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邊界的挑戰
──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事奉位置
作為跨文化宣教士，要能在宣教工場發揮影響力，必須通過異文化的適應、語言學習、自我的調適，以及人際關係的建立等。通常這樣的人都有一些強韌的個人特質與優點，才能跨越適應異文化過程中的種種挑戰與障礙。
＠克服思鄉病
一九七五年，石明理和安莉一人分別攜帶二十二公斤的行李，飛越千山萬里來到陌生的台灣。
頭髮發白的石明理回憶剛來台灣的印象說：「三十多年前來到台灣的時候，那時候車子不多，一般人是騎腳踏車的，我們也喜歡騎腳踏車，那時台灣比較簡樸，我們就是喜歡這種生活方式，我們的房子也滿簡單的，但是我們喜歡，我不是要求很高的生活水準，我就是喜歡一般台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當初來台灣的生活適應並不困難，反而我們真的喜歡。」
對安莉而言，除了學習語言的挑戰外，最需要克服的是自己的「思鄉病」。
初到台灣的第一任期，因為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她非常想念英國一種口味很重的藍紋起司，一位內地會同工，聽到她的狀況，很熱心地去找到一塊藍紋起司送給她，緩解她的鄉愁。安莉也請她妹妹郵寄英國春夏秋冬的風景圖片及英國婦女雜誌給她；當那些圖片、雜誌寄來的時候，她會進入另一個世界兩、三天。
另一個對他們夫婦很重要的東西是「英式幽默」。白天他們努力學中文，晚上的休息時間，就會一起收聽英國脫口秀的錄音帶，他們夫妻倆會一整晚開懷大笑，笑到眼淚流出來還在笑。
雖然父母反對他們來台灣宣教，卻在他們初到台灣的第一任期，石明理的父母親寄來一個非常大的包裹，裡面竟然有一包重達五公斤的卡士達粉和英國的MARMITE醬，都是石明理愛吃的食物。那是他父親要他母親寄來的，他父親對母親說：「妳一定要寄卡士達粉給他，因為是我害他那麼喜歡吃卡士達Cream！」
安莉的母親，也在他們來到台灣的第一年，寄來一個親手做的聖誕蛋糕。之後石明理與安莉就很少收到家人寄來的東西，相較於其他內地會宣教士，剛開始他們會羨慕那些時常收到家鄉包裹、禮物的人，也很想念他們的父母親。之後，他們就慢慢習慣沒有包裹會寄來，到第二任期逐漸適應台灣文化後，他們就不再介意這件事。
當他們好不容易第一任期結束回英國述職，再回到台灣，他們已經知道哪些東西是非帶不可。直到現在，還有幾張英國春夏秋冬的風景圖片仍掛在他們台中家客廳的牆上。現在他們改上網收聽英國有名幽默家的笑話，那種「幽默」，只有他們英國人能深刻體會箇中滋味。或許深受「幽默」薰陶，石明理和安莉在講話中也都有一種幽默感。「幽默」是他們忙碌生活中的重要調劑。
早已度過初來乍到的適應期，原先那些英國風景圖片、婦女雜誌，對安莉已經不再重要，卻使她體會到宣教士「跨越國界」的真正挑戰，原來最不容易離開的是自己母國的文化，除非有出國經驗。三十多年前他們來台灣是人生中第一次跨出國門，根本不知道在國外生活是怎麼一回事，當「離開」自己國家時，才知道那是多大的改變。安莉說：「要適應一個新文化，最主要是自己有一個願意努力的心，因為『適應』不是一剎那，或一年、兩年的事情！當你進入新的文化，你必須一直說服自己，有一個願意改變的心，而不是一直以自己的文化為傲。」三十幾年過去，安莉坦承自己有時還是不太瞭解台灣人會這樣、那樣的一些想法。
＠跨越自我邊界與文化差異
石明理夫婦在初次來到台灣前，先至新加坡接受職前訓練三個月，內地會總負責人高力富（Michael Griffiths）給他們一句話：「要培養永不放棄的好奇心，要不斷去問問題、找答案。」這原則幫助他們夫婦立志要在一個與本國截然不同的異文化中，作一個不斷學習的「學生」，積極融入台灣生活。
他們用一種正面的態度，看待不同文化差異。比如英國人洗碗是用熱水，台灣人是用冷水；英國人習慣泡澡，台灣人卻喜歡用淋浴。面對這種生活習慣的不同，他們不會認為是對或錯的事情，而是不同的文化習慣使然，每種文化習慣背後都有它們自己的道理，方法不同卻都可以達到相同目的，因此就不需要太堅持一定要什麼方法。這種接納彼此不同的態度，使他們可以「入境隨俗」，積極地融入台灣人的生活。
關於「接納」，安莉提到內地會是個國際機構，自己的思考模式一直在被調整，內地會同工們都來自不同國家，每個人都必須學習接納不同國家的人。安莉提到來台灣第一任期結束後的一個自我發現與成長，之前她在倫敦教書，學生中有很多黑人，很難教導，她在心中批評他們，卻沒有說出來，以為自己已經接納他們；直到第一任期結束回英國述職，有機會去那個學校代課，才體會到什麼叫「接納」，透過在台灣接觸異文化的經驗，培育了她一種新想法：「你與我不一樣，我會想多瞭解你！」在那次代課中，她願意與那些黑人學生坐下來聊天，那是她作為他們的正式老師時沒有做到的。
