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各種制度】
太宗亟欲建立的中央集權官僚國家
吳越國歸順宋朝，太宗接收其浙江統治權；福建軍閥陳洪進也臣服宋朝，此時南方已完全在宋朝的統治之下。在經歷過一番惡戰之後，以太原為根據地的北漢也舉手投降，宋朝自此完成了統一全國的霸業。太宗更趁勝追擊，出兵遼國，誓言奪回燕雲十六州。當時正是遼國新皇帝耶律隆緒（廟號聖祖）即位之際，改國號為契丹，宣示自己非漢族王朝之意。宋朝與契丹的戰事陷入膠著狀態，兩國僵持不下。於是太宗決定放棄實質奪回燕雲十六州的目標，企圖在緊張關係下與契丹和平共存。
至於周邊諸國方面，由於宋朝大舉鎮壓華中與華南地區，各國陸續派使節團朝貢。西起絲路沿途的綠洲諸國、南至現在越南一代的交趾國和占城國、東邊則包括朝鮮半島的高麗與日本。嚴格來說，日本不是來朝貢的，可能因為這個緣故，宋朝對待日本的規格與其他國家不同。《宋史》記錄太宗治世的本紀也完全沒提到日本。儘管如此，翻閱外國傳即可看到有關日本的記述，其中不乏日本使節前往謁見太宗的情景，以及日本使節帶來的各種資訊。這位日本使節就是我在前言提及的奝然。我也在前言說過，日本以往都是和吳越國交流。吳越政權滅亡後，日本平安朝廷不得不與開封朝廷直接接觸。自從廢止遣唐使後，日本未曾派遣使節渡過黃河流域。因此這次交流帶有視察狀況的意義，才派遣東大寺的學僧入宋。
有一篇記錄描述太宗與奝然的會談，內容值得玩味。奝然云：「我國自開國以來從未有過革命，大臣也是世代相傳的。」言語中充滿對自己國家的驕傲。太宗竟回應這位外國僧侶：「真令人羨慕！」如何才能不讓宋朝重蹈後梁以降短命王朝的覆轍？這是完成統一大業的太宗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課題。若要為他的做法辯護，我相信他一定是認為，沒有實力的庸才皇帝不可能平安度過戰亂時代的考驗，才會自己即位，不讓太祖的皇子登基。儘管「杯酒釋兵權」卸下了軍閥的兵權，但還是不能掉以輕心。就像德川家康之於日本豐臣政權，類似具有威脅性的人物所在多有。關於織田信長、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之間的關係，日本有一首打油詩是這麼寫的：「織田搗米，羽柴（豐臣）揉成天下餅（麻糬），最後卻被德川吃了。」怎麼做才能達到「趙氏搗米，趙氏揉餅，趙氏吃餅」的目標？這是太宗亟欲解決的問題。為此，太宗廢寢忘食、勵精圖治，建立一個穩固的中央集權官僚國家，這也是太宗被視為君主獨裁體制創建者的原因。
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擴大並建立完整的科舉制度。太祖時代每年考上科舉的考生只有幾十人，太宗時代則一口氣增加至數百人規模。不僅如此，他更設置了由皇帝親自面試的殿試制度為最終關卡，如實體現科舉理念，由皇帝選拔儲備官僚。儘管到後來殿試不再用來遴選合格者，變成決定排名順序的樣板考試，但排名順序會深深影響加官晉爵的速度，因此殿試可說是在不著痕跡的狀態下，給考生榮譽感，同時培養官僚忠誠度的方法。
科舉官僚與唐末崛起的軍閥不同，他們沒有趁機篡位，號令天下的野心。他們與維持大唐帝國運作的貴族官僚一樣，一心只想奉獻朝廷，出人頭地，祈願後代子孫飛黃騰達。不僅如此，他們的心性也很保守，盡一切力量維護王朝體制，保有他們得以發揮的環境。
