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字母的前沿……
曾經，思想與小說的兩次相遇像是盛大慶典般在臺灣文學史上噴吐著動人花火，第一次是存在主義與現代主義，七等生、王文興與詩壇眾星銘刻著一九七○年代的夜空；然後，我們盼到了解嚴，被稱為後現代理論的狂潮夾帶著艾可、馬奎斯、卡爾維諾等當代作者襲捲了所有人文心靈，校園裡一夕爆閃沸騰，我們年輕的大腦毫無困難地翻折升級到全新維度，歡快地追讀著張大春、林燿德，與稍後的駱以軍，我們迎來了臺灣文學的大爆炸時期。
如今又已另一個二十年過去了，我們不耐煩地睜著眼睛渴望能有新的嘗試，解鎖不同的大腦平面，重新迷途與抺去一成不變的臉孔。如果存在主義曾以曲扭及獨語的方式澆灌了封閉社會中的臺灣文壇，後現代則是一九九○年代極度亢奮下所亂步滋長的想像，在社會力全面啟動與暴發下創造了誘人的美麗誤會。
歷史告訴我們，不管是七○年代獨我論的喃喃低語或對語言發動的攻擊，亦或九○年代對當代思想光彩四射的「超譯」，不管是延遲的亦或誤解的，都不曾引發文學的危機（延遲與誤解也從不構成重要問題），相反的，彼時的作家們就地組裝動員，以強悍的創造能量來形變與逃離，敲開了臺灣文學史的兩個小說盛世。文學的危機，如果有的話，產生於不再對陌異感到好奇，也始終困頓於對他者的保守拒斥，文學總是因為失去了外部性而同時失去了必要的活力。「外部」並不一定是西方理論，而是文學本命所不可或缺的「域外」：未來與差異。難道不正是在「他者的單語」與「不可能的好客」中，種種奇妙與弔詭的相遇使得文學一再成為一個充滿誘惑與引發好奇的場所？
究竟什麼是文學的「活體狀態」？
所有的歷史都必然是現前的歷史，文學也一樣。每個還在書寫中的小說家都是文學史的活體，文學的諾亞方舟或生態球，某位聖堂武士……。然而卻不該以一種末世、終結或幻影的方式看待文學，因為在這種視域下，即使是舊俄、拉美或新小說在最興盛之日亦已活在某種終結與無子嗣的陰影與命運之中。終結並不是文學的特性，即使它必然意味一個特異時空的開闔，關鍵卻在於開啟，每一部小說都打開一個全新的時空，都是為了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即使（特別）是張愛玲的小說，表面的蒼涼與末世的靈視開啟的是全新的小說視域，而且影響直到半世紀後的臺灣。文學應是指向由它所獨門描述的未來而非末世。
然而，現代主義已是一世紀前的風潮，存在主義距今亦已半個世紀，而後現代的眾聲喧嘩與亂鬥暴走在許多層面上仍不免是古典與鄉愁的，時至今日，我們不免自問，什麼是屬於我們當代的原創思想？小說書寫是否可能因為與思想與第三次相遇而再擴增一個臺灣的差異維度？成為華語書寫所流變鮮活的嶄新部位？臺灣的文學風景能否再「當代」一次？當代思想所再次激活的文學心靈可以翻轉變形到什麼高度？
作品總是指向將臨的未來，也為了尚未降臨的人民而書寫。書寫的未來與未來的書寫正是每個創作者不可迴避的倫理（êthos）。
這並不是一個前衛小說（後設小說、哲學小說……）的古典問題，也絲毫不是小說形式的枯燥實驗。思想與文學的交纏遠不止於此，一切考驗的是創造性，由差異與流變所表達。
卡夫卡曾說「我只想要散步，而且這應該就足夠了；然而這世界上卻沒有一個地方我能散步。」因此有著最強悍的「就地散步」與「原地旅行」，就是書寫，也只是書寫。這是在一切困境裡既同時是書寫的不可能亦是不書寫的不可能。一定有什麼無法言明的未知與嶄新之物讓文學與思想成為難以戒斷之癮，人生唯一的奬賞……文學一直是因為書寫所以差異的生命現場，在大環境失速與崩毀下的分子革命與無政府式動員，「書寫是我存有最豐饒的方向」，每個作者都因生產（發明）了強度差異而賦予了特屬於他的時代意義，每個時代也都因自已的差異而不同於其他時代。這絕不是由普遍與一般性所能獲得。
如果書寫總是促成意義的多元，總是對世界的圖像再加上一層差異的圖層，確切地說，書寫總是藉由創造性的添加企圖迫近不可書寫之物，客體= x。沒有書寫，就永遠不可能指向那個位於文學外部（同時也拓樸摺入成為文學核心）的不可能寫之物。不可書寫之物不可書寫，小說家（哲學家）只能不斷藉由朝外部擴增其維度來指出那不可指定、不可定位與不可言說之物：永遠不可能寫、無法寫、寫不到。於是文學（伴隨思想）不斷擴延、外張（同時亦摺曲與內捲……）。虛構不斷再被虛構出來，因為所有書寫者都面臨著書寫核心的不可書寫者。
