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我做一本述說我故事的書

在約翰尼斯堡貧民區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辦公室等待我的孩童，都是「落單或沒人陪伴的孩子」──未滿十八歲、在離開祖國或前往南非的路上變成孤兒或是與父母分開的孩子。塞娜許是其中一個。當孩子們用圖像描繪出他們在約翰尼斯堡的生活，以及到達此地所經歷的旅程時，塞娜許對我述說她的故事。

我以前在厄利垂亞上學，那是一所寄宿學校。我的父母住在衣索比亞。我們有一棟很棒的房子。我們去過埃及，我很小的時候還去過義大利。

每次假日的時候，我都會回家看父母。那時我十二歲。有一天我發現他們不在家。我問一個朋友，我的父母到哪裡去了。她說她不知道──我得回學校。後來我回到學校。老師說我不能再待在那裡上學。我跑到肯亞邊境。我請人從那裡打電話給我的朋友旺雅。我告訴她，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在哪裡。她叫我回學校。我在邊境看到一個女孩，我在學校認識她的。她邀請我跟她一起去奈洛比。

我們在奈洛比待了一星期。後來我們去坦尚尼亞，接著又去三蘭港（Dar es Salaam）。之後到莫三比克。坦尚尼亞很糟糕。在監獄裡，他們給我們吃很差的食物。我一直哭，因為一切變得不同又陌生。我的朋友，她在監獄染上瘧疾。我覺得很不舒服。後來又去莫三比克。莫三比克的人很不好──很可怕。後來，我們在史瓦濟蘭待了兩天。
在南非邊境，警察捉到我們。我一直跑──警察對空射了兩槍。我還是在跑。有一個男孩付一些錢給警察──我不知道多少錢。

後來我跑到約翰尼斯堡。我住在一間公寓房間。在那個地方，我跟兩個來自我的國家的女孩一起住。其中一個女孩，她把我丟在那裡。她有事跑去開普敦，之後沒有再回來，然後她打電話給另一個女孩，還跟她說她不會再回來了，我一直哭，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然後有個男人說我必須付一些錢當房租。但是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錢。我在街上，我在哭，有人問我：「妳為什麼哭？」我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他說我必須到邦提市（Ponte City），那個地方有個媽媽帶我到那裡〔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那裡有很多其他國家來的人。就在那裡，我遇到米利安。1999年開始，我就和米利安一家人住。

如果我可以許一個願，我希望讀完書，然後回我的國家去找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在哪裡，或者可能他們以為我已經死了。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也許他們以為我死了。

那天下午我離開時，塞娜許跑來找我說：「請幫我做一本關於我的故事的書。人們需要知道為什麼我們在這裡。我們不是自願來這裡的。他們需要知道。」

我整個星期都在想塞娜許和她的故事。我自己的女兒也是十四歲，也有一頭黑色長髮。我整個星期都在想，如果女兒有一天回家發現我們都被帶走了，她會怎麼做。她能夠像塞娜許那樣四處飄泊嗎？這些特別的事件會對她造成什麼衝擊？我這個作母親的如果不知道她的下落，會有什麼感受？如果她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她會有什麼感受？

到了週末，我做了一個決定──我再次和團體會面，協助塞娜許說出她的故事，就像她要求的一樣。

本書就是那些故事的集合……

「打開這些旅行箱，看看裡面，了解難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阿卡西歐的旅行箱

阿卡西歐約九歲時，跟著他母親和妹妹從安哥拉到南非。他母親因為工作，把他托給一位安哥拉老太太照顧，回到安哥拉，一去不返。阿卡西歐沒有和任何安哥拉的親戚聯絡，與他非正式的監護人及妹妹很疏遠。他獨自住在約翰尼斯堡西郊。

我的人生就像一個沒有手把的旅行箱
阿卡西歐是所有孩子中最孤獨的。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十五歲，住在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的一間公寓，但是沒有被安排接受公寓裡的女監護人監護。他沒有辦法取得援助，除了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提供的住宿和學費之外，必須自謀生計。他獨來獨往，經常用他的魅力向仁慈的成年人取得食物和支援。他很少與其他孩子互動，偏好獨自工作和走路。

他哪一項工作都做不久。剛開始的幾個週六，他都在閒晃、打擾其他孩子、和我及黛安聊天。這種情況過了兩週之後，我們認為該是鼓勵他做一些事的時候，所以委婉地要求他開始作業。「我不知道該在這個旅行箱上做什麼。我的生命裡一無所有，沒有東西可說。」他說道。「嗯，也許你應該想想，為什麼你選擇唯一一個沒有手把的旅行箱。」他走開，做了一個簡單的圖案，小心地把它黏在旅行箱手把曾經所在的位置。

