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前從前……：
一本關於幸福的書
從前從前，有個年輕的丹麥女子，決定要寫一本關於幸福的書。
寫作期間，她到法國南部度假，應邀參加一場大型晚宴，地點是俯瞰大海的一棟豪宅，賓客是相當時髦的一群人，個個爭奇鬥豔，一切好像都很完美。餐前酒提供極佳年分的香檳和葡萄酒，還有各種奇奇怪怪你不一定能想像得到的異國雞尾酒。
大家討論的話題不出生活的享樂：到遙遠異地旅行、入住世上最漂亮的飯店，在最時尚的餐廳、最棒的座位用餐，還有藝術與文化等。他們談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那是人人夢寐以求的人生。後來，話題轉向這位女子寫的有關丹麥人的書。同桌其他賓客對書名《像丹麥人一樣快樂》（Heureux comme un Danøis）感到驚訝，有位男士說：「妳怎麼會選這個主題？我想不出那個國家的人有什麼理由可以這麼快樂！」
年輕女子試著解釋，丹麥人對彼此與國家體制的無比信任，以及他們為社會整體利益、為公益付出的熱忱。丹麥的教育體系在促進每個學生培養獨特的人格，並且賦予每位國民找到一片天的自由，讓人人知道那有多麼重要。重點不在於出人頭地，而是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一席之地。女子告訴在座者，丹麥人無意培養一群超級精英，他們的優先要務是使全國人民都過得很快樂。說完後，她一時多嘴，加了一句：為了維持那種社會所需要的經費，丹麥的稅賦高居世界第一，所得達39萬克朗（krone）以上的人，邊際稅率將近60％。
聽到這裡，剛才那位男士忍不住大叫：「太可怕了！」又說：「別想說服我們相信，那樣的制度能讓任何人幸福，沒有人願意為別人付錢。總而言之，沒有精英的國家，不會有未來。」另一位女士也說：「我看過電視上的政治劇《城堡》（Borgen）影集，那些人都活得很痛苦，這根本就說不通！」
故事到此為止，言歸正傳。
全球最幸福的國度
我完全清楚，丹麥模式不會令人人叫好，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也絕對不是要說服大家，丹麥模式優於任何其他模式，我只是希望分享個人經驗和我對世界的看法。
我出生在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卻不自知，我不知道自己有多麼幸運，卻決定離開它去追尋我想要的人生。如今，在離開丹麥很長一段時間後，我想要從10個簡單的關鍵觀念，來討論一個看來已讓人民享有幸福超過40年的模範社會。
世界各地的觀察家都同意，丹麥人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人民之一。自1973年，歐洲最早開始針對這項主題進行各種調查以來，丹麥屢屢高居國際幸福排行榜第1名。在2012年及2013年著名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中，丹麥都是榜首——該報告是聯合國調查各國幸福度的「聖經」；相較之下，法國在2013年排名第25名。
丹麥在其他調查中得第一的，還有2012年歐盟官方民調「歐盟氣壓計」（Eurobarometer）的調查、2011年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的全球幸福指數，以及2008年的「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等。對一個人民普遍傾向於謙虛的小國而言，這是很了不起的紀錄。
但是，這要怎麼解釋呢？為什麼這一小群人口才560萬左右、一年12個月有9個月都很寒冷，而且冬天一到下午3點就天黑的國家，人民卻還覺得如此滿足？它的稅賦也是名列世界前茅：所得稅接近60％，汽車稅170％，加值稅25％。為什麼？實在是很奇怪。