太宗陸續汰換各地武人出身的節度使，以文人官僚取代。雖然文官不具有揮軍作戰的能力，但可以透過擴充駐守在首都的禁軍補強。換句話說，太宗刻意將原本用來征伐各地軍閥的軍隊改成國防軍。後世評論宋朝軍隊戰力不彰，這是建國之初即刻意為之的政策。宋朝皇帝不像漢武帝或唐太宗創下傲人的外征成果，不過，若要評斷哪個才是文明王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太宗實行的改革制度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規劃完整的路官制度。太宗將全國劃分為十多路，分別設置安撫司（監察）、轉運司（財政）、常平司（社會福利）等主要機構，各司長官稱為「使」。這是基於過去的藩鎮權限分割出來的，各自由中央管轄，各司長官的任期為三年，任期一到就要輪調更換，因此不易結黨營私。而且，路不是州的上級機構，州也是由中央政府管轄。「知州事」這個官名帶有中央政府官職的意思，名義上是被臨時派遣到地方，替皇帝管理各地的官員，但實質上是與漢代太守同樣的地方官。宋朝當時也雅稱知州事為太守，但制度上知州事屬於中央官僚，在各個層面上深深影響他們的任職態度。有時在中央任職的宰相必須到地方擔任知州事，這類的職務調遣不具有下放的負面意思，有利於朝廷統治，讓中央意志順利滲透至各個地方。
宋太宗除了印製佛教大藏經之外，也開始推廣大型書籍編纂事業。包括統整到唐朝五代為止的政治文書實錄《冊府元龜》、解說主要術語的引用典籍《太平御覽》、網羅各種奇聞軼事的《太平廣記》以及集詩文大成的《文苑英華》四大類書。上述典籍引用的史書文獻許多都已佚失，但現在仍有不少專家學者研究宋朝以前的政治與文化時，會參考上述典籍，可說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不僅如此，真宗（第三任皇帝）時，修訂了部分馮道出版的儒家經書注疏並重新發行，分發至全國學校，讓所有學生學習。這一點將在第七章介紹印刷文化時詳細說明。
首都開封與古都洛陽
接下來我想介紹宋朝都城。宋朝有四京，代表四個重要城市。分別為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應天府與北京大名府，讓我由後往前一一說明。
大名府是唐代設置魏博軍節度使的魏州，是歷史悠久的軍事重地。此處也是宋朝抵禦契丹南進的戰略據點，因此在慶曆二年（一○四二）取名北京。應天府是過去的宋州，也是太祖擔任歸德軍節度使之處，宋朝國號便由此命名。於大中祥符七年（一○一四）定為南京。河南府即為古都洛陽，是五代不少皇帝的居所，地位與開封相同，有時甚至超越開封。雖然後周以後定都開封，但宋朝將洛陽視為陪都，自建國之初即設置西京河南府。
開封位於大運河沿岸，是經濟發展十分蓬勃的交通要道。宋州出身的朱全忠相中此處，以此地為據點積極開發，使開封蛻變成大都市。他也是在此演出禪讓大戲，登基為帝，定為首都。不過，他很快便將首都遷往洛陽。遷都的原因推估是為了與黃河對岸的晉王國（後唐）作戰，洛陽離前線較近，方便調兵遣將。不過，原因真的只有這個嗎？洛陽在歷史與文化上皆具有象徵性意義，這是新興都市開封望塵莫及的。打著復興大唐旗幟的後唐，在滅掉後梁之後仍定都在此，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太祖晚年也曾計畫遷都洛陽，後來在弟弟晉王光義（太宗）的勸阻下打消念頭。由此可看出豪邁不拘卻滿懷理想主義的太祖，與善於處事卻務實的太宗在個性上的差異，值得讓人細細玩味。身為宋朝第二任皇帝，太宗不再提及遷都之事，直到靖康之變，宋朝失去華北地區為止，首都一直在開封。另一方面，洛陽因充滿文化氣息，加上建城歷史悠久，許多官僚退休後選擇在此養老。尤其是王安石推動新法時，不少反對派大老聚集於洛陽，營造出猶如現代在野黨的氣勢。道學始祖程氏兄弟（程顥、程頤）也出身洛陽一帶，在文化薰陶下形成獨特思想。
蓬勃發展的城市文化
《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是記錄開封繁華榮景，傳承至今的重要史料。《東京夢華錄》是孟元老在南宋初期的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所寫，顧名思義，內容以北宋末年徽宗（第八任皇帝）治世後期為背景，闡述開封都城令人沉迷的往昔風華。
