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MRC-LMB
劍橋（Cambridge）這個皇冠上的明珠，令陳之藩流連忘返、徐志摩帶不走一片雲彩的英國小鎮，永遠美得令人窒息。我三生有幸，一輩子有二、三年可以在這環境渡過。劍橋不僅有傲人的歷史，更有近代文明的精髓。小小幾萬個人的小城有不下一、二十個諾貝爾獎得主， 人文薈萃，歷史上多少名人出自這個小地方。我去的研究室，MRC- LMB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分子生物的發源地。1953年轟動古今DNA雙螺旋（double helix）構造就在此發現，開啟了近代遺傳學的研究。實驗室有四層樓，在劍橋南部近郊，每層樓都有諾貝爾得主（有人甚至得了二次），在那個地方博士後研究員是最小的小兵，待久了會有自卑感。每天可以見到這些超級巨星，上、下午茶時間都有機會同他們坐下來請益，甚至討論天下大事。
MRC-LMB本來依附於Cavendish物理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前半期可以說是執物理界之牛耳。前後出過James Clerk Maxwell、Joseph John Thomson及Ernest Rutherford，以及父子共得諾貝爾獎的Lawrence Bragg爵士。現在Cavendish實驗室已經被其他諸多研究室取代，但劍橋大學還是擁有極為尖端的研究者，如Stephan Hawkin， 是宇宙黑洞（black hole）之創導者，他患有AM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進行性肌萎縮症），如今只能坐在輪椅上研究、講學，活躍不減。
我們是8月初到劍橋的。第一個晚上，因為時差的關係，很早就上床，醒來是白天，看看錶九點多，以為是隔天早上，後來天色漸暗，才知道是晚上，第一次領教到北緯度的可怕。在離開美國之前，我曾經去查劍橋這個地方之緯度，地球儀一轉，才知道與中國黑龍江同高。我不知道英國多冷，但最少可以想像黑龍江多冷，臉都綠了。隔天去看老闆Brian Hartley教授，他第一句話問我：「你8月來實驗室幹什麼？全英國人都出外旅行一個月，我們上班也沒人指導你。」他叫我們先去旅遊。我們很快就買部二手老爺車，開出劍橋，大英帝國繞了一大圈（其實英國是很小的，由倫敦到蘇格蘭的愛丁堡一個夜晚就到了）。我們經過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詩人的家鄉湖區（lake district），參觀了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艾蜜莉和夏綠蒂．勃朗特兩姐妹（Emile Bronte, 1818∼1848; 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及Thomas Hardy之家，以及莎士比亞家鄉Straford am Avon，再往北蘇格蘭之Isle of Skys，愛丁堡而回劍橋。
我們在實驗室附近租了一個房子，床墊裏面的東西（粗羽毛、細木屑等東西）都會剉到外面來；最奇怪的是碗皿破破爛爛，瓷器很少成套。英國人洗澡的習慣很不好，Henry VIII皇帝八天洗一次澡。房東限制我們用水，浴缸內面刻一個高度，用浴桶裝水不可超過那個水位。英國人買的東西也很少，牛肉一小片、蔥二枝、香蕉二條，青瓜半條；我們吃多慣了，一買就買很多，肉一大塊、魚也一大條，買菜的人都認為我們有好幾個小孩子（其實還沒有）。他們請客簡單量又少，我們都不敢吃，怕別人沒得吃。英國人吃少的習慣大概是過去的糧食都來自殖民地，現在沒來源，只好一切從簡。英國人這種習慣我們很快就領教了。我們有一次星期日在家吃炒麵，衣服隨便穿，突然一對年輕夫婦來，我們因為穿著睡衣，沒禮貌，所以請客人先坐一下，上樓換衣服。等我們換了衣服下樓來，只看這對朋友已坐在我們餐桌上就我們的剩麵大吃特吃起來，且幾乎吃得精光，我們只好禮貌上告訴他們如果愛吃，通通把它吃完也沒關係。
愈偉大愈謙卑
