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推薦序／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苑舉正

這是一本基於經濟唯物史觀的好書。經濟，講的是一切有助於國力與民生發展的經濟利益。唯物，指的是所有從帝國主義沒落以來的歷史事件，都能夠從追求物質利益的觀點下，得到因果解釋。史觀，就是本書內容所呈現的觀點，也就是針對兩次世界大戰前後歷史所做的詮釋。

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有一種莫名的憂傷，因為當我發現這本書中所記錄的歷史，是過去一百多年以來西方列強在爭奪與宰制非西方世界的歷程之外，也是我做為一個非西方人，最不願意去面對的歷史；通常我們以「百年羞辱」...

第一章 全球化初期（節錄）

不列顛治世和歐洲治世的侷限

大家把十九世紀稱為全球化初期。當然，十九世紀集合了國際貿易成長、溝通成本下降，以及交易自由，似乎很符合這樣的描述。此外，大家也稱這個時期是不列顛治世—此時世界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成長，軍事衝突相較於前後兩個世紀也很小。但是這番和平的榮景有多少是真正來自於不列顛的治理？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地位確實很卓越，拿破崙戰爭的勝利讓英國在全球所向無敵。法國殖民帝國的殘餘勢力，在出售給美國以及英國的吞併下消失了。一八二○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位於美洲的殖民地獲得獨立。相反的，大英帝國即使少了北美十三殖民地，勢力依舊強大，在美洲、印度次大陸、澳洲仍擁有廣泛的領土。雖然後續幾十年，英國已無意進一步擴張領土，但仍以精明的眼光陸續取得開普敦、亞丁、新加坡、香港等戰略基地，以鞏固帝國的全球勢力。大英帝國的勢力受到皇家海軍的保護，在拿破崙戰爭結束時，皇家海軍的軍艦實力約是其他國家軍艦的總和。即使戰後英國縮編了海軍勢力，整個十九世紀皇家海軍仍處於全球獨霸的地位，並在一次大戰爆發以前始終維持「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亦即皇家海軍的艦隊實力至少要等同於緊追其後的兩國海軍加總起來。

英國除了有強大的海軍和遼闊的帝國以外，在工業發展上亦所向無敵，並在十九世紀中葉達到顛峰。一項研究顯示，一八六○年英國的製造產能占全球的三五％，人均工業化的程度是最大對手的三倍。英國工業化之所以如此先進，擁有豐富的煤礦和鐵礦是一大因素，煤與鐵是工業革命的兩大關鍵原料。煤炭為運輸及工業提供了燃料，再配上豐富的鐵礦，為重要的鋼鐵工業奠定了穩固的根基。一八五○年，英國的鋼鐵產量占全球總數的一半，產煤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二。豐富的煤礦不僅促進了國內產業的蓬勃發展，也使英國變成這項重要商品的主要出口國。隨著汽輪取代帆船，煤炭也幫英國鞏固了造船和航運界的領導地位。一八八○年，英國蒸汽商船的噸位是世界其他國家總和的二．五倍。

不僅如此，英國也是金融大國。拿破崙時代摧毀了歐洲多數地區的信貸體系，所以一八一五年後，英國公債可說是唯一享有投資等級的證券。十九世紀期間，其他國家支付的利率雖然持續下降，但直到一八八○年代，英國的借貸成本始終比其他大國低一％至一．五％。英格蘭銀行是國際金本位制的主要核心，倫敦是國際資本的主要來源。

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的海外投資飛速成長；到了一九一四年，幾乎達到英國GDP的一五○％。這些投資，不僅讓英國在世界各地發揮廣泛的影響力，也提供了大量的財務緩衝，需要時就能派上用場。

換句話說，英國在十九世紀擁有驚人的資產，但它符合良性霸權的角色嗎？它算是維繫世界和平及促進世界經濟成長的世界警察嗎？「促進經濟成長」方面比較容易證實，逐步降低關稅以及英國國內與大英帝國各地的其他障礙，確實助長了十九世紀國際貿易的擴張。皇家海軍保護海上貿易不受海盜侵擾也一樣重要。至於「良性」一詞的意涵，也應該提到海軍打擊奴隸交易的貢獻（雖然有人說奴隸交易也算是一種商業，只不過英國不鼓勵那種商業類型）。

不過，英國是否真的「維繫世界和平」，那就比較難確定了。使用「不列顛治世」一詞的人，通常不看歐洲列強之間的和平問題。他們通常只是參考「羅馬治世」（Pax Romana）的說法罷了，亦即羅馬在其帝國境內維繫的和平。帝國的頌揚者喜歡強調大英帝國對其統治對象的優點：為不斷的紛擾或混亂帶來法治與文明的效益。一九一三年，米爾納勳爵（Lord Milner）以統治階級高高在上的自信口吻，總結了這個概念：「大不列顛民族現在需要負責維繫和平與秩序，並以公平與人道的方式，治理三、四百萬無力自己維繫和平與秩序的人……為了維護五分之一人類的文明生存狀況，不列顛治世是必要的。」

