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拒絕沉默、勇敢控訴，這本書的力量勝過刀槍，照亮最黑暗的種族滅絕迫害角落。」──何榮幸（《報導者》總編輯）

「古老的偏見硬化成仇恨，口語與肢體的暴力於是應生。亞茲迪人的悲劇告訴我們，忘記偏見比忘記恐懼更難。」──李雪莉（《報導者》總主筆）

「伊斯蘭國是當前這世界最殘酷的恐怖主義組織，而這本書就是一個女孩用勇氣對抗殘暴的時代見證。」──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媒體推薦：「一部令人震驚的回憶錄，堅定不移地敘述了穆拉德的經歷，同時質疑默許他人受苦的目擊者，應視為共犯。」──《紐約人》（The ...

我們等了幾天，納賽爾和我才成行。我在那間屋子裡過得自在，但迫不及待離開摩蘇爾。伊斯蘭國無所不在，我也確定他們正在找我。我可以想像哈吉．薩曼削瘦的身體氣得發抖，輕柔但恫嚇的聲音威脅要給我更多折磨。我無法再和那種男人待在同一個城市。一天早上在米娜家，我在刺痛中醒來，發現身上爬著很多隻小紅螞蟻，我將它視為徵兆。在我們通過第一個檢查哨之前，我不會感到一絲真正的安全，而我知道我們可能根本過不去。

在我到達米娜家幾天後，納賽爾的雙親一早就到屋子來。「是離開的時候了。」希山姆說。我穿上凱薩琳的粉紅色和棕色連衣裙，然後就在準備出發前，才套上黑色的罩袍。

「我來唸一段祈禱文。」瑪哈對我說。她態度和藹，所以我答應了，靜聽她說完那段話。然後她給了我一枚戒指。「你說達伊沙搶走你媽的戒指，」她說：「請用這個代替吧。」

除了我從克邱帶出來還留著的東西，我的袋子也裝了這家人買給我許許多多的額外物品。在臨別一刻，我拿出狄瑪兒漂亮的黃色長連衣裙，送給米娜。我吻了她的雙頰，謝謝她收留我。「你穿這件連衣裙一定很美。」我說：「那原本是我姊姊狄瑪兒的。」

「謝謝你，娜迪雅。」她說：「願阿拉保佑你平安抵達庫德斯坦。」我不忍心看那家人和納賽爾的妻子跟他道別。

離開家之前，納賽爾把身上兩支手機的其中一支給我。「我們坐計程車的時候，如果你需要什麼或有問題要問我，傳簡訊給我。」他說：「別開口說話。」

「我怕我在車裡坐太久會吐。」我提醒他，於是他去廚房拿了幾個塑膠袋給我。「用這些吧。我不希望我們停下來。」

「在檢查哨時，不要顯出害怕的樣子。」他繼續說：「盡可能冷靜。我會回答大部分的問題。如果他們問你話，簡短回答就好，音量小一點。只要他們相信你是我的妻子，就不會要你說太多話的。」

我點點頭。「我會盡力。」我說。我已經覺得自己可能害怕到昏倒了。納賽爾一副若無其事，他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似的。

大約上午八點三十分，我們開始一起走向幹道。我們要招一輛計程車載我們到摩蘇爾的計程車行，另一輛納賽爾事先叫好的計程車已經在那裡等候，準備載我們到吉爾庫克。人行道上，納賽爾走在我前面一點點，我們沒有交談。我低著頭，盡量不看經過的路人，深怕我眼中的恐懼會立刻洩露我是亞茲迪人。

那天很熱。米娜的鄰居在給草坪澆水，試著救回枯死的植物，孩子則騎著彩色的塑膠腳踏車在街上衝來衝去。那些聲音嚇到我了。在屋裡待了這麼久，明亮的街道感覺十分凶險，毫無遮掩、危機四伏。我在米娜家等候時嘗試鼓起的希望蕩然無存。我確定伊斯蘭國會追上我們，我會被抓回去當薩比亞。「沒問題的。」當我們站在幹道的人行道上等計程車出現時，納賽爾輕聲對我說。他看得出來我擔心受怕。一輛輛汽車快速掠過，使我黑色罩袍的前緣覆上黃色的細沙。我抖得好厲害，以至於在我們叫到計程車時，我幾乎無法使喚自己的身體進車裡去。

