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導讀】

一九九○年代初，美國總統柯林頓任命羅伯特．魯賓（Robert Edward Rubin）為財政部長。魯賓之前是高盛集團的營運長，熟悉世界金融操作。他認為製造業已不再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應將產業政策轉向金融，維持強勢美元，透過靈活與自由的金融操作，掌握全球資金，使其匯集美國，這才是改善美國經濟的當務之急。

沒錯，這就是所謂的「金融立國」政策，而且成效卓著，大大拉高了柯林頓的政治聲望，即使後來發生白宮實習生的性醜聞，也無人能否定他對改造美國經濟的貢獻。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國不斷加深、擴大他的世界金...

歐元區是否為最適貨幣區？

何謂最適貨幣區？

　　在測度歐元身為國際貨幣的實力之際， 首先浮現的問題便是對「最適貨幣區」（Optimum Currency Area）的議論，所謂的最適貨幣區，指的是「貨幣整合的優點大於貨幣整合之成本的地區」。那麼話說回來，跨越國界的貨幣整合，對各個國家與國民經濟而言，究竟代表著什麼意義？基本上，主權國家都會擁有象徵該國家統一的自有貨幣，像是英國的英鎊紙幣上，就印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

　　當蘇聯解體、分裂為許多獨立國家之際，各個獨立國也都紛紛發行自己的貨幣。由於舊蘇聯時代，組成聯邦的各共和國都分別實施了計畫性的「企業聯合」（Kombinat）分業體制，使得蘇聯解體後，舊蘇聯區變成「同一個經濟共同體區域內存在著多種貨幣」的狀況，助長了經濟的混亂狀態，然而，發行自己的貨幣具有象徵民族獨立之意義，故即使明知會造成經濟交易之不便，各國還是發行了自有貨幣。由此可見，貨幣與國家主權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一個貨幣的存廢，甚至該說是政治上的問題。

　　另一方面，過去的歷史常呈現出「原本封建時代，國內存在著多種貨幣；後來隨著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而使國內貨幣統一，國民經濟因此成立」的發展模式。貨幣區與經濟圈的成立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而大多數情況下所謂的「經濟圈」，便是由主權國家的國境所劃出來的範圍。然而，若跨越國境的經濟交易非常活躍，那麼在這「跨國交易極端活躍地區」採行共同的貨幣，其經濟上的優點不無可能超越缺點，這個概念，便是「最適貨幣區」的概念。最適貨幣區概念最初是由加拿大經濟學者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lexander Mundell）於一九六○年代將其理論化的，後來並成為歐洲貨幣整合的理論支柱（譯注：蒙代爾也因此被稱為「歐元之父」）。

　　我們在這裡提到的「經濟交易」，除了交易「商品」的貿易活動之外，也包括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力或資本的移動。商品、人力（人才）、金錢呈現出熱絡交易的地區，將形成一個經濟共同體，也就可能轉變為最適貨幣區。不過話說回來，貨幣整合在經濟上將造成的缺點，究竟是什麼？若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加入貨幣整合的國家，便無法採行自己獨立的金融政策」。那麼，金融政策與充分就業或是物價穩定等總體經濟政策的目標之間，究竟有著什麼關係？事實上，匯率的調整與金融政策是維持經濟均衡的重要工具。調降幣值能增加出口、減少進口，經常帳因此得以改善，國內的生產與就業狀況便會好轉，而中央銀行若調降政策利率，市場利率便會隨之降低，從而對利率敏感的消費支出與投資支出產生刺激作用。

　　在這裡，國際資本移動與匯率和金融政策這三者間的關係，就成為一個問題。在國際總體經濟學裡，存在著(1)資金的自由移動、(2)匯率的穩定（固定匯率制度）、(3)獨立自主的金融政策，這三個條件無法同時滿足的所謂「三難困局」。因為當匯率由於資本的自由移動而受到影響時，只靠金融政策這單一的總體經濟政策工具，要同時達成穩定匯率和穩定國內物價的目標，相當困難。而所謂的貨幣整合，便是在共同貨幣區內選擇前述(1)和(2)之優點，但犧牲(3)的一種選擇。貨幣整合，是將參加國間的貨幣交換比率固定為整合貨幣之際的匯率，變成同一種貨幣，故可說是最終極的固定匯率制度。

