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和她指甲刀 「要不要買一把小指甲刀？」張小泉剪刀很出名的，站在靈隱寺外，我躊躇，過去看看吧！好幾百年的老店呢！ 果真不好，其實我早就料到，旅行在那個名叫赤縣神州的地方，你要把自己武裝好，以免因失望太多而生病。 回到旅館，我趕緊找出自己隨身帶的那隻指甲刀來剪指甲，雖然指甲並不長，但我急著重溫一下這把好指甲刀的感覺。 這指甲刀買了有十幾年了，日本製，在香港買的，約值二百台幣，當時倒是狠一下心才買的。用這麼貴的價錢買一隻小小的指甲刀，對我而言，是介乎奢華和犯罪之間的行為。 刀有個小紙盒，銀色，盒裡墊著藍色的假絲絨，刀是純鋼，造型利落乾淨。我愛死了它。 十幾年來，每個禮拜，或至多十天，我總會跟它見一次面，接受它的修剪。這種關係，也該算作親密了，想想看，十幾年吶──有好些婚姻都熬不了這麼久呢！ 我當時為什麼下定決心要買這隻指甲刀呢？事情是這樣的，平常家裡大概總買十元一隻的指甲刀，古怪的是，幾乎隨買隨掉。等孩子長到自己會剪指甲年齡，情況更見嚴重，幾乎每週掉一隻，問丈夫，他說話簡直玄得像哲學，他說：「沒有掉，只是一時找不著了。」 我有時有點絕望，彷彿家裡出現了「神祕百慕達」，什麼東西都可以自動銷匿化煙。 幼小的時候看人家登離婚廣告，總是寫「我倆意見不合」，便以為夫妻吵架一定是由於「意見不合」。沒想到事情輪到自己頭上，全然不是那麼回事，我們每次吵架，原因都是「我倆意見相同」，關於掉指甲刀的事也不例外。 「我看一定是你用完就忘了，放在你自己的口袋裡了。」 每次我這樣說他的時候，他一定做出一副和我意見全然一致的表情： 「我看一定是你用完就忘了，放在你自己的口袋裡了。」 掉刀的事，終於還是不了了之。 我終於決定讓自己擁有一件「完完全全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婚姻生活又可愛又可怕，它讓你和別人「共享」，「共享」的結果是：房子是二人的，電話是二人的，筷子是大家的，連感冒，也是有難同當。 唉！ 我決定自救，我要去買一把指甲刀給自己，這指甲刀只屬於我，誰都不許用！以後你們要掉刀是你們的事！ 我要保持我的指甲刀不掉。 這幾句話很簡單，但不知為什麼我每次企圖說服自己的時候，都有小小的罪咎感。還好，終於，有一天，我把自己說服了，把刀買了，並且鼓足勇氣向其他三口家人說明。 我珍愛我的指甲刀，它是我在婚姻生活裡唯一一項「私人財產」。 深夜，燈下，我剪自己的指甲，用自己的指甲刀，我覺得幸福。剪指甲的聲音柔和清脆，此刻我是我，既不妻，也不母，既不賢，也不良，我只是我。遠方，仍有一個天涯等我去行遍。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她坐在淡金色的陽光裡，面前堆著的則是一垛濃金色的柑仔。是那種我最喜歡的圓緊飽甜的「草山桶柑」。而賣柑者向例好像都是些老婦人，老婦人又一向都有張風乾橘子似的臉。這樣一來，真讓人覺得她和柑仔有點什麼血緣關係似的，其實賣番薯的老人往往有點像番薯，賣花的小女孩不免有點像花蕾。 那是一條僻靜的山徑，我停車，蹲在路邊，跟她買了十斤柑仔。 找完了錢，看我把柑子放好，她朝我甜蜜溫婉的笑了起來──連她的笑也有蜜柑的味道──她說：「啊，你這查某真好，我知，我看就知──」 我微笑，沒說話，生意人對顧客總有好話說，可是她仍抓住話題不放……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一樣──」 我一面趕緊謙稱「沒有啦」，一面心裡暗暗好笑起來──奇怪啊，她和我，到底有什麼是一樣的呢？我在大學的講堂上教書、我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我駕著標緻的二○五在山徑御風獨行。在台灣，在香港，在北京，我經過海關關口，關員總會抬起頭來說：「啊，你就是張曉風。」而她只是一個老婦人，坐在路邊，販賣她今晨剛摘下來的柑仔。