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拼複合式洋房
主權議題牽扯到好幾個不同的元素：法律地位、領土所有權、管轄與控制、經濟和社會互動，以及國際環境等。借用雙拼複合式洋房（duplex house）做比方來看兩岸關係，或許有助於同時理解這些元素。
雙拼複合式洋房在一九五○、六○年代的美國城郊相當常見。所謂雙拼複合式洋房就是同一個實體結構，但有兩戶個別的住家——各自有客廳、廚房、臥室等——但彼此共有一堵內牆。每個單元由不同的家庭擁有，通常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彼此居住空間近在咫尺。
我們想像有一棟雙拼複合式洋房叫做「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家」住一戶，中華民國這一「家」住另一戶。兩岸關係的演進可以拿下列的比喻來敘述：一九五○、六○年代，兩「家」家長各自宣稱對整個實體結構具有所有權，把另一家視為非法侵佔入住。兩家人之間互不往來，各自在其大家長鐵腕統治之下過日子。他們唯一意見一致的事是：雙方都認為兩戶住家是整個結構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意見歧異的是，誰擁有這個結構體。中華民國這一家比較成功得到鄰居支持它的主張。絕大多數鄰居承認它是整棟房子的主人，也尊重它的要求，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家來往。他們接受它以此一雙拼複合式洋房的代表身份參與社區事務。鄰居當中美國這一「家」在政治上、實質上都保護中華民國這一家。
但是鄰居的意見在一九七○年代變了調。社區裡新蓋了許多房子（殖民地獨立為國家），他們的領導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家的觀點，接受它擁有整棟房子、應該代表它參與社區事務。他們大體上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長的要求，和中華民國這一家只有低層級的接觸。因為看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家來往有利益，即使美國這一家也同意採取這些作法，只是它選擇仍然負責中華民國一家的安全。
一九八○年代發生了兩件事情。第一，兩家人發現在結構體共有的那面內牆上有一道門。他們逐漸彼此有了接觸，分享、交換彼此擁有的東西。兩家成員開始問：他們的積極互動是否可能緩和兩家家長對誰擁有結構體的爭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家長甚至認為此一接觸，加上鄰居意見的轉變，使他佔了上風。他向中華民國家長提議：如果中華民國家長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家擁有整個結構體，他可以允許中華民國這家人繼續住在他們的單元、不受打擾，並可參與一部分社區事務。當然他希望中華民國一家會樂於透過內牆有互動，拋棄掉對其單元所有權、以及其家人如何和鄰居互動的關切。
另一個發展發生在中華民國這家人之內。大家長決定允許以更開明的方法做家庭決定。某些成員因為痛恨從前家長的專制，提出另一個更激進的方法：他們認為，家人應該停止擁有整個結構體此一荒謬主張。家人應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家擁有他們的住家，但只有那部分而已。中華民國一家應改名為台灣，宣示只對自己這部分住家具有所有權，這份財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份財產毫無任何法律瓜葛。可想而知，此一新方案不能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一家高興，就是台灣這家人當中也還有人依然認為我們是整個結構體的所有人，同樣也不滿意。
