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心自成方寸之地，於此方寸，自可化地獄為天堂，天堂為地獄。
──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失樂園》（Paradise Lost），1667年
四十多年前，我做了一項實驗，結果讓我惶恐不安至今。當時我探究的問題是，「在哪些情況下會滋生惡？」我要志願受試的大學生到史丹福大學地下室，參加一處模擬監獄的角色扮演操練，卻眼見他們甘於犯下殘酷惡行。事實上，這項預定執行兩週的實驗，只做了六天，我就看不下去了，不得不喊停。提前終止的原因在於，那群白人中產階級的年輕男子，經隨機指派為「犯人」或「獄卒」之後，在行為和心理都出現急遽轉變。除了我的研究之外，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也曾論證顯示，絕大多數成人很可能受誘盲從不義的權威，我們的研究都以戲劇性方式闡明，情境力量對民眾性格傾向具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幾十年過後，美軍犯下（2004年）阿布格萊布監獄戰俘凌虐事件，證明了史丹福監獄經驗的真實性。我在2007年著作《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拿這兩種情境做了比較，清楚闡釋當這種明顯的權力不對等情況被誘發之時的心理動力。這種動力包括去個人化、對權威服從、自我辯證、合理化和去人性化。尤其是後者，更助長讓正常人變得冷漠無情甚至恣意妄為，成為心懷偏見、作惡邪徒的核心要素。除了探究滋生惡行的力量之外，我對於人心和情境當中會導致無所作為、大眾冷漠（public apathy）之惡的種種力量，向來都很感興趣。我希望了解令人漠視旁人苦難的作用因素，那個因素就是在緊急狀況或霸凌情境下的旁觀者效應。
我的專業生涯，大半都投入研究惡的心理學，促使我這樣做的因素，也同樣驗證一種由滋生罪惡之「系統性力量」，塑造成形的更寬廣情境具有何等威力。大蕭條期間，我在紐約市南布朗克斯的貧民區度過清寒的童年，那段成長歷程塑造了我對生命和事情輕重緩急的看法。在都市貧民區過日子，最重要的是養成有用的「街頭智慧」求生本領。意思就是要搞清楚，誰掌握可以用來對付你或幫你的力量，哪些人你該避開，哪些人你該奉承討好。這就表示你必須解讀微妙的情境線索，來決定何時押注、何時棄牌，目的就是要創造互惠對等義務。對我這個瘦弱多病的小孩來講，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要具備哪種本領，才能從被動的追隨者轉變成活力充沛的領導者。對我來講，這就要在種種不同情境之下觀察的兩種人。一旦得知行為和風格上的關鍵差異，要永遠當個領導者、首腦，或者經遴選、推奉為總裁（甚至當上美國心理學學會的會長），也就不是難事了。
在那個時代，貧民區生活就是一無所有的人過的生活。這其中有些孩子成為暴力受害者或加害者；有些我以為良善的孩子，最後卻做出很壞的事情。有部份原因是由於他們受到較年長混混誘惑所致，因為那些人的行為舉止就是想讓那群孩子做壞事來幫他們賺錢，好比販賣毒、偷東西，甚至出賣身體。在我看來，那群孩子和我另一群沒有逾越善惡邊際的其他朋友，有個明顯的差別：就是能夠保持積極價值觀的那群人，比較可能來自父親大半時間都待在身邊的完整家庭。
不過連我們大半保持良善的孩子，都有個東一五一街成年禮儀式。街頭幫派有個入幫步驟，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到雜貨鋪偷東西，和其他更晚近才加入的另一個小孩打架，表現某種大膽舉止，還得脅迫旁人。我們心中，那些舉動完全不是惡行，甚至不是壞事；我們不過是聽從團體領導人，服從幫派的規範而已。從這樣的成長背景就能清楚看出，我是從哪裡養成對腐化權威力量的好奇心，並確立公開反抗貪腐的終生職志──包括批判迫使美國捲入越南和伊拉克兩場邪惡戰爭的政治勢力。
我在美國心理學學會時期的前同事，韋德．皮克倫蒐羅心智和行為研究，彙總出一組出色的歷史里程碑，為讀者帶來範圍更廣闊、意義更深遠的內容，來釐清四十多年前在史丹福大學那處地下室開展的事件。當然，這部獨一無二的讀物，作用還不只於此──它為我們鋪陳一幅生動鮮活的歷史脈絡，帶我們深度領會構成「人類條件」（Human Condition）的內情。從史前時代開始，我們人類總是力求更深入認識彼此，了解我們自己。有關一個人的殘暴傾向，各方解釋層出不窮，包括邪靈附身到體液失衡，乃至於反社會人格疾患。二十世紀期間，攻擊性衝動已經追溯自心理性慾情結（psychosexual complexes），或腦部扁桃體的過度神經性活動。當然，暴力是源自生物、心理和環境等因子之間的複雜交互作用，然而廣大研究體系卻也證明，即時「情境」作用力在多方背景脈絡塑造我們行為的威力，其實都勝過我們體認的程度。
