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五章 知識外溢
本章將檢視知識的三個特質；知識之所以是經濟財，之所以能創造「知識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s），正是因為它具備這三個特質。
所謂「知識外溢」指的是：某處創造出有價值的原創知識，不管是臻至成熟的創新，或是未發展完備的中間知識，都可為外界所用。也就是說，這項知識除了原創者之外，也能為他人或其他團體吸納（Appleyard 1996; Antonelli 1999）。
為了完整掌握知識這三個特質的意涵，首先我會以明文化知識（例如編寫好的指南）這種極端狀況為例說明，然後再循序討論其他情況（註7）。
知識經濟財的三個特質
知識是種奇特的財貨，其特質有別於其他傳統有形財貨。這些特質讓人捉摸不定。一方面，知識生產的相關活動，「社會報酬」通常頗高，因此知識是經濟成長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在資源分配及經濟協調方面，這些特質也帶來棘手的問題。
知識難以控制
知識為非排他性財貨；也就是說，知識很難獨占，或為私人所控制。知識是可流通、可攜帶的。當然，知識可以保密，但是一經公開，便無法掌控。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不同於珠寶；即使你穿戴首飾，向人展示，你還是珠寶唯一的主人。
企業要控制知識，遠比掌握機器困難，因為知識有許多機會可以外流。資訊和知識會一再脫離生產者的掌握，對手因而可以自由運用這些知識。文獻廣泛以「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一詞形容這種嘉惠他人、卻很難明正言順地向受惠者求取報償的正面效應。
本書所討論的知識外部性或資訊外部性屬非金錢利益性質；也就是說，某人生產的知識造福他人，卻沒有得到財務上或任何形式的報償。知識外部性不同於所謂的「金錢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意指某項創新能降低成本或是提升品質，發明者卻無法從買方那裡得到從創新而來的全部價值。
知識有好幾種外流方式，其中有些已成為大量文獻的研究主題。尤其，馮希伯便分析了非正式網絡的角色；在這種網絡中，各家公司（有時甚至是競爭對手）的工程師會分享經驗、相互合作（von Hippel 1988b）。不過，就以競爭者可以拿來拆解的高科技產品來說，光是行銷內容便是技術知識的重要來源。
曼菲得曾評估外溢的重要性，結果發現，研發決策的相關資訊會在六個月內傳到對手公司；技術細節則是一年內（Mansfield 1985）。然而，我們也知道，其他公司對知識的吸收，取決於個別學習能力。
知識具非獨享性（nonrival）
知識生產活動產生的正外部性是經濟學家在處理許多議題時經常要面對的。例如，果農之於相鄰的養蜂人，便有正外部性，因為蜜蜂會在果園裡採花粉。音樂家之於毗鄰的愛樂者，情況也相仿。這些情況都有個特點，那就是當事人的作為意外嘉惠第三者，卻無法從中得到任何金錢報酬，因為當事人完全無法控管他的產出影響所及。
不過，上述兩例的外部性是有限的，因為其外部性的來源若非會耗竭，就是不易取得（擁塞）。養蜂人可以架設十幾個蜂箱，充分利用果園，但是如果他架設一千個蜂箱，大部分蜜蜂便無花可採了。那位愛樂者可以聆賞鄰居家傳出的樂音，但是這音樂卻無法讓上千位想聽音樂的人在場分享。
知識則不同於上述的有限正外部性。知識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不會耗竭的外部性來源，為什麼？果園裡的蜜蜂爭採花粉，經濟主體卻不必為了使用知識資源而爭個你死我活；既存的知識即使多一個使用者，卻不必因此多複製一份知識。當知識的使用者擴增，知識生產者也不必多生產一份知識。
在課堂上向修經濟學的學生解釋這個特質時，我們經常會引用下列例子說明：教師把他的錶交給課堂裡的一個學生。這個舉動絲毫不會改變總體層面，因為教室裡的手錶隻數還是不變；但手錶仍是具獨享性的財貨，而學生彼此是使用手錶的競爭者。