研究室在研究大樓二樓，老闆Brain Hartley是劍橋大學三合院（Trinity College）生物化學科主任、英國皇家學院成員（相當於中央研究院院士）。二樓的樓主是頂頂大名的Fred Sanger，得過二次諾貝爾獎（我在的時候還沒有得第二次），是一位低調到不行的學者。我到實驗室不久，一個禮拜天回去工作，在電梯內碰到他，我因常看見他的照片，一下就認出來，伸出我的手，向他問候：「你一定是Sanger 教授。」他很親切地回我「叫我Fred（他的小名）就好」，令我非常震撼。這麼偉大的人這麼謙卑，世界重量級的人物，我們這種年輕小子算什麼？以後有人稱我什麼教授、什麼長，我都會想起電梯間的這一幕， 覺得自己是一多麼平凡的人。以後在研究室經常碰到他，他總是親手做實驗，我注意到他的雙手比農夫的手還粗。那時候電泳是一項常用的技術，實驗物質經常放在一大桶的有機物，叫toluene內分離，他的手就是天天泡在toluene內。他的最大成就是把生物體內蛋白質定其胺基酸順序，而第一個被定序的蛋白質是糖尿病有關之胰島素（insulin）。這一雙非常粗糙的雙手不知救活了世界上多少的人，他也因此得到第一次諾貝爾獎，並封了爵。據傳他封爵時還不知道如何打領帶。我離開劍橋不久，他又一次因為發明核酸定序的的方法，第二次得到諾貝爾獎。細胞內有二最重要的巨分子：蛋白質及核酸，而此二者結構之釐定竟然出於同一個人之手。歷史上得二次諾貝爾獎的只有少數幾個人，一個是加州大學的Linus Pauling，第一次得獎是他在化學上氫鍵的貢獻；第二次是和平獎，因為他一直反戰，宣導世界和平。若從科學角度來講，他其實只得一次。所以劍橋之Fred Sanger教授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極少數在專業上獲二次諾貝爾獎的人（另外得過二次科學諾貝爾獎的有居禮夫人之物理獎及化學獎，以及物理學家J. Barden之二次物理獎）。
研究生物高分子的鐵三角
英國人做研究也有值得一提的地方。有一次我看到一些報告很有興趣，想在自己的酵素上試試看，我去問老闆值得一試嗎？他只簡單地告訴我一句：「我們劍橋不做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換句話說沒有「me too」的研究工作，令我當頭棒喝。有一天閒聊的時候，他告訴我英、美做研究基本態度之不同，他說美國人做研究如同散槍打鳥，閉著眼開槍，再看什麼鳥掉下來就撿什麼鳥。英國人子彈不多，先找一隻要的鳥，把有限的子彈打出去，再看有沒有打到。他還說：「你回到台灣，子彈非常有限，應該用英國式的思維。」因此，我們經常在討論的是什麼實驗不要做，為什麼不要做，而不是要做何種實驗。良師教誨一句話可以使你受益終身。
Brian Hartley教授對我說的另一句話是：Alexander Fleming爵士與盤尼西林（penicillin）的故事只發生一次。A. Fleming是一蘇格蘭籍的英國細菌學家。在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一直在倫敦St. Mary's Hospital醫學院做研究。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他注意到他培養的葡萄菌（staphylococcus）外圈居然長不出細菌，一查才知道原來他使用的培養劑有污染到一種菌類（fungus），使細菌不能繁殖。Fleming注意道這個偶然的發現，由此分離出盤尼西林，開啟了其後半個世紀抗生素研究之門，使細菌的治療進入新紀元，他在1943年封爵，1945年獲諾貝爾獎。Hartley教授的意思是這種天大的運氣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執迷於這種哲學，以為做研究時任何意外的發展都要分心分身去探討，到頭來什麼都沒有，所以他一直教我們不要隨便分心，好好在本分裏工作。
Hartley雖然這麼嚴苛，要砸大錢的地方毫不手軟。我一直有一大心願，想探討polypeptide跟polynucleotide這二個細胞內的巨分子是怎麼在互動的。剛好我手上二個東西都有，但都要有相當的量才做得出來， polynucleotide我要用的是tRNA，要大量分離出這個東西已有人造出來，所以不難。但我想用的polypeptide是胺基酸活化酵素（amino acid activating enzyme）。這類酵素小量的，我做過很多，但要做我想做的研究，要先結晶這個酵素。要結晶，液體內的濃度要很高，換句話說需要有大量的酵素。與Hartley教授商量後，我們決定以超大量的方法去製造，他到別的研究室請別人培養了超大量的大腸菌，拿回來二個水桶， 的滿滿像冰淇淋的固體細菌，幾十公斤幾兆細菌我忘了。我捲起袖來開始動工，當時要用的分離容器都是用水桶及垃圾桶裝的。我用了近半年不分晝夜去開闢這個疆域。將近完成時，有一天獨自在冰凍室工作的我，一不小心把分離將近完成的酵素打翻落地，幾十萬英磅的細菌酵素分離工作一夕告吹。一切努力及時間，不用說投入的資金，瞬間歸零。心理之痛之懊惱是無法形容的。我硬著頭皮到Hartley教授辦公室請罪。他問我：「你還活著嗎？」我答是，他說：「只要你還活著就沒關係， 因為你可以再試。」遺憾的是我再也沒有機會再試，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助理，沒有幫手，要投資那麼多的錢，要付那麼大體力的大工程我是沒有辦法的。我離開劍橋不久就聽到有其他單位的人在做了，而且頗為成功。
