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二）
目前為止，今天是今年最壞的一天。
車子一到行政大樓，聽到兩聲巨響。遜尼派極端分子用迫擊砲轟炸醫學城醫院和衛生部。兩座被攻擊的大樓離我們只有兩百米。現任衛生部長是一位什葉派極端分子，他的前任也是，他們兩位上任後都把部裡，不論資深或資淺的工作人員全部換成死忠的什葉派，衛生部現在成了什葉派的要塞。高等教育部則是遜尼派的根據地，他們上星期被什葉派突擊，一百多名遜尼派的員工被俘虜了。就是這兩派人馬，日日夜夜威脅著我們的性命。
我的秘書烏姆．海森，她有點害怕，因為兩枚炸彈就降落在她的車前七十米處。就跟其他人一樣，她談個兩分鐘後又回到日常的工作崗位上。
五十分鐘後又一聲巨響，雙方持續交火一個半小時。
娜迪亞，電腦部門的圖書館員，她今天沒出現。我被告知說她父親昨天受傷了，大腿上挖出了一顆子彈。
我跟書目資料部門主任那德哈爾和她的上司佳瑪爾見面，談談他們的工作。
上午快十一點，大部分同事都收到了本月份薪水。我到幾個部門走走，和不少同事們隨便聊聊，我盡努力的提高他們的士氣。
十一點，接獲了一個要命的消息──我被通知說阿里．撒利就在他妹妹的面前被活活刺死。阿里是個機靈的年輕人，我把他送到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受訓學習網頁設計。回來後，他和娜迪亞負責指導並經營圖書館的官方網站。他是我們圖書館現代化革新的象徵。我在二○○四年一月僱用他和其他年輕的同事，我希望年輕一代能出頭帶路。
這是令人非常難過的一天。認識阿里的人都哭了，每個人情緒都很低落，士氣也降到了最低點。阿里工作的電腦部門主任AMA小姐更是沒辦法控制她的情緒。同事都撤回家後，AMA小姐還留在辦公室默默流淚。我是最後一個要走的，但是我有強烈的感覺AMA小姐應該還獨自留在辦公室，所以先去看看她。我們談了十五分鐘，終於把她勸回家，但我也無法掩飾自己的擔憂，我極度擔心年輕同事們的生命安全。
走之前，我把各部門的負責人請來開個會，為了安全起見，我建議應該把同事分成三組，每一組只工作兩天。不過，為了服務我們的大學生和研究人員，檔案室和圖書部的主閱覽室仍然開放，大家都贊成我的建議。有些同事跑來跟我說要我盡快離開國家，他們非常擔心我，怕我會白白送死。
我非常沮喪的回到家。我抱了抱我六個月大的兒子，想著阿里留下的兩個兒子，一個六個月大，一個三歲。
二○○七年一月一至六日
宰牲節前夕，我們圖書館的警衛受到了死亡威脅，我要他留在館裡不要回家，找到了地方再走。巴格達在宰牲節假期相對較為安靜，但還是有一些大爆炸和恐怖襲擊事件。圖書館所在的這個區域，即使是放假，還是很不安全，狙擊手非常活躍。整個區域都蒙著一層灰泥，巴格達的居民忍受著燃油和電力嚴重缺乏的痛苦。宰牲節假日特別冷，很多窮人沒有能力到黑市買油取暖，黑市的油價比過去漲了二十倍。諷刺的是，石油部長在能源危機時還跑去朝聖。
宰牲節的第二天，我們，即我太太和兩個兒子，還有我，去看我妹妹和她的家人。同一天，我們也去拜訪了太太的父母。其他的時間我和幾個好朋友相聚。我們談的主要圍繞在治安日益惡化的問題，以及膠著的政治進程，我們都非常悲觀。我與許多同事和朋友透過電話互相祝賀宰牲節快樂。假期的最後兩天我去了一趟庫爾德斯坦，那是個不太愉快的旅程。單是從巴格達和蘇萊曼尼亞市就有大概一百多個關卡。我到那裡去見幾個朋友。回來的前一天（一月六日星期六），國民衛隊突擊海法大道，殺死了也俘虜了幾個在附近恐嚇鬧事的武裝分子。
二月七日（星期三）
我到文化部開部長會議。所有的路和橋都不通，我們（我、司機和護衛）只好在過阿爾－辛納克橋之前，繞那條非常危險的阿爾－吉姆胡瑞亞街。在進入文化部大樓前，我們必須從南邊上海法大道。除了我們的車，另外只有兩部車在海法大道上行駛，很少人敢走這條路。進文化部大門，警衛要先搜身，國民衛隊在文化部大樓頂端部署狙擊手，防止控制海法大道北部武裝分子的突擊。下午兩點，會議結束，大家趕快離開。