史丹福監獄實驗的最主要結論之一是，眾多情境變項能發揮無遠弗屆卻又相當微妙的力量，來支配一個人的抗拒意願。接著還有個「系統」──創造「情境」的強大作用力複合體。這是先天存在於政治、經濟、宗教、歷史和文化母體當中的固有力量，能界定情境並裁定情境勢力是屬合法或者非法。然而，多數心理學家對於這種系統性力量的更深層源頭的敏銳度，卻向來都很低落。我們不能只專注於「壞蘋果」，我們必須了解，要想通盤認識惡，就得先披露裡面偶然擺了「好蘋果」的「一桶桶壞蘋果」的本質，而且還得判定誰是「製造滿桶壞蘋果的人」。因此我主張，要想通盤體認人類行為的動力原理，我們就得先認清個人力量、情境力量，和系統性力量影響所及與其侷限。
心理學領域的相關重要事項之一是，有關人心的所有探索，最後終極目標是從個體和社會的基礎來改善生活品質。毫無疑問，認識各種心理疾患和反常的基礎生物學機制，正是落實這點的關鍵要務。過去百餘年，我們對於腦的認識已經有長足進展，然而，根據新近估計結果，皮質和小腦所含神經元數高達千億，證實腦子比宇宙其他事物都更複雜、更難解。美國歐巴馬總統最近發布「開發創新神經技術大腦研究方案」（BRAIN Initiative），這項措施肯定能清楚闡釋，在各式各樣的腦神經元活動和心理狀態及其所衍生的行為之間，存有哪些至關緊要的連結，不過我們對於這種奇妙器官，恐怕永遠無法完全認識透澈。
神經科學確實為我們帶來有關腦子運作的重要細部資訊，然而，就如短視學者有可能見樹不見林，腦科學固然能就人類生命方面，還有就身為人類的經驗方面，為我們帶來一些知識，卻同樣有其侷限。相較而言，社會心理學的視角就寬廣多了，這門學問退一步觀察個體在文化框架內的交互作用。要改變、防範個體或團體的不良行為，就得先了解這類舉止為特定情境帶來哪些長處、優點和弱點。接著我們還必須更周密體認，在特定行為背景發揮作用的情境力量的複雜性。這其中有些力量是文化規範要件，外人不見得能夠看出箇中原委。著眼改變這些力量或者學習防範之道，就能產生較大的衝擊，從而減弱個體的不良反應，成效超過只針對該情境中的民眾來促成改變的補救措施。
我們用來處理社會問題的補救計畫，多半著眼於藉由教育、宣導、治療、懲罰、凌虐、監禁和流放來改變民眾。然而若是禍首出自情境或系統，或者遇上具有不同反應作風的個體，好比側重現在導向而非未來導向的人，這些做法就很難如願發揮效用。我認為，這表示我們應該放下針對治療現有個體疾病或缺失的正規醫療模型途徑，改採公共衛生途徑，針對一般大眾來推廣預防之道。然而，由於該系統的真正威力總是藏身在一層神祕的面紗背後，除非我們對那種力量養成敏銳的感覺能力，並能完全理解其本身的一套定則和規律，否則行為改變都會是瞬息即逝、虛幻不實的情境式變化。
就我來講，當前心理學的美妙之處就在於，新的廣度和更廣袤的深度媒合──這其中有一些同行投入開發新方法和新程序，期能縱跨文化和世代，破解個體、群體，和社會的心、腦和行為的祕密。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博士，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榮譽退職教授
【書摘】
約西元前一萬年
薩滿教
亨利．艾倫伯格（Henri Ellenberger，1905~1993年）
薩德赫爾．卡卡爾（Sudhir Kakar，1938年生）
一具一萬兩千年前的貴婦顯要遺體，在以色列一處洞窟被人發現，同一處墓穴裡面還有七十多件龜殼，這項發現的定年結果顯示，薩滿教（Shamanism）術法最遲在西元前一萬年就已經出現。現代歷史往往鄙視無文字或未開發社會施行的「醫術」。然而，探究心理動力實務的歷史學家亨利．艾倫伯格和印度精神分析學家暨歷史學家薩德赫爾．卡卡爾卻讓我們看清，這些行業如何為他們的社群民眾提供療癒之道並緩解病痛，而且兼及心理和生理層面。