當被問到對「丹麥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有何感想時，丹麥人經常回答：「喔，我聽過這件事。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但這裡的生活確實很棒。」他們不喜歡自誇，當然更不會炫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民。謙遜、樸實，是丹麥文化的基本價值。再說，丹麥的生活也並非事事稱心如意，那裡酒類與抗憂鬱藥的消耗量居高不下，自殺率也很高。但這是否意味著丹麥人的幸福是謊言？絕非如此。基於本書要與讀者一起探討的10個重要觀念，絕大多數的丹麥人是真心滿意自己的人生，只是在丹麥跟在其他國家一樣，人生很複雜，不能一概而論。
我的出生地奧胡斯（Århus），是丹麥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約25萬。我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長大之後，帶著從那裡獲得的知識與經驗，決定出走到異鄉生活，尋找自己的幸福。年僅18歲的我，想要親身去理解，別人教給我與我自己認為的生命真相，其間有何差別？與現實人生交手，往往是驗證個人參考標準和信念的好方法。當年的我並不知道，丹麥模式是國際上的幸福標竿，也把丹麥的制度視為理所當然，覺得那是常態。
不過，我並未就此不質疑這個制度的主要信條，反而自問過許多問題，包含人人平等是否真的是好事？大家都一樣，不是會導致平庸嗎？一味強調樸實、謙虛，豈不限制了人們的潛能？還有，福利國家難道不是國民推卸自身責任的託辭？當時，我也仔細思考了幸福的概念，並思索應該到哪裡尋找它。我需要在現實生活中測試自己的想法，以便給自己最好的機會，變得獨立、自由、忠於自我。
那是一條漫長的路。我和其他國家與文化的接觸，使我更明白並增強了我所認識的丹麥人幸福觀。行走於亞洲、美國和歐洲各地，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自己周圍的寶藏。令我傾心的國度，也是我目前的定居地：法國，以其文化和人民的豐富內涵，啟發我尋找屬於自我的平衡。於是，今天我在法國，憑藉著後見之明的優勢，寫作關於丹麥的幸福。
幸福的定義
在探討丹麥的幸福祕訣之前，先讓我們對「幸福」的真正涵義有個共識。只用幾句話來說明幸福是什麼並不容易，因為視個人的語言和文化不同，有關幸福的定義與幸福的同義字可謂不可勝數，比方說，有歡樂、愉悅、福祉、喜樂、滿足……等一長串。但是，要怎麼形容幸福最為貼切？
科學上有十分務實的觀點，在醫學影像專家的眼中，「幸福」是一種腦部不同部位特定、可測量的活動。從字源學上得到的資訊是，「幸福」（happiness）的英文單字來自中世紀的英文名詞「hap」，意指「機會」或「運氣」。也有哲學家洋洋灑灑的各種主張，從文藝復興時期法國蒙田（Montaigne）及17世紀荷蘭斯賓諾莎（Spinoza）主張樂觀，到19世紀德國叔本華（Schopenhauer）及20世紀奧地利佛洛伊德（Freud）認為不可能有幸福，還有把幸福連結到享樂的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Epicurus），或是連結到信仰的17世紀法國神學家帕斯卡（Pascal），或像19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連結到權力。
最重要的是基本定義，英國經濟學家理查．萊亞德（Richard Layard）陳述得很好：幸福是「感覺愉快、享受生活，並且希望這種感覺繼續下去。」我喜歡這個定義，因為它簡單，而且與大多數人能夠產生共鳴。當然，我們也別忘記一個重要的區別，那就是國家集體的幸福（由各項著名的幸福調查測量所得）與個人的幸福確實存有差異。
影響個人幸福的因素有很多，我不確定是否可能以真正客觀的方式來測量，就算分辨幸不幸福的人往往並不難，但那依舊是非常私密且主觀的感受。精神科醫師、社會學家、神經科學家和教育學者等專家都同意，在幸福這件事上，不見得人人生而平等，我們可能天生的幸福潛力就比較好或比較差。有人甚至主張，基因要100％為我們的基本幸福度負責，一個人幸不幸福是命中注定的。他們認為，是每個人遺傳的基因，有系統地管理著我們的幸福度。