還是沒有M先生的消息，大家都擔心他可能死了被埋在瓦堆裡。我請的那位同事伊斯邁去打聽的結果，他說他問了很人，都說爆炸事件後再沒見過M。
二月八日（黑色星期四）
伊斯邁告訴我M還是沒消息後，我馬上找我一位表親，讓他去查一下阿爾－沙德瑞亞炸彈的死亡名單，看看有沒有M的名字。十分鐘後他回電了，說他在兩份死亡名單裡，沒看見M的名字。同時，有兩位館員來找我（一位是遜尼派，一位是什葉派），希望我能准許他們到阿爾－沙德瑞亞區去找M的下落。我堅決的不許他們去，現在去那個區域太危險了，因為有人看到武裝分子在那兒出沒。我也告訴他們，我會盡力查M的下落。不幸的是，這兩位館員不聽我的勸告。在沒有告訴任何人去哪裡的情況下，他們就離開了圖書館。
大概一小時後，B小姐哭著到我辦公室，我問她幹嘛哭？她說穆賈希丁組織成員打電話給她，說他們在阿爾－沙德瑞亞區綁架了那位遜尼派館員。他們問B小姐那位館員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的，她說不知道他的宗教背景，請求他們放了那位館員。一開始我以為綁架的是什葉派系統，所以我給幾個信得過的朋友打電話，包括我的表親，請他們找活躍於阿爾－沙德瑞亞區的什葉派武裝組織。我也派了本館一位什葉派同事去了解，看能不能救出那位被綁架的同事。阿爾－沙德瑞亞區我很熟，我生在那裡，也在那區念小學，所以認識很多當地人。我以為營救那位被綁架的圖書館員並非難事。但我很快便發現，自己完全錯了。
當地什葉派武裝組織領袖打電話給我說，他的人並沒有綁架那個遜尼派館員，他們的人正盡全力幫忙尋找。他還說可能是當地也相當活躍的遜尼派武裝分子幹的。我馬上覺得事態不妙！我馬上問警衛，有沒有看到另外一位圖書館館員和被綁架的那位一塊兒出去？他們說是的。圖書館內一片混亂，有幾位女館員放聲大哭，他們認為兩位都被殺了，我請同事們都回去工作。半個鐘頭後，被綁架的遜尼派館員平安回到我們的大樓。同事們馬上聚到他身邊，有的親他的臉，有的恭喜他被釋放。我一點也不高興，我知道那位什葉派館員性命堪虞。我請那位遜尼派館員不要跟任何人講話，跟我到辦公室去。
他在我辦公室說出被綁架的經過。他說他和什葉派同事出去時並沒告訴任何人要到哪裡，出去不久就在阿爾－邁旦街（距離本館只有兩百米）被一群遜尼派武裝分子綁架了。他說他們揍他，猛打他的頭。後來發現他是遜尼派時他們就把他給放了。我問他那位什葉派同事呢？他說他們被綁架後被帶到阿爾－法德赫爾區，兩人馬上就被分開了。我即時覺得能夠救出那位什葉派同事的時間所剩無多。我馬上和幾位在阿爾－法德赫爾區有影響力的朋友聯繫，派兩位住在該區的女同事回去，看能不能遊說對方放人。我也派另外一位同事去找一位在遜尼派圈子內具影響力的人，請他調解。有一位圖書館館員有去年辭職的司機的電話號碼，那位司機的全家和親戚們就住在阿費哈區，在當地應該有點影響力。我拜託他快點去拯救被綁架的同事。他說據他所知，早上並沒有人被綁架，我說我確定我那位被綁架的同事在阿爾－法德赫爾區，他要快點行動，否則恐怕來不及了。他說會盡力請他們放人，至少，能保住他的性命。話還沒說完電話就斷了。
我內心深處明白太遲了，要救他的命太晚了。一小時後，我從各種消息來源得知他們已經處死了那位同事，他的屍體被扔在一條荒廢的巷子裡。我們都很絕望，我不敢相信消息是真的。不過後來我接到助理電話，確認那位同事在被綁架後不久就被殺了。兇手打電話給他的家人，冷血的說他們殺了他的兒子，要他們來領屍體。我打了幾通電話給朋友，希望他們能提供一些有關綁架的經過情形。
傍晩，弟弟從倫敦打電話來問候，我照常的告訴他我們沒事。弟弟對巴格達市新安全計畫非常樂觀，他認為這次一定會成功。我跟他說，新計畫代表了我們最後的機會，再不成功，國家就完了，教派內戰將會擴大至史無前例的程度。
二月十日（星期六）
關於失蹤的和被殺的圖書館員事件，並沒有新的發展。我打算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圖書館館員被殺事件。