但是，如果教師只是報時（假設只有教師有錶，而教室牆上沒有鐘），這種訊息傳遞的意涵完全不同：總體層面完全改變了。一開始只有一個人握有資訊，但是現在整個班級都得到該項資訊，而教師並不會因資訊傳遞出去而產生任何損失。如此，報時變成一項非獨享性財貨，因為人們不必你爭我奪才能使用這項資訊。
知識傳播是正和賽局（positive sum game），知識的擁有者數目會無限增加〔相對而言，遞交手錶則是個零和賽局（zero-sum game）〕。
有些作者偏好用「無限擴展性」（infinite expansibility）這個詞取代「非獨享性」。他們的理由是想用正面語彙描繪這個特質，同時也呼應偉大思想家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第三任美國總統）1813年之語：「觀念會廣傳四海，成為人類的道德規範及共同指引，並增進人類福祉，這股趨勢似乎是大自然出於至善的精心設計，像火一樣，漫天鋪地擴展，火勢卻不會片刻稍歇；又像是空氣，我們在其中呼吸、活動、生存，卻無法禁錮或獨享空氣。」。傑佛遜此語點出知識生產所帶來正外部性效應背後的兩個特質：難為私人所控制以及非獨享性。
各方或各人得到的明文化知識既不是量產流程下的一件產品，也不是原版的複製品（就像持有一件藝術品的複製品）。你運用的不是畢氏定理的複本，而是定理本身。非獨享性這個特點在成本和價格上具有重要意涵。既然使用知識的邊際成本為零，其經濟分析原則就不能遵循成本基礎訂價原則。若要根據成本基礎訂價原則，既然使用現有知識是免費的，某種知識即使被重覆使用，也不能收取金錢報酬。這個問題不只關乎科學和技術知識，也影響所有以文字、書籍、期刊、樂譜、畫作和圖表等形式出現的知識。廣電節目也在此列。
累積性外一章
如果知識列為保密，或知識格式化、傳輸和取得成本高昂，累積性便會降低，甚至蕩然無存。除此之外，做為知識累積性基礎的認知過程，也遭遇到某些障礙。
首先，知識的累積性意謂著某種程度上信任現存知識的正確性，如果有懷疑和不確定，便不可能出現累積性。這就是為什麼累積性取決於系統編碼和表達形式的採行，也取決於知識為眾人所認可並觀察得到的確認和評估程序。然而，這些條件並非理所當然。
中古時代，煉金術士就是知識缺乏累積性的象徵。煉金術士的著述使用迂迴、艱澀的術語，結果正如羅西（P. Rossi）絕妙的形容：「煉金術成為毫無進展的科學。幾個世紀來，每個人都必須重複其他人已經做過的事。」
十六世紀的工程師也抱怨同樣的問題。艾古利可拉（Agricola）談及他那個時代的科技著作時寫道：「我們找到許多與某主題相關的書籍，但是內容都模糊不明。因為，作者提及某事物時，用的不是該事物的名稱，而是用他們自創的奇怪語彙。」這些現象觸發他發展系統化科技詞彙的動機。
當然，能夠被控制的祕密和阻礙進步的迂迴艱澀術語，兩者間的差異極微。然而，我們卻能從中看到，除非同時下功夫系統化和淺顯化，否則揭露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光是人們體認到共通的技術名詞和系統化分類的重要性，就花了好長的時間。
煉金術士因為（故意）不把話說清楚，不使用固定明確的術語，還玩弄文字遊戲，而遭人詬病。文藝復興時代，工程師開始將技術流程明文化，並發展出系統化的技術語彙，以減少現有語彙的不精確和模糊空間。
另一個基本要素是立基於觀察、推理、經驗以及複製實驗工作的可能性，而採行科學信賴度的單一標準，這個標準讓科學家可以運用其他實驗室、甚至其他學科的研究結果。
其次，知識發展動態的一個特質就是它會過時。由於新知識出現，舊專業自然失去價值，而削弱了知識的累積過程。這種折舊（知識過時的經濟面結果）的程度會因領域不同而異，當然也和歷史時期有關。例如，數學的定律和定理鮮少有過時問題，有些甚至持恆了幾個世紀。相較之下，其他領域的知識會因典範的頻繁更替而持續貶值。
知識：片斷化、局部化且不耐久的財貨
最後，除了這些精微的差異，經濟主體尤其必須具備吸收知識的學習能力，因為外部性並非「唾手可用」。本書導論已討論過這些特質：
首先，知識是分工而分散的。知識是一種財貨，大多時候以片斷形式出現，分散在各地點與各學科、各地域或各機構中，它的結構經常需要重建。
其次，在技術領域，外部性通常是局部的；也就是說，提升某項技術的學習對其他技術可能沒有什麼影響。