帝國辯護者鮮少認為，不列顛治世在大英帝國的範圍以外有很大的影響力，就像羅馬治世在羅馬帝國以外也沒有多大的作用。

滑鐵盧戰役之後，列強之間確實有近四十年的時間毫無衝突，但是英國特別強盛只是使列強暫停敵對的部分原因。由於英國的海上勢力獨霸全球，相較之下，前幾世紀的其他帝國都已經失去往日的榮光，使得歐洲以外不太可能發生衝突。不過，在歐洲以內，英國的海軍勢力沒有多大的意義，歐洲裡面出現的不是「不列顛治世」，而是「歐洲治世」—亦即由五大強權治理的「歐洲協調」組織（Concert of Europe），目的是建立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想要的持久和平。這些強權不再依賴過去分分合合的聯盟關係，而是同意在發生任何危及歐陸和平的事件時就一起行動。一八三○年代，那個系統的運作相當成功，保障了比利時的獨立和中立性，避免大家為了比利時的未來而開戰。不過，歐洲協調組織有賴於成員的合作，只要任一成員有異議，它就無法防止衝突。

一八五四年，英國和法國出兵阻止俄國在黑海的周圍擴張，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和平。嚴格說來，那個區域並不在維也納會議規範的範圍內。然而，克里米亞戰爭是歐洲協調組織的三個成員之間發生的軍事衝突，由此可見列強合作的概念有多麼脆弱。即使一八五三年已在維也納召開一場會議，也無法避免這次衝突。克里米亞戰爭也證明了不列顛治世的侷限，俄國想要掌控黑海的海峽，從而進入地中海，那野心直接威脅到英國對海上航線的控制（蘇伊士運河開通後，那些航線變得更重要）。但英國即使勢力強大，也無法在不訴諸武力下，逼迫他國接受它的策略意念，甚至還需要盟國相助才足以打敗俄國。

（中略）

帝國主義的動態

什麼因素驅動這股帝國擴張的風潮？ 殖民帝國常以「為落後地區帶來文明」為由，來解釋自己的擴張行為。至於其他時候，他們幾乎不知為何而戰，坦承占領殖民地的動力似乎是出於「貪得無厭」—英國首相索利斯伯利勳爵（Lord alisbury）和法國大使討論瓜分非洲的原因時曾如此解釋。法國的帝國擴張支持者費里（Jules Ferry）直言：「一股難以抗拒的趨勢，推動歐洲列強去征服新的領土，那就像一場進入未知領域的巨大障礙賽……整個大陸都被吞併了……尤其是那個充滿極度神祕與模糊希望的黑暗大陸。」

在那種自滿的態度背後，存在著一套更複雜的觀點。那些強權看待權力與榮景的方式令人振奮，也讓人不安。工業革命把世界劃分成製造國和原料國，顯然只有前者得到真正的財富和權力。李斯特在陳述歐洲經濟史時清楚提到：「如果我們仔細思考威尼斯的商業政策，可以看出現代的商業與製造國的政策其實是威尼斯的翻版，只不過是放大版……所以當時的基本原理如今依舊適用：從他國進口原料並把製成品出口到他國是完善的策略。」

鼓吹美國海外擴張的西華德也是以類似的觀點看待世界：「從全球取得最多的物質和糧食，製造最多的東西，銷售最多的產品和織物到海外的國家，肯定是，也將會是世界的強權。」

不過，各國爭相追求工業化，也衍生了一些複雜的麻煩。英國已經發現，一國的經濟愈發達，愈無法自給自足，愈需要依賴開發較少的國家來互補以維持成長，所以帝國免不了會想要掌控這些開發較少的地區。這些殖民地有三種功能：原料的產出者、製成品的消費者、宗主國移民的目的地（以抒解日益稠密的人口）。誠如法國經濟學家利萊─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所述：「殖民地最實用的功能，是提供宗主國現成的貿易市場，讓它的產業得以持續運作，並提供宗主國的居民（無論是企業家、工人或消費者）愈來愈多的獲利、工資或商品。」

利萊─博利厄是自由派，他在一八七○年代初期撰寫這段文字。雖然他也認為殖民擴張對國內經濟是有力的支持，但他還是贊成門戶開放政策，讓各國都可以和彼此的帝國自由貿易。他認為「全世界都會因此受惠，因為我們不可能再恢復到單一帝國壟斷殖民地貿易的年代。」

不過，後來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後，大家日益覺得殖民地的存在就是為了幫宗主國提供競爭優勢。波爾多商會（Bordeaux Chamber of Commerce）曾是鼓吹自由貿易的堡壘，但是到了一八八七年，它也主張法國需要殖民地，才能確保其製造的商品有出售的市場，「恢復差別關稅（differential tariffs）在這個階段看起來是合理的，因為現在法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太弱，需要加強。法國的海外出口因競爭愈來愈激烈而衰退，以前的經驗證明，法國在本國僑民居住的殖民地裡，可以為法國的農產品與製成品找到保證的市場。」

其他的作家更進一步主張，國家的生存有賴帝國的發展。德國的民族主義作家本哈蒂（Friedrich von Bernhardi）擔心，德國若是只顧產業發展而不發展帝國大業，將會陷入危險的處境：然而，這個蓬勃發展的局面裡有一個隱憂。我們完全依賴從外國進口的原物料，也需要把我們製造的東西外銷出去。我們甚至從國外取得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我們工人階級的生計，直接依賴出口貿易的維持與擴張。對我們來說，持續拓展海外貿易攸關存活……如果目前為止的歷史發展不幸阻止我們建立殖民帝國，我們現在有責任去彌補那些失去的時間。