因為好奇心，讓石明理發現中醫比西醫有趣得多，有段時間，他去中醫院治療「五十肩」，由於是開放空間，一些候診的人看到一個老外居然可以接受推拿治療，又很會說台語，紛紛好奇圍攏過來，七嘴八舌給他許多民俗調理的建議，讓石明理感到被接納的喜悅。
台灣的人情味也幫助他們適應新生活，他們剛到台灣的第一個星期，去台中的一個教會聚會，會友們很歡迎他們，對他們非常友善，讓他們印象深刻。有一次週末，石明理騎腳踏車去台中大坑，休息時停在一個地方，有個農夫主動來跟他聊天，之後那農夫進到他家，很快地走出來，拿著一瓶汽水和杯子問石明理要不要喝，讓他非常感動。
在第一任期後期，他們夫婦被調去香港做行政工作並回國述職，有兩年沒在台灣。當他們再回到台灣，進行第二任期，韓婆婆已經退休、雷恩培牧師去台北，跟他們同期來的德國同工已經不再回來，晚他們一年來台灣的宣教士，劉大衛教授已經在清華大學服事、安得森即將轉去香港、戴德理也已經在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書。第一任期他們所接觸的人物，大多已經散了。
第二任期開始，他們的語言能力表達得比較好，藉著主動積極融入台灣人的生活，克服了人生地不熟的孤單。
他們開始參與台北聖教會大專團契，石明理感到宣教士被當地人接納的重要性：「當我們慢慢被一些台灣當地同工和會友接納，這使我們更有把握上帝要我們留在這個地方。我們被接納以後，就開始做一些個人工作，個別幫助教會的一些年輕人在信仰方面長進。我特別記得一個台大學生，他對耶穌基督的福音有好感，有一段時間常常到我們家問問題，希望能夠更認識真神上帝，有一天他就信了耶穌，使我們很快樂。另一方面，當我們在鼓勵團契會友時，發現一些人有帶領別人的恩賜，我們也鼓勵他們去帶領別人。」
第二任期頭兩年過後，石明理和安莉在聖教會大專團契的服事愈來愈被接納和看重，但因為內地會非常看重新來宣教士的照顧與語言學習，希望他們回到台中去接任那個工作。一九八一年，他們再次面對調動搬遷的掙扎，石明理還記得當年自己心中的掙扎：「台北聖教會大專團契已經接納我們了，也有愈來愈多的工作可以做，好像很難離開台北。我想到新約聖經使徒行傳中的使徒腓利，當上帝要他離開撒馬利亞下去沙漠，腓利立刻就順服了，所以我們也學習順服。
「回到台中，我們就去台中聖教會大專團契配搭，那三年的時間，也很快樂。那時我們也覺得既然上帝要我們長期在台灣，學台語也會對事奉有幫助，所以我們就回到華語學校，有半年的時間每星期有四天學台語，這個也很好，因為我們所照顧的新來宣教士，他們也在學習國、台語，他們覺得我們比較容易認同他們的困難，因為他們正在流淚、流汗，我們也在流淚、流汗，所以那段時間也覺得上帝在使用我們的恩賜幫助新來的宣教士，使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會，並且慢慢進入他們的事工，這也是讓我們非常喜樂的事情。」
從適應到被接納，石明理深刻體會到一名宣教士要融入當地文化，最主要的是本身是否具有幾樣重要特質：第一，是好奇心，當宣教士看到一些東西是他本國沒有的，因為好奇心驅使，他就會向當地人發問：「這是什麼？」；第二，跟好奇心有關的是觀察力，到處觀察、並且喜歡觀察，對適應新文化也很有幫助；第三，是同理心，尤其在與別人建立關係上，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同理心讓人可以敏銳於別人的需要，肯用心去學習。
＠石明理的冒險
一個願意委身「長宣」的宣教士，除了本身有異象、負擔外，也需要在宣教工場中找到自己恩賜能發展、最適合自己的角色與事奉位置，才能留得長久。
通常宣教士從第三任期開始，由於掌握新語言的能力愈來愈好，就像幼鷹的雙翼長成般，開始用力展翅飛翔，尋覓自己最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
石明理當初來台灣的負擔，就是希望能發揮自己做行政的恩賜，使其他宣教士可以專心做第一線的傳福音工作。他回想自己的服事，開心地說：「我很清楚上帝給我的恩賜，而且我就是喜歡做會計、行政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很快就進入狀況，天天去上班很快樂，沒有被關在辦公室的埋怨，事情很快就做完，不需加班，也與工場主任雷恩培牧師配搭相處得很快樂……。」
從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石明理與安莉在積極學習語言的同時，也配合內地會的需要，一個做財務會計的行政工作，一個做宣教士招待所的管理人。這些工作看起來很「平凡」，他們卻忠心盡責，即使住在老舊的日本房子，會漏水、有老鼠、白蟻，也沒有怨言。無論任何事情，他們總是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去看待。沒想到這些過程，是上帝在他們生命中所埋下的伏筆，上帝最瞭解他們的恩賜與潛力，對他們有進一步的奇妙帶領。
