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COVID-19標誌人類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集體危機時代
COVID-19令全人類共同經歷著「第一次世界疫情大戰」，並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普世集體危機時代，而這個時代的種種危機及其相關問題都將出現在世界各地，隨著疫情成為一種全球的常態現象。以下列舉其中較為顯著的危機作論述。
一、政治性與經濟性強勢凌駕並改造人性的時代
（一）疫情揭露當代「政治與經濟優先於一切」的主流意識型態
世界上那些以經濟貿易、生產製造，以及旅遊觀光作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的國家，大多數在COVID-19疫情中都成為重災區，也連帶造成全球經濟受創、生產停滯、觀光與運輸產業倒閉、龐大失業潮、消費力衰退、物資缺乏等等問題，連那些疫情相對不嚴重的國家，也都因此受到震盪影響。再加上，世界衛生組織推測在接下來的幾年，疫情不僅無法被完全控制、撲滅，甚至還可能因為不斷出現傳播力與致命率更高、且先前所研發及施打的疫苗也無以對抗的新變種病毒株，而產生另一波疫情大流行。這些變因都使得疫情對於全世界各個產業與領域的後續衝擊，至今仍難以預測與估計。
嚴峻的疫情恰恰揭露出，人類是活在一個政治性與經濟性強勢凌駕並改造「人性」的世代，它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很多國家領袖、公衛官員並非全心全力在對抗疫情與保護人民，而是想盡辦法在對抗政敵與保護經濟運作及發展（其最終目的是保護自己與所屬政黨日後的選票）。結果，在多處疫情爆發的國家，我們所看到的現象是政治人物與官員在忙著拚經濟，經濟學者與財團在拚政治，甚至連全球性國際醫療組織也在拚政治，世界頂尖疫苗研發機構也在拚經濟。
當代的媒體與網路力量也助長了這種「政治與經濟優先於一切」的意識型態，導致當疫情於各地迅速蔓延時，許多人的思慮與關注卻是那些政治與經濟層面的事。這樣的情況產生出一個極為可悲的現象：正當世界各地不斷出現極大量的確診人數與染疫死亡人數時，許多人卻仍能抱持著「事不關己」的心態，繼續過著自己正常的生活。似乎只要把確診病患隔離在特定病房或檢疫區域，限制他們與外界接觸，讓其他民眾可以繼續安心工作與生活，這就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要的任務及目標。似乎只要確診者不會牽連、妨礙到我們這邊（此岸），他們那邊（彼岸）的情況、感受、死活，是他們的事，跟我們這邊無關。
儘管在我們的社區、社會、鄰國、世界各地，都有著無數的人與家庭正在疫情中受苦受難，強大的政治與經濟意識型態，卻讓我們不僅與受苦的人如此遙遠，還敦促政府竭盡所能不要讓受苦者干擾我們的生活，並且使我們滿心期待進行「報復性」觀光旅遊及各種娛樂活動，期盼早日恢復以往那種「沒有染疫者」的正常社會與生活。
（二）後疫情時代中嚴重的人性失落
前所未見的世界疫情大戰於全球爆發之際，上述這種「政治與經濟優先於一切的意識型態」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時，不僅主導著各國去制訂出相關管制命令、防疫措施，將確診者與非染疫者做出嚴格的區分區隔，好讓其他人能儘早恢復正常生活，它更悄悄地去塑造著一種「後疫情時代」的新型態人類思維與思考邏輯，去建構出一個符合「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與「經濟正確」（economic correctness）的普世人類新生活方式與社會樣貌；換言之，後疫情時代中人們的內在心靈世界與外在現實世界，都勢必受到它有形無形的影響，以及直接間接的牽制（這種影響與牽制，特別明顯反映在人際互動與關係、人存在的意義與期望、工作與活動的目的與訴求、各種價值的界定與評估、各樣資源的分配與運用，以及群體社會的想像及目標等等範疇）。