然後他畫了一幅悲傷的自畫像。他畫著從臉頰流下的淚水時，我在一旁看著。當我再看的時候，眼淚已經被塗改掉了。只是到後來，當我開始比較了解他的時候，才了解這有多重要。阿卡西歐幾乎沒有讓任何人看出他覺得自己多麼孤獨。他偏好「我不在乎，我可以應付，我是倖存者」的遊戲。

在我的圖畫裡，這個人身邊發生了很多事。畫裡有血、黑色和黃色。他身邊有好事和壞事──多半是壞事，比方說校園歧視。學校的同班同學，他們總是會說你的閒話。「你應該回你自己的國家！」諸如此類的話。他們不知道，我們絕不是自己選擇來這裡，那是因為某些原因，我們才會到這裡，比方說我的國家的戰爭。「讓我們自由」，我的旅行箱上寫著。我們是流亡異國的難民，重點是，我們希望受到和南非人同樣的待遇。我們是不是在這裡出生沒有差別，因為我們都是非洲人，而且我們都是人類。旅行箱上面寫著，應該對難民一視同仁。

這個在我的旅行箱這裡的標語：「我的人生就像一個沒有手把的旅行箱」，說出了更多關於圖畫中這個人的事。旅行箱上這個人，他的生命不平衡，它崎嶇不平。他總是跌倒，需要再爬起來。就像我一樣。

她一去不回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阿卡西歐的認識只有那樣──他的人生崎嶇不平又失衡，就像他沒有手把的舊旅行箱。他很少談他自己，偏好用他模仿得來的「酷炫」美式英文，以各種嘻哈態度和言詞，廣泛地談論難民及在休布羅的生活。直到他離開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的公寓，被安置在普勒多利亞外的兒童之家時，才告訴我他的故事。

他九歲時跟著母親和妹妹到約翰尼斯堡。他媽媽回安哥拉時，把他們托給一個在伊奧維的安哥拉老太太（他稱她為祖母）――一去不回。等他年齡稍長，變得較難相處，老太太把他趕走，而且禁止他去看他妹妹。他很少談論自己的感情，以及被拋棄所帶給他的感受，但是經常說他因為知道如何取得協助，才能夠生存下去。他說故事的時候很謹慎，每次他顯露任何悲傷的感覺，都會補充說他不是一直很傷心，或者說他反正會生存下去──他從不讓我們任何人看到任何軟弱的地方，或者他可能太害怕讓自己的悲傷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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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告訴我他待在社服單位時的情況。
我待在公寓一年。後來公寓在12月就要賣給別人。所以我必須離開公寓到一個兒童之家。我不知道我會去哪裡。那就像過一天算一天，前途茫茫的生活。我從來不知道我的生命裡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在11月28日搬出去。到了27日，我還不知道要去哪裡。我到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叫我去的政府社工那裡。我到辦公室問那位社工，她根本不知道我該去哪裡。她說兒童之家滿了，爆滿！她還告訴我，我明天就得來報到。她一直跟我說那樣。我有點害怕，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覺得害怕，因為有人關心我。

後來到了週五，我回去那裡，她帶我到街童之家──喔！助理社工帶我去。我真的不喜歡那個地方。我跟助理社工一起走，我的感覺是：「我覺得我沒辦法待下來。」那裡很暗，裡頭的人很怪──他們是街童。我對自己說，公寓還有幾晚是空的，我有鑰匙。我對自己說，我真的不想待在這裡。我回到公寓，晚上在那裡睡。那裡只剩我一個人，我有鑰匙。我真的是孤獨一人，但是我有收音機作伴，音樂──還有我的書──幫助我覺得堅強。

隔天我來這裡做一些藝術作品，然後去找我認識的天主教女士，因為週末時公寓會被接管，如果我在那裡，他們會把我趕走。我週末在天主教女士那裡睡，週一她把我帶到社工那裡。妳幫我在伯諾尼找到地方。

我第一次到那裡，就覺得好像監獄──我覺得我的夢想被粉碎了。我覺得我的生命已經終止。那是我的感覺――我看不到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離開之前，我跟妳說話，妳說我是討人喜歡的人，所以我不會有問題。那種話鼓勵了我，讓我有一點信心，相信我會沒事。我倖存下來。然後假期過後，他們告訴我，我不符合他們的標準──他們說那裡是為街童設置的。我覺得那不合理──我是沒有父母的孩子，而且我必須離開公寓──如果不讓我住，我不管怎樣都會流浪街頭。但是總之……後來1月的時候，社工帶我到普勒多利亞的沙桑谷維。