上述這種看法稱為「定點理論」（set-point theory），有一項1996年的調查支持這個說法。該項調查的對象是三百對雙胞胎，有一起長大的，也有被分開扶養的。調查結果指出，80％的幸福情緒取決於基因。幸好，還有其他研究發現，這個比例是比較中庸的50％。舉例而言，精神治療師西瑞．簡森（Thierry Janssen）說，人的幸福能力50％受染色體影響、10％受外在因素影響、其餘40％取決於自己，因此在追求個人幸福方面，我們仍保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至於各種國際調查測量的集體幸福，因為標準各異，所以必須小心解讀。有很多人試圖為集體幸福下定義，像是喜馬拉雅山脈中的小國不丹，國王在1972年轉化正統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一詞，首創「國民幸福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指數，它依據四項標準：永續公平的社經發展、環境保育、文化的保存與推廣，以及良好治理。儘管不丹曾遭受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這個概念仍替它贏得「幸福國」的稱號。
另一個例子是著名的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它因各成員國「共同關切人類與地球的未來」而於1968年成立。羅馬俱樂部評估幸福最有名的是：1972年的報告《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該書主張以經濟指標來衡量生活品質。
無論用哪種方式，這些全球性的調查研究難免會有失精準。一來，集體幸福不可能是個人幸福相加所得的總和。其次，有許多因素可能會影響個人回答調查中所問的問題，如：「一般來說，你是否滿意自己的生活？」當場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因為舉凡天氣、國家代表隊在重要比賽中是否獲勝，或是任何個人控制不了的好事或壞事等因素，都可能會影響當時的答案。甚至我們也可以推論，非常不快樂的人會懶得或不想參加這類調查。
從事大規模調查的機構，如聯合國、蓋洛普和歐盟統計局（Eurostat）也發現，就連問題的順序也可能會影響答案。舉例來說，如果前面的問題與政治或貪腐程度有關，受訪者在回答是否滿意自己的生活時，較容易做出較為負面的答覆。國際排名也可能會遭受批評，指稱未將文化差異納入考量，因為同樣的價值觀在不同國家，不一定代表相同的現實狀況。雖然存有這些小瑕疵，也儘管這種大規模的調查或許無法表現出一國集體幸福的真實全貌，但大量的民眾受訪意味著最低限度，就一般平均的幸福度或一國全體人民的福祉而言，它提供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指標。
為了擴展我對這項主題的觀點，我聯絡了任教於奧胡斯大學（University of Århus）的丹麥籍教授克里斯欽．比亞奇可夫（Christian Bjørnskov），他投入時間和精力研究這項主題已有多年，他也是幸福研究所（Happiness Research Institute）的創始成員（沒錯，真的有這個研究所存在。）丹麥有一群無私的學者組成智庫，專門致力於研究這個令人高興的題目。我們花了一整個早晨，在奧胡斯的卡薩布蘭加咖啡館（Café Casablanca）討論集體幸福。比亞奇可夫教授說，有一些基本的普遍因素會提升國家的幸福度，如民主政治體制、一定程度的國家繁榮、運作良好的司法體系，以及沒有戰爭等。他估計，有三、四十國符合這些標準。在這些因素為基礎下，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幸福感，特別是對他人的信任和選擇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及可能性）。
無論有哪些變數、受到哪些微妙的影響，幸福是普世的權利。在1776年7月4日，甚至白紙黑字寫於波士頓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我們認為下述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分享丹麥人的某些幸福祕訣很重要，這些祕訣很簡單，並非遙不可及。我決定，一方面不能忘記這項主題是多麼複雜、牽涉廣泛，但同時採取非常簡單的方式，借用從我認識的人身上得到的啟發，以及自身的見聞與體驗，來討論如何獲得幸福。