她卻說，她和我是一樣的，她說得那樣安詳篤定，令我不得不相信。 轉過一個峰口，我把車停下來，望著層層山巒，慢慢反芻她的話，那袋柑仔個個沈實柔膩，我取了一個掂了掂。柑仔這種東西，連摸在手裡都有極好的感覺，彷彿它是一枚小型的液態的太陽，可食、可觸、可觀、可嗅。 不，我想，那老婦人，她不是說我們一樣，她是說，我很好，好到像她生命中最光華的那段時間一樣好。不管我們的社會地位有多大落差，在我們共同對著一堆金色柑仔的時候，她看出來了，她輕易就看出來了，我們的生命基本上是相同的。我們是不同的歌手，卻重複著生命本身相同的好旋律。 少年時的她是怎樣的？想來也是個一身精力，上得山下得海的女子吧？她背後山坡上的那片柑仔園，是她一寸寸拓出來的吧？那些柑仔樹，年年把柑仔像噴泉一樣從地心揮灑出來的，也是她當日一棵棵栽下去的吧？滿屋子活蹦亂跳的小孩，無疑也是她一手乳養大的？她想必有著滿滿實實的一生。而此刻，在冬日山徑的陽光下，她望見盛年的我向她走來購買一袋柑子，她卻想賣給我她長長的一生，她和一整座山的齟齬和諒解，她的傷痕和她的結痂。但她沒有說，她只是溫和的笑。她只是相信，山徑上恆有女子走過──跟她少年時一樣好的女子，那女子也會走出沉沉實實的一生。 我把柑仔擘開，把金船似的小瓣食了下去。柑仔甜而飽汁，我彷彿把老婦的讚許一同嚥下。我從山徑的童話中走過，我從煙嵐的奇遇中走過，我知道自己是個好女人──好到讓一個老婦想起她的少年，好到讓人想起汗水，想起困厄，想起歌，想起收穫，想起喧鬧而安靜的一生。
我家獨製的太陽水 六月盛夏，我去高雄演講。一樹一樹阿勃拉的豔黃花串如同中了點金術，令城市燦碧生輝。 講完了，我再南下，去看我遠居在屏東的雙親。母親八十、父親九十一，照中國人的說法是九十二。何況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七，真的是每年都活得足足的，很夠本。我對他的年齡充滿敬意。在我看來，他長壽，完全是因為他十分收斂的在用他的「生命配額」的緣故（「配額」是外貿方面的術語，指一個廠商從政府得到的營業限量）。 依照中國民間流傳的說法，一個人一生的「福祿資源」是有其定量的。你如果浪費成性，把該吃的米糧提早吃完，司掌生死簿的那一位，也就只好開除你的「人籍」了。 我的父親不然，他喝酒，以一小杯為度。他吃飯，食不厭粗。一件草綠色的軍背心，他可以穿到破了補，補了又加補的程度。「治裝費」對他來說是個離奇不可思議的字眼。事實上他離開軍旅生涯已經四十年了，那些衣服仍穿不完的穿著，真穿成爛布的時候，他又央求媽媽車成抹布來用。 我算是個有環保概念的人，但和父親一比，就十分慚愧。我的概念全是「學而知之」，是思考以後的道德決定。我其實喜歡冷氣，喜歡發光的進口石材鋪成的地面，喜歡華貴的地毯和獸皮，喜歡紅豔的葡萄酒盛在高腳水晶杯裡……，我之選擇簡樸是因為逃避，逃避不該有的墮落與奢華。但父親，出生於農家的父親，他天生就環保，他是「生而知之」的環保人士。 回到家裡，曬衣繩上到處都有父親三、四十年來手製的衣架。衣架製法簡單，找根一、二公分寬的竹條，裁作三、四十公分長的竹段，中間打一個小洞，穿過鐵絲，鐵絲扭作Ｓ形，就可以掛衣服了。 父親的藏書也離奇，他不買精裝書，只買平裝書。他認為國人的精裝書多半是「假精裝」，只是把硬紙黏貼在書外面而已（後來，有出版界的朋友告訴我，的確如此）。勤看書的人只消一個禮拜就可以讓它皮肉分家。父親的書，他真看（不像我，我早年見書就買，買了就亂堆，至於看不看，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他保護書的方法是把書一買來就加道裝釘手續。他用線裝書的方法，每本書都鑽四、五個孔，再用細線縫過。他的辦法也的確有用，三十年後，竟沒有一本書脫線掉頁的。 我偷了父親一本《唐詩三百首》，放在我自己的書架上。其實這本書我已經有好幾個不同的版本了，何必又去偷父親的？只因那本書父親買了五十年，他用一張牛皮紙包好，我打開來一看，原來那是一個拆開的大信封的反面，大信封的正面看得出來寫的是在南京的地址，那時候，父親是聯勤總部的一個副處長。