然而，生活在這個時代及其世界中的人，我們究竟還剩下多少的人性呢？除了政治性與經濟性之外，我們的人性中還能找到什麼令人感動、能傳給下一代的信念與精神呢？單是從那些疫情相當嚴峻的國家之政府與官員花費在振興經濟與企業紓困上的預算，相比於那些花費在治療染疫者、照顧染疫者與病逝者之家屬、擴充防疫與醫療之人力、資源及設備等的預算，兩者的差距有多麼的遠，由此就可大概知道在這個時代中，人性失落的程度有多少？政治與經濟對人性的誘惑及試探有多大？我們對於人性或人道的反省及渴望有多深？
二十一世紀以來，儘管高度全球化、國際貿易活動往來頻繁促使許多國家的經濟獲益及發展達到倍數成長，卻也讓COVID-19成為普世的疫情危機，世界各地人們的生命如今都隨時受病毒威脅，並且截至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確診人數已經超過1.78億人，染疫死亡人數超過386萬人。1因此這次的疫情讓我們（特別是各國的執政掌權者）必須去認真思考：究竟是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重要？抑或是人的生命與生存重要？為了追求政治與經濟利益，卻讓人必須活在隨時可能染疫，以及承受隨後而來的重症與致命之高風險，這樣所付出的代價真的值得嗎？耶穌曾勸誡：「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十六26）2，耶穌的提醒對於此時此刻陷入疫情危機中的各國領袖與民眾，都是極重要的暮鼓晨鐘與警世良言。
（三）當全人類都陷入疫情大戰時，竟然仍有戰爭的發生
正當全人類都在對抗COVID-19疫情大戰時，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卻仍未見止息，在某些地區甚至還有新的戰事發生（例如，二○二一年五月十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爆發新戰事，造成雙方多人死傷）。3教宗與梵諦岡曾多次發布聲明，勸告世界各地還處於戰爭狀態的地區、交戰的各方能在疫情期間「停戰」。4
當看不見的病毒正在世界各地傷害著上億的人、殺害數百萬的人，此時若還有人使用武器去殺傷他人，這不僅荒謬且毫無人性。可以想見與預期的是，當人活在荒謬且無人性的處境中一段時間後，生命將難以替自身找到任何存在的意義、目的，以及價值；即使在外表上肉身似乎依然活著，但其心靈早已迷失；存在本身已可有可無、也似有似無。的確，在具有強烈殺傷力的COVID-19大敵威脅之下，人們若還不能團結互助，甚至還使用致命武器彼此攻擊傷害，那麼這種嚴重荒謬的情況，很可能讓日後那些從COVID-19疫情中倖存、並且還活到下一個世代的人，會以瘋狂、茫然、自我迷失的方式而活著。這不僅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下一波大規模傳染病何時又會爆發（所以任何長遠的人生目標都不具有意義），更是因為「人性」在上一個世代中已經被人們所丟棄。儘管科技或許還會在下一個世代繼續發展，但人性已無可挽回地退化至動物性的本質與特徵。屆時，人類將會以「動物模式」在世界中活著，即使人類自認為擁有著最頂尖的科技，他們終究敵不過下一波普世傳染病，這是歷史告知後人的事實。這就像二○二○年的我們，自認為擁有人類史上最高科技，但遭逢COVID-19疫情襲擊時卻完全無法招架，仍舊必須使出幾百年前那種古老的「隔離」與「封城」手段，作為防疫措施。科技發展史中的最大悲劇，與其說是新科技經常扭曲與異化人性、有極濃厚的政治掛勾與經濟利益、製造（而非解決）更多社會與環境問題，毋寧說是它大多成功地運用於研發出殺戮人類的武器，而非防禦人類天敵的利器。