從前從前，有10個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簡單方法。
祕訣1
我對周遭的人有信心：
信任
人們愈是信任彼此，就會愈感到幸福。
丹麥擁有全世界最高的信任度。
那是丹麥一個燦爛的夏日，人們走出戶外，盡情享受珍貴難得的溫暖與陽光。我帶著母親開車到郊外去，購買晚餐要用的蔬果。一路上，只見賣馬鈴薯、碗豆、胡蘿蔔、覆盆子和草莓的路邊攤。那些蔬果全都是附近農場種的，這沒什麼稀奇，只有一個細節並不尋常：在丹麥，那些攤子都無人看管。
每個攤子上都放著一個小罐子，要買農產品的錢就投到裡面。農民們甚至貼心地放了一些零錢，好讓要找錢的顧客有錢可找。到了收攤時，農民們再來收取賣得的錢。我小時候便是如此，至今大家仍然遵守這個原則。或許，這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沒有人想要偷竊，這個制度是怎麼運作的？
氣溫下降，信任升高
丹麥教授傑特．提葛．史文森（Gert Tinggaard Svendsen）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信任的著作，他在書中比較了86個國家，看看哪些國家的人民彼此信任，哪些則否。他的判定結果如何？78％的丹麥人相信周遭的人，這創下世界紀錄。
在史文森教授研究的其他國家，平均信任度僅25％或更低。所以，下列這點毫無疑問：丹麥享有世界上最高的信任度。有趣的是，所有北歐國家在這項調查中都名列前茅，而巴西則排名倒數，信任度僅達5％。其他南美國家和非洲國家與巴西同屬墊底；法國和葡萄牙則低於平均值，法國有70％以上的人不信任同儕。
這項研究顯示，丹麥人對體制——包含政府、警察、法律和公務員等——的信任度高達84％。是否因為史文森教授是丹麥人才這麼寫的？不大可能。其他研究者如法國亞恩．艾爾剛（Yann Algan）和皮耶．卡胡克（Pierre Cahuc），也證明丹麥人很少質疑國家的體制。比方說，僅2.2％的丹麥人表示不相信本國的法律制度，英國卻有將近15％、法國20％、土耳其25％的人表示不相信。此外，在《富比士》（Forbes）雜誌全球十大最佳政府排行榜上，丹麥高居第一位。這個排行榜的評比標準有：政府權能、清廉、社會秩序與安全、人民權利、政府透明度、法規執行力，以及民刑事司法公正等。
這種調查結果對社會關係重大，舉例而言，如果你懷疑身邊每個人都在耍詐，那你情不情願繳所得稅？很可能不情願，因為你會覺得繳稅像笨蛋，而非好國民在做的事。通常當人們相信別人也會照做時，會比較願意遵守規定，因此福利國家唯有建立在個別人民的互信上才可能持久。
信任不但對社會運作有極大的影響，也左右著個人的幸福。世界各地有無數的研究人員、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曾經試圖找出幸福的明確原因。他們幾乎一致同意：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絕對是幸福等式中的一項關鍵要素。關於這個主題的最終定論，聯合國著名的《世界幸福報告》說得很清楚：人們愈是信任彼此，就會愈感到幸福。法國研究者艾爾剛和卡胡克也證實：相反地，建立在不信任上的社會，幸福的傾向也連帶偏低。奧胡斯大學的比亞奇可夫教授有同樣的結論：「丹麥的高信任度，是其高幸福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不負責或信任？外套、皮夾與嬰兒
在哥本哈根歌劇院（Copenhagen Opera House）裡，外國人看到丹麥人把外套放在無人看管的衣帽間，總不免感到十分詫異。那是幾百人憑直覺相信彼此的一個實例，他們知道在散場後，自己的衣物仍會留在原地，他們甚至連想都不曾想過，東西會不見。
我住在丹麥時，也從來沒有過這種念頭。有一天，我哥哥從超市回來，他告訴我，他在一箱蘋果中發現500克朗。他說：「一定是有人掉的。」所以，他通知超市一位主管，把撿到的錢交給他。失主在打烊時回來找那500克朗，主管便把錢還給她，結果她留下100克朗給家兄做為酬謝。
這個小故事在非丹麥人看來也許十分荒唐，你可能會說：「太天真了！那個主管顯然是把錢占為己有。」這類反應我能理解，我在丹麥國外旅居了19年，親眼目睹過不信任多於信任的情形，而且很不幸地，經常是基於無話可說的理由。