老一輩的人惜物至此，令我覺得那張黃舊的包書紙比書裡的三百首詩還有意思。 夏天，父親另有一項勞己利人的活動。他拿六七隻大鋁壺接滿水，放在院子裡曬。到下午，等小孩放學以後，那便是我家獨製的「太陽水」，可以用來洗澡。至於那些大壺也不是花錢另買的，而是歷年囤積的破壺。那年代沒有不鏽鋼壺，只有鋁壺，南部水硬，壺底常結鹼，壺的損壞率很高。壺漏了，粘補一下，煮水不行，曬水倒可以。可惜父親三年前跌了一跤，太陽水就沒人負責製造了，我多麼懷念那溫暖如血液般的太陽水，如果有人告訴我洗了太陽水包治百病，我也是相信的啊！ 父親年輕時唸師範，以後從軍，軍校六期畢業，也曾短期赴美，退役的時候是步兵學校副校長，官階是陸軍少將，總算也是個人物了。但他真正令我佩服的全然不是那些頭銜，而是他和物質之間那種簡單素樸的疼惜珍重。 我把他的高統馬靴偷帶回台北。馬靴，是父親五十年前騎馬時用的。那馬靴早已經僵硬脆裂，不堪穿用了。但我要留著它，我要學會珍惜父親的珍惜。
「反正，都是他家的分數！」 事情，已經過去三十年了。如果把它當法律事件來看，也已經過了追訴期了。 罪行──如果說那是罪行的話──是由犯罪者自己招供出來的（不，也許不是「招供」，他說的時候，顯然是在傳述一件洋洋自得的往事）。時間，是在茶餘飯後，聽的人似乎也都被那故事適度的取悅了。 那時候，他剛教書，班上有兩個學生是「班對」，不是普通班對，他們已經結了婚，卻不好意思讓同學知道，連進教室都故意不走在一起。那兩人裡面，女生比較穎慧，每科平均大約七、八十分，男生魯鈍些，勉強混到及格邊緣。 那一年，大考成績改出來。他發現，女生八十出頭，男生呢，才四十幾。他為難起來，如果照實登記下去，第一，那男生死當。而且，他別科當不當，還不知道，如果當多了，他就得退學了。第二，如果他重修或退學，他們倆的婚姻想必出問題。設若兩人不同校不同系，你還可以推說教授心理變態，逼人太甚。但他們兩人讀的同一學校、同一科系、同一班級。丈夫退學，妻子還會瞧得起他嗎？如果做妻子的一怒之下和他離了婚，一段姻緣不就拆散了嗎？拆散之後那男生雖可憐，那女生也不見得快樂啊！ 唉！難啊！他想來想去，不知該不該把分數照實寫下去。 後來，他忽然靈機一動。咦，反正那女生考得高，何不向她挪個十幾分過來，兩人分數就一樣了。反正都是他們家的分數嘛！又沒跑到別人家去，加來減去，還不都是他們一家的事。所以，他就這麼做了。所以，他們兩個都得了個六十出頭的分數。 事後，他很得意──你看，事情解決得多美滿！小倆口的婚姻保住了，而且，這做老師的也沒胡亂放水，他是「調分數」而不是「送分數」。 說話的教授年齡不到六十歲，人，一向也算是個謙和仁厚的君子。他做那件事的時候，年齡大約不到三十。那年齡，不但分明不老朽，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少壯派，少壯的講師對分數，竟也是這樣看待的嗎？ 但舉座稱善，號曰古今妙判。唯我獨自嘿然不語。 我在想，如果我是那女生，如果我在許多年後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我會怎麼辦？我想我會逕自走過去，找那位老師理論： 「老師，你錯了。重修、補考和退學，本來就是屬於『學術品管』的一套制度，在可能限度內我們都該尊重它。你如果要給考四十九分的學生加一分，以便他有機會補考，我也沒話說。但你無緣無故加一個學生十多分，已屬『職業犯罪』，你又無緣無故減一個學生十多分，這更是離奇的偷竊！如果分數是財產，這財產也該是夫妻分產的，你不能進行『劫富濟貧』的勾當。否則，男孩可以用分數救他的女朋友嗎？姐姐可以施幾分給妹妹嗎？」 「至於你為我好，想成全我的婚姻，也大可不必，我有權利知道真相。至於我會不會因為他比我笨而選擇離開他，這件事，留給我自己去傷腦筋，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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