二、COVID-19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樣貌、模式與型態
世界衛生組織於二○二○年五月中旬時提出警告：即使有效對抗COVID-19病毒的疫苗能順利研發出來，全世界的疫情還要在四、五年之後才會受到控制，且極可能不會完全撲滅。就像愛滋病病毒那樣，人類需要與COVID-19共存，並隨時必須採取有效保護措施，小心翼翼地防範它上身。5這意謂著，COVID-19將徹底改變人類原本的生活樣貌、模式與型態。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戴口罩」與「保持社交距離」必然成為全球各地人們的生活常態，使得人際疏離與冷漠之情況更加嚴重。
戴口罩使人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可以自然且自由地呈現自己的「完整面貌」；口罩遮掩了大部分的臉部特徵，長久下來，我們將不容易被他人記得（因為臉部特徵是辨識一個人的關鍵線索，也是能對他留下深刻印象、記憶與回憶他的重要元素），這也導致人的自我存在或存在感都將逐漸受到淡化與貶損。另一方面，「保持社交距離」也導致人與人的互動受到限制，長久下來，人將習慣於「不與外人互動」的生活型態；「保持社交距離」也加劇了我們對他人的防衛心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以及社會的冷漠感等等情況，使得人類社會中原本應有的溫暖熱情、友善互助與彼此關懷都逐漸消褪。
三、「霸凌染疫者」之文化與行動的創生
嚴峻疫情的長久衝擊，也勢必造成「集體恐慌」（mass hysteria∕mass panic）。人人戰戰兢兢、草木皆兵，處處風聲鶴唳、杯弓蛇影。在這種極度緊張狀態下，人們傾向將染疫者視為妖魔鬼怪、洪水猛獸，視他們為帶有危害人類之病毒的「異類」（異己者），並且展開「獵巫行動」，要用盡各種手段揪出他們，否則不善罷甘休，而後再送他們到特定的隔離處加以拘禁或治療（幾乎像在對待罪犯那樣）。即使他們已經從疫病中康復（甚至已有抗體），可以回歸社會，社會中那些多數的未染疫者卻仍然想盡辦法去歧視、排擠、標記、疏離他們。
網路時代使得歧視與霸凌染疫者的情況更加嚴重。例如，人們在網路上瘋狂「肉搜」出「超級傳播者」，公開散布確診者的姓名、相片、住處、職場等相關資訊，群眾集結為「網軍」，大肆譴責染疫者（尤其是傳播源頭、超級傳播者）的各種疏失行為。此外，網路霸凌的訊息連帶產生後續的實體霸凌。例如，連那些先前與染疫者熟識且熱絡的鄰舍、友人、同事，也開始對他們敬而遠之、避之唯恐不及。在疫情迅速爆發、無法控制的地區，特別容易醞釀出上述的「霸凌染疫者」之意識形態、社會次文化。此類意識形態在美國最為顯著、也最為嚴重，因為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已經出現多起嚴重歧視、攻擊、甚至槍殺「亞裔民眾」的事件（常被稱為「Covid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6
由於這種霸凌文化與行動的橫行，許多染疫者被迫像過街老鼠般躲藏隱匿、深居簡出，有些甚至還被迫必須搬離原有住處、更換工作。不論是網路或實體霸凌，都徹底剝奪與侵害染疫者的隱私、人權與生活。最終，染疫者被當作「非人」般的病毒、瘟疫那樣被看待、對待與虐待，而不是被當成是聖經所謂「具有上帝尊貴形像與樣式」之人。7