　　因此，在共同貨幣區內，若參加國彼此之間總體經濟狀況相異，便會發生無法以調整匯率或採行各國獨立金融政策的方式，來加以矯正之情形。以下，舉兩個例子讓各位讀者試著思考：

　　〈例一〉假設西班牙房市出現榮景，大量資本自其他歐洲各國流入，使得景氣過熱物價開始上漲。若西班牙未參加貨幣整合，中央銀行便能調升政策利率，讓匯率也隨之上揚，如此一來，過熱的景氣便能受到抑制，物價也能恢復穩定。

　　〈例二〉假設德國與法國在貨幣整合之前，發生了對德國的產品需求提高，對法國的產品需求降低的這種需求面衝擊。若對這情形坐視不管，將使德國發生對就業之需求超過充分就業水準，致使物價開始上揚的情況，反之，法國的失業率則會上升，貿易收支呈現赤字。遇到這種情況，只要調升德國馬克對法國法郎的匯率，兩國就能同時達成國內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之目標，而貿易失衡的問題也能同時獲得解決。

　　但在貨幣整合之後，當參加國之間發生如前述失衡的經濟面衝擊時，便無法以調整匯率或採行獨立金融政策方式，針對個別國家的經濟狀況進行對應，這即是一項非常重大的劣勢。為了克服這個缺點，就必須能夠在區域內進行勞動力的移動，或是在政治整合的情況下進行財政資源重分配。

　　以〈例二〉的狀況而言，若勞工能輕易地由法國移動到德國，就能解決失業與物價上漲等問題，或者，即使勞動力不進行移動，只要能夠藉由政治面的整合，將財政往上整合到比德國和法國更高一級的政府，那也可以，只要建立「將在德國地區徵收的稅賦轉移至法國地區，於法國地區從事公共事業等用途」的財政資源重分配機制與裁量性的財政政策，便可同樣地解決總體經濟失衡的問題。十九世紀德國推進國民國家的統一之際，便在各個「邦」之間形成貨幣同盟；而該貨幣同盟之所以能夠成功，便因為其與政治同盟係互為一體之緣故。

歐洲貨幣整合的歷史背景

　　由於德國與法國間不斷發生的戰事，導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西歐已呈現一片毀損的狀態，兩國之所以對立的原因之一，便在於欲爭奪埋藏於國境地區的煤炭與鐵礦石等礦物資源，此外，能否取得魯爾區與洛林區的鋼鐵業，將直接影響國家的軍事實力，故像普法戰爭之後法國被迫割讓阿爾薩斯－洛林區給德國一事，便種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因凡爾賽條約而背負了苛刻的賠償責任，法國則以德國延遲繳款為理由占領魯爾區，招致了德國人民的仇恨，再加上由於世界經濟大恐慌所造成的全球集團經濟化，使得納粹因此抬頭，歐洲在經歷過這些教訓之後，為了再也不重複同樣的錯誤，決定將紛爭的火種（煤炭鋼鐵業）置於共同管理之下，因此開啟了歐洲的經濟整合。

　　在那之後，歐洲又陸續建立關稅同盟、創設共同市場等等，繼續推進更深度的經濟整合，而這些動作，其實都包含在為了實現一個強烈政治目標（誓言「不再發生戰爭」）下的長期計畫內。

　　貿易自由化對擁有競爭力的出口產業有利，但對缺乏競爭力、將受到進口商品衝擊的產業，或是服務於該種產業的勞工而言，則將造成損失。若資本與勞動力能迅速在國內產業間移轉，就不會有問題；但一般而言，勞動市場與產業間的調整都是伴隨著痛苦、也需耗費漫長的時間。以歐洲而言，歐洲由於經歷過前述那些歷史的糾葛、存在著歐洲整合的理念，再加上擁有切實將這個目標付諸實行的「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其他為此目的而設之常設官方機構，故能成為推進經濟整合，達成貨幣統一的原動力。

　　因此，我們可說歐洲的貨幣整合並非是純粹基於經濟面之結果，而是背後蘊含著超越經濟便利性，而與安全保障相關的更高層次政治目的之努力。說得極端點，無論歐洲是否為最適貨幣區，在歐洲整合的終點線上，勢必會寫著「貨幣整合」這四個字。雖然許多經濟學者都認為歐洲並非最適貨幣區，而對歐洲的貨幣整合投以疑問的眼光（實際上，在整合貨幣的過程中也的確發生了許多困難與危機），但因為有前述這些背景存在，歐元還是問世了。

