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台灣

小確幸的時代意義



「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我認為人生只不過像乾巴巴的沙漠而已。」村上春樹在小說裡這麼說。

「小確幸」確實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與青年世代的關鍵字（註），它既是商品行銷的流行口號，也是台灣發展停滯不前的代罪羔羊。然而，太多對「小確幸」的批評都是對其根源與意義的不理解。

一種主流論述（特別是來自財經界）喜歡把小確幸是和大志向對比，他們認為台灣年輕人太小確幸，只向內看，只想開咖啡店、蹲在社區、做小東西；真正志氣的青年，應該要走出去，不論是去中國、去澳洲、還是去西方。

這一來是不了解小確幸之所以是小確幸的理由，二來不了解小確幸翻轉的時代意義，甚至不知道小確幸可能比去上海打工的人更國際化！

首先，很少人注意到兩種小確幸的區分，一種是消費意義，一種是作為工作。兩者有某些相同的背景，但也有很不同的意義。

有一些人指出過，小確幸出現的社會脈絡很大部分是來自台灣經濟的崩壞與世代不正義。尤其，年輕人薪資停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加上物價與房價上漲，貧窮化的年輕世代只能透過簡單的消費來感受那「微小而確定的幸福」，不論是美食或旅遊。小確幸因此成為一種生活風格的追求。

這意味者，小確幸的現象是大人們造成的惡果，是他們的父輩世代沒有讓台灣經濟轉型、是他們讓貧富不均日益惡化，所以被擠壓的「魯蛇」世代只能選擇那些微小幸福。

上一個世代沒能推動台灣經濟前進也影響小確幸作為一種工作選擇態度：與其去選擇低薪工作乃至大量的非典型工作，很多年輕人更寧願選擇微型創業，以及返鄉創業。

另一方面，除了經濟環境不如以往的「推力」，這個小確幸世代其實代表台灣社會的前進：他們比父輩們更具有更多元的價值，他們不以競爭力、賺大錢為最高價值，而是寧願選擇更能實踐自我的工作。同時，不論是開獨立小店（以反對壟斷連鎖）、追求環境友善、本土農業，他們其實是這個新時代價值的創造者。或者更精確地說，他們是過去二十年的革命的後代：因為戰後台灣的發展模式就是威權政治加上經濟成長主義，但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衝擊了過去單一的主流價值，讓環境保護、社區改造、多元平權、民主參與等改變台灣社會，年輕世代可以說出生就承接了這些價值，並且讓這些價值開花結果。

更進一步來看，在台灣開店的小確幸世代是內向、去外國打工才是大志向，其實是一種錯誤的對立：除了著名的麵包師，台灣的咖啡師也拿下世界冠軍，台南的霜淇淋店在日本拿到比賽大獎，這證明他們的國際水準。此外，台灣的許多農業工作者、社區工作者也有深厚國際視野，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他們是真正國際視野、在地實踐。也有許多民宿或生活小店的經營者是走過地球許多地方，然後回到故鄉，開啟了他的夢想。可以說，他們許多人是在追求「職人精神」：把一杯咖啡做好，把水果種好，把一種工藝做到更精緻。

這些與其他國家相比並不特殊，台灣熟悉的日本有更多青年選擇這樣的工作，歐美更是。因為，這些「先進」國家具有更多元的價值，而不像發展中國家只以拼經濟作為最高價值。認為去國外打工更有志向，實在是一種過時的想法。

所以去批評年輕人不往外走是沒有意義的批評：因為有能力、願意往外走的人，自然會出去，而願意留在台灣或者返鄉從事更草根工作的人，當然也是一種美好的實踐，且也是真真切切地改變台灣。

當然，這並不是說現在的年輕世代一切就很好，內向封閉就是對的。台灣社會當然視野狹窄、缺乏國際觀，但有這問題的人可能不只是在一個在台灣工作的年輕人，也可能是一名去中國工作的創業家，因為問題在於我們的教育和我們的媒體提供多少思想的養分，廣闊的視野。這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業。

結論是：小確幸世代是台灣過去發展路徑依賴的產物，上一代的企業人士沒有讓台灣經濟向上提升，卻批評年輕世代的小確幸心態，是很荒謬的。另一方面，小確幸世代也是此前社會改革者的後代，因此讓他們有多元的價值。但他們當然有其局限性，只是這個局限性的根源不在於他們，掌握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媒體的老人們。

註，以聯合報系來說，在二○○六年出現第一則以小確幸為關鍵字的報導，到二○一○年還只有三則，後來就被倍數成長。見邱子珉，《從「小確幸」現象看台灣八○後世代的失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所碩士論文，二○一六。