試想：你在街上丟了皮夾，找回來的希望有多大？答案可參考《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所做的一次實驗。主持這項發人深省實驗的人，在世界各地的城市街道上丟下了1100個皮夾，裡面各有相當於50美元的當地貨幣，以及皮夾主人的聯絡資料。這項實驗的目的，是要看有多少人會納入私囊，又有多少人會物歸原主。在丹麥人口約13萬的歐堡市（Ålborg），皮夾100％全部找了回來，而且一毛錢都不少。所有城市的平均值是略高於50％，實驗結果顯示，在許多國家，包括墨西哥、中國、義大利和俄羅斯，找回失物的機率非常低。
信任能夠使人心安，所以是可能改變人生的要因之一。有一次，家母在巴黎被偷走300歐元現金，她在丹麥投保的公司問她，能否證明她那天領過那個金額的錢。可惜，她沒有留下提款機收據，而那又是唯一直接可取得的證據。但即使沒有證據，那家公司還是相信她，賠償了全額損失。數年後，我在巴黎遭到同樣的厄運，我投保的法國保險公司，接電話者只是一再重複同一句話：「妳是在開玩笑吧？」
再舉一例：我念書時，在哥本哈根一家咖啡館打工三年，賺取學費。那家店以店外停滿娃娃車著名，原來是請產假的新手媽媽們在店內與朋友聊天，把嬰兒車放在外面。非丹麥人往往覺得不可思議，但在丹麥，父母留在店內，把小baby放在餐廳和咖啡館外很正常。從一個角度看，是沒人管那些嬰兒，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大家都在管，因為再重複一次：人人信任周遭的人。
這種習慣幾年前曾在紐約造成醜聞，有個年輕的丹麥婦女把嬰兒留在餐廳外的娃娃車裡，自己和孩子的爸在餐廳裡面吃飯。結果，餐廳打電話報警，那位母親因疏忽罪名被捕。美國當局把嬰兒留置了三、四天，才交還給她母親。這名母親對紐約市提起訴訟，結果獲得約一萬美元的賠償。
信任的力量與「懶惰羅伯」
2012年8月，丹麥財經報紙《柏森日報》（Børsen）主辦了一場討論信任的大型會議。暢銷書《高效信任力》（The Speed of Trust）的作者小史蒂芬．柯維（Stephen M. R. Covey）是這個主題的專家，自然受邀到場發表演說。一開始，他讚揚丹麥是信任的模範國度，然後他把重點放在與缺乏信任相關的重大代價上，如一個組織的成員若彼此猜忌，就必須設置昂貴的監督、法制及安全機制。
小柯維提到美國投資名人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以及他購併的一家大公司：食品批發商麥克蘭（McLane Company），它是沃爾瑪（Wal-Mart）的物流事業部，年營收總計達230億美元。通常這種規模的購併案，不但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還要付出巨額的律師、顧問及稽核師等費用，因為雙方都要從裡到外被查個清楚。但這樁購併案，雙方彼此看得很順眼，也相互信任，所以在兩個小時即談成交易，並握手為證，省下幾個月的準備時間和數百萬美元的開支。在小柯維看來：「不信任將使交易成本加倍。」
丹麥前經濟部長瑪格莉特．維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也出席了這場會議，她在將近一個小時無提示稿的演講中也主張，信任是省下各種耗費的源頭之一。她舉例解釋，相信失業者比處處提防著他們要省錢得多。在此要指出一點：丹麥人非常以國內的社福制度為傲，2009年為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所做的一項調查證實，那確實是他們最感到滿意的，滿意程度甚至超越丹麥的民主、寬容及和平。但他們也知道，每個國民均參與和貢獻，不舞弊、不詐欺，攸關社福制度的成敗。求職者的誠信，不僅被視為事關其本身的利益，也涉及大家共同的利益。維斯塔格承認，即使是在丹麥，最起碼的監督仍然有其必要。
2012年9月，丹麥曾經爆發爭議。一個媒體稱為「懶惰羅伯」（Lazy Robert）的年輕人，令整個國家蒙羞。「懶惰羅伯」公開表示，他寧可占著領失業救濟金的便宜，也不要做無聊速食連鎖店的工作。怎麼有人可以故意利用社福制度卻不感到羞恥？「懶惰羅伯」顯然不是唯一抱持著這種態度的人，但這對丹麥人來說是很大的侮辱。法國人對此或許較不在意，某天有個年輕法國女生告訴我，她住在美國時的各種刺激冒險經歷。我問她：「聽起來真的很精彩，但妳沒有綠卡怎麼生活？」她回答：「我靠失業救濟金！」語氣一點也不慚愧。又有一次，晚宴時坐在我旁邊的人驕傲地告訴我，他靠失業救濟金休了一整年的假。他只是想無所事事一陣子，好好思考人生，享受一點自由時間！
