設計了這件T恤衫。對話後他在T恤前面簽名，我在後面簽，人們排大隊，現場很踴躍。」
朱又可：昨天講到了你父親，不是還有你姑姑嗎？
楊煉：我兩個姑姑都是學醫的，我大姑在天津一個醫院，原來國民黨時期的大學有女生家政系，畢業後專門當高級家庭主婦，同時也要懂醫務護理。她畢業的時候已經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了。我大姑上大學就在天津，畢業後就留在天津，後來她和一個搞化工的專家結婚。本來他們在天津五大道有一整棟三層的洋樓，質量非常好，一九七六年地震紋絲不動。文革中其他的樓層都被人家占了（可能是工農兵），最後剩下最底下的那一層是他們的。我去住過那兒很多次，尤其我爸爸到天津以後，我每次去都會和大姑見個面。
我大姑九十歲多一點去世，也算長壽。她丈夫更晚一些。她丈夫是某個國民黨軍閥（忘了哪一個）天津警備區司令的兒子。他們家在天津過了很多年。
四姑是我爸最小的妹妹，也是學醫的，後來在北京傳染病醫院當主治大夫。她丈夫也是學醫的。我跟他們接觸不是特別多，但是因為他們一直住在我奶奶北京的房子裡，在王府井，跟吉祥戲院隔一條胡同。那所房子是曾祖父從清朝宮廷畫家溥雪齋手裡買來的，他是溥儀那一輩，當時相當有名。那房子是溥雪齋為自己設計的畫室，院子裡的太湖石都是從圓明園廢墟搬回來的，假山非常漂亮，周圍都是迴廊，房子裡的格柵是整塊金絲楠木雕的。
我有一首詩叫〈奶奶的船〉，詩裡滲透了好多奶奶那棟房子的感覺。我叔叔從鹽場回來以後，便和四姑一直住在這個房子裡。
我奶奶的命運卻很慘，文革中，她被當做地主婆，從那個漂亮豪華的大宅子關進一個沒有窗戶、冬天沒有火的小黑屋。我最後一次去看她，是在插隊之前，大概在一九七二、七三年左右，就是到那個小黑屋裡。當時沒什麼人敢去看她，都是一個一九四九年前的老傭人夜裡偷偷給她送飯。我奶奶是蒙古人，正宗蒙古血統，坐在又黑又冷，只能圍著被子的小屋裡，心境卻特別平和。我不記得她跟我說了什麼，但語調是北京老旗人那種特別有教養、有味道、很軟的京片子。我記得她被子上放了一張報紙，語調很平靜地說了一些事兒，好像和我爸有關，還問了我弟弟的情况。她糖尿病很嚴重，但是心態特別好，所以活了七十多歲。我父親說他自己是樂者壽，其實我父親受我奶奶的影響最深。
〈奶奶的船〉這首詩就寫了這樣一個經歷。奶奶家裡原來都是當官的，尤其奶奶的蒙古祖父，在清朝末年是個比較大的官，最早是京官，後來外放到貴州的畢節，那時叫貴西道，去當道臺。
說來我還真去過畢節，那是一九八六年，我在湖南、貴州跑了一大圈。在貴州，人們有句話叫：威納赫，Kei（去）不得。威寧、納西、赫章這三個地方，都窮得不得了，去不得。這三個地方都屬畢節地區，所以我奶奶恰恰去了一個去不得的地方。但有了這一層淵源，反而讓我對畢節一帶很有感覺。
我爸爸說，我奶奶始終記得在貴州把蛇叫「老蛇」，發音像「噻」，也許是「老色」（shai），因為毒蛇都是花花的。我奶奶記得小時候一次傭人抱她上樓，剛到樓上開門，一條大粗花蛇直衝出窗戶，她嚇得要命，也從此記住了「老蛇」這個詞。
一天，靈感來了，我想起奶奶三歲時，跟著她的祖父外放貴州當道臺，他們肯定是沿著大運河從北京坐船而下，路過揚州是肯定的，畢竟揚州自古繁華之地呀，再從揚州下長江、沅江，才能慢慢到貴州。所以，〈奶奶的船〉這首詩內含的時間是交錯的，既是過去，又是現在。雖然奶奶在船上時，只有三歲，但我想像，她那小小的子宮裡，已經帶著我父親、我自己、我所有的詩，包括她自己死在小黑屋裡的命運。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都在那船上。
我也記得去看我姑姑的經歷，就是在奶奶那個房子裡。當時文革剛開始（或者還沒開始），屋子裡的雕花格柵還在。我姑姑是文革中患癌症去世的，她的丈夫姓丘，上海人，是北京友誼醫院的主治大夫，可惜健身過頭了，跑樓梯太使勁，居然栽倒死在了樓梯上。
我跟他們的關係不太密切。父親從瑞士回來以後的一年多，在北京的單位還沒有確定下來，房子也沒有定，就先在我奶奶家王府井那裡住了一段。
我的《敘事詩》裡有一首詩，就叫〈王府井——頤和園〉，因為一年多後，我父親的單位確定了，是頤和園旁邊的西苑機關，於是就搬到那邊。我對北京最早的記憶，一是我奶奶家——王府井，另一個就是頤和園，我長大的地方。
朱又可：你有蒙古血統，對吧？
楊煉：我奶奶是純粹的蒙古人，所以我按理說是四分之一蒙古血統。我奶奶家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像他們那種蒙古人，可以叫淳樸，也可以叫不懂事兒。不懂事兒到什麼程度呢，我奶奶的祖父從貴西道，升官到貴州作臬臺，他還在山西當過官，有一筆不少的銀子，存在山西的票號，也就是錢莊裡。他最後一任官是奉天府尹，也就是瀋陽市長。奉天是清朝皇帝的龍脈，叫盛京，他等於是給皇上看祖墳的，當時那重要性還是蠻大的。
票號裡的銀子一直存在山西，後來票號經營不善要破產了，當時我奶奶的祖父已經回到北京。有一天半夜，我奶奶的父親，就是她祖父的兒子，一個大少爺，突然聽到有人砸門，開門一看是山西票號的，趕著兩輛馬車把銀子送回來，說我們票號要垮臺，把錢給您送來了。誰知這位大少爺一聽，回話說，我家哪有地方擱這麼多銀子？你給我拉回去。那人說不能拉回去啊，拉回去就沒了，票號要倒了。不行。大少爺說，我們家沒地兒擱，你給我拉走。生生讓把兩大車銀子給拉走了，當然也就沒影了。
要說這家山西票號真夠誠實的，不過這位大少爺更絕。他說沒地方擱，其實可能是懶，或誰知怎麼回事。
通過這個例子，就說明滿蒙貴族們，對現實多不懂、多不在乎，也許因為吃著皇糧、鐵桿莊稼，根本就沒想到有哪天要停。
總之，我奶奶生在這樣的人家，她是第一代可以和漢族通婚的滿蒙人。她和我爺爺結婚，實際上是我那個特有錢的曾祖父的主意，他打我奶奶家的錢的主意。據說我奶奶家敗落得很慘，我奶奶的父親最後淪落到給我曾祖父看門，所謂看門，其實就是在家裡養著他，他就在門房住著。可不是一個史湘雲那樣的闊親戚，是一個窮親戚，破落的舊貴族。
我奶奶和啟功是親戚。小時候家裡人帶我爸和我大姑去親戚家玩，滿蒙人喜歡攀輩分，他們讓我大姑們叫啟功表哥或堂哥，好像是平輩，或者差一輩，關係還挺近，但都是通過這個親戚那個親戚攀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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