這座城市沒有噪音

台北地下文化的基地與十五年來一直是獨立音樂搖籃的Live House「地下社會」，在二○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午夜被迫關門了。這一天，正好是台灣解嚴二十五週年。

回到那個冰冷黑暗的戒嚴體制下，我們只有一個「純淨」的社會，只有單一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忠黨愛國加經濟發展），而沒有任何異質與異議的可能：在七○年代初期，長髮男子還會被抓進警局中剪頭髮。

也是從七○年代，新的力量，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開始掙脫戒嚴體制的霸權價值：文藝青年們開始打破道德法西斯逐步建立起青年反文化；鄉土／本土意識開始對抗陳舊的大中國意識；民主運動開始對黨國體制的控制提出挑戰；各種社會矛盾也不斷爆發，挑戰以經濟成長為唯一價值的發展策略。

腐朽的單一價值秩序逐漸崩解，國民黨終於被迫在一九八七年解嚴。解嚴更進一步解放了人們被桎梏多年的想像力與實踐可能，更多思想、文化與社會的小革命開始在街頭、在書店、在地下室、在人們的腦中湧現。音樂也是—正好在解嚴後，「新台語歌」和地下音樂開始衝擊八○年代保守的流行音樂。

進入九○年代初期，各種另類的文化與思潮在島嶼的邊緣爆發，到了九○年代中期幾乎成就一個高潮—以音樂來說，出現了春天吶喊音樂祭以及野台開唱的前身，而女巫店、地下社會和更多的live house出現，一個新的地下文化場景於焉浮現。

只是，隨著形式民主的確立（九六年首次總統直選），以及九○年代全球化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八○年代到九○年代中期的社會反抗與躁動逐漸平息，部分異議之聲與主流和平共存，只剩少數人繼續持續游擊。

從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來看，戒嚴體制下的政治威權加經濟發展的保守價值雖然不斷被挑戰，但是保守主義的核心並沒有被徹底顛覆。民主化二十多年，人民雖然獲得自由，卻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而是讓資本成為社會的主人，讓金權政治主導了我們的政治。

解嚴二十五年，經歷這麼多場社會運動和政黨輪替，我們赫然發現發展主義的幽靈回來了，而保守主義的幽靈卻始終在此—政治戒嚴解除了，道德戒嚴卻開始了。現在的人們比二十五年前的人更懂得追求「美好生活」，但這個美好生活的想像背後是中產階級的道德觀，是地產霸權作為物質基礎。這是威權統治的當代變種，富有的秩序守護者要剷除那些礙眼的異質，要在城市中消滅那些破敗的房子蓋起嶄新的大樓（在許多例子中建商會先蓋起叫做「台北好好看」的假公園），在城市的河岸拆毀破舊的都市原住民部落，要把吸菸者、遊民、偶爾在公園喝酒談天的文藝青年驅逐出公園，要拒絕癌童中途之家進入他們高貴的社區。

於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乾淨無菌、沒有人渣失敗者流浪漢邊緣人搖滾青年與頹廢詩人，最好也沒有窮人的城市；在那裡，將沒有黑暗的地下社會，只有光亮潔白的地上美麗新世界。

走了一個地下社會，不只代表這個城市失去了多樣的豐富靈魂，或者這個政府對於音樂產業的根源是多麼漠視，而是當這座城市沒有了地下噪音，這個民主之殼也將失去異議。

輯二 香港

《十年》之前—現在還來得及

二○一四年，台灣和香港都經歷了歷史性的公民運動。

一年後，台灣的金曲獎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了獨立樂隊滅火器為太陽花運動所寫的歌曲〈島嶼天光〉。這既是一個文化的也是一個政治的歷史時刻：金曲獎這個台灣流行音樂最重要獎項把年度最佳歌曲頒給一個獨立樂隊，並且是一首誕生於社會抗爭的歌曲。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出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的劇烈變遷。

在香港雨傘運動後一年多後，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給了一部本地獨立製片、一部非常政治的電影《十年》。這不僅是香港年度文化事件，也會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記憶。

然而，後太陽花的台灣，氣氛是昂揚的，年輕人覺得被empowered：他們讓柯文哲當選市長，讓國民黨倒台和小英上台，他們覺得他們可以改變些什麼。

香港卻是相反：後雨傘的氣氛是低迷的、是挫敗的，只有主張自決甚至獨立的本土思潮，以及勇武抗爭越來越受到年輕人支持，似乎越來越少人相信透過體制可以改變香港。

《十年》這部影片的成本約五十萬港元，由五部短片分別想像十年後的香港：政府為了推動國安法而暗殺議員以製造混亂；普通話和簡體字成為香港主流，不懂普通話的的士司機難以生存；本地農業受到擠壓、書籍被查禁，而香港少年如紅衛兵般去鬥爭還有本土意識的上一代；一對戀人以製作標本的方式保衛城市「被消失」的事物；最激烈的一部片在二十三條已立法的香港，有人為了港獨理念而絕食，甚至自焚。