薩滿術法是第一種心理治療法，這類做法卓有成效，因為它們都根植於所屬社群的世界觀。舉兩個例子來闡明箇中道理。許多還沒有文字的社會都認為，靈魂脫離身體會讓人生病，這時靈魂有可能是被偷走了。薩滿的工作就是找回靈魂，歸還給身體。西伯利亞的薩滿有可能必須前往鬼神之地，才找得到那個靈魂。到了那裡之後，薩滿也許必須和鬼神協商，致贈禮物或與它們搏鬥，取回靈魂之後再歸還給身體。拉丁美洲有所謂「著魔恐慌」（susto，表示「驚嚇」的西班牙文），患者受了邪魔驚嚇或遭下咒失去靈魂。那裡的巫醫會舉行一場公開療癒儀式，期間要預備特殊花材或穀粒混料，擺進患者的衣物裡面過夜。接著巫醫以同一種混合料標出一條路徑，這樣心靈就能據以依循，回到那個人的身體。這類薩滿術法和現代心理治療的關聯在於，雙方都是把患者失去的恢復過來。到了這個時代，我們說一個人產生疏離感或喪失心智，治療師的工作則是設法讓失去的恢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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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前6500年
顱骨環鑽術
證據顯示，人類最遲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施用顱骨環鑽術（Trephination），動手在人類頭顱上鑽孔。這種做法的最早期證據相當古老，得自一件1860年代在祕魯發掘出土的顱骨，不過當時的歐洲人十分懷疑土著民眾能有辦法施行這種療程。隨後二十年間，證據逐漸累積，顯示這種做法在古代世界流傳甚廣。事實上，法國東北部一處埋葬地點出土的一百二十件史前顱骨（定年結果為西元前6500年）當中，就有四十件帶了顱骨環鑽孔。當時仍不明白，古人為什麼在顱骨上鑽孔。
古希臘醫學文本有使用顱骨環鑽術來治療頭部創傷的論述，到了羅馬帝國時代，第二世紀的羅馬醫師、外科醫師暨哲學家蓋倫（Galen）便曾論稱，顱骨環鑽術已經成為緩解腦部壓力或清除傷處碎片的標準療法。自從帶有環鑽穿孔的顱骨在祕魯發現以來，如今又有更多這類顱骨在中、南美洲全境各處發掘出土。
近代歐洲出土的大量證據在在顯示，顱骨環鑽術是治療頭部創傷的常用外科手法。這種手術存續到十九世紀，還用了種種更精密的工具，而且那時的顱骨環鑽術還經常在住家施行。如今這種手術也用來治療顱底出血，不過並不稱為顱骨環鑽術。
目前還沒有辦法知道，史前時代為什麼使用顱骨環鑽術。檢視最早期論述提供的證據，我們就能得知，顱骨環鑽術有可能是用來治療某種心理疾病。根據某些追溯至十二世紀的報告，這種療法經推薦用來處理抑鬱和躁狂發作事例。
這種目的在治療心理疾病的肉體性介入的可能用法，為現代早期常用來處理精神錯亂的放血和淨化（purging）手法開創先河，它也為二十世紀使用腦葉切除術來治療嚴重心理疾病的做法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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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前5000年
手相術
手相術（Palmistry）又稱掌相術，沒有人知道這種做法究竟根源自哪個時期，不過在人類藉由「讀取」有形身體特徵來認識自己和其他人的漫長歷史期間，這或許就是諸般做法當中最古老的一例。手相是在早年，當人類對生命還抱持比較完體觀點時發展出來的信念；在那時候，我們假定每個人都隸屬生命圈的一個環節，這個生命圈還包含心靈世界、實體宇宙，以及他／她所隸屬的社群。根據這樣的世界觀，每個人的身體都含有這類關聯性的徵候，也就是合理的信念了。我們並不清楚手相術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儘管推測史學記載認為這是源出印度或中國，不過歷史證據顯示，古希臘和古印度都有這樣的占卜做法。手相術幾乎肯定比有記錄的歷史更早出現。就一個層次來講，手相術假定手是整個人的一種象徵，而且手的特性能映現出一個人的精神、心理和身體的狀況。就這個層次來看，讀手相就能得知一個人的性格，甚至能推知他／她的命運。從較高層次來看，手是具體而微的宇宙，因此手能把宇宙的心靈和實體層面，與人類在宇宙間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串聯在一起。手的實體特性──斑點、線條、皺摺、顏色等等──都和行星、恆星與數字有連帶關係。每種特性都各具意義，而且讀取左、右手手相所得結果和詮釋也各不相同。
