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一個希望讀懂他人願望的願望
「如果等一下張開眼睛，下一台經過的車是灰色，爸爸就能很快回家……」
「如果我能五步走到那棵樹，爸爸就能很快回家……」
那天教室音響設備故障，花了一些時間排除，下課後我有些沮喪的到外面望著天空發楞，突然那位總是坐在最前面的女同學走過來，我知道她是設計學院的同學，也知道每次上課時，她總是能在我隱晦地提起密藏在情感皺褶裡的故事時，發出「我好像能了解哦」的輕微笑意；我問她畢業製作打算做什麼題目，她說老師，我的畢製題目要做「不義遺址」，老師知道什麼是不義遺址嗎？
我當然知道，那個父親曾經待了十多年的地方，聽說現在已經在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中，褪去過去戒嚴專制封閉的軍事色彩，從原來單調冰冷、斑駁又沈默無語的水泥城堡，變成收容菸毒勒戒的場所。崗哨、拒馬、高聳如卡夫卡小說城堡的圍牆、像是纏繞到天涯海角的鐵圍籬、口哨聲、重重鐵門開啟關閉的聲音、明明是男性卻空洞淒涼的集體應答聲……這些都是壓抑傷害阻攔各種對外面世界的思念和願望，長大以後在電影《刺激一九九五》中，那幕獄中受刑人因為聽見莫扎特音樂，而讓那些阻隔得以暫時消失、被視為最危險的「希望」得以如那些望向遠方天際的眼神，飄向每個人心裡最掛念的人和事之上。
我的思緒回到童年，還有父親無處託寄的一生；當年父親的願望是什麼呢？
許願是每個小孩的特權，在那個對世界還沒有任何招架之力的時候，默默對著自己相信的對象許願，是展現絕對自由意志的世界，只要閉上眼睛，加上「我希望」的咒語，好像就在一張支票蓋上了印章，願望就成立了；只是在那個童幼的年紀，當大部分的友伴都忙著許下想吃什麼、去哪裡玩、或長大想當什麼樣的人的時候，我的願望永遠是期待父親能早一天能回家。
記得那時某速食店剛到台灣，有同學已經有機會吃到美國漢堡，還會附贈上面印滿各式漢堡的紙墊板，我從同學那裡得到一個被使用到四個角都已翹起來的墊板，我滿懷著各種口裡咬著不同口味的漢堡的想像，一直到終於有機會吃到漢堡的時候，我卻感到遲疑，我在心裡許下一個願望，如果我可以忍住暫時不吃漢堡，父親就能早一天回家──在那個看似平凡無奇的生活經驗裡，我偷偷放進了一個像是兌換券的願望，我想像如果能把當時對孩子來說珍貴無比的經驗，用來交換一個對未來的期望，應該不算是太過份的要求吧。
孩子對價值的衡量，有他自己的判斷，他覺得重要的，誰也不能輕易折價。
於是我開始一種奇特的生活慣性：經過每一個帶著信仰和祈禱功能的地方，我一定會祈求神佛菩薩保佑父親可以早一天回家，只有完成這個願望，所有的祈求才算完整；到後來這樣的許願方式，漸漸擴大到任何只要有靈驗可能的機會，我都會同樣祈求──如果雨能在十分鐘之後就停、如果下次數學能考九十分、如果同學便當打開裡面有顆滷蛋、如果回到家門打開來母親對我說的那句話是如我所想的……我知道我在作弊，那些願望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者那只是需要一點點的努力和運氣，這些條件就可以滿足，然後我的願望就有實現的機會。長久下來，我變成自己世界的魔法師，拿著其實沒有魔法的魔杖，到處施沒有魔法粉的魔法，但就像還未練成的某種武功，你永遠不知道哪一天會突然就打了出來，好像這個世界就此應允了你長久以來的請求。這樣的思考慣性，也讓我分不清楚什麼是願望，什麼又是謊言，我有時會把願望當成是已經實現和發生的事，就像是每次入睡時，都會許下明早醒來父親就會回家的願，然後在他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編織一個完整家庭的夢，屬於我的謊言回憶錄於是慢慢被書寫下來。