在劍橋研究室，我學到研究生物巨分子（macromolecule）的三大原則，也是三個層次，到現在我還是常常提醒我學生。這研究的層次是對任何高分子，無論是蛋白質、核酸或多醣類，都要先知道它的結構（structure），這也是為什麼上述Sanger教授為什麼那麼了不起。生物界二大高分蛋白質及核酸結構之測定都是他研發出來。知道了結構之後才可好好探討其功能（function），知道了功能就要更進一步知道這些功能是如何被調控的（regulation）。因此structure、function 及regulation就成為研究生物高分子的鐵三角，未來總還有更高層次研究，不過在可預見的將來要克服這三層次的困難還是有一段距離要走。
在劍橋我們碰見了一位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大師Joseph Needham（李約瑟教授，1900∼1995）。1970年夏天，我們在一台灣人集會的場合， 他坐在我們鄰桌，聽到我們講台語，主動來找我們談，並介紹他的華人妻子魯桂珍（1924∼1987，Needham學生）。他們二人都是學生物化學的，早期曾在劍橋大學教過胚胎學（chemical embryology）。英國人這一點令我非常折服，用最近代的知識去解釋最古老的學問。另外一個人是Francis Crick教授。他是DNA構造發現的人，是學物理的，我在劍橋的時候他也是在大學教胚胎學。我在台大醫學院時，胚胎學教得是百分之百形態學（morphology），教我們胚胎第幾週、第幾週哪一個器官會形成。英國人那麼早就以分子生物觀點在研究器官之形成，真是遠遠地走在我們的前面。
接任衛生署署長
隨著民選總統日漸迫近，台灣自1999下半年選情逐漸加溫。我不是民進黨員，也不是國民黨員，但我對國民黨之欺民、貪污、反民主作風很不以為然。我對民進黨也沒什麼了解，但阿扁在台北市之政績確實令人刮目相看。我自然期待有一新的政府。我沒參加過任何群眾活動，但朋友飯餘閒聊，大家對新政府的產生都有一期待，尤其是學界及醫界之朋友。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陳水扁以些微差距擊敗宋楚瑜（陳39.3%、宋36.5%、連24%），令人意外的是連戰的大敗，證明國民黨被人唾棄。競選開票日我們幾位醫師、教授一起吃飯，看選舉開票結果。當新政府誕生時大家歡聲雷同，新的時代終於誕生，我們開始有一個新的希望。
一腳踩入政治圈
隨著就職日（5月20日）之逼近，阿扁組閣腳步愈來愈緊，但各部會首長的產生並不很順利。原因是數十年來，國民黨獨霸政權，很少給黨外人士有參與的機會，因此新政府找不到有經驗的人。行政院長更難找，後來阿扁找上國民黨時期的國防部長唐飛先生。其他部長也多波折，衛生署長一直難產。雖然我的名字在報上偶爾被點到，但絕不是A 咖。首輪過了，還是沒有著落。4月初，我突然接到黃芳彥醫師來電說總統想請我當衛生署署長，我完全沒心理準備，而且此非我所長，於是回應黃芳彥醫師說我不適合，也沒此意願。但周遭的朋友加入遊說團， 黃醫師繼續跟我聯絡幾次。4月3日，阿扁訪證嚴法師，法師告訴阿扁說要以愛治國，要得人心，要氣勢放低。4月20日，我終於回答說如果5月20日就職前一晚，還找不到人，我可以充數，以免開天窗，使新政府難堪。這一句非政治性的話，我一出口就知道說錯了，會被人家解讀為我有意願。果真有更多電話來，新聞記者也開始報導。4月21日，證嚴上人說我不適合做官，不忍我在立院被罵。次日，林義雄先生也打電話來鼓勵我加入，但我一直說「No」，後來只好推說證嚴法師不會讓我走。沒想到阿扁辦公室馬上安排阿扁見證嚴法師（4月29日），並得到她首肯，借用二年。法師告訴阿扁李校長是人才要疼惜，要保護他， 健保要支持他。上人及阿扁總統見面後，隨即召開記者招待會（4月29 日）並宣布我的任命。記者會後諸多師父及Y.H.皆落淚。阿扁從靜思堂直接步行到醫學院我的辦公室來看我，我們關起門來，談了約十分鐘。他把與上人會談的結果告訴我，我說可以考慮借用二年，二年後我要回教育界，他點頭。他問我有沒有美國籍，我說有，全家都是（因為我在美國三十年，小孩子在那裏土生土長）。他問我可不可以放棄美國國籍，我說如果答應接任，會儘速處理國籍問題。（5月16日我向AIT正式提出放棄美國國籍，7月17日美方批准）。
辦公室外已聚集大批媒體人，先圍阿扁，再跟我談約一、二十分。衛生署長就此定局。後來有機會跟黃芳彥談起，他說當時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只推薦一人入閣，就是我。他相當厚愛我，好在我沒讓他失望。