最後，知識不太耐久，有些研究檢視生產和學習中斷的影響。阿爾苟特（L. Argote）、貝克曼（S. Beckman）、艾波（D. Epple）研究了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十六個不同的造船廠製造自由號船艦（Liberty Ship）的建造資料（Argote, Beckman, and Epple 1990）。自由號共有2,708艘出廠，各廠都採用同一種標準設計，彼此的差異很小。該研究發現，學習極不持久：邊做邊學而來的知識很快就失去價值，年初一堆可用的知識，一年後只有3.2%仍然存留。因此，如果不持續生產並補充知識，知識存量便會快速折貶。
記憶力之所以如此脆弱，原因有三：高流動率（人員離開）、技術變動（現有知識的折舊）以及人類記憶失靈（人會遺忘事物）。已取得的知識若缺乏記憶／明文化系統，也會使這三個原因更突顯。
在數位時代，知識重製和傳遞的邊際成本下降；取得成本的演變則較難預測
拉奇和喬
以下的寓言點出，知識重製和傳遞的邊際成本下降，新科技的運用在其中的重要性。我們來比較以下這兩位學者的經驗：十七世紀時，費滋這個美麗小鎮的天文學者拉奇，以及二十世紀末期，史丹佛大學實驗室中年輕的博士後研究生喬。
拉奇發明了一款新的望遠鏡，他想要把新發現的細節傳遞給他在柯多巴、巴杜阿和沙拉滿加三地的同事（我的靈感來自於一本翻譯成法文的阿拉伯小說：《拉奇的望遠鏡》（Le télescope de Rachid）。
這是項艱辛的任務，因為這類知識尚未明文化；而且當時只有手寫稿這項明文化技術。還有，拉奇也無法運用諸如正投影等工程繪圖技術，因為這些當時都還沒有問世。
因此，他把他珍貴的文件交付給北行的商隊，希望這些文件有一天能到他同事手裡。但誰也不敢說，他的同事們是否能收到這些文件。
如果知識基本上是靠記憶和口耳相傳（附上一些不完整的書面文件，以幫助記憶），問題會更多，因為有效使用者的圈子通常會停留在個人直接接觸的範圍。這個圈子擴大時，內容隨著口頭傳達和後續複製（複述）而扭曲的風險就愈高。只有靠著傳播網絡成員之間的一再反覆溝通，才能限制「複製錯誤」的流傳。然而，隨著溝通鍊的連結人數增加，愈來愈不可能做到充分反覆溝通。
因此，能運用拉奇的新知識並進一步改良的設計社群，其擴張有實際上的限制。縱觀歷史，知識一直在流通，只是罕見而且相當微弱。就歷史學家所知，若有例外狀況，主要是因為密集的人際溝通網絡得以維持，例如連結中世紀歐洲西篤會的網絡，確保了知識累積的動能，讓可靠的知識存量得以成長。
該項知識的邊際成本結構值得探究。非獨享性財貨當然是生產邊際成本很高，而重製的邊際成本為零。但在拉奇的發明問世的年代，明文化是個既昂貴又痛苦的過程，所以知識重製的邊際成本非常高；而後，傳遞的邊際成本也很高。因此，雖然拉奇的發明屬非獨享的累積性知識，卻也沒有真正的聽眾，由此產生的外部性就非常微弱，甚至可能是零。
現在看看喬這名史丹佛學生的例子。喬把一個名為「M手冊」的文件公布在網路上。這份文件的內容是告知讀者如何組裝微陣列機器人，並列出所有必要的零組件、供應商和價格（Science 1999）。藉由繪圖設計軟體的幫助，他快速寫成相關文件和計劃，為的是讓他的社群得知這些資訊。接著，這些檔案被複製，並以電子郵件附件的方式發送給經過挑選的名單。幾秒鐘之內，全球有數十間實驗室都收到這些文件，有數百位研究人員可以開始重製這些知識，並回傳他們的評論、指正和建議。這項知識的生產成本仍然非常高，而再使用成本仍然是零。但是，此處的知識明文化成本和傳輸成本很低（亦即，在既有的基礎設施下，喬明文化和傳輸該項知識的邊際成本，以及他的訓練成本）。
我們已經提到，內隱知識的傳輸成本也降低到微不足道。許多認知科學家主張，由於數位科技和電子傳輸新網路的結合，內隱知識的遠端取用和遠距學習變得可行（參見第四章）。內隱知識不再是限制外部性範疇的因素。
取得成本也低到微不足道嗎？
那麼，知識取得的邊際成本如何演變？在拉奇的例子裡，知識取得的邊際成本非常高：這是天文學裡一支幾乎算少數流派的極度專門知識，全球只有非常少數的人能夠理解並利用這項知識。
再看看喬的例子，該知識的取得成本也相當高，但是卻有數千名生物學家具備「智識設備」，能受惠於該知識。這是因為發明本身仍在社群成員熟悉的知識架構內：接收該檔案的人已經「學會學習」這種知識，而郵件附檔提供了詳盡的學習課程。就相當多的科學家來說，這項知識的取得邊際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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