一九九二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為了創設共同市場，必須穩定各加盟國間的貨幣匯率，讓貿易交易與資本交易能夠順利進行，因此，歐洲在「歐洲貨幣體系」（譯注：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簡稱EMS，自一九七九年起維持至一九九九年）架構下，開始展開穩定匯率的工作。所謂的歐洲貨幣體系，是將各參加國之間的匯率，鎖定於某個中心匯率上下、一定範圍內的區域型半固定匯率制度。中心匯率並非依一籃子參加國貨幣決定，而是採用依每個任意貨幣組合分別訂定之方式。最後結果，各參加國貨幣都分別對德國馬克定出中心匯率，將匯率固定在該中心匯率上下一定範圍內（由於德國馬克是當時區域內最強的貨幣），故藉由這樣的機制，馬克便成為歐洲貨幣體系的核心。

　　戰前便曾經經歷過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的德國，為了維持物價的穩定，有著強烈堅守財政紀律、執行慎重的金融政策之傾向，因此德國物價與所得水準都極為穩定，再加上高度的技術能力為德國帶來強大的出口競爭力，使馬克成為歐洲最強的貨幣。而要將匯率釘住像這樣的馬克，自己國家也變得必須抑制物價與所得、維持財政紀律、並採行慎重的金融政策。

　　然而，法國與義大利等國家對物價的抑制並不足夠，使得法國法郎與義大利里拉數次對德國馬克呈現出貶值壓力。若發生此等失衡狀況擴大的情形，調降中心匯率是被允許之事；但調降幣值將導致進口物價上漲及實質所得下降，會使民眾認為政府無能，故常出現遲於進行必要的調整動作，導致失衡狀況擴大之情形。

　　此外，這樣的體系也還存在一個調整上的非對稱性問題，那就是為了維持匯率不變，主要負擔反而是由經常帳赤字之國家所背負，比方說，當法郎對馬克呈現弱勢時，法國就必須干預市場，以免法郎對馬克匯率跌破設定區間的下限。法國為了在市場上買進法郎，手中必須要有馬克；但德國對融資供給干預市場所需要的馬克給法國這件事，採取的是慎重的立場。像這樣的「調整的非對稱性」背景裡，隱含著的是「維持本國貨幣的幣值，是該國家自己的責任」這種想法。

　　在這樣的概念下，一旦經常帳黑字國採取通貨緊縮政策，提高價格競爭力增加出口，便會造成經常帳赤字國失業增加，而在這同時，經常帳赤字國為了維持貨幣匯率，也不得不跟著採行通貨緊縮政策。如此一來，經常帳赤字國勢必對經常帳黑字國誘導通貨緊縮的政策操作產生不滿。

　　以戲劇性方式將這個矛盾檯面化的，是發生於一九九二年的歐洲貨幣危機，當時，判斷英鎊對馬克存在著高度貶值壓力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以下簡稱「索羅斯」），於市場上全面放空英鎊（詳見本書圖表）。雖然英格蘭銀行全力捍衛，但最後英鎊仍不得不退出歐洲貨幣體系，此役，讓索羅斯被稱為「擊敗英格蘭銀行的男人」。而這段插曲，也寫實地將固定匯率制度那容易招致貨幣投機客狙擊的問題點，呈現在我們眼前。

　　存在著調整彈性的固定匯率制度，容易遭受投機客狙擊—因為在這樣的制度裡，存在著一種叫做「單向押注」的問題。一旦某個國家的貨幣由於經濟失衡而使調降幣值的預期心理升高，就會有瘋狂的市場賣壓拚命對這個可能貶值的貨幣進行放空，若該貨幣正如預期幣值崩跌，投機客便能大賺一筆匯兌收益；若該國的貨幣當局成功地捍衛了幣值，匯率未有任何調降，對投機客而言，也只不過是揮了一次空棒而已，並不會有任何損失。換句話說，相對於那相當可觀的期望報酬，損失的風險則幾乎趨近於零，所以被稱為是單向押注。