為了儘早進入狀況，加上我沒準備帶機要祕書入署。在美期間，我曾多次回台，協助衛生署建立台灣產前胎兒檢查，新生兒代謝篩檢及遺傳醫學門診之建立，所以我認識了幾位衛生署同仁，其中一位劉丹桂女士是保健處長我就請她當機要秘書。丹桂能力佳，協調熟，不但讓我順利接掌，也讓之後的運作順暢良多，真是幸運。我於5月15日先入署， 與一級主管茶敘，很感謝他們給我一很簡要的簡報。我記得在會中我曾表示我對不正確的醫藥廣告最不恥，所以之後一定要在這方面大整頓， 我並說不正確的知識傳播是一種罪惡，時任藥政處長胡幼圃教授甚為同感。會後要離開，我背著我的提包就要走，但多位一級主管爭著幫我提，我當場告訴他們我是一介平民，我不希望這成為習慣。記得當署長之後第一次出國，回到機場也有一些同仁來機場接機，我也老實告訴他們大家都很忙，不要花時間來機場接我，以後這些習俗都改了過來。
就職前還有一事我必須要處理的是副署長的人選，因為我的好朋友當中獨缺懂得政務的人，我自己並沒有適當人選，因此，我要求民進黨推薦給我一個兩年後可接班的人。5月12日黃芳彥醫師打電話來推薦黃富源醫師。黃醫師是醫界有名的公正、有道德勇氣的小兒科教授，時任馬偕醫院副院長。我隨即約黃富源教授在國賓大飯店一樓咖啡廳小敘。我們談了一、二個小時，相談甚歡（他也不是民進黨黨員），他說要一點時間想想，並與太太談談。不久，他就打電話來，說他願意與我併肩作戰，於是我們開始了二年多的絕佳搭檔。我們二人合作得很好，情同兄弟。衛生署署務他都打頭陣。事前，我們會先商討出一個底線，到外面他就堅持底線。不成，他就告訴對方說讓我回去報告署長是否有改進的空間，我再找機會解決遺留下來的問題。就這樣，大部分的政務都可以完滿解決，減輕我不少負擔。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署長任職期間，我花最多時間是在處理健保。幾乎70∼80%的時間用在處理健保事務。在未接署長之前，我約略知道健保財務有問題，虧損不少。為此我請當時健保局總經理賴美淑教授到慈濟一趟（2000年5 月18日），向我詳細解說，才知道事態嚴重。她並告訴我她想離開總經理一職。2000年有250∼300億缺口，如何拯救財務變成我這個署長第一要務。所以，我上任不久便力邀當時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總召宋瑞樓院士（宋教授為台灣德高望重、人人敬重的醫界大老，也是我的老師）出面對健保做一個總體檢，並請他在年底前給我一份改進的建議。
隨著內閣開始運作，外界對健保之批評愈來愈烈。9月中，亞東醫院有一高階主管說健保局是萬惡共匪，人可誅之。我承認，我們的制度比共產黨更共產黨，我們的國家是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富有的乞丐國家，二個互相矛盾治國之中心思想同時存在，繁榮就是不可能的。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社會制度。世界上的開發國家無不想盡辦法要建立。不幸的是這個完美的制度非常難找，台灣有幸於1995年開始施行全民健保制度，但十幾年來也累進了不少缺點，包括最根本的永續經營的問題，因此全民健保之基本精神是如何得以永續經營。健保的財務數學上是再簡單不過的。中學生就可以算出來：不是開源，便是節流，或者二者同時做，但現實狀況又是與此相違。開源不外是費基範圍增大或是費率之調升，節流是服務品質之降低或是款項之減少，不幸的是無論任何一項都非常難為人民接受。
果然是燙手山芋
很快的，我就感覺到健保的問題比任何人的想像更複雜。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些自己認為應該改進的地方，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出根本解決之道。這使我想起正如中華民國憲法要修的地方很多，但是修憲這裏修一點、那裏修一點，不但無法解決基本問題，有時反而使問題更複雜，不修比修更好，於是不少人認為根本改革之道是創憲而不是修憲。類似的思考模式我也漸漸領會出健保改革之道應該要從根做起，不是零零碎碎之修補。於是我們歷經幾次內部高層的討論，漸漸形成一共識， 要啟動健保全盤性、根本的改革。正苦於如何向社會說明這構想之時， 時任衛生署企劃室主任郭旭崧教授突然想出「二代」健保這個名詞，使我頓悟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名詞，我極力贊成。二代健保表示，到目前的第一代健保已經完成階段式任務，我們需要新思維、新方法、新政策。就此我們定了案：要儘速進行二代健保之架構。二代英文是second generation，所以我們簡稱為2G，郭旭崧的這個名詞就成了台灣健保的創新名詞。