這時全球的工業化及帝國發展的風潮，愈來愈像個零和賽局，因為我們不確定世上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同時容納好幾個工業大國。英國作家季特（Benjamin Kidd）認為，各國之所以爭相建立殖民地，是因為在突然出現多個工業中心的世界裡，各國需要獲得競爭優勢。

隨著工業強國的日益發展、運輸與溝通的成本下滑及速度加快，還有科技知識的日益普及與方便傳播，相互競爭的產業可能在不同的國家蓬勃發展……但相互競爭的國家大多沒什麼勝過對方的競爭優勢。

在此情況下，能夠提供資源和市場的殖民地可能是成敗的關鍵。此外，帝國也認為，既然美洲、亞洲、非洲的未知遼闊區域都已經繪製成圖，可見全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幾個勢力廣布全球的工業大國勢必會主宰全世界。季特寫到：「塑造世界的龐大競爭……西方民族競相爭取更大的未來傳承地位。」

利萊─博利厄則以誇張的方式描述法國的選擇：「對法國來說，殖民是攸關生死的問題。法國若是無法變成非洲強權，一、兩個世紀以後就會淪為歐洲的次要國家。」

在德國，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特賴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也提出類似的說法：「每個充滿活力的民族都建立了殖民勢力……所有的強國都渴望在蠻夷之地開疆闢土，那些未參與競爭的國家在未來將變得無足輕重。」

即使是擁有龐大屬地的英國，也對未來感到焦慮。地緣政治思想家麥欽德（Halford

Mackinder）擔心鐵路的出現將使俄國之類的「核心地帶」大陸帝國變得更加團結，威脅到英國之類的海權帝國。「歐亞大陸的龐大地區，原本船隻無法抵達，在古代只有騎馬的游牧民族能夠進出，如今即將覆蓋鐵路網，那裡難道不是全球政治的樞紐地帶嗎？」

為此，英國不僅應該避免俄國使用海路，更要築起關稅壁壘，以強化帝國的經濟和政治凝聚力。

如果想要確保國家富強需要發展帝國大業，那麼海軍艦隊也不可或缺。一八九○年，美國海軍軍官馬漢（Alfred Mahan）開始出版多本影響深遠的著作。他在著作中主張，商業霸主的地位是在公海上競爭的。隨著國際貿易日趨重要，海軍艦隊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渴望富強的國家必備的要件。一國若是缺乏艦隊，其貿易、海外屬地，甚至該國的生存，都會任由競爭對手擺布。

若是一如共識，海軍是為了保護貿易而存在的，他們在戰爭中勢必是以摧毀敵軍的貿易為目的。除了保護與摧毀貿易以外，很難想像海軍還能促進哪些廣泛的軍事用途……在英法戰爭中，英國海軍不僅保護英國的貿易，也摧毀敵軍的貿易，這兩個條件並存是戰勝的必要條件，光有其中一個還不夠。

不僅美國謹記馬漢的著作，世界列強也牢記了馬漢傳授的理念。各國爭先建立帝國霸業的同時，海軍也展開軍備競賽。各國投入軍備競賽的動機，就像建立殖民地一樣，是出於野心與不安的結合。

第五章　美國治世與全球化第二期（節錄）

（二戰後）

　　美國政府想以毫無帝國或經濟集團的自由多邊貿易為基礎，建立戰後秩序。但實務上，戰後最初幾年，這番意圖並未推展太多。布列頓森林體系僅是紙上談兵，必須等歐洲各國的經濟恢復到自由國際貿易及兌換貨幣都可行的時候才能運作。一九四一年，英國原則上已經承諾結束帝國優惠制度，但是一九四五年邱吉爾指出：「在我收到美國總統確切保證，美國政府也會致力廢除保護性的高關稅以前，我不同意互助協定的第七條。」實務上，英美兩邊幾乎什麼都沒做。至於歐洲的帝國，即使戰爭使他們搖搖欲墜，但他們依然苟延殘喘，並未消失。

那麼，持久和平的另一大支柱──侵略者解除武裝及後續的國家重建──又是什麼狀況？前者毫無疑慮，德國和日本必須接受無條件投降及盟軍的占領。短期內，他們也沒有機會再擾亂和平了。此外，德國這次也無法再宣稱他們在戰場上並未真正被打敗，而是因為有人「背後捅刀」才輸了戰爭。但是一九四五年他們徹底吞敗就表示他們會順從戰後秩序嗎？從盟軍最初採取的幾個步驟看來，情況不太樂觀。一九一九年，德國人對於失去西利西亞和但澤（Danzig）極其不滿，一九四五年，整個東部省分都歸波蘭所有，他們可能做何反應？一九二○年代他們痛恨賠款，一九四○年代更不可能樂見賠款。在雅爾達會議上，有人提議賠款兩百億美元，那個金額確實比一次大戰後要求的三百二十億美元賠款還少，但還是遠多於實際支付的五十億美元。這次最堅持獲得賠償的國家是俄國，而不是法國。戰爭一結束，俄國就開始大規模拆解德國的工業設備並搬運回國，其他的盟軍在各自占領的區域內也做了小規模的拆解搬運。這種設法取得賠償的方式，符合同盟國想要削減德國工業實力的計畫，這樣一來，德國就再也不會成為鄰國的軍事威脅了。一九四四年底的魁北克會議公開討論摩根索提議的計畫，他提議把德國從工業大國轉變成「以農牧為主的國家」。