父親在我國小三年級時就因遭到構陷入獄，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幾乎不曾和友朋提過家裡的事，當然也不曾求助過任何人，當時所有家裡原有的人脈關係，隨之中斷；母親曾想盡辦法找人幫忙營救，到最後不是無效，就是遭到詐騙，甚至連父親原本有的功勳獎章，都被人騙走，人情冷暖我很小就知道。在父親漫長的獄中歲月裡，我們也開始探視的生活，那些點滴如今我已不太願意回想，但我很清楚地記得，要搭中興號到台北、再轉搭客運到那個位在城市邊緣近山的軍監，我們提著母親煮的吃食，每一次走在路上，都覺得這條路好遙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走得到，外界的事物完全無法吸引我，好像只是不停的走不停的走，只聽到鞋子踏在路上發出的聲響，如同一部只有旁白的紀錄片，在單調的拍著空鏡頭。那時搭車轉乘步行的經驗，也是我最初認識台北的方式：我也經歷過重慶北路台北圓環各種換裝和興衰起落，台北車站後站的熱鬧人潮，蔡明亮電影裡的天橋，重慶南路的廊下還有很多小書攤，青島東路上那間有名的高中男校，每次經過時都會想如果以後能讀這有多好……一直到後來讀到曾受白色恐怖傷害的倖存者，回憶青島東路上那個曾經是軍法看守所，那麼多愛國的知識青年，遭到逮捕、審訊，然後是無望的監禁，甚至送到生命的終站──原來我那麼頻繁經過的地方，埋藏著無數失聲的熱望、悲傷的期待，原來願望和絕望距離那麼近。
一直到多年後我拿到父親寫在十行紙上的回憶，那像是帶著復仇、埋冤意義的文字，父親要我好好收著，有一天可以讓人知道他究竟經歷了什麼；我讀到了父親說，如果當時不是顧念著尚還年幼的我和弟弟，他早就想帶著什麼武器，去尋仇拚命，和那個人同歸於盡……我像是突然從一個夢中醒來，那些藏在每個角落的願望，頓時似乎失去了顏色，我如此期待父親回家，但我卻從來沒有讀出，原來父親的願望，不是平凡意義的回家，而是希望帶著潔淨的自己，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來交換清白，並且洗刷所受到的屈辱和冤罪。
原來我的願望並不能穿透他人的心思意念，我只是自私的想滿足自己對完整家庭的渴望、和父親能早日脫離痛苦的囹圄歲月；但卻完全不知道，父親更在意的，卻是他的家人孩子、親族朋友如何看待他，父親的願望是讓他身邊的人都不會因他而蒙羞，在提到他的名字時，可以不閃躱，毫無羞愧的談論關於他的事。願望究竟有沒有大小之別呢？是不是愈難達成的願望就愈有價值呢？我突然意會到，有些願望很純粹，它不是為了滿足某種世俗意義的欲求，它衝破所有質疑的障蔽，充滿力量的抵達世界意義的核心。
如果可以，我多麼希望再許一個願：我希望能夠真正理解父親從未和他人說過的願望，聽到那個真心許著願的父親聲音，原來這就是父親的願望啊，我多麼渴望聽見。
對了同學，妳知道嗎？當年那個軍事監獄，也曾關過當時的黨外、現在政壇重量級的人物哦，那是我父親告訴我的；透過父親的描述，我好像也能透過父親的眼，看到當年那些受到政治迫害、努力爭取台灣價值的民主先鋒，似乎也在低著頭，默默許著希望台灣未來不再有不公義和壓迫的，關於自由的夢。
如何打破沈默