在我腦海盤桓的每一個腳本，結局都是我們被捕。我看到我們的計程車在公路邊拋錨，我們被滿載好戰分子的卡車接走。我看到我們在渾然不覺中經過一枚土製炸彈，在路邊奄奄一息。我想到所有家鄉認識的女孩、親人、朋友，她們現在四散伊拉克和敘利亞各地，想到我那些被帶去克邱學校後面的哥哥。我回家後可以找誰呢？

摩蘇爾車行擠滿要叫計程車載他們去伊拉克其他城市的民眾。男人跟司機討價還價，妻子靜靜站在一旁。男孩兜售冰涼的瓶裝水，周邊小販兜售銀色包裝的洋芋片和糖果，或驕傲地站在精心疊起的香菸塔旁。我懷疑車行裡有沒有女人跟我一樣是亞茲迪人。我希望她們全部都是，而那些男人都跟納賽爾一樣，正在幫助她們。車頂有小型標誌的黃色計程車，在週知目的地的招牌底下停車或怠速：塔阿法、提克里特（Tikrit）、拉馬迪（Ramadi）。這些地方全都起碼部分被伊斯蘭國控制，或受恐怖分子威脅。我的國家有好多領土現在歸那些奴役我、強暴我的男人所有。

計程車司機在為行程做準備時，一邊跟納賽爾聊天。我坐在離他們稍遠的長椅上，試著扮演好納賽爾之妻的角色，聽不清楚他們說些什麼。汗流進我的眼裡，使視線朦朧，而我把袋子緊緊抓在腿上。那個司機將近五十歲。體型不碩大，但看起來很強壯，還留了小鬍子。我不知道他對伊斯蘭國是何感覺，但我每個人都怕。在他們協商期間，我試著勇敢，但很難想像我沒有再次被捕的結局。

最後納賽爾點頭要我上車。他坐在司機旁邊，我爬進他身後的座位，把袋子輕輕放在身邊。車子開出車行時，司機隨手玩他的無線電，尋找頻道，但每個頻道都只有靜電干擾，他嘆了口氣，關掉它。

「今天真熱，」他對納賽爾說：「我們先買點水再上路吧。」納賽爾點點頭，於是一會兒後，我們停在一家報攤前旁，司機去買了幾瓶冰水和幾包餅乾。納賽爾拿了一瓶水給我。水從瓶子邊緣滴落，積在我旁邊的座位上。餅乾乾得難以下嚥；我試了一片，只是想擺出輕鬆的樣子，餅乾卻像水泥一樣卡在喉嚨。

「你們為什麼要去吉爾庫克？」司機問。

「內人的家人在那裡。」納賽爾回答。

司機從後照鏡看著我。我一對到他的眼，就撇過頭去，假裝為窗外的城市神魂顛倒。我相信我眼裡的恐懼會出賣我。

車行周邊的街道處處可見好戰分子。伊斯蘭國的警車就停在路邊，警員沿人行道巡邏，槍插在腰帶。那裡的警察似乎比老百姓還多。

「你們會待在吉爾庫克還是回摩蘇爾？」司機問納賽爾。

「我們還不確定。」納賽爾說，完全按照他父親的吩咐，「要看到那裡要花多久時間，還有吉爾庫克的情況。」

他問那麼多幹嘛？ 我想。我很慶幸自己不用說話。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在那邊等，載你們回摩蘇爾，」司機告訴我們。納賽爾微笑以對，「或許可以唷，」他說：「到那邊再看看。」

第一個檢查哨在摩蘇爾轄區內，是像蜘蛛一樣的龐大建築，由高大的柱子支撐金屬屋頂。這裡曾是伊拉克軍方檢查哨，現在則驕傲地展示伊斯蘭國的旗幟，而曾屬於伊拉克軍隊、現歸伊斯蘭國的汽車，停在一間小辦公室前面，車外也插滿黑白旗。