為了能再次激活文學與思想的活體，也為了再次探尋生命的嶄新可能與啟發，於是有了駱以軍、陳雪、顏忠賢、童偉格、胡淑雯、黃崇凱與幾位臺灣當代小說家（舞鶴、黃錦樹、張亦絢、成英姝、盧郁佳）所組成的字母寫作實驗（2012 - 2017）。這是小說家對文學邊界的再次挺進，對小說書寫所基進從事的「超越練習」。我們重新試著進入當代思想的基底，對外部、陌異、非思、不可見、差異與虛構等當代哲學問題提出小說式的回應，試著再搖晃池子，製造喧囂與推倒圍牆，但卻是為了能再次感受位居當代思想核心的恐怖沉默與異語。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有著媲美於古典希臘與德國啟蒙的法國哲學時刻……」――巴迪歐（Alain Badiou）。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必須意識到哲學最重要的轉折，「思考」在當代法國哲學之後已發生了最根本的改變，只有意識到這個變化，我們才比較能理解當代小說的核心引擎（我們不能繼續假裝二十世紀下半葉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特別是幾乎已在人文領域裡真正引爆好幾場核爆等級變化的法國哲學。）。當代法國哲學正是撐持字母實驗的思想平面，在每個字母之後隱去的字。當代書寫的問題或許並不在於寫什麼，因為「一切都已被允許」，重點在於書寫的問題化，當代的書寫成為對書寫本身的殘酷提問，並成為一個「問題」。因為規則不存在，所有的書寫都已是後設書寫與「外書寫」，否則，書寫將自動落入某一既定形式，成為陳套與僵屍。我們以二十六個字母重複創作過程，小說就是小說創作的重複。這是一場遍歷二十六字母的文學慶典，每個字母挑出一個已被法國哲學重置與更新的詞，由小說家各自施展幻術，吞劍噴火走繩彈跳馴獸各展所長來熱鬧場面。當然，這裡亦有臺灣四代創作者較量之意：在同一個題目的啟發或揭示之前，各家搏命以求采頭。
此外，每個字母都是再次展現當前臺灣作家的「造偽威力」。大家同樣臨題，各自使出絕學幻術，全程臨陣的六個小說家二十六次出場一百五十六種虛構的強勢示範（文學史上一次這樣的極限演練，可能是薩德的《索多瑪120日》，共有5 x 120 = 600種窮究欲望的可能形式，那是啟蒙時代足以與康德相抗衡的小說在場）。
這是一場空前亦可能絕後的書寫技藝操演，以小說把小說技藝推到其形上界線的極限運動。這是屬於我們臺灣的小說家與哲學家的「現前歷史」與珍貴友誼。
字母會計畫的完成亦同時成為嶄新意義下的臺灣當代小說選，以「當代」最嚴格的意義，同時也是一窺當代文學與哲學風景的字典。小說家在每一字母中與當代的思想力搏、頡頏與借力，既是當代思想對小說創作的灌注與蘇活，但在所有字母完成出版之際亦翻轉為臺灣小說家向世界文壇提交並與之抗禮的「臺灣現前文學活體」，以強悍的創作能量展現小說的當代意義。
以書寫來擴增與暴漲書寫的可能性，與或許，書寫的不可能性。在一切開始之前，這是一個練習與實驗，是在一切都已經過度世故與一切都已被宣告死亡之後，使各種文學嘗試再度可能的提案。文學作為一種志業，小說創作與當代思想的第三波相遇就讓我們由ABC開始……。
楊凱麟（字母會文學創作實驗策畫人）
字母會的創生
自二○一二年起，楊凱麟由二十六個法文字母依序選擇代表當代思想與文學論述的詞彙（如A，Avenir／未來），與多位小說家定期聚會，由小說家撰寫短篇小說回應該字母詞彙，共同進行文學創作實驗，歷時五年。
楊凱麟
一九六八年生，嘉義人。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場域與轉型研究所博士，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研究當代法國哲學、美學與文學。著有《書寫與影像：法國思想，在地實踐》、《分裂分析福柯》、《分裂分析德勒茲》與《祖父的六抽小櫃》，譯有《消失的美學》、《德勒茲論傅柯》、《德勒茲，存有的喧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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