我從黃金城市買了這個電顫琴
那是一條漫長的路，在路上，我想到我的朋友、我的妹妹和約翰尼斯堡。約翰尼斯堡是我的朋友、我的一切和每個人在的地方。要離開那裡真的很難。我要去普勒多利亞了。最後我到了那裡，到達那個很遠、遙遠的地方，沙桑谷維。當我們進去那裡的時候，那裡就像一個指定的地方，那是我該去的地方。我必須待在那裡一陣子，體驗一下。但是我真的不喜歡那裡，那裡很平淡無聊，我覺得我在那裡不再有任何希望。我被安排住進跟其他孩子在一起的宿舍。大部分的人說祖魯語和索托語（Sotho），不說英語。有時候他們覺得低我一等，因為我說英語，但是不是這樣，我只是在說一種語言。那只是一種語言，如果我說得比你好，不表示我比較優秀。但是他們有時候好像有點嫉妒我。不過我倖存下來。我在那個地方倖存下來。我做到了。有時候我想到自殺，但是我做到了。

那裡沒有太多事發生──我唯一擁有的東西是我的音樂。我到那裡的時候，我買了這個電顫琴「我來自黃金城市約翰尼斯堡」，後來我的收音機壞掉，這些都消失了。他們有個人弄壞它，因為他們嫉妒。我不覺得難過──我總是表現出毫不在意的態度。我知道我有一些關心我的人，所以我其實不在乎那些不想當我朋友的人。妳就在我附近，而且妳來看我。

某個週六，我和另一個孩子拿著錄音機坐在樹下的時候，阿卡西歐大步慢跑過來跟我打招呼：「最近怎麼樣？」我以為他已經逃跑，而且準備好接下來要怎麼做。他告訴我，他被安置在貝茲谷地一個非正式寄養媽媽那裡，因為他太大了，不適合住在兒童之家。

最後我怎麼會在這裡，事情是這樣的。他們說我現在十八歲，我不應該待在兒童之家。

當我第一次遇到妳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年齡──跟我一起住的祖母不確定我的年齡。我媽媽離開的時候，沒有留下我的出生證明。她沒有留下我們的身分文件和資料，所以我其實不知道我的年齡。在學校的時候，我知道生日月分和日期，但是搞不太清楚是哪一年。我媽媽在1996年離開，我想那時我大概十或十二歲。所以我去兒童之家的時候，我找過醫生。他說我十八歲。後來他們說我太大了，不適合住在兒童之家，所以我的社工安排我到一個寄養媽媽家，離開那裡真是讓我鬆了一口氣。我終於熬過來，我離開了。我很高興。我的養母，噓！我跟妳發誓我說的是真的──她很嚴苛，也很挑剔──我知道那有時候是正常的，我存活下來了，但有時候我真的不喜歡她說的話。她經常咒罵、生氣──讓人覺得有壓力。她拿不到給我的任何錢──她把氣出在我們身上──罵三字經──那讓我覺得很不舒服。但是那裡比兒童之家好，而且我倖存下來了。

有一天我會回家
阿卡西歐繼續倖存下來。他離開養母，仰賴他人的慷慨過活。2004年底，他再度被捕，被送到林德拉。這次我們擔心他被驅逐出境，因為安哥拉人不能再申請難民身分。透過人權律師的協助，他根據他大半生都住在南非這項事實申請永久居留，但這個程序可能長達兩、三年。他和安哥拉那邊毫無聯絡，要取得安哥拉護照也很困難，因為他不能證明他是安哥拉人。他無法找到正式的工作，沒有人想雇用沒有身分證件的年輕人。他真的沒有身分，談到家人及真正的他時，他所表達的東西就是身分。

我想到我媽媽──我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對方。我覺得我現在長大了，她卻從來沒有在身邊。我想跟某個人說話，某個會了解我、像我媽媽一樣的人。但是她不在，她從來沒有在身邊。我已經失去了她。那真的很悲哀。我覺得我的生命中失去了某種東西──更明確地說，失去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一直很命苦。我們所有的人都分散了。在某方面，我需要我的家人，但是我沒辦法跟他們聯繫。那真痛苦。

當我小時候，我媽媽，當她還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她告訴我，我的名字是我爸爸幫我取的。他用他最好的朋友的名字來幫我取名字。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非洲名字，不過我有葡萄牙名字。我對我從哪裡來的很好奇，所以有一次我問我媽媽。她告訴我，我必須遵照我爸爸的文化。她告訴我他做什麼工作，但是我已經忘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時我還小，她還跟我們在一起，所以我對一部分的我並不了解。我現在所屬的文化不明，只是「住在南非、認識新朋友的阿卡西歐」。我的文化是未知的。我只是適應現在的文化罷了。

也許現在我太疏忽，我甚至沒有想過我的文化。也許我必須把它找出來。因為如果有一天我必須回到安哥拉，他們會問我，我來自哪裡，我會不知道……

有一天我會回家。

對敘事過程的反思
格林妮絲．克雷徹提

在團體開始定期聚會後不久，我向大家提起，塞娜許要求製作一本關於她故事的事，我問他們是否想要這麼做，每個人都同意，所以我每週六都帶著我的錄音機。這些孩子一直學著在社會上盡可能保持低調，我知道編一本書會是讓他們在這種社會中引人注目的重要方式，我了解一本書會是建立他們身分和自我價值意識的重要方法，我也知道敘事具有治療效果。我和利用敘事療法的臨床心理學家合作多年，知道這是一項強大的治療工具，所以我鼓勵將說故事當作流程的一部分。