再過來就是如何開始建造這個大工程。我向署內提了二個建構大原則：第一，第一代健保創立的幾位大功臣，盡量不要列入。因為人都是一樣，會為自己的思維、行為辯護，這會使二代健保很難脫離舊思維， 減少創新的機會。第二，同樣的理由，我要求儘量將現有健保工作人員排除在外。根據這二個原則，我們敲定主任委員由政務委員胡勝正教授來擔任。胡政委是美國普渡大學經濟學教授／主任，主攻醫療經濟學。他是政務委員，可以協調跨部會的專業人才，而衛生署長因熟悉實務運作，就擔任協同召集人，負責內部人員之協調。
再過來是最重要的人——執行長，我請對健保理論、實務上最熟悉的人賴美淑教授來擔任。三人開始設置二代健保規劃小組，下設二十一名健保規劃小組委員，其中九名是工作委員，負責規劃之推展。2001年設定議題，共分四組：政策評估綜合組、體制財務規劃組、醫療分配規劃組及統計分析組。次年，再增公民參與組，因為一代健保規劃時， 採較精算式的模式，與外界的溝通不是很完善，因此我認為二代之設計要全民參與，共同負責這新政策的進行，不管是醫事人員、民意代表、醫療團體、人民都要佔有重要位置。2002年工作目標是各組擬定方案； 到了2003年開始著重細部規劃與衝擊評估；到最後一年，2004年，各小組之規劃方法整合，提出總結報告。所以，這個工程經過三個月之籌備期（2001年4月至6月），三年兩個月之規劃期（2001年7月至2004年8月）共三年五個月，動用台灣醫界、公共衛生界，各方面專家學者共一百一十人，幾乎網羅了全國健保有關專家（尚不包括衛生署或健保局工作人員），經過無數次會議，總共花費了七千六百多萬完成幾百頁的總結報告（2004年8月出版），送交行政院。我在2002年8月卸任後則自動退出規劃小組，讓接任的衛生署長接規劃小組之協同召集人。因此， 下半段的規劃內容我就比較生疏，送到行政院的下落我也不甚清楚。交到立法院之後，我力促民進黨就二代健保儘速立法通過。但是因為新法牽涉的範圍太廣，影響各階層的人民，所以在立法院一直爭議不斷，而且不斷被修改。後來在立法院佔少數的民進黨立委乾脆讓新法擺在那裏沒積極衝關。2008年國民黨重獲政權，加上立委絕對多數也無法順利過關。為了要得到各方的支持，二代健保被立院修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費率的決定更是荒腔走板。本來經專家專心設計、計算出來的各種費率， 立法院隨意修改，像菜市場之喊價，實在不把專長學者的研究成果放在眼裏。到了2011年國民黨楊志良署長提出的版本，他說是「他們（行政院、立法院）的版本」（完全失去二代健保之基本精神），表示該版本已非衛生署原意。
健保制度是一永遠無法完美的制度，因為健保是社會的產物，社會隨時在變，健保制度也必須隨之調整。雖然二代健保制度剛開始，我認為政府應該還要有三代（3G）健保的規劃。三代、四代、五代是永無止境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德國已有一百多年的健保，現在還在大修中。
值得一提的健保六事
健保實施了十幾年，造福無數人民，但也累積了不少缺失，醫療品質一直提升不起來，醫療行為也屢遭詬病。2010年3月起，監察委員黃煌雄開始了監察院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調查工程，走訪全國一百四十四家醫院、一百零一家衛生所（室），聽取超過三千位以上的醫事人員及行政人員報告。人稱黃委員鐵人團，他進行了兩百四十五場次實地訪查座談，包括十二大國內外藥廠及藥商，調查之問題超過三百大項，調查之規模可說史無前例，甚至於用罄監察院公關費用，令王建瑄院長也略有微詞。最後於2010年中提出近千頁之報告，內容包羅萬象；我告訴黃委員他的研究成果可以拿一個博士學位了。2011年4月16日黃委員還開了一次健保改革研討會，有七個前後任衛生署長參加，陣容可以說夠大， 但還是沒有什麼具體改革之道出現。
我對黃委員的建議有二點：
一、健保沒有完美的政策，所以調查／研究不可無限上綱，見好就收，階段性任務完成就給行政院參酌實行，三代健保可以開始研擬了， 未來四代、五代，要代代相傳下去。
為了達成這恆久的改革，我建議政府設立一健保研究單位，有獨立自主經營權，可隸屬於國家衛生院內之衛生政策研發中心或中央研究院。此外要有固定的經費來源，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單位之研究要具有其獨立性、權威性，而不容民意代表在議會以菜市場叫賣方式隨意改變。
二、一個優良社會政策無法落實之最大原因是人民的水準不夠，全民健保之缺失是全民的共業，我常說是全民共犯。所以改革根本之道是人民素質的提升，要教育人民健康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教育人民對社會的公德心，所以人民的教育應該在未來健保改革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曾於2005年1月10日，在《自由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請問你為健保做了什麼？〉，我的意思是人人開口閉口罵健保，而忘記了健保今天會這麼多問題是每個人都要負責任，誰敢說他（她）從來沒有濫用過健保？衛生署有責任，健保局有責任，醫院、醫療人員有責任，最主要的是每個國民都有責任，所以我說全民健保是全民共犯。解救之道唯教育而已矣。