無論如何，參加《柏森日報》那場會議後，我帶著滿臉笑容離開。我為自己的國家感到高興，也提醒自己，別忘了付750歐元的出席費。沒錯，主辦單位並未要求預付費用，他們相信參加者會後會付款。丹麥前總理波爾．尼魯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曾說過：「你很少看到丹麥人一手拿刀，另一手不拿叉的。」
不當交易與不義之財
我在巴黎從事第一份工作時，特別打電話給父親，告訴他有家印刷廠商給我極為優惠的條件。「我們要印宣傳手冊，他給的條件實在太棒了！不但收費比別家低，還在我夢寐以求的地方有間很棒的公寓，願意以非常合理的價錢租給我。他實在很好心，對嗎？」家父回答：「對。可是，哪天如果他要漲價，妳要怎麼辦？妳租他的房子，若房租低於市場行情，妳的處境其實有點危險，妳不覺得嗎？」
答案顯然是「沒錯」，所以後來我沒有接受那項提議，選了另一家印刷廠。我在第一時間的反應是基於一個想法：既然他的價格比別家物超所值，不如就把合約給他，尤其他又好意要把房子低價租給我，看起來那是雙贏的局面。實際上，它可能問題叢生，若是我接受了他的提議，就會失去和他做生意的獨立、公正立場。我會因為個人動機而代表公司和那個特定廠商維持合約，但我只是一個員工。
當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時，得到各種不同的反應。有人——老實說，多半是南歐人——說：「妳好笨！想想看，住在那間公寓該有多好？」也有人——經常是丹麥人——很生氣地說：「太可怕了！他是想賄賂妳。好陰險的提議，還好妳沒有接受。」貪腐（corruption）在字典上的定義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濫用權力。」我這個小插曲，正是絕佳的例子。
其實，貪腐在丹麥，還有芬蘭和紐西蘭，均屬全球最低。打擊貪腐的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2年12月發布了最新年度的貪腐調查報告。在176個受調查國家中，丹麥位居貪腐最少的第1名。歐洲主要國家的排名為：德國第13名，英國第17名，法國第22名，西班牙第30名。義大利遠遠落後，排第42名。人民以尊重體制和秩序著稱、公民意識也很強的日本，卻排到第18名。美國第19名，新興國家如巴西（69名）、中國（80名）、印度（94名）及俄國（133名），則仍在努力與嚴重的貪腐奮戰。排名墊底的國家有阿富汗、北韓和索馬利亞。
一般來說，丹麥政府機構和商業部門的貪腐非常少。丹麥人根本不會容忍這件事，超過九成的丹麥人說：「在工作上接受賄賂是不正當的。」同意這句話的人，在法國略高於50％，在葡萄牙75％，美國80％。
懲罰貪腐對以儆效尤十分重要。丹麥最有名的貪腐案之一爆發於2002年，當時的法魯姆市（Farum）市長彼得．布里克斯托德（Peter Brixtofte），也是人氣很旺的政治人物，被控濫用職權及公共財。這樁醜聞始於媒體揭露，一張兩萬歐元的餐廳帳單（內含多瓶貴得離譜的葡萄酒），被布里克斯托德申報為「各種市政會議」的開銷。接著，其他舞弊事證浮上檯面，包括一些圖利市長友人的事件。此案深深震撼了丹麥人，布里克斯托德的政治生命也很快告終。經過數次上訴，最後他被判兩年有期徒刑。
丹麥外交部轄下的國際發展署（Dan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於2004年開始實施「打擊貪腐行動計劃」（Action Plan to Fight Corruption），並制訂行事規範，建立零容忍政策。這些規範適用於發展署本身的援助人員，以及利害關係人、合作夥伴及援助受益人。他們甚至設置反貪腐熱線，提供民眾匿名舉報貪汙事件。
當一個國家與政治人物、政府機關及金融機構的關係，是建立於信任之上，國民就享有更好幸福生活的基礎。我認為，這是丹麥人普遍幸福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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