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復古與創新
（一）整體觀察
國際政治的研究及推動為什麼要和公共政策一起來討論？回答這個問題要從學術研究及國際社會的變化兩方面來著手。國際政治是為了服務國際社會，所以研究及實務都反映出它的需求，期待及各項等待解決的問題。整體來看，國際關係在冷戰結束之後的成長是相當快速，從學門及分支學門的增加，國際性智庫及二軌對話的推動，期刊的發行及博士生的培養，全球化受到的重視都可以得到積極正面的印象。在實務工作上，國際關係更有內涵，而且分工更細，以政治為主的傳統外交還是核心，不過，由政治延伸而出的各種專業項目已經使得外交與內政的區隔愈來愈小。至少在冷戰時期，我們很難想像氣候變遷、疾病傳染、文明與文明、宗教、國際恐怖主義、移民、技術轉移會變得如此的重要？空中巴士的民航機又如何能得到多國合作與美國的波音公司相競爭？如此多的國際併購會成為外交政策的優先議題？我們得到的初步總體觀察是：國際關係是一門正在成長的學科，它已經有不錯的表現，可是需要努力的地方很多，各國社會對它的需要不斷增加。在國際關係的實務方面，競爭是更加的白熱化與專業化，個人、公司、學術及專業團體、政府及國家都要面對競爭、追求卓越。在此大環境之下，國際關係的研究和實務會如何發展？
（二）政治主軸
國際關係在研究及政策上出現了復古及創新的現象。所謂的復古，就是政治還是主軸，細節大致上可以分析如下：
（1）質化的研究依然屹立不搖，量化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的具體研究成果，例如戰爭及衝突、經濟發展與國際秩序、人口老化和人類文明、治理及進步等資料庫的建立，未來趨勢的預測及現狀的分析。然而，傳統的哲學思考，歷史分析依然得到重視。
（2）西方政治思想史作為政治學及國際關係的基礎知識仍然得到肯定。國際關係的政治學核心地位反而更為的穩固。政治的持續及改變影響到經濟、社會、戰略及外交各個層面。因為如此，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繼續指導和協助國際關係的研究。不過，以國際政治來直稱國際關係反而比以前更為普通。第一次大戰之前的各項政治及決策錯誤和缺失是否會再重覆？本來第一次大戰遠比第二次大戰不受學界重視，現在反而成為學界討論的重點。世人擔心的是當今大國領導人是否會忘記了歷史的教訓，掀起另外一次世界大戰？這種對於戰爭的警覺性是冷戰結束之後，長期沒有出現的現象，即使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時，世人也沒有這樣的凶兆之慮。在學術研究上是否可以成為復古見仁見智，但絕對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歷史問題。
（3）政治經濟學再度受到重視，原因是金融海嘯引起，而整個歐元地區的情勢不明朗，加深大家對於歐洲整合的反省。
在學術的發展史上，政治經濟學本來就是英法德的傳統。重農及重商主義的目的在於增加王國的稅收及財富，以因應戰爭及其他行政上的開銷。歐洲整合帶來了具體成效，可是也有後遺症。歐盟雖不至於瓦解，可是，對於他的現況及未來發展確實已經成為研究的焦點。
（4） 是民族意識、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的分析又恢復了。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曾經引發了世界動亂，但也帶來了進步。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在非英語系國家往往有衝突，德法是例外。今天又有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和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迫切性，兩者要如何去區分及讓菁英們了解？這是一件相當重要的研究工作。以前，學者使用太多政治學及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今天發現社會學及政治社會學一樣需要。以前，大家誤以為只有開發中或新獨立的國家才會面臨這些問題，現在因為國界的限制減少，移民增加，民族建設或國家認同變成了已開發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及歐盟國家都要再加強研究的議題。
（5） 是人文主義又得到新的重視。它並非整個世界的文藝復興，而是，已開發國家對於人文主義、文化多元發展、文化創意的啟動及活化，開發中國家同樣在文化地理、人文建設及自我認同上有其特殊的體認，但有些國家面對嚴重的經濟議題、族群衝突及社會的動盪，已經無法在正常的政治程序之下，進行人文方面的研究或建設。對於已開發的工業先進國家或中小型國家而言，文化保存、藝術推廣及文明社會的典範本來就是她們的傳統，今天再深入或延伸的研究，使得國際關係的文化層面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連帶推動的是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及功能、和平研究、女性主義、人權保護及兒童福利。