上片初期只有個別影院播放，但口碑越來越好，一個月後《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批評《十年》這部片「宣揚絕望」，「帶給香港社會的害處很可能大過好處」，並說該片票房只有三百多萬，影響的只是香港小眾。此話一出，小眾很快成為大眾，兩個月後，《十年》票房累積至六百萬港元，連續三周躋身香港十大賣座電影，並繼續由公民團體組織在香港各大社區放映，反應熱烈。

然後，這部片拿到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

不少人質疑這部片藝術性不夠，以及頒獎的動機是政治性的。當然，一部電影的藝術性是見仁見智的，許多商業片拿到最佳影片也都是可被爭議；而最佳影片到底是什麼判準，每個人心中的尺也都不同—一種看法便是，一旦某部片反映某個時代人心的渴望與焦慮到了成為現象的地步，乃是年度影片的重要精神。

無論如何，當《十年》不只是屬於一種反抗的姿態，而被香港最主流的電影獎項所接受，確實代表香港人心轉變之激烈。這已經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

看看從去年十二月《十年》上映到這個春天（二○一六）的香港發生了什麼事：銅鑼灣書店老闆被消失、警察和民眾嚴重流血衝突的旺角騷動、「以本土主義為綱，勇武抗爭為實，堅守港中區隔」的參選人在新界東補選中15％得票率，學民思潮宣布停止。

這是一個極為焦慮與惶惶然的香港，絕望的年輕人只能越來越激進化，或者用另一種文化方式去表達他們的困頓與不滿：如去年香港政治諷刺網路節目「毛記電視」頒獎典禮造成熱潮，人們是在城市不同角落聚集起來一起看；《十年》也在四月一日於三十個以上社區同步舉行放映會和映後導演的線上對談。可以說，這些香港青年世代的集體觀影是對具有濃厚本土情懷的文化想像的肯認、是對當下的拒絕，更是對另一種未來的渴望。

這是當下香港最迫切的命題，但香港主流電影工業卻無能反思，商業電影中偶爾出現的政治暗喻就能讓許多人興奮地覺得那反映出現實。然而，香港電影工業的主流是合拍片，而中港合作的影片怎可能去討論最敏感的中港矛盾或者北京的政治黑手呢？這是當下香港電影文化的最大弔詭。

《十年》或許有不少瑕疵，或許許多人不同意其觀點，但這部影片代表的是香港這一代青年在主流電影界迴避思考自身的命運時，願意去質問他們的未來，並提醒人們，這個島嶼將走向人們不想見到的未來—如果這個城市的人不嘗試奪回他們的未來十年。

「現在還來得及」—這是電影最終的字幕。

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

香港當然不是文化沙漠，但是來自地產霸權和不友善的公共政策所形成的沙塵暴確實強大，因此文化創意工作者的日常生存和演出空間非常有限。

然而過去數年，在觀塘與牛頭角一帶的工廠大廈中，散布著許多文化小綠洲，有許多文化創意工作者在此蟄居或游擊，不論是設計店鋪、個人工作室、藝廊、小咖啡店等等，他們在這些困頓的環境中，奮力演繹自己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成為另一種香港美麗的風景。

在最近這兩週，有一連串的活動在這些工廈中進行，包括烹飪教室、工藝工作坊、藝術欣賞、獨立書店講座、電影放映等等，其中一場是在一間Live House的音樂表演，演出者是知名香港歌手何韻詩和幾個獨立樂隊。

這是歌手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出的一站，那些音樂以外的活動是由她的團隊和另一個單位「牛遊」合作舉辦的。

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出，並不僅僅是音樂表演，而是一個實驗，一場文化和社區運動：因為她希望在每一站都有和社區連結的不同方式。

這一站的名稱是：「有種香港叫做『工廈生命力』」。

過去三年，歌手何韻詩經歷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二○一二年底，她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並且參與組成同志平權團體「大愛同盟」，成為公眾意見領袖；二○一四年，她開始寫專欄，並走到雨傘運動前線，成為華語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個參與公民抗命而被拘捕的明星歌手。