英國的選擇

　　在那之後，英國轉變為自行獨立的浮動匯率制度，亦未加入歐元。與歐洲大陸諸國不同的是，英國與隔著大西洋的美國有著更強力的連結。也因此，英國很晚才加入歐洲共同體。歐洲大陸諸國導入歐元之際，英國國民也發生是否應該加入歐元的議論；支持應積極加入歐元者擔心，「不參加歐元，將會在歐洲裡變得愈來愈孤立」，而在英國設廠的數家日系企業也表明了：「若加入歐元的方向性不明確，我們將不得不慎重考慮在英國進行的直接投資。」

　　的確，只要加入歐元，在與歐洲國家間進行商業往來時，就不再存在匯率風險問題，將更容易評估長期的收益計算，也更容易進行長期投資計畫。以這方面觀之，這對吸引以歐洲大陸為目標市場的製造業到英國一事，將會有良性影響。

　　但另一方面，亦有相當多意見站在總體經濟政策之角度，認為不加入歐元較有利—因為一旦加入歐元，就必須與德國採行同樣的貨幣金融政策。但英國與德國的經濟結構大不相同：德國的製造業占有相當大比重，且金融業係以銀行扮演較大的角色—尤其是產業金融的色彩相當濃厚。

　　相對而言，英國則是以金融業占較大比重，而金融領域又以股市等資本市場相關服務較為重要，並在倫敦市內擁有著匯集了國際型投資銀行的國際金融中心區「City」（以下稱「倫敦金融區」）。如此的產業特色，也造成英國的景氣循環實際上是與美國等國家的連動性較高。但景氣循環時點的一致，在導入共同貨幣金融政策時，是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因為，若某一方國家景氣過熱時、另一方國家的景氣卻陷入低迷，那麼共同的金融政策將陷入究竟是應該緊縮金融、或是該寬鬆金融的這種兩難局面。

　　基於前述理由，英國到現在仍主張，一直到與歐洲大陸各國呈現出同樣之經濟狀況、景氣循環達到一致之前，將維持自己獨立的浮動匯率制度，然而，由於英國的經濟結構與國際經濟關係，本身就和歐洲大陸各國不同，故經濟狀況能否變得一致，目前仍屬不明，而「未加入歐元，將導致倫敦金融區的競爭力下滑」這種意見，基本上並不存在。倫敦金融區的真正競爭力，並非是針對英國國內提供的金融仲介服務，更是在於其國際金融仲介能力與資訊產出功能；英語便利的都市機能、足以對金融業提供強力後援的會計，以及法律與法規之傳統等等，都為倫敦創造出一個有利於發展金融業的環境。英國究竟是否導入歐元，基本上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英國本身便是EU會員國之一，在與EU諸國的經濟交易上，並不會發生什麼障礙。

　　「只要未有加入歐元的明確經濟優點，就沒有積極理由放棄獨立的貨幣金融政策…」那對EU的官僚制度抱持懷疑態度、不願輕易放棄主權的國民性，也造成英國至今都未有加盟歐元的計畫。

歐元區是否為最適貨幣區？

何謂最適貨幣區？

　　在測度歐元身為國際貨幣的實力之際， 首先浮現的問題便是對「最適貨幣區」（Optimum Currency Area）的議論，所謂的最適貨幣區，指的是「貨幣整合的優點大於貨幣整合之成本的地區」。那麼話說回來，跨越國界的貨幣整合，對各個國家與國民經濟而言，究竟代表著什麼意義？基本上，主權國家都會擁有象徵該國家統一的自有貨幣，像是英國的英鎊紙幣上，就印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

　　當蘇聯解體、分裂為許多獨立國家之際，各個獨立國也都紛紛發行自己的貨幣。由於舊蘇聯時代，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便一直以身為世界經濟的中心而君臨全球；在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之後，更成為這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這段期間裡，美元雖然受到歐元的挑戰，但也始終發揮著基準貨幣的功能一直到現在。然而，因雷曼風暴而掀起的全球金融海嘯，看來似乎撼動了美元的霸權。

　 一九七一年，美國尼克森總統宣布停止黃金與美元的兌換史稱（「尼克森震撼」）。在失去與黃金的連結之後，能夠支撐美元價值的，便只剩下對美國的信賴而已。從金本位制轉換為浮動匯率制度一事，讓美元的價值產生了極大的變化。然而，切斷與黃金的連結，卻也讓美元在世界上更加流通，造就美元成為事實上的基準貨幣，持續發揮著功能。