（6） 是國際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得到認同。國際法受到羅馬法的影響及催生，早在國際關係或外交學之前，就是西方學界的專業學科。國際關係以後又分成了公法及私法。國際公法因為規範國家的對外交往，因此，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重要性遠超過國際私法。然而，隨著人民及社會之間的交往增加，民法及商事法或其他私法引起的糾紛愈來愈多，國際私法或衝突法不但協助各國領事人員，也維護各當事人的私人利益。第二次大戰之後，功能性國際組織大增，引進大量的國際公法及私法，進而延伸到環境保護、國際貿易及投資、海上航行及航空上的保障等，遑論智慧財產權、著作權、專利及技術移轉。
以上所說的是從現有主要期刊、報紙及專書中得到的觀察，不能完全反映出各國內部的研究。以政治為主軸本來就是外交和國際關係長期以來的傳統，事實上並不存在復古的問題。另外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國際關係的研究一向由西方大國主導，使用的方法及哲學觀幾乎完全反應希臘和羅馬時期以來的政治和法律觀，他們對於非西方國家，尤其是開發中國家，並不重視，更何況又有語言上的問題。學術上的復古主要還是西方知識社群從本身的需要去做這些調整、偏見及偏差是無法避免的。
（三）國家主導
從政策的實務面來看，國際關係在一九九○年到現在反應出下列的特質。
一是權力平衡依然是大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戰略哲學及理念思考。權力平衡是人類政治的傳統，只是在西方成為一項制度、體系及行為典範。沒有權力平衡、國際法及國際政治失去了運作的基礎，它的重要性可以想見。當然，我們也難以想像十字軍東征之後的義大利半島會是權力平衡的主要運作地點。一九四九年之後北移到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造就了英國的「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到今天英國還要考慮退出歐盟，其實就是權力平衡留下的歷史遺產（historical legacy）。我們不知道當美國提出在亞洲地區推動「再平衡」（rebalancing）政策時，是否從歐洲歷史中得到的靈感？美國長期以「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自詡，歐巴馬總統或許是從美國本身的利益去解釋權力平衡的必要性。反觀中日俄及大多數的東協及歐盟國家，都是在權力平衡的歷史架構之下找出新的外交策略。這個策略在我的「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已有分析。
二是經濟制裁的盛行。西方大國以經濟制裁作為外交的工具。這項工具在國際聯盟中得到各國的肯定，也是到今天被認為是比較人道及文明的施壓方法。它的好處在於避免戰爭，然而，這也是它的弱點，因為制裁不一定有效。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經濟制裁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有的人認為它是有效的，而且是理性的政策工具。有人則認為，它只是國家不願意出兵的替代性作法，更明白的說，是當事國為了保存彼此的顏面，又要有所交代，作出的選擇。經濟制裁不會讓一個外交問題或危機成為戰爭的藉口，這是它會被一再使用的原因之一。在核武時代，為了避免核戰的爆發，爭端當事國使用經濟制裁更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當烏克蘭問題在二○一四年發生之時，美國及歐盟國家不願意和俄國攤牌，經濟制裁再度成為解套的方式，各相關國家並不在意是否真正有效。
三是武力展示。在經濟制裁和武力使用之間還有一個國際社會常用的外交作法，稱之為武力展示。在冷戰結束之後，武力展示增加，而相關大國因為政治因素、成本的考慮、武力使用反而變為謹慎。美國出兵阿富汗及伊拉克算是特殊個案。法國干預前非洲殖民地已是常態，重點是法國一向小心行事，避免涉入泥淖。英國並無動輒出兵干預前殖民地的政策。俄國在處理烏克蘭問題上也是謹慎從事。然而，大國一向在武力展示上不落人後，中小型國家也會照樣行事。這種外交作法很容易引起誤解，以為當事國準備用兵，這正好也是武力展示的詭計。
四是大國外交。歐洲外交史上早有「歐洲協調」（the Concert of Europe）的先例，其實就是大國外交或者會議外交。冷戰時期，美蘇經常舉行元首外交或高峯外交，以後演變成為亞太經合會的「領袖非正式會議」或「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 Meeting, EAS）、東協的領袖會議及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八大工業國家高峰會議都是同樣的性質。自美國季辛吉開始，負責外交事務的部長或其他內閣閣員經常出國和對手國的領袖及其他決策者當面交涉與溝通。歐巴馬、希拉蕊及凱利更為積極。俄國普丁總統、中國習近平主席、英國克麥隆總理、法國賀蘭德總統及德國梅克爾總理也是經常出訪。馬英九總統也不例外。相較冷戰之時，大國外交趨於多邊化，而且更能發揮處理危機，預防衝突及化解爭端之效。