我漸漸發現，生活在今天的巴格達，最完美的人類應該是那些能隨時關起所有感官的人。失明或失聰不再是一種咒詛，而是一種變相的祝福。
三月一日（星期四）
圖書館的網路從上星期三就當掉了。所以，我到現在都沒辦法看電郵。有些電郵是急件，我得馬上回的。老是處在這種無法立即回覆的窘境，讓我實在很難做事。電腦室的副主任已經跟國營電腦公司的資訊工程師聯絡，要他們趕快來幫我們修網路。這些資訊工程師答應會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把網路修好，不過，我知道這些資訊工程師不可能這麼快就修好，一般他們總要花好幾天，有時甚至要好幾個星期才有辦法把我們的網路給修好。
二○○七年初以來，我一直跟幾個年輕的工作人員忙著把一批君王政體時期及總統時期的史料，從原來儲放的地方搬到我辦公室。這批史料中有一些很珍貴的書籍，其中大部分是一九二一年（即伊拉克建國）至二○○三年（海珊政權垮台）歷代國家領袖（國王或總統）所收的禮物。二○○三年中到二○○四年中，一位之前於CPA擔任圖書館顧問的好友告訴我這批史料的下落，還提醒我，如果沒有人馬上出面保護這批史料，這批史料一定難逃被洗劫的命運。我告訴他，如果他肯幫忙，我很願意保護這批珍貴史料。我是真的需要他的協助，因為這批史料擺在以前總統府的車庫裡，而總統府可是屬於警戒森嚴的綠區。我這個朋友有綠區的通行證可以帶人進去。問題是我這個朋友沒有拿走這批史料的權限，更別說開一輛大卡車進去綠區搬東西，但是我們一定要有卡車才有辦法把這批史料載回去「伊圖」啊！我們的運氣真好，一位CPA的有力人士出面相救，讓我們取得批准，得以開一部大卡車到綠區把這批史料給載走。
我跟我朋友還有司機得先通過一堆美軍駐守的檢查站，光從綠區大門到車庫就花了兩個小時。這批史料藏在車庫裡一個廢棄辦公室內，我發現這裡還有好幾千份屬於總統府的祕密檔案及記錄，現場有一位美軍軍官駐守。這些祕密檔案及記錄具有高度政治及歷史意涵，所以我走向這位軍官，問他這些祕密檔案及記錄為什麼雜亂的放在這裡？這位軍官回答，未來伊拉克法院要審判海珊及其黨徒時，需要用到這批祕密檔案及記錄。我問他，能不能看看這些資料？他禮貌的婉拒並解釋，在伊拉克政府決定如何處置這批祕密檔案及記錄之前，他得負責看管這批資料。跟這位美軍軍官說完話之後，我跟我朋友就開始把這批君王政體時期及總統時期的史料搬到卡車上，光搬就花了一小時。後來卡車裝不下，我又把剩下的資料裝到我朋友車上，之後又花了五十分鐘才回到「伊圖」。到的時候，大家已累得筋疲力竭，每個人的臉上、衣服、頭髮及手上都積了厚厚的灰塵。但是，我跟我朋友都很享受這趟小小的冒險之旅，也很欣慰能救下一批重要史料。
基於安全考量，我把這批君王政體時期及總統時期的史料存放在我辦公室裡，因為這裡日夜都有警衛駐守。希望未來和平及平安重臨伊拉克那一天，我能把這批史料展現在大眾眼前。
三月五日（星期一）
（今天將是我一生難忘的一天，因為在黑暗、仇恨及狂熱等情緒的蠻橫肆虐下，書遭到惡意的破壞虐殺。）
一如預期，今天路上交通還是很塞，我的座車在一個檢查站站停下來接受盤檢，不過警察態度很好。
MA小姐一早就來我辦公室辭行，她因為哥哥被謀殺，為了照顧家人，現在搬到巴斯拉市去，我要她堅強起來，不要悲傷，我相信以後她一定還有機會回來跟我們一起共事。
九點左右，《華盛頓郵報》來電，通知我該報記者會晚一點過來。所以，我決定依據原來的計畫跟英文史料室的員工開個會。英文史料室位在本館最低一層樓，受創最深，二○○三年四月中旬的戰火侵襲，濃煙、灰塵、高溫滿布，造成通風系統損壞，電力供應不足，種種不利的工作條件，讓員工在「伊圖」的工作變成苦差事。本館擁有六萬六千三百本英文書，題材廣泛，包羅萬象。年代最久遠的英文書籍遠達一八四五年之久。英文史料室有十二名員工，全部都會講英文。二○○五年九月，三位英文史料室的員工開始著手製作新的圖書目錄卡，好將本館因二○○三年四月中旬戰火侵襲而遺失的目錄卡給補齊。