　 匯率透過貿易交易與國際金融交易，對經濟系統造成廣泛的影響。由於匯率是貨幣與貨幣間的兌換比率，故所有跨越國境的經濟交易，都與匯率緊密相關。舉例來說，若美元相對日元貶值，那麼在日本和美國之間，美國製的產品就會變便宜、日本製的產品就會變貴，導致由日本銷往美國的輸出品價格上揚，對出口造成打擊。而美元貶值後的美國國內，將呈現進口物價上漲之情況，反之日元升值後的日本，則呈現進口物價下跌的情形。

　 在金融交易方面，造成問題的則是匯率風險。過去數十年來，新興國家裡頻頻爆發由於貨幣價值暴跌而造成經濟大混亂的貨幣危機。造成貨幣危機的其中一項主因，在於以外幣計價的負債所承受的匯率風險。因為一般而言，新興國家在向國外調度資金時，大多均以美元等外幣計價的方式舉債。在這種情況下，若本國貨幣對美元走弱，便會招致還款金額的增加，惡性循環式地更加速危機的發展。舉例而言，假設泰國欠了一百美元外債，當匯率是一美元兌換二十泰銖時，外債金額相當於二千泰銖；但若泰銖幣值掉到只剩一半的一美元兌換四十泰銖時，外債金額則會直接倍增為四千泰銖。

　 而美國在這一點上，由於自家貨幣美元本身便是基準貨幣，故站在一種特殊的地位。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多大的金額，都能輕易從國外以美元計價的方式籌措。世界上用來做為外匯存底而被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已非常龐大，但由於美國的信用度高，美國國債的利率相較於新興國家的利率，低得非常多。更何況這些債務原本便是以自家貨幣計價而舉的債，即使美元貶值，美國的外債償債負擔也不會因為外幣換算的關係而增加。

　 然而，一個國家的貨幣價值，最終還是會受該國的經濟力以及對該國經濟政策的信賴性所左右。若美國的金融體系動搖、製造業衰退，或是執行了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使得美國的對外債務無窮盡地擴張，那麼世人對美元的信賴，不無可能會有所動搖。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美國，要從國外調度資金也會變得困難，利率大幅上揚或美元暴跌等情形，都有可能出現。事實上，至今也已經有許多意見，指出了這樣的可能性。

　 美元那身為基準貨幣的特權，既是一把造成對外債務膨脹的雙刃劍，亦是導致美國與以中國為首的東亞以及中東產油國等各國家之間產生大幅國際收支不均衡的溫床。鉅額的資金為了填補國際收支失衡的缺口而流向美國，成為壓低美國長期利率的主要原因。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前主席葛林斯潘，便以「難解之謎」（Conundrum）這句話，來形容即使提高政策利率也無法讓長期利率跟著提高這件事。後來，當時的財政部長鮑爾森，發言暗示美國的房市泡沫並非單純只是美國聯準會那過度寬鬆的國內金融政策所引起的失敗，像是藉由干預匯率而使貿易順差不斷持續、對美國不斷供給流動性的中國等國家，也必須負責。

　 欲檢視雷曼風暴掀起全球金融海嘯的原因，究竟是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或者單純是來自美國總體經濟政策操作上的失敗，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忽視的，是「美元」這個貨幣的特殊性。除此之外，像是金融機構危機管理上的缺失、不適當的獎酬制度所誘發的過度風險追求，以及過度的槓桿運用等等，也都可以被舉出來做為金融海嘯的原因。還有信評公司的利益衝突行為，以及監督體制的不完備等……論點相當分歧，不勝枚舉。

　 以槓桿操作而言，相信大家對日本之前相當盛行的FX（外幣保證金）等高槓桿交易都仍記憶猶新。美國今後勢必會針對此等過度的金融交易，強化金融法規的改革，以期遏止金融海嘯的再度發生。但如此一來，美國的成長策略與美元的地位，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由於二○一○年是美國的期中選舉年，做為取得選票的選舉對策，美國政府開始拿金融機構開刀。但，美國究竟能否由目前的「金融立國」轉向「出口產業的再生」？而這，是否又意味著美國那「強勢美元」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有所調整？