五是公共外交。冷戰結束之後，公共外交本來被認為應該功成身退，因為前蘇聯已經垮台、美國及其他西方大國在世界新秩序及「歷史的終結」的欣喜之中，對於長達近五十年的反共宣傳已無意再繼續下去。然而，二○○一年「九一一」事件證明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預言的「文明的衝突」成真。為了化解伊斯蘭世界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仇恨和誤解，公共外交又再重新受到重視。除此之外，美國也體認到溝通及相互了解是國際關係中社會之間及民族之間不能缺少的管道。除了伊斯蘭世界之外，還有很多國家的菁英和民眾不瞭解美國及其制度、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因此，造成了反美、仇美的意識型態，加大了恐怖主義的力度。美國和傳統友邦之間一樣需要更多的溝通及正確的訊息傳送。從二○○一年開始，公共外交和國土安全、數據化安全一起成為大國的外交重點。事實上，公共外交只有在傳播科技更為進步及更新、主要的政治溝通目的並沒有改變。
六是軟實力的落實。一般認為軟實力（soft power）自奈伊（Joseph Nye）提出之後，才在國際社會上盛行。事實上，以文化為核心的外交工具很早就由英法德等國在外交上運用。前蘇聯在一九一七年之後，對於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全球性宣傳更是不遺餘力。美國在文化的軟實力上也是相當重視，尤其是冷戰時期，當時美國政府還沒有新聞總署推動相關文宣工作，成立了今天稱之為志工的「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及推動福爾布萊特國際學術交流計畫（Fulbright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Program）。奈伊在資訊科技特別是手機及個人電腦盛行之後，提出軟實力的觀念，以後又再介紹「巧實力」(smart power)。如果排除資訊科技之外，軟實力的觀念及作法一直存在於國際關係，在冷戰之後又回歸到原來的外交路徑上。
以上所分析的是國際關係在研究及實務上的復古、強化及傳承。外交事務起源於國家的成立，和軍事經濟及社會又不可分，自然受到重視。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學科，正式啟動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即將屆滿一百周年，回顧過去能有今天的成就確實不易。理論雖然多元，其中反映出社會科學的差異性，更重要的是，各國文化及民族哲學的特色，本身就是一種包容及文明的象徵。外交實務的轉變更令人側目相看，批評的意見固然很多，二十一世紀的外交已經不再是宮廷文化。他們兩者的創新不妨分析如下。
（四）科學態度
一是社會建構論得到肯定。社會建構論起源甚早，和社會學有不可分的關係，更反應出後現代主義在人文及藝術上的創意。最初是現實主義及自由主義均未預見冷戰結束，前蘇聯垮台，德國統一及東歐的轉型，原來以政治學、經濟學和軍事科學為基礎的國際關係求助於社會學，於是社會建構論浮出檯面。更具體的說，它融合了政治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及文化人類學，脫穎而出，使用很多社會學的架構，為後冷戰的國際關係找出新的分析路徑。最初，學界對它比較陌生，甚至懷疑社會學是否能夠解釋長期存在的權力政治。可是紀登斯、哈伯瑪斯、韋伯、涂爾幹、史賓賽、孔德早已證明社會學的科學性，經過溫特及歐納夫等人的分析，社會建構論提出的康德、霍布斯及洛克文化確實也為國際關係的理論架構開創新局。從基本的國際關係概論開始，到大國關係以及各個分支學科，外交政策、國際安全、國際公法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社會建構論都已應用上去，而且得到具體的成果。
二是理論的學術持續下去。理論的不斷成長是國際關係及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共同現象。即使歷史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及社會學，心理學早有長期的研究，理論還是不斷的推陳佈新。我們需要區分質化與量化所建構的理論，或者是巨型及中型理論，或者是建立通則及系統性的歸納或演繹得到的結論來說明人類社會的大趨勢，尤其是戰爭及和平。權力平衡被認為是國際關係最常用的理論，可是歷史學、國際政治、權力政治戰略研究及文化人類學對它的假設、命題及檢驗就有差異。如果再引用物理的動力觀念，地理學的空間概念以及戰爭的政治目的，權力平衡的理論觀念就會一直在辯論之中。國際關係有太多的理論是法則與詮釋，定理和趨勢之間，不完全是自然科學的理論性質，當然社會科學界也不期待有這樣的理論。
三是巨量資料庫的協助。第二次大戰之後，西方國家早已進行大型計劃，將戰爭、國力、國際體系內和平週期、經濟成長的共同指標、國民生產毛額做了系統性的分析。在資訊科技進步之後，國際關係已有太多的資料庫提供可靠的基本資料。從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族群特色到全球趨勢。處理突發的重大國際事件，研究者很快速可以得到相關國際及國內資訊加以分析。連帶是研究成果的數據化傳輸，也到了幾乎無遠弗屆的地步。