這種霸凌文化與行動也導致染疫者一方面要對抗身內病毒的攻擊，另一方面還要對抗身外網路與實體霸凌的攻訐，後者所造成身心靈的傷害，往往還大於前者。可悲的是，自從疫情在各地爆發以來，幾乎大多數的染疫者都必然經歷到這種「雙重傷害」。
似乎唯有將染疫者完全排除於社會之外，許多人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全感，也才能恢復正常生活；而在此之前，這樣的霸凌文化也不會消失，因為任何期盼社會能早日恢復以往那種「沒有染疫者」的正常生活之想法，都在傳遞一種強烈排擠與歧視染疫者的信念（強烈暗示有染疫者的社會就不是正常社會）。在過去科學醫學尚未開化的時代，古人是如何對待那些無法治癒的高傳染病患（如痲瘋病人），在如今號稱為科學文明時代，疫情卻讓我們看見這個世代的人性與人道，仍然停留在古代的水準，或許還更為落後。
事實上，沒有任何人願意成為染疫者；更重要的是，所有染疫者都是疫情的「無辜受害人」（他們從來都不是病毒的製造者或最初根源）。我們應當竭盡各種社會與醫療資源去幫助所有受害人，讓他們能得到妥善治療與照顧，並早日恢復正常生活，而不是歧視、疏離他們，好讓自己能恢復正常生活。不論是染疫者或是未染疫者，我們彼此都是這場「疫情世界大戰」中的同袍與盟友，而不是敵人或仇人。
四、重症者孤獨面對死亡：染疫病逝者及其家屬的永遠遺憾
為避免染疫者將病毒傳播給他人，目前世界各國對於確診者所採取的措施都是立即將他們隔離。隔離之後，則視染疫者的情況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一般來說，若是染疫者屬於無症狀或輕症者，只要經過特定時間的觀察或治療，並且經採檢確認他們已不具有病毒傳播力時，就會解除他們的隔離限制。
至於那些確診後出現重症且病情持續惡化的染疫者，他們的命運則是相當乖舛。由於重症染疫者具有較多症狀與較強病毒傳播力，因此大多數國家都採取最嚴厲的隔離措施對待他們，包括禁止他們的親屬家人前往探望或接觸。即使穿戴全套防護設備的第一線醫護人員，也僅能在特定時間以及在維持適切距離或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去探視或治療他們。不過，考量醫院的人力與防護器具的有限，醫護人員與他們接觸的時間通常都相當短暫。
這種對於重症染疫者採取的強制隔離政策，迫使他們在自己病情最嚴重、最需要有家人、醫護人員陪伴的時刻，卻需要孤獨對抗病毒；但更可悲的是，當他們無法戰勝病毒、最終在病危與臨終之際，卻仍然是孤單一人。換言之，從他們染疫入院治療的那天開始，直到他們離世，都完全無法與家人共處或會面。他們在死前這段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裡，除了必須忍受身體的病痛之外，還必須承受孤寂地面對死亡的心靈悲痛；而後，他們人生最終的一幕，就以極大的身心痛苦作為結束。與此同時，他們的家人也因為無法陪伴他們走過病危時期，亦無法見到他們斷氣前的最後一面，而成為家人心中永遠的悲傷與遺憾。不論是染疫病逝者或是他們家人，雙方都經歷到心靈最沉重的打擊與苦難。這樣的情況，或許是COVID-19疫情帶給人間最慟心的哀歌；在那些疫情慘烈且死亡人數極高的國家裡，這樣的人間悲劇每天都不斷地在眾多染疫者與他們家庭中上演。
五、群體焦慮不安成為普世現象
由於大規模傳染病的真正源頭，總是難以考察與證實（只能臆測或推論），因此人類歷史上多數的大規模傳染病（包括這次的COVID-19）都很難簡單歸類是天災或人禍，這也使得大規模傳染病被賦予了「未知性」與「神祕性」的本質，因而容易讓處於嚴峻疫情中的人產生深層的焦慮與不安。
其次，不少醫學專家指出，COVID-19染疫者的某些併發症（如肺纖維化）很可能無法完全治癒，而成為他們的終身後遺症。8即使染疫者在接受治療後能康復出院，也無法保證日後不再復發或是能免於再次感染（新變種）病毒。再加上，COVID-19的染疫者經常會遭受他人的歧視、排擠或疏離，這都使得他們容易出現焦慮、憂鬱或恐慌。