當他們完成旅行箱或地圖的整體藝術創作時，我邀請他們帶著自己的藝術作品前來，告訴我關於他們的故事。當其他人在學校方院附近的藝術教室工作時，我和受訪者經常坐在方院樹下交談，有時候他們會成對或是成群前來（通常是一群朋友），有時候是隻身前來，如果是成群前來，其他人會靜靜聆聽，見證故事。他們可以選擇要不要和我談話，有很長一段時間，某些孩子並沒有前來敘述故事，事實上，有一個孩子從未述說她的故事。他們經常選擇單獨和我談話，特別是如果故事內容很慘痛。我總是讓他們選擇是否要關掉錄音機，但是他們很少要求這樣做。就好像錄音這個動作讓說故事更具重要性。

敘事方法根植於麥可．懷特的敘事療法，懷特是這個領域重要的理論家之一。他說，治療師應該協助人們敘述「密集的故事」（thick stories），並且藉著為他們製造敘述和重述故事的機會，看看他們擁有哪些知識和技能。在敘述和重述故事的過程中，人們開始看到，起初看起來像創傷事件（他們是其中的受害者）的消極描述，其實是他們如何運用特定策略以求生存的描述。過了一段時間，這個故事會變成多個故事，而且是倖存和創傷的描述。

在旅行箱計畫的藝術作品中使用多個層次，是這個想法的具體表現。透過藝術作品，孩子們創造了「密集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他們所扮演的不只是「難民」。透過敘述自己的藝術作品，他們也開始看到他們的故事充滿了知識和技能，而且他們並未因此受困和癱瘓。本書所包含的許多故事中，這種「新故事」的收穫非常顯著。

孩子們確認敘事在療傷止痛上的價值。

一定要把問題說出來，因為把問題放在心裡既沒有辦法解決事情，也會讓你生氣，但是當你把它說出來，你會覺得比較好。

他們把一項事實看得很重要：他們從未被迫說出他們的故事。團體成員每週六會和接受過傳統心理創傷療法訓練的輔導員談話，這是他們必須談論這個經驗的場合。

告訴塞娜許我等著把她的故事放進書裡
那為什麼塞娜許的旅行箱和故事沒有放進本書？她的遭遇正好可以做為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說明，如果這些孩子沒有得到足夠的援助，他們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風險。

塞娜許極度獨立，因此安然度過艱辛的旅程，但是這種精神讓她很快就和她非正式的養母起衝突。她後來離開庇護所，和另外三個年輕的衣索比亞女人同住，她住後面的房間，睡在地板的墊子上。她離開庇護所之後，我繼續和她聯絡，每週六我會去接她。學校生活變得令人沮喪，因為她的英文不大好，她被安排在學生年齡比她小很多的班級裡。她上一所技術學院一段時間，但是她變得消沈，她很需要父母持續無條件的支持，就像許多十來歲的少女所企求的一樣。她消失了。她沒有回到學校考試，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的社工將她列為失蹤人口，但是有誰會在乎一個年輕的外國人失蹤？

有一天她打電話給我，她說她沒事，但是她待的地方不太好，她需要協助。我原本安排要在鎮上和她碰面，但是她沒有出現。我繼續在我擁有的不同號碼手機裡留下訊息，我的留言永遠是：「我不會生氣；我不準備批評你所做的任何事──只要回來和我談談，讓我確定你安全就好。」

某個週末，艾吉說她看到塞娜許，塞娜許現在和一個男朋友同居，那個男人年紀比較大，情況不好。但是艾吉不肯跟我說她在哪裡，我便傳送另一則簡訊：「告訴塞娜許，我們正在寫我們的書，我們需要把她的故事放進來。」

艾吉跑去找她的時候，她已經搬走...

請幫我做一本述說我故事的書在約翰尼斯堡貧民區耶穌會難民服務機構辦公室等待我的孩童，都是「落單或沒人陪伴的孩子」──未滿十八歲、在離開祖國或前往南非的路上變成孤兒或是與父母分開的孩子。塞娜許是其中一個。當孩子們用圖像描繪出他們在約翰尼斯堡的生活，以及到達此地所經歷的旅程時，塞娜許對我述說她的故事。 我以前在厄利垂亞上學，那是一所寄宿學校。我的父母住在衣索比亞。我們有一棟很棒的房子。我們去過埃及，我很小的時候還去過義大利。每次假日的時候，我都會回家看父母。那時我十二歲。有一天我發現他們不在家。我問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