（中略……）

日本也受到類似的處置，不僅解除武裝，實施民主，經濟也遭到削弱。就像德國一樣，過於強大的工業集團都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後盾。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後的美國初期政策》規定，住友和三菱之類的大集團（財閥）必須拆解，日本不得在協助下重建經濟，日本不得享有比鄰國還高的生活水準。一九四六年，戰勝國開始草擬賠償計畫，提議把日本的工業設備運到戰爭期間日本占領的國家。日本的產業不准恢復到「讓日本掌控或凌駕鄰國」的程度。在此同時，日本經濟在尚未復甦以前，就已經飽受物資短缺和惡性通膨所苦。

這一切都讓長久和平的前景堪慮。德國和日本或許被徹底打敗了，也解除武裝了，但他們根本沒有重建。看著戰後的世界，他們可能覺得當初最大的恐懼都成了事實。和平協議完全是失衡的，他們不僅失去戰時征服的地區，也失去了大半的戰前領土。他們的產業遭到摧毀，戰勝國似乎決心讓他們永遠無法再成為工業強國。他們對原料的取得仍受制於有產國，而且這些有產國比以前更強大了。大英帝國雖然變弱，但美國相對變強了。英美仍掌控全球龐大的資源，至於其他的資源則大多由俄國掌控。大西洋憲章再怎麼立意良善，朝向自由貿易發展大致上還是理論。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的貿易比一九二○年代還不自由，一九一四年以前就更甭提了。

　　後來這個型態之所以改變，主要是因為冷戰出現。冷戰開始的確切時間，如今依舊眾說紛紜。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會議比德黑蘭會議和雅爾達會議更敏感，因為討論的主題不再是打敗希特勒，而是歐洲的戰後協議。對許多人來說，一九四六年三月邱吉爾的「鐵幕」演說（杜魯門在場，又非正式地同意邱吉爾的說法），代表美蘇持續合作的可能性就此幻滅。二月，美國收到凱南（George Kennan）的「長電報」後，國務院就已經改變主意，那份電報描述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一種危險的組合，結合了存在已久的領土野心以及社會主義終將盛行全球的馬克思信念。但是在政策方面，冷戰真正開始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當時杜魯門告訴國會，美國亟需接替疲憊的英國，出面保護希臘，以免希臘遭到共產主義的赤化。他指著歐洲那些「最近被迫接受極權統治的國家」，說美國應該「支持那些反抗武裝少數派或被外力征服的自由人民」，這就是後來所謂的「杜魯門主義」。這項主張雖然是影射蘇聯，但意圖相當明顯。美蘇一度是盟國，假裝合作了一段時間，但一九四八年六月蘇聯封鎖西柏林後，兩國的合作徹底結束。

　　冷戰帶來的改變很大。首先，戰時盟友持續合作維護戰後秩序的概念從此消失，聯合國的安理會根本無法有效地做決策。讓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就表示安理會將永遠陷入僵局。聯合國唯一一次按其宣稱的目的對侵略採取行動，是一九五○年北韓入侵南韓的時候。那一次是因為俄國抵制安理會的會議，意圖質疑安理會的正統性，但後來俄國就沒再犯過同樣的錯誤了。至於美國，則是完全打消了戰後退居次要地位的念頭，現在美國將會維持它在非共產世界裡的領導地位，甚至進一步強化。因此，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等自由國際主義者回顧冷戰的開始時，認為那不是恐懼的時刻，而是值得慶祝的時刻。

「為了維護自由及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美國在和平時期開始積極邁向全球領導之路已經七年了。那個起始日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當時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對希臘和土耳其提供經濟、軍事和諮詢的援助，提出了如今所謂的杜魯門主義……長久以來焦急等待那種歷史轉折的人，永遠不會忘記一九四七年春季那段日子的興奮之情。」

　　同樣重要的是大家對待德國的方式也改變了。在政治和經濟上重建德國變得非常必要，如此才能協助它對抗共產主義。現在不可能要求德國賠償了，美國還透過馬歇爾計畫挹注資金到德國。戰後西德的國際收支據估計是：支付賠款十億美元，但收到四十億美元的援助。相反的，蘇聯底下較小、較窮的東德則支付了約七十億美元的賠款給蘇聯。

　　遠東地區也是依循類似的模式。一九四七年，日本持續的經濟混亂顯然助長了當地共產黨的聲勢，日本的經濟重建看來勢在必行。一九四八年，強森委員會（Johnson Committee）建議終止戰後賠償，推動措施以增加日本的製成品出口。原本想要打散財閥的意圖就此拋諸腦後，一九四九年中國遭到共產黨赤化後，重建日本變得更加迫切。隔年，韓戰爆發使冷戰加劇，日本突然變成全球奮戰的核心。美軍原本就占領日本，正好把當地轉變成對抗入侵的現成基地。更長遠來看，在那個突然看似充滿敵意的亞洲環境裡，日本也是民主資本主義的重要堡壘。在日本人看來，韓戰是經濟的轉捩點。美國的卡車和輪船訂單大量湧入日本，為日本的戰後奇蹟奠定了基礎。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平條約（Treaty of San Francisco）正式承認新獨立、後帝國時代的日本，這時的日本，已經從戰時的敵人變成了盟友。