事後回想起來，對於一個署長而言，我當年花在健保的時間實在太多了，說我像一個健保總經理也不為過，立法院或外界對健保局的質疑我都不假思索挺身而出，對真的總經理來講，我可能有點越權了，雖如此，我反而與健保局上下同仁建立很好的革命感情，至今我們還是經常保持聯絡，歷任的總經理或今之局長我們都經常交換意見。而在二年多的署長任內，我對台灣的健保做了幾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 健保IC卡之建立
這項花了三年、四十二億的工程，當年爭議性也是很大的。但是基於IC卡可能的好處，我認為勢在必行，所以不只一次帶著賴美淑總經理四處奔走，有一次去拜訪台中一位女性立委，她當面對賴總經理破口大罵，說她胡說八道，咎由自取，讓我心裏非常不忍。不管委員怎麼厲口，賴總經理都是低聲下氣，不斷賠不是，連聲說「委員拜託了」、「拜託支持我們了」，我則氣得話都說不出來，如果她是我的親人或我本人，我一定當場翻臉，調頭就走，憑什麼我要被罵成這樣，賴總之用心讓我由衷感佩，也慶幸中華民國有這麼好的官員。
2. 合理門診量之設定
台灣醫療，最多被人詬病的地方就是醫生看太多病人，也因此每個病人分配到的時間就非常有限，病人之健康教育品質當然會打折扣。改正之道有一方法，就是限制看診人數，稱之為合理門診量。但是我們沒有限定醫生看病人數的權利，唯一的方法是以給付來抵制看病人的數目，也就是在上限人數之內（如每診三十人），每人給付一定的款項，超過這個數目，給付就遞減。2000年12月中，我把它正式搬到枱面上來，醫界大力反對。記者問我如果合理門診量走不下去怎麼辦？我答如果政策走不下去我辭官，表示執行到底的決心。2001年1月1日正式實施，百姓開始恐慌，怕排不進名單內。但我還是堅持下去。與這個政策並行的是鼓勵醫院開設教學門診，老師（醫師）一邊看病一邊教學（教學醫院本該這樣），門診人數有一定限制，衛生署再給付特別的費用。成效多大，我不甚清楚，但多數醫院都還在實行。
我對台灣教育的看法
教育及健康為國家之資優財（merit goods），一個進步的國家二者欠一不可。我一生有幸有緣參與二者的工作。在醫學上，我看病人都是在教學問診看，一邊看病，一邊教學。在國內國外，都是如此，我也自認自己是一個很不錯的教育家。
我回國已經二十二年了，這期間，即使任衛生署長，工作都與教育有關，只是對象不同而已。雖然我沒有下工夫去探討台灣教育之良窳， 但是因為在英美住了三十年，可說對國內的觀察比較客觀。目前我可以感覺到的國內教育的得失記之如下：
1. 重細則、輕原則，淡邏輯。我們頭腦內塞滿各種各樣facts（事實），西元××年有什麼大事發生等等，但沒有人教我們湯恩比（英，Arnold Tombee, 1889∼1975）的Study of History。我們不知道世界文化如何交錯發生，只知道三國演義，不知道羅馬帝國如何興亡；我們知道世界有哪些大河流，但不知道它如何孕育當地的文化。學生背的是沒用的東西，只會答選擇題，不會答問答題，這樣子的教育是教不出大思想家的。
2. 我們一直教don't，不教do。老師、家長常常喊小孩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但很少教他們要怎樣，因此缺少創新的思維。我們有好的電子代工，但是缺少大發明家；我們可以有少康，有中興，但沒有亞歷山大帝國；我們有很多好的小弟，但教不出可以稱霸一方的大哥。
3. 太多自由，太少自律。我們的社會經常聽到「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是誰怕誰啊！」這聽在耳裏多麼恐怖啊！台灣的社會曾幾何時淪落到這個地步？教育界諸公沒有責任嗎？三流的教育方法教育出三流的公民，三流的公民選出三流的政府，三流的政府引導致三流的命運！
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一輩子大聲疾呼自由即自律。我們的社會有太多的自由、太少的自律。他說人是教育的結
果，自由是道德的要素，自由意志是以理性為基礎，他更進一步說沒有內涵的思想是空的，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
目的（Thoughts without content are empty, intuitions without concept are blind.），所以他經常反省：我可以知道什麼？我
可以做什麼？我能希望什麼？
不教自律只教自由是慢性的墮落，是社會慢性的自殺！