　 受到全球金融海嘯影響，美國的消費探底，進口大幅減少，使得二○○九年度經常帳相較於前一年金額，有了三千億美元的改善。而目前狀況，雖然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又略有再度擴大的傾向，但在國際政策協調之下，中國等國家的內需擴大部分能否填補美國消費減退所造成的缺口，便成為今後全球經濟是否能夠繼續成長的關鍵。

　然而在另一方面，對中國不動產價格急漲等情況有所疑慮，擔心該國經濟過熱的意見也開始變得略有所聞。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與政策協調，成為日本後來發生泡沫經濟，然後崩潰的原因之一。日本曾經經歷過這樣的痛苦經驗，而中國的經濟，究竟是有一天也會泡沫崩潰，或是能夠善加記取日本當年的教訓，成功地軟著陸（譯注：指整體經濟在經過一段強勁的擴張期後，未因過熱而引發通貨膨脹，也未陷入衰退，仍能持續成長之情況）？

　 金價的勁揚，便是美元信賴度降低所引起的其中一個現象（而有部分人士，甚至倡議應恢復金本位制）。然而由更大局的角度著眼，包括多重基準貨幣制度、在IMF（國際貨幣基金）裡的特別提款權（SDR）分配方式、IMF的功能強化等等，改革國際貨幣體制的議論甚囂塵上。本書中，則將特別針對這裡面的多重基準貨幣制度──也就是歐元、人民幣，或是將來有可能創設的亞洲共同貨幣（亞元）──能夠取代多少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進行議論。

　 誕生已滿十周年的歐元，不但象徵著歐洲整合的成果，歐元所覆蓋的區域，還不斷繼續向東方擴展。然而在二○○八年，拉脫維亞、匈牙利等鄰接歐元區的國家暴發貨幣危機，就像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貨幣危機一樣，最終還是得請求IMF的支援。此外，像是西班牙或希臘等歐元國家也直接受到房市泡沫崩潰與國債信評遭調降等衝擊──尤其是希臘的債務問題，更是嚴重到撼動了歐元區的未來。

　 進入二○一○年之後，由於對希臘財政危機產生疑慮，希臘國債殖利率飆升（債券價格暴跌），甚至連歐盟（EU）與IMF都得動員提供援助方案。然而，由於核心的問題未被徹底解決，歐元幣值不斷下跌。此時亦開始有意見認為，由於歐元區國家均整合為「歐元」這個單一貨幣，金融政策全由歐洲中央銀行（ECB）一元化管理，使得各加盟國難以對國內經濟進行彈性調整。這個問題便在這一次，以希臘債信危機的方式浮現。而只要希臘一日不脫離歐元區，便永遠無法採行「放手讓貨幣貶值以增加出口」的這種景氣恢復模式。

　 面對本次金融海嘯，不僅是金融政策，連大規模的財政政策都被拿出來應急。IMF在紓困國際收支危機時，條件常是要求必須把緊縮財政政策做為整體策略的核心（因而總是扮演黑臉的角色）。而像是在處理亞洲貨幣危機時，便被批評由於採用太過度的財政緊縮政策，造成危機更加惡化。然而，對於本次的全球金融海嘯，IMF扮演的則是積極推動國際協調發動財政政策之角色。只不過到希臘的財政問題時，IMF與EU共同研擬的援助計畫，又回歸為不得不再度把嚴苛的財政重建對策置於整體計畫中心的狀況。

　 「過早採行的退場策略反而腰斬景氣，導致銀行的壞帳增加」這個風險，在歐洲已逐漸帶有現實味。若無法執行財政重建對策，將使世間對歐洲財政的可持續性產生疑慮，進而出售歐元；若推進財政重建對策，則將由於景氣的下滑，還是讓歐元遭到抛售。如此的兩難狀況，成為二○一○年前半年歐洲的特徵。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歐元對美元的挑戰，也許可能會略有暫緩。