手的重要性凌駕它的掌相意涵，手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心理學記憶工具。手的每處部位都有明確的記憶功能，能激發特定類型的記憶。一般而言，手的各處位置都有順序可循，因此這些位置和想記憶的事項就能藉此聯想在一起。
手相術具有一項重要的歷史，它讓人類有機會了解世界，以及自己在這其中具有的地位。手和手相詮釋不但能指出一個人的內在性格，同時也成為進入心靈世界的一道門戶。嚴格來講，手相術並不是心理學，儘管如此，這種做法確實扮演個別差異心理學的先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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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前700年
占星心理學
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約90~168年）、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年）
人類行為受宇宙影響的觀點由來已久，年代可以上溯西元前第三個千年期。這個時期出現鐫刻在石柱體上的象形文字，看來像是指出諸神在各星座穿梭的動態。過去幾個世紀，闡明宇宙影響的相關理論如百花紛呈，這些觀點通常都牽扯特定的形而上、宗教與哲學等體系。這種種不同分類做法都力求描述、解釋，甚至預測人間事的進程；到了中世紀時期，這類學理便轉而針對個人。
自西元前第七世紀起，一套代表太陽如何運行穿越十二個星座的體系，便在巴比倫尼亞（Babylonia）發展成形，這十二個星座構成黃道帶，也就是太陽在一年中穿行的路徑；見於托勒密王國（托勒密埃及）哈托爾神廟（Hathor temple）的丹特拿黃道圖（Dendera zodiac）就是當中一例，這件浮雕據信完成於西元前第一世紀。巴比倫尼亞占星術後來為埃及、希臘、羅馬和印度，及其他地方的人士採用並經修改。黃道十二宮各自以一種動物為象徵，代表一個星座區域所含恆星和行星。這些星體據信能在該星宮上升之時，影響相關事態和運勢。上千年來，占星術一直被視為一門科技，可以和氣象、政治、鍊金與醫藥相提並論。天國的宏觀尺度和一個人的微觀尺度有連帶關係。大家常聽說「上天有道，下界如斯」，就是出自這些信念。就醫藥方面，這種觀點就意味著，如同地球隸屬天界管轄，人類健康則隸屬黃道帶特定層面對身體特定部位之影響力量所管轄。
經過一段歲月，占星術逐漸不再只被用來了解健康和人類命運，還被看成一種用來描述人格的工具。「占星心理學」（Astropsychology）新興領域有一部決定性著述，那本書叫做《占星四書》（Tetrabiblos），作者是深具影響力的亞歷山大港學者克勞狄烏斯．托勒密。《占星四書》在西元第二世紀期間寫成，內容把日、月、行星的位置和運動與心理動機串聯在一起。書中認為，在一個人誕生時上升的星宮，會影響那個人的性格。好比在射手座上升時出生的人，便有可能成為滿腹哲理的愛智之士，還有可能離家遠遊。二十世紀瑞士心理家榮格把占星心理學納入他的原型理論（theory of Archetypes），並說明黃道是我們集體潛意識的一種反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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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528年
佛陀的四聖諦
悉達多．喬達摩（Siddhartha Gautama，約西元前563~前483年）
依現存有關佛陀生活的文獻所述，他出身富裕的特權人家，成長環境優渥。年輕時，悉達多．喬達摩在三次重要時刻見到世上的痛苦。第一次他前往附近城鎮，遇見一位病人。第二次前往那處城鎮時，他遇上一位老人，接著在第三趟遊歷時，他遇上護持遺體前往安葬地點的送殯行列。這三次遭遇對他產生深遠的影響，他由此領悟，財富和特權鮮少能夠令人免於痛苦。喬達摩約在二十九歲離家開始行腳投入宗教修行。他隨靈性導師學習六年，最後卻發現，奉守禁慾、苦行等嚴苛修煉並不能離苦，他領悟這類做法並不能使人悟道。後來約在三十五歲時，他決定靜坐冥想人類處境。傳說他就是在菩提樹（無花果樹）樹下靜坐時悟道成佛，他看出唯一做法就是依循「中道」，不走極端，奉守既不放縱也不苦修的生活規範。