我們停車時，有四名好戰分子當值，從讓他們躲避炎熱、填寫文件的白色小崗亭出來外面工作。

伊斯蘭國意欲控制所有進出摩蘇爾的交通。他們不只要確定沒有反伊斯蘭國的戰士或偷運者進入城市，也想知道誰離開了，以及離開多久。如果叛逃，伊斯蘭國會處罰他們的家人。最起碼，好戰分子會榨乾他們的錢。

前面只有寥寥幾部車在排隊，我們很快就接近其中一名衛兵。我開始控制不住地發抖，覺得眼淚就要奪眶而出。我愈想用意志力逼自己冷靜，就抖得愈厲害，而我相信那一定會洩漏我的身分。也許我該逃跑，我想，而當我們慢下來，我將一隻手放上門把，準備在必要時跳車。當然，這其實不算選項。我根本無處可逃。車的一側，燠熱的平原綿延無盡，另一側，也就是我們在身後的，是我亟欲逃離的城市。好戰分子監視摩蘇爾的每分每寸，要追上徒步逃走的薩比亞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我祈求神，別讓我被捕。

納塞爾從側鏡看著我，感覺到我很害怕卻不能跟我講話。他臉上閃過微笑，要我冷靜下來，就像在克邱時凱里或我媽那樣。沒什麼能阻止我心狂跳，但至少我不再幻想跳車這件事了。

我們停在其中一座衛兵崗亭旁，我看著門打開，一名全副伊斯蘭國制服的好戰分子踏了出來。他看起來跟那些來伊斯蘭國中心買我們的人沒什麼兩樣，所以我又開始嚇得發抖。司機搖下車窗，那名好戰分子彎下身子。他看一看司機、看一看納賽爾，然後瞥了我和我旁邊的袋子。「Salam alakum，」他說：「你們要去哪裡？」

「先生，我們要去吉爾庫克。」納賽爾說，把我們的身分證從車窗遞出去，「內人是從吉爾庫克來的。」他的聲音毫無顫抖。

好戰分子拿走身分證。從崗亭打開的門，我看到一把椅子和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些文件和那名好戰分子的無線電。桌子一角，一部小電扇輕輕地旋轉，桌邊則有一瓶幾乎喝光的水搖搖晃晃。然後我看到了。和其他三人的照片一起掛在牆上的，是我在哈吉．薩曼強迫我改宗那天，於摩蘇爾法院大樓拍的相片。那底下寫了幾句話。距離太遠，我看不到那寫什麼，但我猜那列出我的資訊，以及如果抓到我要如何處置。我輕輕倒抽一口氣，很快掃視其他三張照片。其中兩張因為反光我看不清楚，剩下一張則是我不認識的女孩。她看起來年紀很輕，而跟我一樣，她的恐懼躍然臉上。我移開視線，不想讓好戰分子發現我盯著那些照片，那一定會讓他起疑。

「你們去吉爾庫克要見誰？」衛兵還在問納賽爾，幾乎沒注意我。

「內人的家人。」納賽爾說。

「要去多久？」

「內人會待一個禮拜，我今天就會回來，」他說，按照我們排練的腳本。他聽起來毫不畏懼。

我不知道納賽爾從座位能否見到我那張懸掛在崗亭裡的照片。我相信如果他看得到，就會要我們回頭。見到我的照片證實伊斯蘭國正積極地尋找我，但納賽爾只是繼續回答問題。

衛兵繞過來我旁邊，示意要我搖下車窗，我照做，同時覺得我可能會害怕到昏倒。我記得納賽爾的勸告：保持冷靜，盡可能平靜簡短地回答問題。我的阿拉伯語相當完美，我從很小就開始說，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口音或用字會不會洩露我其實來自辛賈爾，而非吉爾庫克。伊拉克是個大國，你通常可以從對方說話的方式判斷他在哪裡長大。我不知道吉爾庫克出身的人該怎麼說話。