　　冷戰造成的另一個結果是，原本可能反對美國領導的國家，如今也準備接受了。戰後擔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規劃了一套政策，把日本對美國軍事保護的依賴轉變成優點。日本的新憲法宣布放棄動武，這樣一來，美國保護其重要的海上貿易時，日本可以專注於經濟發展。吉田茂的看法是：「日本應該發展成海運國家，與美國合作是接觸全球市場、資源及捍衛海上航線的最好方法。」戰前日本無法無限地接觸西方市場，如今得以充分地接觸那些市場，也大大彌補了禁止和中國貿易的損失。日本的造船業在韓戰爆發後復甦，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已搶光了英美兩國造船業的生意。在德國，一九四八年的諸多事件轉變了德國默許盟軍占領當地的態度。六月，西方占領區開始採用德國馬克，此舉引起俄國的強烈反彈，並以封鎖西柏林回應。這種意圖逼柏林就範的舉動，使德國西部對蘇聯共產主義僅剩的一點興趣也蕩然無存。盟軍對柏林的空投補給，使英美頓時成了德國心中的英雄。

（中略）

　　冷戰是在美國的領導下，聯合西方世界一起對抗共同的敵人。大西洋憲章再怎麼立意良善，冷戰還是幫忙達成了大西洋憲章無法單獨實現的目的──終止全球資源戰爭的循環。美國的盟國不分新舊，都認同美國霸權是必要的事實，他們知道這個新霸權不會濫用其軍事和經濟勢力，把他們隔絕在全球市場之外。這是戰後協議令人意外的結果，應該沒有人比史達林還要意外。

第一章 全球化初期（節錄）

不列顛治世和歐洲治世的侷限

大家把十九世紀稱為全球化初期。當然，十九世紀集合了國際貿易成長、溝通成本下降，以及交易自由，似乎很符合這樣的描述。此外，大家也稱這個時期是不列顛治世—此時世界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成長，軍事衝突相較於前後兩個世紀也很小。但是這番和平的榮景有多少是真正來自於不列顛的治理？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地位確實很卓越，拿破崙戰爭的勝利讓英國在全球所向無敵。法國殖民帝國的殘餘勢力，在出售給美國以及英國的吞併下消失了。一八二○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位於美洲的殖...

前言

一九四五年以來，全球享有的太平盛世有多穩定？這種問法可能聽起來過於自滿，畢竟過去數十年來，各地發生的衝突導致數千萬人不幸喪生。但這個提問避開了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間的慘重傷亡，那段期間列強交戰，導致五千萬人以上淪為戰禍亡魂。然而，這個問法之所以貼切，是因為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破壞了長久以來的非凡榮景，而且當時的參戰國又是工業化最先進的國家（讓人不免質疑，工業化的過程中是否有某些因素，導致他們更容易陷入自我毀滅的暴力）。如果那樣問沒錯，那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一百年前釀成世界大戰的緊繃要素是否依然存在？如果還在，過去七十年是什麼機制壓抑著它們？那些機制仍像以前那麼強大嗎？亦或是受到威脅？

本書試圖從過去兩百年來的戰爭、和平、貿易史觀來回答這些問題。在十九世紀中葉，思維先進的思想家就像如今的許多評論家一樣，覺得長治久安顯然有賴於國際貿易的流通。自由貿易不僅有助於經濟成長，商業交流也可以打破國家之間的藩籬。只要把各國的經濟連結起來，就不太可能發生戰爭。英國的自由派政治家科布登（Richard Cobden）大力提倡自由貿易的世界，說那個世界將會「凝聚眾人，撇開種族、信條、語言的對立，讓大家永遠和平共處。」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更是樂觀，他宣稱商業的擴張正「迅速讓戰爭流於過時」。

表面上看來，在十九世紀，貿易似乎真的維繫了和平。一八一五到一九一四年間，有人稱那段時期為「長平時期」和「全球化初期」。國際貿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那一百年間進出口總額占全球GDP的比例從二％成長至十七％。然而，商務浪潮的高漲並無法阻止強權之間爆發衝突。一九一四年，儘管英俄兩國是德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德國依然對英國與俄國發動戰爭。自由貿易派的理念和希望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隨著十九世紀的發展，貿易與和平之間的關聯日益模糊。各國開始偏離自由貿易，本來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漸下滑的關稅壁壘又開始回升。這改變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另一套相反的經濟理論興起，主張自由貿易只是犧牲對手，鞏固最先進國家的利益。另一個比較隱約的發展是源自於另一個顧慮：工業化雖然讓國家富裕了起來，也導致國家更加脆弱（這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在工業革命之前，各國大致上是自給自足的，現在則仰賴原物料的進口以及製成品的出口。