四是研究議程的更新及複雜化。國際關係研究議程在二次大戰之後幾個階段的變化。在冷戰時期，戰略、危機及美蘇關係是議程的核心。美蘇和解之後，研究議程也隨之調整，武器管制、經濟發展及民主化，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戰爭、和平與發展」。冷戰結束之後，文化及文明進入了議程，全球治理、環保及國際組織和國際安全成為舊瓶中的新酒。「科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進入了國際關係的研究議程。另外則是國家創新模式，俗稱產官學合作，或者是大學、產學及政府的三角創新戰略(The Triple Helix: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Innovation)以及無數的非傳統安全議程，範圍廣、問題又極為專業和跨領域。
五是科學研究方法及嚴格的查證。國際關係在過去許多年以來，受到自然科學領域的協助太多，其中又以物理、醫學、生物、微積分，作業研究及統計最為相關。物理與權力平衡、核子嚇阻相關，長期即為國際關係所重視。地理學原本是國際關係相關學科，冷戰開始之後，已分道揚鑣，國際政治經濟學似乎又把人文地理引入國際關係。當然，最傳統的國際關係還是從西方哲學開始，進到政治思想和外交史，然後是政治及經濟學，國際公法及國際組織，和自然科學幾乎是分開傳授。是否應該或如何維持此一學術傳統是由各知識社群自行決定。
以上所說的是國際關係在研究方面的知新部分，從如此多的期刊論文、專書出版，我們可以發現知新早已蔚成風氣。因為全球化及國際化如此普及，人文及社會科學即使有特殊的文化背景，一樣是國際研究的對象。從中國儒學、印度的哲學、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非洲的經濟困境及遠景、英國的政治經濟、法國的社會及德國歷史學和法學一直到美國文學、科研及憲政發展都是如此。認識、了解、參與和影響國際幾乎是每一國家都會做的事。那麼在知新的學術研究之下，實務有何改變？
（五）共同利益
在政策執行方面，持續的部分是國家維護本國利益。創新的政策方向則是各國似乎逐漸了解到追求共同利益的必要性，不過在實際做法上如何能以創新來指稱，則要有更多的研究及比較。如果以西方外交史作為基礎，我們去觀察一九九０年之後的國際社會，或許可以把下列的交往型式、外交工具運用及外交人員的交涉等稱之為實務上的創新，但這些分類也僅代表筆者個人的意見而已。
一是安全對話，這是冷戰結束之後的一種新型式。在此以前，大國外交或二軌外交早已存在，大國在處理重大危機之時，指派非官職人員進行溝通，早期歷史上已司空見慣。安全對話在一九九０年之後成為定期或非定期，議題也經常有所變動，重要是作為促進了解，建立互信的先期準備工作。對話的效果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有的又稱之為「戰略再保證」或「戰略溝通」。
二是經濟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的廣泛使用。經濟外交本是新名詞，但是在一九九０年之後，各國在自由貿易區上的主動和積極是超乎想像，這完全是經濟的利益使然。此外是確保金融穩定、能源供應、強化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進而建立世界品牌，即「品牌國家和品牌世界」。二十一世紀是「自由貿易區的世紀」是名符其實的描述。
三是數據化究竟對國際事務的治理及管理有多少影響？這是無法正確回答的問題，因為整個改變的過程都還在進行之中，我們不知道到哪一天才會停止。資訊科技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嚴重的安全危機。如何善用數據化科技及資訊是二十一世紀及未來的機會，更是挑戰。
四是人道干預的正當化及合法化。冷戰結束之後，開發中國家的族群衝突、種族滅絕及人權迫害情形相當嚴重，加上軍事政變、國際恐怖主義蔓延、經濟衰退及環境污染，國際社會除了提供經濟援助之外，也接受了人道干預，即以武力主動介入爭端地區、防止人權迫害或種族滅絕。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在違反不干預內政及損及國家主權的情形下採取的行動，已經為國際社會接受。
五是外交的內政化。這種現象在六０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但一直到冷戰結束、全球化、資訊化及城市化的趨勢更為深入和普及之後、外交和內政幾乎無法切割。新新媒體(new new media)或數據化資訊已經使得代表主權的國界失去了防＿的作用。「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及「內政反應外交」都同時存在。
（六）新思維、方法及視野
面對上述的「溫故知新」或「復古創新」，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方法及視野來思考那麼多新發現的事証及問題。在民族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國際公法、國際組織、外交史、外交及公共政策、國際及國內政治這些領域中都有共同的現象。本書挑選上述領域進行研究並提出分析。整個的寫作不是單純從教科書的角度去思考和進行。由於每一領域都涉及許多新舊問題、新的資料、事証及專書很多，加上整個世界及現實國際社會的變化，筆者從社會科學的史觀中找出脈絡，進行梳理，然後嘗試做出總結。在寫作過程中，深刻體會社會科學在於求真和求實的態度，而每一個時代都有變和不變的地方、各民族有它的生命力。不論量化或質化、歸納或演繹、回顧或展望、國際政治和外交及公共政策都會不斷演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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