此書共十卷，前五卷介紹各處名勝與民間習俗，後五卷則依時間順序介紹一整年的例行活動。只要閱讀本書就能一探當時首都居民的生活點滴，可說是十分珍貴的文獻史料。在後五卷的例行活動中，記錄著由朝廷主辦的各種慶祝儀式。其中尤以冬至在南郊祭場舉辦的郊祀介紹得最為詳盡，可看出在年末之際，官民一體舉行祭拜儀典的樣貌。
郊祀是由皇帝（天子）主祭的謝天儀式，感謝天上神祇賜予天命。直到唐代中葉為止，郊祀只有皇帝和官僚才能參加，屬於統治階層的祭典。安史之亂後，變質為「參觀活動」，從事前祭拜太廟（祭祀祖先的場所）、太清宮（祭祀唐代祖先老子的地方）到皇帝上街行幸遊行，一般平民百姓都能在一旁觀禮。宋朝也承襲此做法，在開封府舉辦比郊祀更大型的軍隊遊行。遊行行列還包括大象，首都百姓不畏寒冬，紛紛跑上街大聲喝采。皇帝便在人群中乘著玉輅前行。這個現象正顯示出唐宋變革帶來的王權質變。順帶一提，日本直到明治維新後，平民百姓才有幸目睹天皇行幸的行列。江戶時代，日本天皇在位時幾乎不會離開自己住的御所，將軍出巡時也會要求兩旁民宅緊密門戶，隊伍在無人道路上迅速前進。
《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描繪城市樣貌的畫卷，後世出現許多模仿畫作。畫作背景為二十四節氣之一的清明節（以現代曆法來說，為四月五日前後）。清明節在唐朝後期逐漸成為平民百姓的掃墓日，《清明上河圖》是以掃墓當天的情景為主題。「上河」指的是溯河而上，描繪的是貫穿開封南部的汴河沿岸景緻。話說回來，學界這幾年認為這幅畫畫的並非開封城內，而是郊外的衛星城市，畫作中栩栩如生地呈現居民百姓的生活樣貌，內容鉅細靡遺。比起以文字描寫的《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隱藏著更多資訊。在一般人的觀念裡，許多瑣碎細節不會寫入文獻典籍留存，但畫成一幅畫之後，便成為舉足輕重的參考資料。例如我們可以從畫作中看到人們坐在店門前椅子上的坐姿，從河上眾多船隻的外形複製骨架和構造，建造出宋朝船隻。這些視覺資料可以運用在宋代史的研究上。宋朝是城市文化蓬勃發展的時代，無論是《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或其他史料，都可以看到這個特性。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續章節詳細解說。
【吃茶與陶瓷】
飲料的唐宋變革
常言道：「唐詩為酒，宋詩為茶。」這個通俗的說法雖不能輕易區分唐詩與宋詩，但後人如此定義兩代的詩詞文化，是不可忽略的事實。提到唐代詩人，像李白那樣的文豪皆嗜杯中物，藉由酒精的力量宣洩懷才不遇的苦惱，或者想從羅馬神話的酒神巴克科斯（中國的酒神又是誰？）那兒得到作詩的靈感。相對於此，宋代詩人無論蘇軾或陸游，儘管政爭失敗、官場不如意，卻輕鬆面對，照舊與志同道合的好友喝茶聊天，批評時政。宋詩內容充滿倫理道德，也突顯了這樣的特質。姑且不論各時代的詩人喝什麼，能這樣被人津津樂道這件事本身，代表飲料也有唐宋變革。
茶始於宋代，是最具代表性的近世文化飲品，當然，中國人喝茶的習慣從唐代以前就有。根據研究，中國自古就用熱水萃取產於西南山區的茶葉精華，當成日常飲品飲用。日本小說家吉川英治寫的《三國志》，就是從商人劉備將辛苦存下的所有積蓄拿來買茶，孝敬老母親的場景揭開序幕。儘管以時代而言似乎早了一點，但三國鼎立的六朝時代，朝廷官人不只喝酒，還會飲茶。不過，茶在那個時候並不是象徵士大夫精神的飲料。直到唐代後期，陸羽流傳後世的《茶經》問世後，茶才被賦予了文化意義。
到了十一世紀，不只宋代人愛喝茶，北方異族王朝也有喝茶習慣，茶葉成為重要的出口商品，宋代與北方的遼國、西夏在邊境從事的交易稱為茶馬貿易。現代人常說「唐團茶、宋末（抹）茶、明煎茶」，但根據最近的研究，這個說法完全不符史實。正確來說，唐代人將茶葉蒸過固定成塊，製成「磚茶」，再從磚茶削下適當分量，放入熱水中煮開飲用；宋代人則是將磚茶磨成粉拌入熱水中喝；明代人保留茶葉形狀，直接將茶葉放入熱水，喝泡出來的茶湯。現代日本人喝茶的方式接近明代，而茶道的作法卻是宋代抹茶的飲用法。榮西在宋朝境內喝到對人體有益的茶，再將其引進祖國，也就是抹茶的喝法，是現在所謂的「點茶」。