十九世紀後期，各國對於貿易依存度的共同反應，是建立殖民帝國，以提供本土缺乏的原料和市場，藉此重建自給自足的狀態。十九世紀初盛行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到了後期全面逆轉，強權爭相到世界各地占領尚未遭到瓜分的地區。帝國若是缺乏艦隊保護海上貿易，也就沒有多大的用處，所以強權紛紛投入軍備競賽（有些國家在此之前幾乎沒有海軍），打造最現代的艦隊，使他們的艦隊規模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二十五年間擴增了四倍。然而，不斷增加的軍事開支反而使他們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

有什麼方法可以緩和這些緊繃的關係？一次大戰後，大家回顧十九世紀的榮景，談論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亦即英國引領潮流，主宰國際經濟和平成長的時期。然而，不列顛治世即使曾經存在，到了十九世紀末也已經沒落，英國的工業霸主地位已成往事。皇家海軍也許仍是全球最大的海軍勢力，但英國已無力限制危險的軍事對手發展或維繫和平。此外，在英國的對手眼中，皇家海軍是一種威脅，而不是令人安心的勢力。在多極化的世界裡，只有合作，才能減少國際紛爭。世界強權有時會召開會議以調解國際間的緊張局勢，但只有那些國家都同意參與時，會議才有可能舉行。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們並未參與。

一次大戰的爆發，不是為了某個遙遠的殖民地，而是為了巴爾幹半島內陸某個不起眼的地帶，那裡也沒有值得爭搶的原物料。不過，塞拉耶佛刺殺事件之所以造成毀滅性的影響，是因為當時的世界強權既感到恐懼又充滿野心，導致他們不惜一戰。

一次大戰的爆發，是擔心工業化意外後果的人最畏懼的夢魘。他們之所以畏懼，不僅是因為工業革命創造的巨大生產力，足以發動難以想像的毀滅性戰爭，也因為參戰者開始透過海上封鎖，掐住對手依賴進口的命脈，以脅迫對手就範。後來，一次大戰在暴亂的士兵與平民要求「和平與麵包」中結束。

戰爭結束後，大家試圖把釋放出來的魔鬼收回瓶子裡，但和平協議幾乎是徹頭徹尾的失敗。重申國際貿易不受約束，以及建立超國家機構「國際聯盟」以維繫全球和平，都是為了抒解外貿依存度所衍生的不安。但實務上，貿易已經不像戰前那麼自由了，國際聯盟也證實無法維繫和平，最主要是因為當時已是全球最大勢力的美國拒絕加入國際聯盟。

此外，殖民對立的議題幾乎無人解決，戰後只有輸家失去了帝國，讓贏家完全掌握了那些土地。所以戰後的世界比以前更加分立，分成「掌控存活資源的國家」和「欠缺存活資源的國家」。一九二○年代恢復世界貿易的試驗性方案，到了一九三○年代經過經濟大蕭條後，演變成全面的保護主義，這也難怪欠缺資源的國家為求自給自足，開始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資源。一九一四年以前，表面看來貿易仍是自由的，但暗地裡自由貿易和經濟安全之間的緊繃關係波濤洶湧。到了一九三○年代，掌控原物料的爭論已形成軒然大波，吵得震天價響。

結果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十九世紀的自由派逐漸改弦易轍。許多人開始覺得貿易和經濟的相互依存只會導致衝突，經濟自給自足才是和平之道。不僅德國和日本以此作為主張領土權及大舉擴張的理由，就連自由派裡也出現令人意外的附和者，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但自給自足的動力最終並未促成和平，反而導致戰爭。倘若從第二次大戰中抽走種族殘暴摧殘的表象，最後只會剩下各國的資源之爭，尤其是德國和日本覬覦的俄羅斯和荷屬東印度油田，德日兩國夢想著靠那些油田來打造自給自足的帝國。他們就像以前一樣，試圖利用對方對外貿依存的弱點，掐住對方的經濟命脈。這次空中勢力延伸了艦隊的勢力範圍，使經濟戰爭的殺傷力更勝以往。

一九四五年再次出現機會，讓我們掃除釀成那麼多災難的經濟野心與恐懼。幸好，這次美國重新思考其立場。一九一四年以前，美國把「全球化初期」帶來的效益視為理所當然，同時築起全球最高的貿易壁壘。一次大戰後，儘管美國已躍升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卻採行孤立主義，提升關稅。不過，一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間的慘烈歷史讓美國的領導人相信，美國不能再這樣孤立下去。他們現在知道，全球化初期的多極化世界本質上是不穩定的。自由取得原物料及進出海外市場，都是一時的幻象。世界強權之間日益嚴重的對立，威脅著這些表象，最終只會摧毀一切。想要確保世界不受經濟民族主義的危害，唯一的方法是重新導入一九一九年承諾做到，但從未實現的自由貿易，並由美國帶頭維繫世界和平。

美國新的外交政策是由羅斯福任內的國務卿科德．赫爾（Cordell Hull）規劃，他是採行古典自由派的觀點，亦即國際貿易不僅促進和平，也是和平的必要條件。他主張：「若不拓展國際貿易，國內外都不會安穩。」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和英國一起發表《大西洋憲章》，作為戰後世界的願景，其中第四條直接指出導致德國和日本不惜一戰的經濟不安。同盟國現在致力「促使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勝敗，皆可在同等條件下，為了追求經濟的繁榮，參與國際貿易及取得原物料。」