他彎下身子，透過車窗看著我。我很感激面紗遮住我的臉，而我試著控制我的眼睛，不要眨得太多或太少，當然，無論如何，不可以哭。在我的罩袍裡面，我汗流浹背，但仍害怕得發抖。但我在這個衛兵眼鏡裡的形象仍是一般穆斯林女性的模樣。我坐直起來，準備回答問題。

問題很短。「你是誰？」他的音調很平，一副很無聊的樣子。

「我是納賽爾的妻子。」我說。

「你要去哪裡？」

「吉爾庫克。」

「為什麼？」

「我家人在吉爾庫克。」我輕聲回答，視線放低，希望我的恐懼會被當成端莊，我的答覆聽起來不像排練過。

衛兵直起身子，走掉了。

最後他問司機問題：「你是哪裡人？」

「摩蘇爾。」司機回答，聽起來這個問題已經回答過一百萬遍了。

「你在哪裡工作？」

「有錢賺的地方啊！」司機咯咯笑著回答。然後，衛兵不再說話，從車窗交還我們的身分證，揮手要我們通過。

我們開過一條長長的橋，沒有人說話。橋下，底格里斯河在陽光下波光粼粼。蘆葦等植物緊挨著河水；它們靠得愈近，就愈可能生存。離開堤岸，植物就沒那麼幸運了。它們會被伊拉克盛夏的豔陽烤焦，只有少數得到住民細心灌溉，或從降雨汲取一些水分的，春天會再發芽。

我們一抵達河的彼岸，司機就說了：「我們剛過的那座橋，可是布滿土製炸彈呢，」他說：「是達伊沙設置的炸彈，以防伊拉克或美國人試圖收復摩蘇爾。我很討厭過那座橋。我覺得橋好像隨時會爆炸似的。」

我回頭看。橋和檢查哨都愈退愈遠了。我們活著通過兩者，但結果是可能截然不同的。檢查哨的伊斯蘭國好戰分子可能問我更多問題，可能從我的口音聽出什麼，或注意到我的舉止有什麼可疑之處。「下車。」我想像他這麼說，而我別無選擇，只能照他的話做，跟著他進入崗亭，而他會命令我掀開面紗，讓他看到我就是相片裡的那個女人。我想到橋可能在我們通過時爆炸，土製炸彈把我們的車子炸個粉碎，讓我們三人當場斃命。我祈禱，當那座橋真的爆炸時，上面都是伊斯蘭國的好戰分子。

我們等了幾天，納賽爾和我才成行。我在那間屋子裡過得自在，但迫不及待離開摩蘇爾。伊斯蘭國無所不在，我也確定他們正在找我。我可以想像哈吉．薩曼削瘦的身體氣得發抖，輕柔但恫嚇的聲音威脅要給我更多折磨。我無法再和那種男人待在同一個城市。一天早上在米娜家，我在刺痛中醒來，發現身上爬著很多隻小紅螞蟻，我將它視為徵兆。在我們通過第一個檢查哨之前，我不會感到一絲真正的安全，而我知道我們可能根本過不去。

在我到達米娜家幾天後，納賽爾的雙親一早就到屋子來。「是離開的時候了。」希山姆說。我穿上凱薩琳的粉紅色和棕色連衣...

艾瑪．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權律師）

娜迪雅．穆拉德不只是我的委託人，還是我的朋友。在倫敦經介紹認識時，她問我能否擔任她的律師。她解釋，她無法提供資金，而訴訟可能相當漫長且無勝算。但她說，在你決定之前，聽聽我的故事。二○一四年，伊斯蘭國攻擊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莊，於是，還是二十一歲學生的她，人生毀了。她眼睜睜看著母親和兄長被強行拖走處死，她自己則被伊斯蘭國戰士賣來賣去。她被迫祈禱，被迫盛裝打扮讓人強姦，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她給我看她被菸燙和毆打的傷痕，還告訴我，從頭到尾，伊斯蘭國的好戰分子都叫她「骯髒的不信神者（nonbeliever）」，並揚言征服亞茲迪所有女性、讓她們的宗教從地球徹底消失。