一九九○年代初，兩家大家長開始彼此講話了。他們需要解決穿過內牆的門戶來來往往所產生的一些實際問題；他們也試探是否有可能解決所有權的爭端。中華民國大家長採取重要的一步，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長是他們那一單元的合法主人，不是非法侵佔入住。可是，他堅稱兩家家長地位平等，他不預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家長是整個結構體唯一的所有權人。他也宣稱有權利走進街坊，不需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家長的批准，即參與社區會議和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家長不理睬他的主張。因此中華民國家長決定要走進街坊，果真就到美國這一家拜訪。這一來，在街坊間製造一些緊張，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家長因此認為中華民國家長反對以和睦方式解決所有權爭議，真正想要的是製造兩個合法的個別住家。
台灣這一家人愈來愈堅持它是其單元的唯一合法所有權人。它長久以來就堅稱其家長的法律地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家長相等。中華民國家人之內對是否、如何解決所有權爭議有互相衝突的看法。少數人依然堅持希望把兩塊財產劃分清楚。有些人則思考是否用其他的財產聯名制方法共同持有財產，一面承認雙方家長的平等地位，一面也結束對所有權的爭議。
主權議題是兩岸爭端的核心，除非它得到解決，爭議永遠解決不了。到目前為止，它仍是「有你無我」的議題。中國提議的統一方案是讓台灣有自治權，可是台北一再持續反對這個方案。台北堅持它是個主權實體，北京卻把這個說法貼上分裂份子的標籤。如此根本的分歧無法取得妥協；它必須從概念和實務上去調停。本書第十章將會再詳細討論這個棘手問題。（摘至第四章）
紓緩壓力 調和歧異
總結到目前為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中國與台灣間的關係潛在危險，可又相互受惠。兩岸之間有非常綿密的經濟與社會互動。台灣與大陸在許多產品和服務上面彼此合作，以在全球經濟競爭。台灣的年輕人視中國為求職就業的地方。台灣的大學、博物館、體育組織和慈善機關都有大陸專案。所有這些互動都是兩岸更廣泛合作的基礎。同時，每一方都在增強軍事力量，尤其中國最積極。透過設計、意外或誤判，兩岸爭端可以爆發戰爭。這場戰爭美國可能不免會被牽連進去。
防止戰爭爆發是美國、台灣和中國三方一個重要政策目標，因為每一方都會有重大損失。相互嚇阻是達成目標的一個方法，而嚇阻在過去五十年也都有效。可是，嚇阻是複雜的事情，過去十年的環境變遷也使它益加複雜。這裡頭一向有種危險，就是每一方誤解別人的意向、針對客觀上並非威脅的動作做出過度反應，一九九五至九六年危機即是例子。在當時以及其他緊張上升時機，美國被迫至少在外交上介入，以防止因意外或誤判而使衝突進一步升高或是爆發戰爭。令事情更複雜的不僅是中國軍事力量日益上升，使它可做以前做不到的備案選擇，還有每一方都害怕的危險之根本不對稱。台灣一向擔心中國會動武攻擊。中國擔心台灣的不是它會動武、而是發動政治倡議（如宣布台灣獨立），把它和中國的關係永久切斷。
除了戰爭和嚇阻之外，另一條路就是談判解決衝突。一九九○年代初一度出現或許可能談判和解的希望，但很快就消失了。此後兩岸的故事就在三不五時緊張一下和令人不安的僵持之間交替上演。
談判解決有兩大核心議題構成障礙。第一，對於台北政府的法律地位根本土就有歧見。它現在具有主權嗎？在任何的統一架構下也將擁有主權嗎？台灣對這些問題一再提出肯定的答覆，而且極力主張它應該就是、的確也是擁有絕對權利去統治其管轄地區、並以完全會員身份參與國際社會。它認為它不應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另一方面，北京一再推動一國兩制的統一方案，台灣將是從屬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具有絕對主權。台灣要參加任何國際體系必須在北京之下、由北京裁量。台灣可以享有自治權、不能有主權。北京對香港政治制度重新設計，強烈顯示出來它只會讓它可以安心的勢力「自治」。
這一方面，北京不了解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意向。北京認為他們反對一國兩制方案就是反對統一。在中國眼裡，他們是分裂主義份子，推動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對台灣「如何」可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有不同看法，在北京的思維裡，被解讀為爭議台灣「是否」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錯失了和李、陳在他們上任初期接觸的機會。它並沒有挫餒李、陳，反而使他們更沒有意願妥協。總之，在他們兩人任期內，兩岸互不信賴因而上升，政治衝突也隨之而來。