成佛之後，他教導生存具有三種基本特性，稱為三法印：（1）諸行無常，變動是常態；（2）諸法無我亦無不朽靈魂，以及（3）有受皆苦，痛苦或不滿是生存的核心現象。佛陀教導我們，要想離苦就必須全心接納四聖諦（Four Noble Truths）。第一聖諦苦諦：眾生即是受苦，第二聖諦集諦：慾念是痛苦的根源，第三聖諦滅諦：去除慾念就能終止痛苦，第四聖諦道諦：八正道是可獲解脫的修行中道。
幾世紀以來，佛陀和他的信徒都不斷教誨如何精進中道遵循做法。當代生活的佛教心理學把冥想和正念導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也納入為心理治療的環節。佛教心理學處理頓悟，個人轉變和實相深層覺知，對個人與社會解脫具有高度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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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前500年
儒家心理學
孔子（西元前551~前479年）
孔子生前扮演許多不同角色：外交官、教師和哲學家。約西元前500年時，他還成為一位重要的政治顧問。他的人道教誨構成一套模式，教導我們如何生活，如何理解一個人的達道，還有如何待人。
儒家思想有五項交互關聯的層面，分別為天命、心智、百姓應守的倫理、修身，以及學者應守的倫理。孔子直言，所有人都得面對生老病死的命運，不過我們待人接物依然要肩起倫理行為責任。儒家的心智模型具有兩個層面：一是洞見真相的心智，包括我們的認知能力，其次則是仁心，也就是我們的倫理觀或是非心。
百姓的倫理觀要求每個人對身邊的人表現仁心或愛心，行事合於義，對每個人都表現敬意，對高層社會人士更應如此；這樣做才算舉止得體，並能促使社會和諧運作。仁、義、禮是人道的要素，行人道的目的是映現天道。依循人道修身便能養成恪遵倫理的性格，逐漸滋育出智、仁、勇三達德。
文化大革命在1970年代中期結束之後，中國的心理學學科便迅速發展，從它在中國科學院佔有的尊崇地位可知端倪。中國心理學家以儒家傳統思想為本，採實證方法來驗證，人際關係、整體論、辯證自我、關係和睦以及顧慮面子等特徵，正是中國人人格的獨特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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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前350年
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前322年）
亞里士多德的偉大心理學作品《De anima》約西元前300年成書，書名大致可以翻譯成《論靈魂》。文中亞里士多德聲稱，他要提出的資訊都是以經驗為本，並不只是單純議論和想像臆測。他初提論述之時便採取一種立場，認定我們對人類心理學的認識（他特別提到情緒和感覺），取決於我們對身體和肉體生理機能的認識。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亞里士多德提出生理心理學的潛在價值。
依亞里士多德所述，魂（或心靈）是區辨動物與非動物界分野的生命本源。所有生物都有靈魂，不過魂有不同的形式。較低層級部份，植物擁有營養之魂。動物擁有感覺之魂，於是牠們才能察覺周遭環境，懂得如何避開痛苦並追求享樂。最高層級部份，人類擁有理性之魂，這當中也包括營養和感覺之魂，不過還增添額外的心智成份，也就是思考和理性的力量。
對亞里士多德而言，知識始自知覺，而且是以我們的感官輸入為基礎累積成形。這些觀察結果延續下來，於是我們也就形成記憶。這個歷程發生在，負責儲存我們一般常識的被動心智當中。被動心智可以設想成潛在智慧的保藏處所，這份智慧必須靠主動心智，經由心理運作或理性來觸發其作用，這樣它才會轉變成現實化的知識──講明白點，這也就是對共相的認識。主動心智完全就是思維，所有人的這種思維都是相同的。
試舉一例來說明主動心智的運作方式，過去經驗或資訊的回憶，受三項原則支配：相似性、對比性和接近性。當我們回憶一次事件或一件事物，同時也可能喚起其他相似、相反或在時間上相近的事物，或事件的相關記憶。這些連結記憶原則一直沿用到我們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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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前350年