此刻的香港是低迷而憂鬱的，人們對何韻詩的未來也有許多猜測。在雨傘運動後，她選擇在音樂上重新出發，並以獨立歌手身分出發。

「今天，我正式從主流歌手成為獨立歌手，這個遲來的春天，滿是可能性。朋友們，不用替我擔心，我生命力頑強，像長在崖上的花，每每在最嚴峻的處境，才最能盛放。

面對前方的未知，我無限期待，同時也無畏無懼。」

這是她的獨立宣言。

過去何韻詩是主流音樂工業的知名歌手、是梅豔芳的徒弟，但阿詩一直很重視自己在音樂創作上的自主性，不想成為唱片公司打造的偶像歌手。她跟我說：「我的個性本來就是對於規則、對於大家慣性在用的方法很不以為然。因為你可能很穩定地賺，但是不會有成長。我是一個一直在追求成長的人。」

因此，何韻詩與主流音樂產業的斷裂是一場遲來的分手。這不只是因為政治壓力，而是香港的主流音樂工業早已衰落，失去想像與創新的能力。她認為主流樂壇太過「離地」，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知道在不同社會角落茁壯的生命力。

這兩年間，她開始認識更多優秀的獨立文化工作者，她也相信這是未來她可以扮演好的角色：扮演主流和獨立音樂之間的橋梁，透過她的音樂去傳遞理念。

「十八種香港」巡迴演唱會就是要「將有心有力的香港人，重新連接起來，重新描繪一個被遺忘了的香港。」她在文章中如此描述。

「這個計畫，根本不只是一個個人巡演，而應該是一個集體社區實驗。『十八』，起點為香港十八區，但亦可以解讀為十八般武藝，18ways of life。香港本應是個擁有無限可能的地方，集合中西方的最長處，只是不知從何時被規限了，個性被沖淡了。現時香港，可謂身處最狹窄的年代，做任何事好似都只有一個方法：抗爭如是，唱歌如是，拍戲如是，甚至表達自己也如是。」

簡言之，這個巡迴是要透過她的音樂，一方面是連結起各種獨立的、草根的文化工作者，另方面使大家重新去認識香港不同的社區，重新想像不同的香港。

這正是現在的香港需要的。香港正處於一個重新尋找自我認同的時刻，正經歷一場巨大的社會與價值轉型，人人都在思考香港的出路：「後中環價值」的香港精神是什麼呢？與中國的關係該何去何從？

何韻詩在許多時刻選擇了一條更挑戰的險路：她的公開出櫃、她的公民抗命、她從主流到獨立的音樂生涯—她的勇氣也是香港社會該具有的，一如這個演唱會的另一個標題「Re-imagine Hong Kong」：十八種香港，無限種可能。

輯一 台灣

小確幸的時代意義



「如果沒有這種小確幸，我認為人生只不過像乾巴巴的沙漠而已。」村上春樹在小說裡這麼說。

「小確幸」確實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與青年世代的關鍵字（註），它既是商品行銷的流行口號，也是台灣發展停滯不前的代罪羔羊。然而，太多對「小確幸」的批評都是對其根源與意義的不理解。

一種主流論述（特別是來自財經界）喜歡把小確幸是和大志向對比，他們認為台灣年輕人太小確幸，只向內看，只想開咖啡店、蹲在社區、做小東西；真正志氣的青年，應該要走出去，不論是去中國、去澳洲、還是去西方。

這一來是不了...

從憤怒出來的搖滾／劉克襄

前些時，在松菸湖畔的閱樂書店舉行新書《虎地貓》發表會，鐵志剛好是顧問，順道過來致意。會前閒聊，他詢及台東友人顧秀賢。進而提到一九八八年元月創辨的自立早報副刊，對他青少年時代的影響，我才恍然悟起此段歲月。

當時我和秀賢等人負責此一副刊的編務，主採文化評論路線，約集諸多相關寫手，針對社會時局、城鄉發展和歷史風物等面向，提出各類包羅萬象的建言。出身環保運動的我，嘗試著把副刊帶向另一個可能。不僅僅是文學家創作發表的園地，同時也能成為各階層知識份子表述意見的場域。

如今推算，那時的鐵志還在讀書，一個生澀、早熟的藝文少年，可能被搖滾音樂和鄉土文學略略啟蒙，但在社會體制的劇烈崩解下，早熟的靈魂也具體感受到時代即將銳變。我們的副刊不同於一般文學副刊的內涵，或許也幫他打開過一道眼界。時隔煙遠，我常奔走於野外和鄉鎮部落，早已忘記這一副刊跟我的關係，或者回顧當時可能帶來的意義。不想，他仍記得此一園地，同時充滿啟發的感懷。