第二個核心問題是兩岸之間存在的安全兩難局面。每一方都不信任對方的意圖，因而爭相添置新武器系統，反又增添敵方的焦慮。中國拒絕放棄使用武力，因為它認為以動武做威脅是針對台灣政治上分裂出去的主要嚇阻利器。台灣認為北京拒絕，就是居心叵測的跡象。台灣依賴它和美國的盟友關係是對抗中國侵略的最終嚇阻，而北京視美台交好為華府和台北存心不良的證明。得到美國支持後，除非台灣有高度信心覺得不再需要，它會非常不願讓步；而迄今中國方面還不能讓它放心，覺得不需美國撐腰。的確，中國還未清楚顯示出來它覺得有必要讓台灣放心。
這兩個議題形成兩股概念死結的繩索，如果想透過談判解決，這個結必須解開。甚且，這兩股繩索已糾纏在一起，也就是說主權和安全聯結在一起。台灣擔心它若放棄主權的主張，它就沒有依據要求其他國家提供安全援助。
還有其他三個因素使事態加劇——結愈打愈緊。第一是雙方國內政治的影響。在台灣，歷經數十年高壓統治，造成人民非常忌憚外來人，出現強烈的台灣認同意識，某些人更有獨立建國的野心。民進黨成為台灣認同意識的主要載具，它以推動台獨做為目標。民進黨為了務實地爭取政治權力，由這個目標後退，因為島內經濟至少仍需依賴大陸，也因為它必須說服選民它不會輕舉妄動。可是，分離的認同意識、加上對外來人的忌憚，局限住許多台灣人不易接受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台灣可以成為菁英鬥爭的題目，有些領導人偶爾會抨擊其他人的對台政策、攫取政治利益。當公共意見（不論資訊充足與否）發現有理由和機會可批評領導階層時，這些批評也構成局限。因此，胡錦濤顯得短期內將會推遲對台政策出現任何重大倡議。
政治也有另一個影響。如果會有談判解決，它必須在台灣的政治程序當中獲得批准。鑒於議題攸關國本，它可能需要修訂憲法，而修憲又需要得到島內多數政黨的支持。否則，要得到必須的絕對多數就不可能。若沒有這種廣泛的共識，就很難確保協議可持久，又不激生長期的黨派鬥爭、不穩定和兩極化。即使北京提出了從台灣觀點來看最適當（optimal）的安排，取得支持也不會自動自發。第二個影響因素是雙方各自的決策制度。不論在北京或在台北，這個議題的政策形成是集中的、由個人主導的。每一方都傾向於認知錯誤、盤算錯誤。
第三個影響因素是每一方都針對對方玩零和的槓桿遊戲。台北爭取打破北京對國際社會的壟斷，北京則努力維持獨佔國際舞台。中國針對台灣企業界和泛藍政黨發動統戰，以破壞陳水扁政府和確保陳水扁無法連任。（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相對封閉的體制，台灣在中國政治上起不了太大作用。）槓桿遊戲加劇兩岸相互不信任。
美國在這場遊戲中免不了也有角色。台灣設法鞏固和加強它和美國的關係，甚至到了操縱美國政治制度的地步；北京則試圖減弱美國對台的物質和心理支持。儘管有這些相互衝突的壓力，美國又不能選擇置身事外；它在本區域的和平、安全利益太大，不容它脫身。它對台灣提供安全支持，北京視之為依其條件解決兩岸爭端的關鍵阻礙。美國的作法就是雙元嚇阻：約束北京對台動武，但也拒絕支持台灣有任何分裂的目標，並且一方面節制台灣不讓它採取挑釁的政治倡議、另一方面對台灣不時怕被遺棄，要提出能讓台灣冷靜的保證。
這個糾纏緊密的死結究竟能否解開呢？雙方如果肯在根本上面做出讓步，顯然就有可能。北京可以放棄統一的目標，允許出現一個完全獨立的台灣。台北可以放棄它對主權的主張，接受一國兩制方案，充分信賴中國到放棄美國的安全援助。我們不能排除掉一個可能性，即中國利用經濟吸引力和統戰戰術以弱化台灣地位的戰略，有一天會成功，造成上述後面的一個情況。但是，原則的差異以及台灣內部政治的動態，表示這種結果高度不可能。同時，恐怕這個死結永遠不得解，所有相關各造都必須調適、接受這個衝突永遠得不到解決。縱使如此，還是值得探討以談判解決兩岸僵局的可能性。有沒有辦法弭填雙方在主權和安全議題上觀念的鴻溝呢？有沒有辦法降低國內政治、槓桿遊戲和決策體系三大惡化因素的影響呢？如果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是」，兩岸要如何才可能回到談判桌上？（摘自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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