這些員工還得把其他數以千計的書籍重新分類、編目、訂正錯誤，還要把書清理乾淨。儲藏室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空調可用，所以整理書籍的工作真的很辛苦。舊的空調設備在海珊執政時期竟因某個不知名的理由給拆了！再加上夏天圖書館常常斷電，所以在儲藏室工作只能用苦不堪言來形容。但是，儘管環境惡劣，有時候甚至氣溫飆到攝氏四十八度，但我的員工還是努力堅守崗位。開會時，英文史料室的員工對不時的斷電、高溫以及灰塵等無不抱怨連連。他們希望我能幫他們準備好的手套、筆及白色油墨。
會議接近尾聲時，保安部門的主管通知我有兩位訪客（一位外國人跟一位伊拉克人）在等我。我告訴他，請把這兩位訪客立刻帶到我辦公室，五分鐘後，我就會過去跟他們碰面。
正式訪談之前，我先向這位《華盛頓郵報》記者及其伊拉克同僚自我介紹，該記者問了幾個文化方面的問題，也仔細詢問「伊拉克國家圖書暨檔案館」的現況。雙方也坦率的討論到人身安全方面的狀況，以及其對本館及本館員工的影響等等。
訪談進行之際，十一點三十五分左右，一巨大的爆炸聲撼動整個圖書館大樓，我們三個人馬上衝到最近的窗口一探究竟，只見滾滾的濃煙從離本館不到五百公尺遠的阿爾－穆台納比大街不斷升起。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起汽車炸彈攻擊事件。數以萬計的紙張飄揚在空中，猶如天空降下書本、淚水及血滴，場景是如此的超現實。有些紙張在空中燒了起來，有些落到本館大樓上。阿爾－穆台納比大街是以一位偉大的中世紀阿拉伯詩人所命名，這條街也是巴格達很有名的地區，許多出版社、印刷廠及書店在這條街上都設有主要辦公室及儲藏室。街上還有幾家歷史悠久的咖啡館，是一些貧窮的知識分子流漣忘返、蒐尋靈感之處。這條街還以星期五的書展聞名伊拉克，不管是舊書、新書或稀有書籍皆有販售。本館九十五％的新書都購自阿爾－穆台納比大街，我自己也常到此買書。當我們知道許多我們熟悉的出版商及書商在此攻擊事件中不幸罹難時，心中的悲傷真是無以形容，其中包括阿德南先生，他本來是要送一批新書來本館的。根據初步估計，超過三十人死亡，一百人受傷，此外還有四兄弟一起死在辦公室。
爆炸一發生，我馬上命令警衛不要讓圖書館員工離開圖書館，因為還可能有另一起炸彈攻擊。我們看到一輛又一輛的民用跟軍用救護車把一個又一個的屍體及傷患載離事件現場，此情此景讓人看了傷心欲絕。
爆炸發生大約十分鐘後，來訪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及其同僚便離開本大樓，一路往阿爾－穆台納比大街這個殺戮現場衝過去。訪談結束前，我們同意明天早上再碰一次面，繼續今天的訪談。
一回到家，我太太就告訴我，今天早上十一點半左右發生一起很大的炸彈爆炸事件，把我們的房子震得搖晃不已，灰塵及濃煙籠罩整個社區。幸好，無人傷亡。
晚上六點十分，我接受一家西班牙電台的專訪，這家電台專門對西班牙及拉丁美洲的國家廣播節目。我在電話中回答該電台有關「伊圖」、本館員工及人身安全方面的問題。訪問歷時十五分鐘。
大約一小時後，《路透社》駐巴格達的記者來電，問到今早阿爾－穆台納比大街的汽車炸彈攻擊事件，還問起阿爾－穆台納比大街的歷史及其在伊拉克文化上的重要性。
晚上我收看了晚間新聞，這起阿爾－穆台納比大街的汽車炸彈攻擊事件撼動所有伊拉克人，不分宗教及種族，大家皆大受打擊。伊拉克總統、總理及其他高階官員無不同聲譴責這起攻擊事件。伊拉克的政治領袖最擅長發表譴責聲明，但對伊拉克的文化及知識菁英一個又一個每天在他們眼前慘遭殺戮，卻又無動於衷。
晚上八點二十五分，我弟弟從倫敦打電話來，問我家人是否安好，我要他放心，大家都沒事。後來，我們又聊起伊拉克的政治，朋友及家人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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