　 另一方面，人民幣總算開始出現朝國際化發展的動作。今後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人民幣的影響力勢必越加增大。然而人民幣的升值，將迫使至今一直仰賴出口而發展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得不進行調整與修正。人民幣升值是抑制中國經濟過熱不可或缺的一環，但若太晚實施，則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的發生與崩潰。二○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增強人民幣的匯率彈性」，而原本自二○○八年七月以後事實上緊釘美元（與美元採固定匯率）的人民幣，也可觀察到出現再度於管理範圍內逐漸調升之現象。然而，只用那種程度的升值，是否就足以解除全球貿易失衡的問題？對此，亦有部分聲音表示懷疑。

再回頭看看日本。日本在泡沫經濟崩潰後經歷了嚴重的通貨緊縮，那「失去的十年」，重重阻擋了日元的國際化。世界成長中心已移到亞洲，而為了強化與亞洲經濟間的關連，日本在今後應如何參與亞洲的區域金融合作？又要如何協助維持匯率的穩定性？

　 經過「失去的十年」之後，二○○三年到二○○四年大規模外匯干預所導致的日元實質貶值，阻止了通貨緊縮，協助日本以出口導向的方式恢復了景氣。然而在發生雷曼風暴之後，日本面臨到戰後最惡劣的景氣衰退，再度跌回通貨緊縮的狀態。目前隨著世界經濟逐步重新站回軌道，再加上政策對應開始出現效果的帶動下，日本經濟看來總算又有漸漸復甦的跡象。在主權風險（國家風險）正撼動著歐元與金融市場的這個局勢中，日本應該如何對應，才能一邊維持著財政紀律，一邊繼續保持貨幣與金融的穩定？

　 以上這些議題，其實有非常大的部分受到美元地位如何變化的影響。本書內容將透過對「貨幣」（匯率）、「經濟」以及「政策」三者間相互作用的驗證，思索能夠協助與世界經濟維持持續成長的國際貨幣體制、金融法規以及總體經濟政策協調之架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便一直以身為世界經濟的中心而君臨全球；在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之後，更成為這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這段期間裡，美元雖然受到歐元的挑戰，但也始終發揮著基準貨幣的功能一直到現在。然而，因雷曼風暴而掀起的全球金融海嘯，看來似乎撼動了美元的霸權。

　 一九七一年，美國尼克森總統宣布停止黃金與美元的兌換史稱（「尼克森震撼」）。在失去與黃金的連結之後，能夠支撐美元價值的，便只剩下對美國的信賴而已。從金本位制轉換為浮動匯率制度一事，讓美元的價值產生了極大的變化。然而，切斷與黃金的連結，卻...

寫在前面
導讀

第一章 全球金融風暴與總體經濟政策
Ⅰ. 金融海嘯與美元
Ⅱ. 短期的政策對應與美元

第二章　基準貨幣美元的將來
Ⅰ. 基準貨幣的地位確立與國際金融系統
Ⅱ. 金融法規改革與基準貨幣的條件

第三章　歐元的課題與展望
Ⅰ. 歐元區是否為最適貨幣區？
Ⅱ. 歐元的可能性

第四章　東亞的抬頭與人民幣
Ⅰ. 東亞的經濟發展與危機
Ⅱ. 東亞的貨幣金融合作
Ⅲ.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Ⅳ. 中國的貨幣政策與人民幣的國際化

第五章　日元升值與日本經濟
Ⅰ. 日元國際化的挫折
Ⅱ. 脫離通貨緊縮、干預匯率、日元利差交易

第六章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Ⅰ. 國際貨幣體制的問題點與改革案
Ⅱ. 日本的課題

結語
全球金融風暴年表

寫在前面
導讀

第一章 全球金融風暴與總體經濟政策
Ⅰ. 金融海嘯與美元
Ⅱ. 短期的政策對應與美元

第二章　基準貨幣美元的將來
Ⅰ. 基準貨幣的地位確立與國際金融系統
Ⅱ. 金融法規改革與基準貨幣的條件

第三章　歐元的課題與展望
Ⅰ. 歐元區是否為最適貨幣區？
Ⅱ. 歐元的可能性

第四章　東亞的抬頭與人民幣
Ⅰ. 東亞的經濟發展與危機
Ⅱ. 東亞的貨幣金融合作
Ⅲ.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Ⅳ. 中國的貨幣政策與人民幣的國際化

第五章　日元升值與日本經濟
Ⅰ. 日元國際化的挫折
Ⅱ. 脫離通貨緊縮、干預匯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