4. 我們給小孩答案，不給問題。我們要求的是學生可以迅速反射式的對答，而不是探求為什麼這麼答，也不追蹤有沒有別的答案。每次大考，都有所謂標準答案的爭議，而不知標準答案是根本不存在的。標準答案之外我們不給予任何空間。
5. 人文教育之忽視。學科學的看不起人文教育，學人文教育的也看不起人文教育。現在社會之敗壞，領導人要負很大的責任，這些領導人很多是台灣大學畢業的。台灣大學是一群台灣優秀學生的學習場所。我們社會亂成一團，台灣大學學生，尤其是法律系及政治學的學生怎麼教的？沒有責任嗎？我曾經有一次跟台大人文學程主任黃俊傑教授討論，我指責台大為什麼教出那麼多不良學生？好好的原料進去，出來的產品怎麼那麼差？我的看法是台大長久以來忽略人文教育的惡果，到現在還是急急忙忙於解決目前的問題，如何成為百大，如何發表更多SCI論文，但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台灣這個國家如何百年建設？人民品質如何提升？國家之根基要奠於何處？缺少人文的教育，人民就沒有靈魂，一群沒有靈魂的人所建立的就是現在的社會。
6. 一個沒有成熟大人的國家。
華人人口約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照理講，每五位諾貝爾得主就要有一華人，但我們只有鳳毛麟角，海峽兩岸的教育學家不用負很大的責任嗎？我們社會充斥功利至上之心態。事情不分大小都是以現實為出發點。書店不謂不多，但是銷售的書不是旅遊就是什麼瘦身美容，再不然就是如何速成什麼專家，或如何減少壓力，多麼現實啊（So pragmatical）！
7.一個沒有mentor教育之社會。可以指引人的人（mentor）是教育中非常必備的一群人。沒有mentor之學習如同失去
指南針的船在大海中隨運氣飄流，運氣好的靠天上星星，勉強可以到達目的地，但大部分會迷失在航行中。我一
生之成長都是靠自己摸索， 不知枉費多少時間在探索當中，我覺得就算尋找自己也要人指引。漂流過程中也許
讀了不少書，但也枉讀了不少書，所以我在慈濟大學時一直鼓勵學生找他們的mentor，我也願意做他們的mentor，
甚至於辦公室大門全開，學生可以隨時走進來，但令人失望的是很少有人會找上門來。
8. 我對中華文化之省思。我沒有否認我是華人，來自福建，是台灣第八代的外省移民（而且有原住民血統），我更不能否認自小浸潤、被教導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淵源五千年，佔有地球五分之一人口、自有其過人的地方，但對我而言，對這個文化我卻有相當的保留。
我們的思想自孔孟之後逐漸凋零，至今可以說是已經乾涸。為什麼？我很少看到具體之檢討， 最多聽到的結論是西方注重物質而我們是注重精神文明，言下意旨是重點之不同，並無重量上的差別。是事實嗎？君不見世人對中國之認識是Chinese Food。台北街上三步一小吃店，五步一大吃店。我們在聚會中最常聽到的討論題目是哪一個地方的哪一道菜好吃，哪一年的哪一種酒好喝，似乎很少人在討論哪一本書很好，好在哪裏。
英國的大英百科公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曾經出版了一本書，列出一百位世界最重要的科學家，裏頭竟然找不到一位華人。同樣地，Mark Handerson也於2011年列舉了「史上最重要的一百個科學思想家」（包含物理、數學及遺傳學），一樣也找不到一個華人。
中國文化中孔老先生對我們的影響是巨大的，老師、父母卻教我們要行「中庸」，一切中規中矩，不敢大膽創新，於是我們的社會愈來愈保守，人們只有在保守中互爭。看了歷代帝王皇宮中之鬥批，你會驚奇地發現保守中之殘酷、陰狠以及虛偽，當一個人被批為無能者時，你卻可以引經據典解釋為「大智若愚」， 真是不可思議，文化可以墮落到這個程度嗎？
9. 給年輕學醫的人的建議，無論走哪一條路都不要忘記神經科學（neuroscience）。神經科學是二十一、二十二世紀人類研究的重要課題，幾乎各種科學都會匯集於此，人類所追求的智識最重要之根源在此。這領域未來一百年最少會有一、二十個人拿到諾貝爾獎。我剛自美回台籌設慈濟大學時，一心一意想引領慈濟大學成為神經科學的重鎮，教授團隊也以神經科學為主。但不久因為各種理由，包括我個人之離開，這個構想慢慢瓦解，神經科學在校內也不被重視，真是可惜。最近一、二十年看到台大在這方面急追上來，是跨科系的整合，期許這幾個單位要繼續維持下去，不然台灣未來只有在後面追趕之份。
10. 對小孩子的教育，我主張的是放風箏方式。我們放風箏都是盡量要它高飛，但又不希望遺失它，因此要有夠長的繩子，讓它盡量飄遊。但繩子不可抓緊，以防斷掉，因為放鬆反而不會斷；但必要時你可以收回來，如果沒有這個繩子你是收不回來的。我對三個女兒就是完全採取這個養育方法，她們要到哪一個大學唸書，我完全讓她們自己決定，我只是告訴她們不是好的學校我不給錢……。我不敢說三個小孩子的教育絕對成功，但她們的線沒有斷過，我也沒有過要收線的時段。