當時編此副刊，報社高層對此路線多少是充滿疑慮，希望仍舊以文學為主體。但我以為時代不同，應該展現多樣文化論述，提供更多思考論辯，何況當時自立晚報副刊已走出鄉土文學重鎮的格局，早報更該摸索新方向。

當時若有些小扦格，無疑是來自這類的質疑。但我還是編得興緻昂然，尤其是創刊後不久，陸續聽到這類外界的支持聲音。但時隔近一甲子，還有人慎重提到，讓人不覺得眼睛一亮。彷彿當年編此副刊，還有這樣一位年輕人被啟蒙，似乎就值得了。

或許，對很多不滿體制的年輕人來說，這樣一份不時帶著憤青質地，對主流威權文化充滿反抗的園地，好像是滿潮前夕，最早到來的第一波浪潮。當潮汐衝抵一個青少年的腳踝，自是讓他感到新奇。

但我從未想到，如今換他成為造浪者，我成為佇立海邊的人。當年的海洋，換他來興風，在晚近的社會運動裡，掀起一波波時代的新浪潮。鐵志的敏銳觀察，以及激進的理想實踐，化作多樣的精彩論述。彷彿轟隆巨浪，不斷在我眼前翻滾。

本書結集的內容，都是當今發生的重要文化和社會運動議題，台灣、香港和中國，我們共同關心的三大區塊，鐵志以更年輕更貼近的睿智視野，全面介入。不論編輯策劃和書寫，關心向度常能嫻熟地涵蓋整個時代不同區域的文化脈絡和屬性，進而適時提出分析和看法。那是一個過往七○年代副刊主編如高信疆才擁有的高度，又彷彿混搭了哪吒三太子的青春叛逆。

我的共鳴特別強，或許也緣自於這一港中台三個地區的高度重疊性。在台灣，許多社會運動和環境議題上，我們幾乎都是站在同一陣線，譬如反國光石化。當然，更多是他成為第一線反對者，我只是站在後面搖旗吶喊。在諸多社會運動的議題，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或許是他最拿手的，以音樂結合政治的論述和實踐。重金屬、流行搖滾結合本土音樂。那樣憤怒帶來的聲音，澎湃嘹亮地常讓我浪漫的以為，整個時代已然來到翻轉的臨界點。

香港又是一個視野的高度。二○一○年後，在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下，香港市民在生活上產生很多矛盾。梁振英當選特首，港人更確定一國兩制已經變調。年輕人的茫然和土地認同，還有各式各樣家園環境運動的保護，都在此時一併爆發。

當香港開始浮躁不安，我們是少數身在其中，最密切注意這一波波社會運動的台灣作家。鐵志因為妻子為港人，常在港台間來去。我在香港，則因作家訪問和教書，長時旅居。鐵志在香港主編《號外》，正好是我積極宣揚香港郊野信念時。他的香港觀察更讓我清楚地靠緊這個城市，從多元的角度觀察它的未來。甚而，從這個城市的位置，觀看中國的龐然，以及跟台灣的互動。

這樣不循過往本土文化的變革，把台灣當下的狀況和世界緊緊接軌。鐵志跟許多年輕的文化工作者一樣，灌注了許多新的思維和實踐創意。前年結束香港編務，回到台灣，他的活動面向更加寬廣。個人寫作也好，經營媒體平台、獨立書店亦然，乃至參與網路新媒體的創辨，他都繼續嘗試搭建一個更深刻多元的公共領域，推動在地思想深化的可能。這本書的結集，當是了解此一階段的重要指南。

但乍看彷彿成功，彷彿是文化大前鋒，時代不盡然是站他那一邊，或者可以適時地提供他盡情發揮才情的空間。以前在一些聚會場合，我曾試著推舉其擔任政府要職，或者擔任重要媒體的負責人，怎奈都遭到相關單位的委婉推拒。我才訝異整個社會對他的理想信念仍充滿猶疑。

理由或許不少，但直白的原因只有一個，聽到他的名字，彷若聽到文化小太保那般驚悚，隨即有一種害怕。他們不擔心鐵志帶來新的視野，新的創意發想，只是怕他也顛覆既有的基礎。

鐵志彷彿代表著革命，最容易推翻體制的危險知識份子。或許，他太憤怒了，但社會依舊溫和。拒絕者並非不知，時代已滾向鐵志那兒，只是不以為，社會應該如是快速進展。但鐵志比我們更接近那要求改變的脈動，他在第一線，清楚掌握年輕人的渴望。同年級的人，也只有少數像他，擁有全面的高度視野，跟當代的時代潮流熱情對話。不斷地以合理的創新，衝撞社會體制，試圖走得更好。我們的猶豫有時是理智、成熟的，但也常像絆腳石。