至於目前尚未染疫的人，也一樣無法在COVID-19疫情災難中置身度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預估，COVID-19病毒很可能無法完全消滅，而會一直存在於人類群體中。此外，許多國家已經出現傳播力更強、致命率更高的各種COVID-19變種病毒株，這些變種病毒株是否會在全球各地掀起另一波疫情大爆發？而許多國家目前替民眾所施打的疫苗（如AZ、BNT、莫德納、嬌生等），又是否對於日後新一代的變種病毒株或另類突變型異種病毒株，能有效發揮抵抗作用？以上這些因素都使得目前學者專家根本無法預測疫情在未來是否能控制或撲滅。另一方面，COVID-19疫情在許多國家造成嚴重經濟與社會問題（例如經濟發展停滯、倒閉與失業潮、貧富差距懸殊、醫療資源缺乏、有效疫苗取得不易、人與人之間冷漠疏離等等），同時也徹底改變了人們原本的生活樣貌、模式與型態。因此，即使是未感染的人，面對病毒與變種病毒的長期威脅、生活方式被迫改變，以及個人、整體社會的未來都充滿許多變數與不穩定性等現況與現實問題，也一樣容易出現焦慮、憂鬱、恐慌。
第三，世界大多數國家遭逢國內COVID-19疫情大爆發或再度轉為嚴峻時，政府大都會採取「封城」或嚴格限制民眾外出活動的防疫警戒措施，一旦這類限制政策頒布施行後，人們通常會立即瘋狂搶購糧食、民生用品與防疫裝備；並且幾乎毫無例外，大多數民眾都會搶購遠遠超過自己與家庭日常所需用的分量，緊接著就出現各地賣場物品皆一掃而空的情況，導致那些後來才到賣場的人無法買到日常需用的基本物品。這樣瘋狂搶購與囤積的行為，不僅造成賣場物資缺貨的惡性循環，也容易引發群體不安、焦慮與恐慌。儘管政府、媒體與社會各界都會強調各種物資皆十分充足，同時高喊「團結合作」、「同舟共濟」、「要有同理心」等口號，呼籲民眾不要搶購與囤積物資。但往往事與願違，在封城令或限制令頒布的一瞬間，大多數人們就成為搶購大賽中絕對不落人後的狂熱競爭者，而不再是互信的同胞、互助的居民、互讓的鄰舍。上述這類問題的肇因是COVID-19疫情帶來普世集體危機，已然改變了「後疫情時代」人們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9，並招致人性嚴重失落。依神學的詮釋則為：嚴峻疫情或防疫限制令――或其產生的群體恐慌――提供人可以合理化自我中心與自私行為的一個處境，將我們心靈深處所潛藏的私慾「罪性」，不需壓抑地召喚出來，並在瘋狂搶購與囤積的行為中顯露出來。事實上，封城處境下的囤積行為是壓迫他者的作為；我們為了使自己與家人可以更寬裕地正常生活，罔顧他人的生活因此而陷入異常與匱乏。這就如同人類歷史上很多戰爭中出現的嚴重饑荒問題，往往都不是源自於糧食告罄，而是被人霸占或囤積。若是這類限制令持續一段更長久的時間，人們焦慮與恐慌的情況更容易惡化。
上面曾提及，疫情長久衝擊與震盪影響，勢必造成「集體恐慌」，不論是染疫者或是未染疫者，不論是目前正深陷疫情災難的地區或是疫情逐漸趨緩的地區，不論是貧窮國家或富裕國家，在COVID-19疫情中，都有各自的擔憂，而各種心理或精神問題（特別是焦慮、憂鬱、不安、孤獨、茫然、失落、絕望、自殺等問題）也都會在世界各地出現，並且還會越來越嚴重。「第一次世界疫情大戰」導致群體焦慮不安已成為普世現象。為此，世界衛生組織從二○二○年五月開始，就呼籲各國政府必須撥經費、及早規畫有效的治療與照護政策，去處理疫情所造成人們在心理與精神方面的問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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