幾年前到日本旅行，在書店看到村上春樹的短篇作品「沈默」（收入在《萊辛頓的幽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並註明是中學指定閱讀的作品；這本小書被放在收銀台前醒目的地方，那一疊薄薄的本子像是希望每個排隊結帳的客人們，都能在等待的過程中，瞥見並且快速掉入正在經驗、或曾目睹旁觀殘酷的人際關係當中。這部作品描述一位中學生「我」在學校受到同學和體制的霸凌，如何在生活當中以特殊的方式（拳擊）尋求超越和救贖的經過，還有透過生命的傷來討論，只有靠理解所謂的「深度」，才是接近人生複雜難題的可能解答。
這部作品曾經幫助我重新走過大學時期一段充滿傷害的記憶，當時我甚至不知道，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就叫做「霸凌」，原來在我成長的那個世代，連一個適當準確的名詞來描述所受到的委曲對待都沒有。
在我不長不短的教學生涯中，有些經歷總讓我有種覺得超越書寫、只能用沈默和深放在記憶中的方式來對待；像是有些孩子選擇以最沈重最激烈的方式離去，留下巨大的空洞的回音，讓身邊的人會在某些不知名的時刻，陷入旁人無法參與的沈默，留下永遠無解的習題。那些年聽到從前讀書時極崇拜的老師，也因為學生的精神性問題，陰錯陽差的錯過了最適當的輔導時間，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這則訊息讓我想了好久，喚起將近三十年前的記憶，遙遠但卻不模糊。那位老師正值學術生命最昂揚活潑的年紀，熱力四射，熟稔西方文學理論，雖然學校的地理位置遠離台北的學術菁英圈，但老師的課幾乎讓我們相信距離那些時髦主流的學術環境並不太遠。大學時我的成績並不好，除了自己的迷惘和憂鬱，對這個世界尚未有熱情之外，那時的老師們大多是古板守舊的教法也是原因之一，能夠引起同學知識性的討論的課實在少之又少，多半是戲仿調侃那些特別的老師，古怪的上課習性、無法理解的思想和行為、偏差的價值觀和武斷狹獈的批判，現在想起來，我們應該可以算是僥倖生存下來，沒有變成那樣的大人。
唯獨那是一堂充滿高度思辯的課，我似乎偶然在那堂課裡呼吸到自由的空氣，老師用鋒利的西方文學理論的刀，劃開夾纏著舊時代盤根錯結的意識型態，雖然不完全聽得懂，但是卻清楚的聽到了時代聲音；那個時候老師要我們讀英國人類學者弗雷澤（James G. 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那兩大冊桂冠出版的書，如今被我放在書櫃的最上層，我已不太翻閱，但偶然瞥見時，總會讓我想起弗雷澤想要整理人類從巫術時代走向宗教和科學時代的歷程，那就像當時還處在蒙昧時期的自己，摸索著一條適合自己的路；而現在想起來，那被稱為「金枝」的槲寄生，被視為具有神秘抵禦黑暗的力量，閃爍著能夠照亮通往幽冥的路的光輝，幾乎就是能夠帶給我們知識輝光的隱喻。當然還有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佛洛依德和榮格，我覺得自己就像身在一個知識的深林裡，但卻不自覺其實周遭充滿未知和驚險。
這堂對我來說具有解放意義，但對其它同學卻有著複雜難解的深度，到了考試時班上的氣氛變得沈重，沒有歷屆流傳下來、被不斷複印到已難分辨字跡的筆記、沒有統一而令人信服的講義、沒有一位同學有回答這堂課提出的問題的自信；於是在考前一個夜晚，我被叫至某位同學的寢室，那間寢室站滿了同學，圍著一張低矮的書桌，桌上是一張考卷，那是明天要考試的卷子，我不知道從哪裡得到的考卷，我只知道我被找來，是同學們覺得我大概是唯一能解答這張卷子的人，但是我一看到考卷，我立刻就說我要回去了。
