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星期前，我鄰居的妻子死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曉得。這個消息實在讓我感到太茫然了，鬧得我無法靜下心來繼續寫這部長篇小說。這真是讓人難過。是既難過又吃驚，因為我這個人很少為誰去世而難過，更不要說陌生人了。我從來沒有機會認識鄰居的太太瑪莉亞．艾里阿松。可是，今天，她無情地撒手而去，這讓我感到痛苦而神秘。

我說過了：我從來沒有見過瑪莉亞．艾里阿松。就連她的丈夫，我也僅僅遠遠地見過一面。那是幾天前的事，大概是下午兩點，吃過午飯，喝了茶之後，我動手修改作品——這是我的習慣；我身旁是小木屋的一面窗戶。小木屋是我和妻子租住的，面對著剛剛結冰的波羅的海。從一樓傳來陣陣輕柔的音樂，那是芬蘭作曲家西貝柳斯的《悲傷的華爾滋》。外面，陽光飄灑在白樺林上；我的鄰居馬爾庫斯．艾里阿松和他的幾個孩子在花園裡給雪人做最後的加工：兩個大鈕扣當作眼睛，一根又粗又彎的胡蘿蔔做鼻子，一條黑色的大圍巾繫在雪人的脖子上。後來，馬爾庫斯和孩子們進屋去了，雪人沉思般地注視著那個觀察著住宅正面、彷彿期盼著什麼的雅典娜女神的雕像。

博耶娜是個波蘭女人，她每週來我家兩次，打掃衛生，洗熨衣裳，是她悄悄走進我的書房，一面收拾茶具一面告訴我外面發生的事情。我經常去的地方只有一家越南人在斯德哥爾摩開的商店，去買茶葉。

「我不知道她有病。」 我說道，目光從電腦螢幕上移開，向鄰居的房屋望去，那是一座紅色木結構住宅，有著斜穀式屋頂和白色窗框，顯得非常淒涼。

「瑪莉亞．艾里阿松不是病死的，是自殺。」 博耶娜用地道的德語解釋說，她之所以會德語，是因為在二十世紀八○年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的時候，她借助一筆獎學金在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攻讀馬克思主義；她是在波蘭的科拉克維亞省獲得獎學金，因為她是農業合作社社員的女兒。

「她喝下超劑量的藥物，丟下了丈夫和孩子們。」

「什麼藥物？」

「安眠藥。死前，她不想見人。」 她解釋的口氣很有權威性，因為她曾經在那座住宅裡工作過，現在那住宅讓我感到孤寂和淒涼，如同西貝流士的音樂和瑞典劇作家、電影導演貝里曼的影片一樣。

「既然她感到壓抑、沮喪和虛弱，就不應該讓她拿到安眠藥啊！」 我提醒道，好像一個如此充足的理由可以使人起死回生似的。

「這是誰也說不清楚的地方。」

一一星期前，我鄰居的妻子死了。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曉得。這個消息實在讓我感到太茫然了，鬧得我無法靜下心來繼續寫這部長篇小說。這真是讓人難過。是既難過又吃驚，因為我這個人很少為誰去世而難過，更不要說陌生人了。我從來沒有機會認識鄰居的太太瑪莉亞．艾里阿松。可是，今天，她無情地撒手而去，這讓我感到痛苦而神秘。我說過了：我從來沒有見過瑪莉亞．艾里阿松。就連她的丈夫，我也僅僅遠遠地見過一面。那是幾天前的事，大概是下午兩點，吃過午飯，喝了茶之後，我動手修改作品——這是我的習慣；我身旁是小木屋的一面窗戶。小木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