就不知哪天，鐵志若有公職的機會，他的信念透過社會公器實踐時會是何等情景。或者，他永遠在民間，反而更能朝理想的方向實踐。



文章淑世，公器兼達天下／陳冠中

二○○四年中，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的張鐵志「飄移出學術軌道」，開始了他以筆為幟，在「公共領域」評論公共議題的生涯。幾年後，他在台灣的筆耕，吸引到一群銳意求變的大陸媒體人的注意，邀他「進入中國的公共領域，認識更多媒體人、文化人和異議份子」，並在當時最開放的重要報刊如《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新京報》、《南都週刊》、《鳳凰週刊》、《讀庫》、《財新新世紀》等版面上，發表政論、書評、樂評文章。本世紀的第一個十二年是大陸思想傳媒、公共領域、公民社會較為活躍的階段。

我認識鐵志的時候，他已經是一位足跡遍兩岸、甚受大陸傳媒注意的新銳評論家，也即他自己所說的「中國公共領域的活躍作者。」我們同屬一個三地知識份子的谷歌郵件群組，並有許多傳媒界、學術界的共同朋友。價值觀和世界觀方面，我認為我們堪稱同路。

但時代是倉促的，究竟這已是公共領域日益崩壞的年代，也是公共知識份子處境江河日下甚至有人身風險的時期。我欣賞鐵志的是，他對此趨勢看得很清楚，但卻沒有放棄或只獨善其身，仍選擇兼達天下，他說：「台灣主流媒體的墜落速度讓人難以想像，而中國媒體的言論空間則不斷緊縮」，「我成為一個敏感人物。」一個年輕公共知識份子有這樣的堅毅淑世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難能可貴。

二○一二年，他受聘出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在他到港履職那天下午，我安排了他與《號外》一眾元老、現任出版人以及編輯一起茶敘。這是我作為退休老號外人的唯一貢獻。隨後幾年的香港社會翻天覆地，而鐵志不負眾望，義無反顧的帶著酷愛弄潮的《號外》再度走到時代的尖端。

兩年半後，回到台灣，他繼續以文章為思想武器，同時以時政網媒、問政視頻以及書店空間為社會公器，矢志「拯救台灣的新聞，重建台灣的媒體公共領域」，堅定地「與這個時代肉博」，將脆弱的公共領域公知事業進行到底。

像鐵志這樣能夠近距離接上台灣、大陸、香港的「地氣」，並對三地社會政治文化都有真知灼見的健筆，並不多見──這本文集，就是說明。

從憤怒出來的搖滾／劉克襄

前些時，在松菸湖畔的閱樂書店舉行新書《虎地貓》發表會，鐵志剛好是顧問，順道過來致意。會前閒聊，他詢及台東友人顧秀賢。進而提到一九八八年元月創辨的自立早報副刊，對他青少年時代的影響，我才恍然悟起此段歲月。

當時我和秀賢等人負責此一副刊的編務，主採文化評論路線，約集諸多相關寫手，針對社會時局、城鄉發展和歷史風物等面向，提出各類包羅萬象的建言。出身環保運動的我，嘗試著把副刊帶向另一個可能。不僅僅是文學家創作發表的園地，同時也能成為各階層知識份子表述意見的場域。

如今推算，那時...

像搖滾般寫下去

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第一本關於台灣（和香港與中國）的文化評論集。在兩本西方音樂與文化的專書《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關於美國文化評論的書《反叛的凝視》之後，終於有了這本遲到很久的書。

《燃燒的年代》試圖描繪當下台灣文化的幾個重要趨勢：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和公共精神，這些力量不僅改變了當代台灣文化的內涵和文創產業的樣貌，更衝擊了既有的政治版圖與經濟模式，前者包括從太陽花到二○一六年大選，後者如這幾年興起的所謂「生活風格」產業或新農業（或被標籤為「小確幸」產業）——這些在本書中都有詳細討論。簡言之，台灣的青年世代（亦即是後解嚴世代）具有更多元的價值，希望在壟斷資本和既有政治力量之外尋找新的可能，他們更有獨立精神來追求自我實踐，也更有公共參與開放的精神，而這三者都有於網路的出現而有了更豐富的可能；或者說，這三者是網路世界應該帶來的解放力量。

但這不只是一本文化趨勢觀察手冊（雖然可以這樣用），我也試圖在不同文章中探索文化與政治與商業力量的糾葛，拆解文化作品（音樂電影或文學）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以探索一條文化自主性之路。