漸漸地，樂於做行政工作的石明理，發現他的工作很輕鬆上手，幾乎不需要英國正牌的會計師，還有許多剩下時間可做其他事。
一九八○年，內地會需要有同工負責新來宣教士的語言學習，他們找上石明理和安莉。那時石明理認為宣教士所用的語言教材都已老舊過時，應該要有人重新編寫那些教材，他心中開始產生負擔。但從未學過語言學、完全是「外行」的他，要編寫新的語言教材，是個不小的「冒險」，他心中的負擔很明確，願意嘗試去做做看。
有一天，石明理內地會辦公室的秘書，跟他說想去參加一個教外國人學中文的培訓班，石明理表達自己也很有興趣去參加，結果那位秘書沒有去，反倒是他去了。他參加連續六個星期的晚上課程，認識一位對中文語法非常有研究並任教於台北師範大學的老師，後來成為他編寫新教材的顧問；還有一位內地會宣教士徐毅榮（David Seiboth）也對新語言教材的編寫很有興趣，他們三人就成為一個小團隊，上帝在他們的工作上動工，當第一本《實用華語》教材寫出來，學生的反應良好，使華語中心的負責人刮目相看。就此，石明理開始了他自己的另一種宣教士服事生涯，日後多年編寫中文語言教材，也用所編寫的教材，開始到處去幫助西方人或宣教士學習中文。
＠安莉與台灣的學生福音工作
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無論在台中或台北，安莉與丈夫已經開始接觸並帶領台灣的大學生。一九八六年，安莉與丈夫開始第三任期的服事，原以為會回到台中繼續原來的工作，但是內地會台北辦公室，又需要石明理回去做會計工作，他們夫婦又再次調往台北。
這個任期是安莉正式投入台灣學生福音工作的開始。
到台北居住沒多久，安莉就接到當時的校園福音團契總幹事林芳治的電話，邀請她去台北醫學院團契當輔導；教會方面，她同時接到康華禮拜堂與和平長老教會的邀請，希望她能去協助青少年團契。考慮許久，安莉選擇了說台語與離家較近的和平長老教會。
透過擔任台北醫學院團契的輔導，安莉正式成為校園福音團契的義工，開始參加校園福音團契的重要營會「大專靈修班」，也擔任校園出版社外文書的「審書」顧問（推介適合翻譯給台灣讀者的外文書籍）。
這時期，安莉在聖經與認識自己方面有許多成長。為了擔任大專靈修班C組（整卷研經）的輔導，安莉開始與大學生一起學習用歸納法查經方式研究聖經，每次營會她都有充分準備，自己對聖經的理解愈來愈豐富。此外，由於協助校園出版社審書，頭兩年，她很盡責地閱讀校園出版社所給的書，有一些雖不是她有興趣的書，卻透過認真閱讀，擴大了她的靈命視野，特別是家庭輔導方面的書，讓她開始瞭解自己，也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原生家庭問題，進而去幫助別人；當她結束第三任期回英國述職，有機會去參與短期輔導訓練，更讓她在「如何輔導別人」方面得到許多收穫，自己也更成熟。
第三任期中，除了北醫團契，安莉在和平長老教會雖參與青少年工作，但在婦女工作方面也頗能發揮影響力，這時面臨四十歲的她，開始思考自己下階段的服事定位，她心中猶豫到底該繼續做學生工作，還是改做婦女工作。而影響她日後事奉路向的關鍵，竟然是一對雙胞胎的出生。
一九九○年，安莉和丈夫從英國回來的第四任期，原以為還會留在台北，繼續參與台北醫學院團契與和平長老教會的服事，然而，這次又被調往台中，負責訓練新來的宣教士。一切又得重頭開始。
回到台中，因為在台北有輔導醫學生的經驗，安莉原想去離家較近的中國醫學院團契，那時校園福音團契在台中的傳道同工黃振華夫婦生了雙胞胎，無力兼顧中興大學團契的輔導工作，迫切希望安莉能去接手，這讓熱心腸的安莉有一種「非去不可」的使命感；再加上她剛去民族路長老教會，他們不知道安莉在台北有婦女工作的經驗，希望安莉和石明理投入社青的輔導工作。因此，安莉就沒有機會將主力放在婦女工作上，她也發現中興大學的學生很有潛力。自此，學生福音工作就成為安莉主要的事奉，無論是對學生的個人關懷、信仰建造，甚至她所擅長的廚藝，都有徹底發揮的空間。
內地會宣教士們的每一次回國述職，都要徹底整理家當，只留下最需要的物品暫時放在差會的倉庫裡。面對四個任期以來，一下在台中，一下又在台北的調動，那種不確定，使安莉深刻體會作為一個宣教士「保持彈性」的重要。十多年來，她和丈夫都在「順服」與「彈性」的路上，努力調適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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