阿斯克勒庇俄斯和療癒之術
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醫神，主掌療癒（Healing）和醫藥。有些故事說他是人，也有說他是神。他的父親是阿波羅，同樣和療癒有連帶關係，母親則是凡人科洛尼斯（Coronis）；有人說她產子時身亡，另有人說她是被阿波羅害死。阿斯克勒庇俄斯由半人馬凱隆（Cheiron）撫養教導成人，凱隆是位智者，嫻熟醫療之術，他把這門知識傳授給阿斯克勒庇俄斯。
阿斯克勒庇俄斯累積了淵博學識，擅長運用手術治療和種種不同的藥品、魔液與療癒咒術。他從女神雅典娜那裡得到一種威力強大的藥水，以蛇髮女妖戈爾貢的血液製成。在神話中，戈爾貢一露面就會把人變成石頭；那種混合藥水具有療癒之效，甚至能起死回生，不過也可以是奪人性命的毒藥。
習得淵博學識和高明技能之後，阿斯克勒庇俄斯以他的醫術名聞遐邇，廣受尊崇。他以單蛇纏杖做為自己的標誌，這個符號代表醫師職掌的二元特性──生與死、疾病與健康。約西元前350年時，他的學徒創設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並在各處建立治療中心，稱為阿斯克勒庇俄斯庇護所（asclepeia）。
求醫民眾來到庇護所經歷一段淨化期，飲用聖泉之水，接著穿上特殊衣著在地下寢室睡眠一晚或更久時日。阿斯克勒庇俄斯會在那裡治癒疾病，引發神諭夢境，有時還靠夢境本身遂行療癒作用。
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明示靈性、宗教和醫藥的歷史關聯性。療癒之術在當時看來是神聖的技藝，使用的術法則是父子相傳的祕技。阿斯克勒庇俄斯派醫術和所採夢境療法，也代表一種早期的心理治療方式，所以這是現代心理醫療的重要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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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西元前200年
薄伽梵歌
印度教（Hinduism）一詞是英國人起的籠統稱呼，泛指印度次大陸多種多樣且彼此關聯之互異宗教信仰和術法。所以印度心理學其實是混合產物，並不是西方人認知的單一學科，而是根植於印度教各式傳統思想發展所成的種種心理學原理和實踐做法。
好幾部古代文本構成印度教的根基，包括：《吠陀》（Vedas）、《奧義書》（Upanishads）和《往世書》（Purãnas）。比較「晚近」的文本則包括約西元前第二世紀成書的《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摩訶婆羅多》書中有一首極重要的敘事詩，或是一段故事，稱為〈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為簡明起見，這裡只提這些文本中幾項原則，不過這些原則並不能完全涵括印度關於心智、自我和人際關係的豐富思想內容。
宇宙萬象全都在三德（gunas）共同作用下生成。三德意指三項操守，分別為答磨（慣性）、羅闍（活動）和薩埵（明晰或光）。這三德都是必要的，不過一般認定薩埵是種心靈元素，培養這一德並維持所有三德均衡發展、協同運作，便能獲致良好的結果。這三項操守的實踐技法稱為瑜珈，其目的是要鎮定心神，促成自我實現或自我醒覺。我們學習自我控制、表現正當舉止並練習瑜珈，就能改變我們的意識，從而得以改變無益的思維與習慣，轉換成正向的建設性思維和行動。瑜珈有多種類型，各自側重特定標的，譬如行動瑜珈、音瑜珈（咒語唸誦）、虔信瑜珈或知識瑜珈。
按照西方的說法，這些實踐做法都是為了促成心理成長，依印度教所述，成長發生在四個人生階段：學生期、家住期、林隱期和棄世期。每個階段各有必須學習的課業，這些課業在一個人邁向自我實現的道路上都得逐一習得。就此民眾往往尋求古魯（上師）的指引和教導，尤以拜師學習自我發展更屬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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