11. 教人憂心的資源分配和教師培育。台灣這半個世紀以來的教育可以說問題百出，教育的目的、目標、方法，一直被扭曲，資源的分配、師資的培育也一直讓人有很深的憂慮。每一個家長無不批判補習之過，但哪一個家長不是天天逼著小孩上補習班的元兇？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隨波逐流嗎？著名的社會學家嚴長壽先生在近作《教育應該不一樣》裏頭說：「缺乏遠見的教育政策在選票壓力下慌亂無章，家長抱持過時的觀念，繼續綁住孩子，學生找不到方向，大量追尋沒有實力的文憑，台灣的教育已是所有人必須一起承擔的『共錯結構』。」今日我們很好的全民健保搖搖欲墜，不是「全民共犯」的結果嗎？天天罵健保的人不是與天天濫用健保的人同樣一批人嗎？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教育的失敗。解決之道當然是全民要一起重構，但我認為要負起最大責任的應是諸多教育大學，尤其是國立台灣師範教育大學，因為這些大學教出不合實宜的中小學老師，這些老師再教錯我們的下一代又一代。
12. 必讀的經典之書。我有幾本書介紹給當今大學生，不管學文、學理都要看的書：
a. Jacob Bronowski（數學家、詩人、發明家、劇作家和人道學者），《The Ascent of Man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74），有關人類進化歷史之描述及分析。
Jacobe Bronowski（1908∼1974）是一波蘭猶太裔之英國人。本書是1973年英國紀錄片，再轉寫成書。他告訴我們人類如何自非州一步一步上昇演變到今天，也提到很多人類之長處，卻沒有警告我們人類已經慢慢由頂峰往下滑走，他告訴我們的聰明，卻沒有提醒我們的愚蠢。
b. Daniel J. Boorstin，《The Discoverers 》（Random House, NY, 1983）
Boorstin為歷史學家、美國國立歷史及科技博物館館長、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這一本七百多頁鉅著記述了人類數千年來對世界及人類本身之追尋，上自天文、地理，跨及數千年前之西方及東方文明。他告訴我們歷史是一沒有完結篇的故事（a story without end, the world remains a boundless stage for discoveries to come）。
c. Alan Lightman（著有《Einstein's Dreams 》一書）在The Discoveries （Pantheon Books, NY, 2005）一書裏，記錄二十世紀最重要之發現，共二十二項，其中與生物學、醫學有關者共八項。
Alan Lightman是寫給學生物、醫學甚至於學物理的人看的，這一本書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每個大發現之前，必有無數重要之小發現，這些小發現之累積勢必演進成熟，而使大發現成為必然，但是這個大發現需要一個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也就是能力加上機運。
d. Clifton Fadiman and John S. Major, 《The New Lifetime Reading Plan 》，（Harper Collins 1997），人生必讀的一百多本鉅著之簡介及指引。世界名著，無論是文學、藝術、思想等，多到無法勝舉，以有限的寶貴時間要都看到實屬不可能。其實最根本的困難還是在於有哪些書是必看的，這本書就是告訴我們必看的書有哪些、書的大概內容、重點在哪，甚至於哪個地方可以略而不看。上從荷馬（Homer，800 B.C.）、孔子（Confucius，51-479 B.C.）到佛洛伊德（1856-1939）之選集，到魯迅（1881∼1936）之短篇小說，總共列了一百三十多本。
一個近代的知識份子，我覺得最少要細看過其中一半的書。我不知道本書有沒有中譯本，沒有的話，教育部要找一人好好地把這本指引的書譯成中文。中學以上之圖書館， 尤其是大學最少要有三、五本此書。
這些書記錄人類進步之軌跡，是勉強可以替代mentor之書籍。每一大學圖書館都要有，最好都有好幾本，以便多人可以同時閱讀。以我的看法，每個學生都可以視為必藏之藏書，可隨時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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