第二天老師嚴肅而氣憤的告訴我們全班同學，你們竟然集體作弊，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事，所以你們班也不用考試了。當然，我立刻被合理懷疑為告密者，屬於我的幽暗時光於是開始；下課沒有同學願意和我吃飯，體育課時沒有人願意和我打球，我經常一個人到湖邊，思考一些抽象的哲學的問題，才知道原來那些深澀得不得了的哲學提問與關於生命的考詰，原來可能都是來自極現實極殘酷的生活經驗，理論化的語言，是為了要和太真實的生命情境拉出一個距離，讓自己不必太過痛苦，維持一點理性的空間。後來老師終於忍不住看我這樣下去，為我澄清這件事，但傷害已經成立，世界已經變質，許多關係再也無法修補，至少我自己明白。
事情過後，老師有次叫我到走廊上，她告訴我，我對你很失望，那件事如果不是你說的，你應該勇敢，我期待你表現得勇敢，但是你沒有，還有你不要把自己活得像是一個孽子一樣。那時我們剛讀過的白先勇的《孽子》，老師把它拿來說我，寂寞的二十歲，我突然覺得自己能夠稍稍體會青春鳥的孤獨和憤怒，那渴求認同和接納，但卻滿身是傷的青春生命。我以為這個經驗不會好了，直到我在多年後無意間翻讀到村上春樹的〈沈默〉，我才知道究竟什麼是文學裡普遍的人性與追尋，那是突破國籍、語言、族群、語言、性別等種種界線，千辛萬苦不遠千里的來到你面前，溫柔的為你說一個故事，為了安慰你受傷的心和記憶。
一直到自己也成為老師，站在同學當中談論自己的往事，藉以希望同學能夠從中獲得一些省思和力量，講著講著，我突然理解到，會不會我的老師當時對我的指責，其實也可能是她要說給自己聽的話，因為後來我才知道，老師在那個時候，也正經歷內外交逼，在工作和生涯規劃中辛苦掙扎；那時的我實在太年輕了，讀不懂書也讀不懂人生，也不知道原來書和人生的距離可以是那麼近。
這陣子輾轉聽到了一些受到體制和權力對象壓迫的不當行為，這也讓我深切思考反省自己在對待同學和自己的孩子時，是否也同樣充滿操控、宰制、和不當的權力欲，甚至那些自以為的善意，不也可能是另一種偽裝且更懷有傷害意味而不自知呢？
甫離世的偉大的小說家艾柯（Umberto Eco)曾經在〈美國大學裡的新何梅尼主義〉一文中，提到哥倫比亞大學在一次系務會議中，提出老師不該讓同學覺得自己知識不如自己、不該讓自己的年紀造成學生的負擔或感到被歧視、不該讓談話對象覺得自己長相不佳，進而把這三個衍生出來的名詞（「智能主義」、「成人主義」和「外觀主義」）加入到「政治正確」的範疇裡。艾柯雖然不一定支持這樣的政治正確，但這也讓作為擁有某些權力的人得到深切反省的機會；更何況，在我們身處的環境中，存在著更粗暴、直接、野蠻的暴力，遠遠超過已經反省論述得很細緻的那些「政治正確」。
村上在「沈默」中，除了讓受到霸凌的「我」在某個時刻突然理解並超越了憤怒之外，更重要的是，村上更嚴厲地批判了那些毫無批判地接納，毫無保留相信的人──「他們這些傢伙萬萬想不到自己可能對某個人造成無意義而決定的傷害。我真正害怕的是這些傢伙。而我半夜裡夢見的也是這些傢伙的樣子。在夢裡只有沈默。」
我清楚地記得這些文字在當年如何在心裡刮出一道道痕跡，那樣的聲音尖銳得像擺脫不去的耳鳴般，成為生命中的記憶。日本的社會何其不幸又何其有幸，有「沈默」這樣的作品記錄著又療癒著那些受傷的心靈。多麼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文學教育裡，也能出現那樣誠懇呈現內心受到霸凌（不管來自那個階層）的心理過程、和一步步終於獲得治療和啟發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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