「點茶」的「點」是動詞「沏」的意思。榮西常用「吃茶」（喝茶）一詞，這個詞當時就已存在，禪宗語錄也經常出現「吃茶去」的說法。順帶一提，過去人們常將吃茶去解釋為「來喝一杯茶」，這是完全錯誤的解讀。吃茶去的意思是「去茶堂喝了茶再來」，也就是「去洗把臉重新來過」之意，是斥責時常說的用語。當師傅說出這句話，就是要弟子喝一杯茶，冷靜想想師父生氣的原因。
由此可見，茶是宋代禪寺的日常飲品。若套用在現代社會的場景，就像電視廣告經常出現的情節，部屬被主管罵了之後，到自動販賣機買一罐咖啡喝，給自己時間「平復情緒，重振旗鼓」。話說回來，福建北部的建州是朱子學發祥地，自宋代就是有名的茶葉產地。與其說「宋詩為茶」，倒不如說「宋學為茶」更為貼切。與禪寺一樣，朱熹的私塾也經常提供茶飲。可惜的是，在言詞辛辣的朱熹語錄《朱子語類》裡，看不見「吃茶去」這樣的說法。
現代日本人一到「福建」，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烏龍茶。不過，烏龍茶在宋代尚未出現，直到幾百年後才發明出烏龍茶的製法。一九八○年代誕生的罐裝烏龍茶、九○年代問世的瓶裝烏龍茶，都是日本飲料廠商推出的商品，中國人原本就沒有喝冷茶的習慣。不過，在課堂上告訴學生「中國人不喝冰冷的茶」，讓學生豁然開朗的情景也已成昨日黃花，如今無論是中國或臺灣，都能看到民眾出入便利超商購買冰涼茶飲的景象。
且讓我將話題拉回來。
慶曆士大夫蔡襄的《茶錄》與徽宗的《大觀茶論》，是記錄宋代吃茶法的重要文獻。福建出身的蔡襄撰寫的《茶錄》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從色香味的佳品話題開始說起，介紹喝茶的整個流程，下篇則是討論茶器。《大觀茶論》是以建陽御用茶園所產的茶葉為主，詳細介紹吃茶方法。不過，榮西品嘗的是浙江寺院的茶，將茶粉放入茶盞攪拌飲用，並非使用高級磚茶。相較於宋代茶書記載宮廷飲用的頂級茶品，榮西喝的比較接近浙江百姓每天飲用的茶。無論如何，後來在留學僧與從中國到日本的僧侶影響下，禪宗寺院成為日本吃茶風俗普及的發源地。補充一句，相對於抹茶的茶道，宇治煎茶的作法來自於明末從福建傳入日本的佛教宗派黃檗宗。
宋代工藝的極致—陶瓷器
宋代工藝極致「陶瓷器」，是用來喝茶的器具。照理說清代工房的技術水準應該比宋代還高，但其仿造的陶瓷器卻連外行人就能看出差異。由此可見，宋代陶瓷器的絕妙釉色無人能敵。就像十七世紀以小提琴製作聞名於世的義大利克雷莫納，該地製造的小提琴堪稱一絕。在家聆聽安東尼奧‧史特拉第瓦里（AntonioStradivari）演奏的巴哈，再用日本的禾目天目茶碗品嘗抹茶，全世界再也沒有比這個最幸福的時光了（像這樣建立東西融合的文化標準，可說是明治以後的日本特質）！
中國的黑瓷在日本稱為「天目茶碗」。黑瓷產地與茶葉一樣，來自福建建州。或許是我們多想，但黑色釉藥呈現出不可言喻的氛圍，總讓人感覺與朱子學的精神不謀而合。用該地特產的土燒出來的黑瓷，常帶有像兔毛的黃土色筋紋（中文稱「兔毫」、日本名為「禾目」）與銀色斑點「油滴」。
前章提及烹飪方法的改良，亦即火候的提升，是宋代能從唐三彩那樣的陶器發展出高溫燒製瓷器的主因。瓷器的首要代表產地為磁州（今河北省磁縣），因此日本習慣將高溫燒製的陶器稱為「磁器」（中文一般使用瓷器兩字），就像即使不是瀨戶產的陶瓷器，日本也會稱為「瀨戶物」一樣。磁州窯的瓷器，多為白瓷加上黑色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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