在這裡，我們既要拆解，也要重建，以重新想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

書名主標題「燃燒的年代」，是因為在過去這幾年，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和公共精神」在台灣和香港都引發熾熱而猛烈的燃燒：在新舊典範之間、新舊想像之間、新舊資源和權力之間的衝撞與摩擦，造成了熊熊火焰。至於中國，如我在書中描述，在○八年到一二年之間也有幾點星火，但在過去幾年卻被暴力地熄滅。

在這個燃燒的年代中，我自己用不同的角色參與部分，並且在這過程中從青年世代走到不再青春的「大叔」。

我最主要的認同是一名寫作者。當初從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轉向寫作，是因為學術工作是對一個知識領域漫長而深刻的不斷鑽研，這當然令人感佩，但我對於寫作具有更大的熱情——我的寫作不是虛構創作，而是關注不同知識（從搖滾樂到國際思潮到台灣政治），並以知識介入現實，去改變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因此我想要冒這個險，試試作為一個獨立寫作者、一個有機知識份子的可能性。

我很喜歡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何要寫作中」一文所陳述的理由：

1.純粹的自我。包括向那些在你童年冷落你的大人出口氣，決心要過自己的生活到底。

2.美學的熱情。對文字和它們的恰當組合的感知，在語音的碰撞、堅實的文字、有節奏的好故事中所取得的愉悅感，希望分享自己認為寶貴而不可缺少的體驗。

3.歷史衝動。希望看到歷史的真實面貌，尋找並為後代儲存真實事件的欲求

4.政治目的。這裡的「政治」有極廣泛的意義：把世界向某個方向推進，改變人們為之奮鬥的社會的理念。

這四個理由在我身上都有。一如歐威爾的自我描述，我的評論也首先是立場鮮明的，希望能揭露事件背後的結構性權力，呈現人們未能見到的事實與歷史，詮釋與賦予事件和行動意義。這是我寫作最初也是最終的目的。

也如同歐威爾說，「過去十年裡我最想做的事情，是讓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也相信文字的美學是表達不可或缺的。我希望自己的評論文字不只是乾燥的論理，也要有散文的感性風格。一些前輩與朋友確實看到我的努力，評價我的作品為知性散文，但我深知，要走出自己風格的散文之路，路尚遙遠。

除了寫作，過去七、八年我也經歷不同媒介的媒體主管工作。

我喜歡創新與改變，所以把每一個媒體工作都當作一場公共領域的實驗。除了年輕時代當過一兩年記者，第一份媒體主管是參與《旺報》創刊，擔任文化副刊主任，創辦一份每週一次二十頁的文化週報，不僅製作當代中國文化專題，且引入許多中國重要的且異議的作者（註），然後是擔任《陽光時務》雜誌台灣總監——這是華人社會第一份純iPad雜誌，具有高度運動性和思想性；2012年秋天到赴香港擔任《號外》雜誌總編輯兼共同出版人，把這份香港傳奇文化與時尚媒體變身為更有文化深度和社會介入性格，以及參與創辦《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和《號外》同公司，所以同時身兼籌備創刊工作和初期編務），再到2015年回台參與《報導者》和《政問》的創辦（詳情見本書）。這過程讓我幾乎參與各種形式和內容的媒體，但對我來說，本質都一樣，就是回到本書副標：希望更與新世代對話、更昂揚多元獨立文化，更深化公共精神。

從大學積極參與學運以來，這二十年來也參與許多公民運動。尤其是在過去十年，開始以藝文界身份和朋友們一起參與關注野草莓學運、三鶯部落拆遷、反對國光石化、反核、反美麗灣等等，另方面也和另一群藝文界朋友關注文化政策，在2011組成「文化元年」，舉辦了總統大選三黨後選人文化政策問答會——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總統候選人針對文化政策提出政見、並接受文化界提問。

二○一四年年底，我被藝文團體推薦參與台北市長文化局長遴選，目的就是希望把這幾年累積的文化能量和理念帶進公部門，以重新想像文化政策，並很榮幸獲得遴選委員票選最高票。雖然最終落選，但民間還有太多文化工作可以開展，我也沒有一刻停下腳步。這本書可以說是這幾年思考與實踐的部分集結。

我是一個搖滾樂迷，搖滾始終是我心中那把不滅之火，讓我可以不斷勇敢去冒險、去衝撞、去顛覆式創新。克襄在序中所說「文化小太保」或許誇張了些，但是似乎也捕捉到我的寫作和工作態度。回首大學畢業來這二十年的工作，離開哥大當然是一個最大的冒險，而我的寫作主題也大部分是走人少之路：不論是音樂與政治，另類文化與社運，中國人權與香港政治，起初都是寂寞的議題。我的媒體之路也多半不是在舒適圈，而是去創造與改造。在寫作與媒體之外，還有一個中年大叔心中對改變世界不斷燃燒的天真與熱情。