娜迪雅是數千名被伊斯蘭國俘虜進而在市場及臉書（Facebook）販賣的女性之一──賣價有時低

到二十美元。娜迪雅的母親跟其他八十名年長女性被處死，並被埋進無名墳墓。她的六個哥哥則在同一天和數百名男性一起遇害。

娜迪雅告訴我的這些已屬於種族滅絕。種族滅絕並非偶然發生，必須得事先計畫。在展開種族滅

絕前，伊斯蘭國的「研究調查與法特瓦部」已研究過亞茲迪人，他們斷定：亞茲迪人做為說庫德語的族群，卻沒有聖書，即是不信神者，將其奴役不過是「伊斯蘭教法（Shariah）中已肯定確立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依據伊斯蘭國扭曲的道德觀，亞茲迪人──不同於基督徒、什葉派等等──可以「有系統地」被強暴之因。確實，這是摧毀他們最有效的辦法。

接踵而至的是以產業規模建立起的邪惡官僚制度。伊斯蘭國甚至發行名為《對待俘虜和奴隸問答》

（Taking Captives and Slaves）的小冊子來提供更多指導方針。「問：是否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 答：若該名少女適合性交，則允許和未達青春期的女性奴隸性交。問：是否允許販賣女性俘虜？答：允許買賣或贈送女性俘虜和奴隸，因為她們只是財產。」

娜迪雅在倫敦告訴我她的故事時，伊斯蘭國針對亞茲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已近兩年。數千名亞茲

迪婦孺仍在伊斯蘭國手裡，卻沒有任何伊斯蘭國成員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法庭因這些罪行被起訴。證據不是失落就是湮滅中。正義的希望渺茫。

當然，我接下了這個案子。而娜迪雅和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戮力為正義奮戰。我們多次和伊拉

克政府、聯合國代表、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成員和伊斯蘭國的受害者會面。我編纂報告、提供草稿和法律分析、發表演說，懇求聯合國採取行動。跟我們對話的人大多告訴我們這不可能：安理會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出面對國際正義展開行動了。

但就在我寫這篇前言的時候，聯合國安理會已正式通過一項指標性的決議：成立調查小組蒐集伊

斯蘭國在伊拉克的罪證。這對娜迪雅和伊斯蘭國的受害者而言是重大的勝利，因為這意味證據將被保存、伊斯蘭國的個別成員可送交審判。決議無異議通過之際，我和娜迪雅並肩坐在安理會現場。看到十五隻手高高舉起，我們不禁相視而笑。

身為人權律師，我的工作通常是代替聲音被壓抑的人發言：牢裡的新聞記者，或上法庭奮戰的戰

爭罪受害者。伊斯蘭國綁架、奴役、強暴和凌遲娜迪雅，並一天殺掉她七個家人，無疑是要她噤聲。

但娜迪雅拒絕沉默。她反抗人生貼給她的所有標籤：孤兒、強姦受害者、奴隸、難民。她反過來

創造新的身分：生還者、亞茲迪領導人、女權倡議者、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聯合國親善大使，以及新銳作家。

在我認識她的這段期間，娜迪雅不僅找回自己的聲音，還為每一個遭受種族滅絕迫害的亞茲迪人、每一名受虐婦女、每一個被棄之不顧的難民發聲。

那些以為施暴就可讓她靜默不語的人，錯了。娜迪雅．穆拉德的精神沒有崩潰，聲音不會減弱。

而且，透過這本書，她的聲音將比之前更響亮。

艾瑪．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權律師）

娜迪雅．穆拉德不只是我的委託人，還是我的朋友。在倫敦經介紹認識時，她問我能否擔任她的律師。她解釋，她無法提供資金，而訴訟可能相當漫長且無勝算。但她說，在你決定之前，聽聽我的故事。二○一四年，伊斯蘭國攻擊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莊，於是，還是二十一歲學生的她，人生毀了。她眼睜睜看著母親和兄長被強行拖走處死，她自己則被伊斯蘭國戰士賣來賣去。她被迫祈禱，被迫盛裝打扮讓人強姦，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她給我看她被菸燙和毆打的傷痕，還告訴我，從頭到尾，伊斯蘭...

中文版獨家收錄──作者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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