於是，大家再度嘗試建立世界和平。布列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目的是為了固定各國的匯率，以防止貨幣戰爭。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是為了降低貿易壁壘。這些經濟協議是由新的世界維安勢力撐起的，也就是聯合國，尤其是安理會（以美國為首的戰後聯盟，延續戰時聯合對抗德日的同盟）。

這個維繫全球秩序的新組織，是否真的比以前的組織更有效果，從來沒有受到驗證。實際上，冷戰阻止了安理會發揮效用，因為它永遠遭到牽制。不過，冷戰的出現反而讓世界因禍得福，迫使美國擔負起良性霸權的角色──亦即不利用霸權剝奪他國蓬勃發展的權力──也迫使其他的西方國家接受美國的領導地位。於是，戰後的世界不像原本預期的那樣由聯合國主導，而是進入了美國治世。

美國治世就像十九世紀的不列顛治世一樣，完全是非正式的，但是更加穩固扎實，因為美國所向無敵的經濟和軍事優勢，遠遠超過了英國以前的地位。此外，各國對蘇聯的恐懼更加鞏固了美國的優勢，相較之下，十九世紀末並沒有那麼可怕的惡勢力，足以消除世界強權之間的對立。

如果二十世紀的前半葉不是因為國際緊繃關係而爆發戰爭，而是因為兩大敵對強權的經濟競爭，美國治世就沒有那麼大的用處了。幸好，事實不是如此。儘管蘇聯在軍事和意識形態上是嚴重的威脅，它對西方經濟的穩定並沒有直接的威脅。蘇聯因天然資源豐饒，再加上共產主義先天就偏好自給自足，因而並未參與國際經濟，蘇聯也未與他國爭搶原料和市場。為了保護戰後西方榮景的基礎，西方有必要牽制蘇聯集團（Soviet bloc）的發展，避免全球跌入經濟黑洞。

然而，西方帝國的解體，導致西方更難以牽制蘇聯的經濟發展。戰爭期間，美國大力主張「去殖民化」。如果把帝國之間的敵對視為引發世界大戰的主因，那樣的主張是適切的。在真正自由貿易的世界裡，並不需要帝國。但是共產主義的存在導致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不只是因為以前的殖民地可能落入蘇聯集團的手中，也因為社會主義學說把工業化國家和非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描述成不公不義的剝削，並主張經濟的自給自足與保護主義才是大家應該採用的經濟模式。

實際上，第三世界的經濟民族主義對全球榮景的威脅，並不像乍看之下那麼大，那主要是因為擁有最重要資源（尤其是石油）的國家，無論抱持什麼政治或經濟理念，都亟欲提升收入。這種新型的經濟民族主義唯一對世界和平與榮景造成嚴重威脅的情況，是發生「以阿衝突」（Arab-Israeli conflict）的時候，那導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七四年的石油禁運。然而，矛盾的是，一九七○年代的石油危機並未導致各國回歸經濟孤立主義，反而促進了世界貿易的擴張，更加鞏固了戰後的經濟秩序。

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非共產主義的世界蓬勃發展，就像戰後秩序的建立者當初預期的那樣。德國和日本為了鞏固其世界地位，不再需要仰賴帝國大業與海軍艦隊。歐洲那些曾是帝國的國家也發現，他們不需要殖民地也能蓬勃發展。

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和毛澤東經濟教條的失敗，似乎代表了西方模式的勝利。一時之間，全球似乎真的有可能像一九四五年規劃的那樣，由聯合國來維繫世界秩序。如果那樣說過於樂觀，或許可以說，本來只保護非共產主義世界的美國治世，這下子可以進一步擴展，將保護範圍涵蓋全世界了。但沒想到結果比預期還要複雜，共產主義的崩解反而導致幾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崛起，那些國家本來就對西方打造的戰後秩序沒有好感。一九七○年，中國的外貿總額占其GDP的比例不到六％，後來中國搖身變成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如今外貿占其GDP的比例已近五○％。經濟上，中國依循的迅速成長模式，就是日本首創、亞洲其他國家跟進模仿的那一套：以國內的高儲蓄及偏低的匯率來刺激出口導向的成長。但是政治和軍事上，中國覺得它沒有義務遵守美國主導的戰後秩序原則。身為共產主義國家，中國不只在美國的保護傘之外，軍事上也對美國抱持敵意。此外，中國的龐大規模意味著它可不像亞洲四小龍，它有足夠的本事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自從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也比歷史上的任一時期更加融入世界經濟。一九七○年，俄羅斯的外貿占其GDP的比例只有七．五％，如今已超過四○％，但它也不接受西方的全球治理原則。過去一向保持中立的印度，如今也崛起成為世界強權，它的成長可能使全球勢力的平衡變得更加複雜。

這一切發展下來，結果就像十九世紀末一樣，新勢力的崛起開始質疑原有的地緣政治秩序。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這個過程能否平順地發展下去，避免緊繃的局勢重新上演，而導致全球化告終？