這是搖滾帶給我的生命態度。要像一首搖滾曲般寫下去，像一首搖滾曲般活出自己。

註：這需要特別說明。二○○九年初，旺旺集團剛買下中時，人們尚在觀望。創刊總編輯黃清龍先生請我加入旺報擔任文化副刊主任，我當然不會來頌揚這個政權，但天生有點反骨的我決定接受挑戰，主要是因為總編輯允諾我可以辦一份週日的文化週報。英美等國報紙的週日版，都是重視文化與與思想內容，即使中國的好報紙都是如此，但台灣媒體週末只有休閒娛樂，這是我一直希望改變的。更何況，我熟悉許多中國的優秀作者（許多當然是異議份子），讓他們在台灣媒體上提出對中國的批判與反思（如廖亦武、余杰、滕標等）更有意義。但是，籌備期半年紅線尚不明顯，創刊兩個月後，蔡老闆就對我的部分有意見，我當然不願編輯自由受限，只能選擇離開，回到一個獨立寫作者身分。

像搖滾般寫下去

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第一本關於台灣（和香港與中國）的文化評論集。在兩本西方音樂與文化的專書《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關於美國文化評論的書《反叛的凝視》之後，終於有了這本遲到很久的書。

《燃燒的年代》試圖描繪當下台灣文化的幾個重要趨勢：獨立文化、青年世代和公共精神，這些力量不僅改變了當代台灣文化的內涵和文創產業的樣貌，更衝擊了既有的政治版圖與經濟模式，前者包括從太陽花到二○一六年大選，後者如這幾年興起的所謂「生活風格」產業或新農業（或被標籤為「小確幸」產業）——這些在本書中都有詳...

推薦序──
從憤怒出來的搖滾／劉克襄
文章淑世，公器兼達天下／陳冠中

自序──
像搖滾般寫下去
說明與致謝

實踐──
以寫作與時代肉搏
新聞媒體的新實驗：《報導者》與《政問》
用書店進行一場文化革命


輯一　台灣

文化起義：用想像力奪權
文化政策的公民邏輯
小確幸的時代意義
青年世代的政治逆襲
青年返鄉與在地希望
在自己的土地上起舞：雲門舞集與台灣四十年
另一種台灣電影
悲情城市：凝視一個時代的黑暗
《太陽的孩子》如何想像家園
獨立音樂的時代天光
從〈美麗島〉到美麗灣
當長髮搖滾戰士進國會
這座城市沒有噪音
台灣民主的海市蜃樓
台北花博的華麗與空虛
《牽阮的手》：百年論述中不敢面對的真象
《寶島一村》遺忘的眷村歷史
悲劇之後，理解惡之根源
不只是寫一首詩
《當代》雜誌與反的哲學

輯二 香港
香港文化的「新獨立時代」
香港人的台灣情
《十年》之前：現在還來得及
當城市成為記憶的廢墟
還我香港
我們是同志
誰能代表當代香港流行音樂？
一個曾經光輝的都市：記黃耀明演唱會
何韻詩的十八種香港
當香港告別年少
《號外》兩年半的媒體實驗

輯三 中國
小粉紅們與戴立忍們
從愛國青年到憤青
如果國民黨在統治了四九年之後的中國
不會再回來的生猛中國
崔健的藍色骨頭
生活的尊嚴：關於電影《Hello!樹先生》與閻連科
霧霾之下
不會來臨的暖冬
野心中國：關於《野心中國》與《大路》
「尋路中國」背後的中國
中國的審查
不合作方式：關於艾未未的若干關鍵字
平等的藝術
韓寒：活在真實中

輯四 對話
對話侯孝賢——（台灣）電影的未來
對話林懷民——雲門舞集與台灣四十年
對話賈樟柯——你獨立了嗎？

推薦序──
從憤怒出來的搖滾／劉克襄
文章淑世，公器兼達天下／陳冠中

自序──
像搖滾般寫下去
說明與致謝

實踐──
以寫作與時代肉搏
新聞媒體的新實驗：《報導者》與《政問》
用書店進行一場文化革命


輯一　台灣

文化起義：用想像力奪權
文化政策的公民邏輯
小確幸的時代意義
青年世代的政治逆襲
青年返鄉與在地希望
在自己的土地上起舞：雲門舞集與台灣四十年
另一種台灣電影
悲情城市：凝視一個時代的黑暗
《太陽的孩子》如何想像家園
獨立音樂的時代天光
從〈美麗島〉到美麗灣
當長髮搖滾戰士進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