一九九○年代，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以歷史標準來看，算是比較友好的階段。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關係逐漸惡化，甚至接近完全敵意的狀態。俄羅斯在聯合國裡開始積極使用否決權，偏執的程度幾乎和舊蘇聯不相上下。而且俄羅斯也認為冷戰結束時，蘇聯帝國的崩解是令人遺憾的結果，而且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它願意竭盡所能去扭轉那一切。換句話說，俄羅斯對全球秩序的觀點已經變成明顯的修正主義者。

相較之下，中國的官方立場是，中國的崛起永遠是和平的，對現有的秩序不會構成威脅。不過，有一些原因讓人不敢貿然輕信這套說法。第一，中國根本不認同美國治世所帶來的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軍事預算急速增加，如今規模僅次於美國，遠超過鄰國。此外，這種軍力擴張的本質，其主要目的顯然是為了阻止美國海軍進入西太平洋。美國海軍從二次大戰以來就掌控該區域，為依賴貿易的國家提供航海安全（例如日本，日本戰後迄今都接受以美國治世取代帝國發展）。只要中國不把掌控海洋視為掌控原料的方法，其實不是那麼危險，但偏偏中國和鄰國為了擴大領海以便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爭搶一些無人島嶼的所有權，導致遠東地區的情勢暗潮洶湧。此外，中國不認同美國治世也讓它更加擔心自己的經濟穩定，因為中國的海上貿易必須穿過狹窄的麻六甲海峽，那裡可能會遭到封鎖。在此同時，該區的其他國家也在強化海軍勢力，以因應潛在的中國威脅。換句話說，遠東地區的種種跡象顯示，他們的心態似乎恢復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危險狀態。

另一方面，有人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正密切地融入世界經濟，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破壞這個為其繁榮奠定基礎的系統。根據這個論點，只要串連各國的經濟，讓各國都不想發動戰爭，全球化就能安然無恙了。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出的「戴爾衝突防制理論」就是一例：「戴爾理論主張：同屬某大全球供應鏈（例如戴爾供應鏈）的兩個國家，只要一直待在同一條全球供應鏈裡，就不會對彼此開戰。因為身處在大型全球供應鏈裡的人，都不想再打舊時代的戰爭了。」換句話說，「國際貿易的廣泛擴張和迅速成長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證。」不過呢，十九世紀的人也是那樣說的。

佛里曼就像十九世紀的自由派人士，覺得軍國主義和暴力只是復古的現象。但本書主張的論點在許多方面則更加令人不安：在多極化的世界裡，軍國主義是全球化衍生出來的。工業革命在國家之間創造了新的緊繃局勢。財富的成長伴隨著對貿易的日益依賴，策略的脆弱感油然而生。自由派期待經濟依存將使戰爭的代價變得極其高昂，理性的政府不會去冒戰爭的風險，因此會打消開戰的念頭。結果證實那個希望根本無效，在多極化的世界裡，經濟依存並未導致裁軍，反而促成軍備競賽，最後幾乎免不了都會發生戰爭。

很多人因此認為，解決之道是恢復工業化所削弱的經濟自給自足。但是追尋自給自足並非解決方案，因為從原物料的全球分布來看，只有極少數的國家能達到經濟獨立，一國的經濟安穩只能在犧牲他國之下達成。經濟獨立下的和平和經濟依存下的和平一樣危險。

唯一的解決之道是恢復全球自由貿易，但這次必須有一股維安的力量在背後支持，讓大家忘記財富的不安全感。一次大戰後，大家曾努力打造這樣的組合，但失敗了。二次大戰後，大家又試了一次，這次成功了，但不是以預期的方式成功的。以前大家總是認為全球維安的角色應該由跨國機構扮演，而不是由單一國家負責。但是至少有一段時間，美國獨霸的地位解決了財富的矛盾不安感。

現在的問題在於，除了靠這種良性霸權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化解經濟依存所帶來的不安感。想要靠多國政府組成的機構來維護世界和平及避免戰爭，幾乎是不可能了。各國都不願賦予一個國際機構維護和平所需要的權力，而且權力最大的某些國家總是堅持保有對那個機構的決策否決權。本書以二十世紀的歷史為依據，主張我們回歸多極化的世界非常危險。世界的強權若想避免紛爭，就要努力避開歷史的陷阱，別再重蹈覆轍。

前言

一九四五年以來，全球享有的太平盛世有多穩定？這種問法可能聽起來過於自滿，畢竟過去數十年來，各地發生的衝突導致數千萬人不幸喪生。但這個提問避開了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間的慘重傷亡，那段期間列強交戰，導致五千萬人以上淪為戰禍亡魂。然而，這個問法之所以貼切，是因為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破壞了長久以來的非凡榮景，而且當時的參戰國又是工業化最先進的國家（讓人不免質疑，工業化的過程中是否有某些因素，導致他們更容易陷入自我毀滅的暴力）。如果那樣問沒錯，那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一百年前釀成世界大...

推薦序／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苑舉正
前言
第一章 全球化初期
第二章 經濟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第三章 經濟孤立主義失靈
第四章 經濟戰，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
第五章 美國治世與全球化第二期
第六章 美國治世告終？

推薦序／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苑舉正
前言
第一章 全球化初期
第二章 經濟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第三章 經濟孤立主義失靈
第四章 經濟戰，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
第五章 美國治世與全球化第二期
第六章 美國治世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