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讀中的時間無政府主義
二十年前，我買了一對Swatch設計的「白時黑分（White Hours / Black Minutes）」手錶。全黑那支錶面只有白色時針，相對的全白那支僅有黑色分針。當時我剛畢業進入職場，標新立異地在左右手腕分別戴上這黑白錶。某次我忘了一邊，只戴著黑錶便出門，結果意外發現，原來單靠一根時針、不那麼精確地度過一天的感覺（當時還沒有手機啊）也頗有趣。
後來有段日子，索性就真的只戴時針生活——大概知道幾點的輪廓就好。即使要會見朋友，我也盡量約在一個早或晚點到都沒差的時間，以及一個可以放鬆等待的空間，比如說可以翻閱甚至沉浸於其中的書店、唱片行。
那一年，網路泡沫經濟正掀巨浪，英代爾（Intel）公司創辦人葛洛夫（A. S. Grove）出版了題為《十倍速時代》（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的超級暢銷書。在科技革命的號角下，「全面加速，跟上節奏」，成了都會菁英工作與生活的準則。而戴著一支只有時針怪錶的我，卻成為產業預備軍的逃兵，重回窮學生隊伍，逆向飛往一個比台北慢上十倍速的英國古城劍橋。爾後六年，步調宛如康河流水、也似慢游野鴨。
彼時每天，我總是慢慢做菜、洗衣，慢慢打掃、散步，也慢慢讀書寫字。面對每個博士生難免焦慮的論文進度，教授優雅告訴我：「一件事只要值得做，就該慢慢地做」。後來我才知道，這句睿智的話竟語出美國脫衣舞孃之后Gypsy Rose Lee（她也是一位演員和作家）。
身處在那座重視探索更勝量產的古老大學，我逐漸發現：要學會一種「能意外發現珍奇有趣事物的本領」（serendipity），必須建立在身心緩慢、沉靜（serenity）的前提。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落地生根的慢活練習，會深深銘刻在我返鄉的身上，成為一種抗體，平衡因受忙碌牽引所導致的焦躁不安。
有趣的是，原以為純粹只是我個人微不足道的步調變化，回台後竟發現，「慢」突然成了熱門話題。「趕快去買暢銷書《慢活》（Slow）來讀」，成了十年前有些弔詭諷刺的都會中產階級流行。一時之間，各類飲食、時尚、甚至商管雜誌都趕忙快速跟進，製作起「慢」的專題。
歐洛黑（C. Honore）的《慢活》一書其實有趣而扎實，並不膚淺。只是書中出場的人物幾乎都是來自先進工業國的專業菁英，他們擁有豐厚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如今希望餐能慢慢吃、愛能慢慢做、行動慢一點、空間寬一點，總之就是，比以前更悠閒。而在這樣的慢活提案中，「東方異國情調」的元素也被大量援用：靜坐、瑜珈、氣功、譚崔（Tantra）性愛、民俗療法、世界音樂、異國家飾，等等。
相對於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人們競相閱讀《十倍速時代》、《毫秒必爭》（Our Race Against Time）這類書籍，直接連結了數位時代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慾望；二〇〇〇年代後期——既是經濟泡沫幻滅、又是網路升級的「後達康」（post .com）年代，中產階級則開始反向欲求一種新的生活態度：慢。
然而當「慢」被行銷潮流化與「先進國家化」，進入晚近十年，我更好奇、也想回頭好好檢視的是：有哪些根源自我們原鄉在地、或者與台灣連帶深刻的日本，值得喚醒再生的緩慢傳統。就像辛波絲卡（W. Szymborska）的詩句寫道：「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慢活其實也無須總是遠眺西方。
比如焦桐的《味道台北舊城區》，書裡的美食故事完全不是拍照打卡導向。相反的，透過一個個職人慢工細活的探訪，重現了本土慢食的美好：
「現在到處都是速食……一般人的用餐多半就像是停下來加個油……我毋寧是緬懷較少矯飾的食物，較少添加物，較少欺騙；可能在生產的過程中較費工，較緩慢；然則如果大家都緩慢了，就不存在快 / 慢的問題。」
除了慢食，還有慢居。藤森照信、藤本壯介等六位知名建築師所聯手策劃設計的《Bath Views》，將日常的「お風呂」（泡澡）傳統，以各種令人讚歎的未來概念，重新置入住居或自然環境之中。讓宛如儀式般的每日洗滌，能更舒緩且充滿聯覺想像地展開。
此外，若論慢行，中野正貴的写真集《Tokyo Float》，則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於陸地快速移動的交通視野——東京水道。展讀每一頁攝影作品，從慢慢河流、水平凝視出去的，不只是相對靜定的城市景觀，也是悠悠人生的隱喻。
其實，光是專注閱讀，在手機逐漸統御一切目光與速度的年代，就已是實踐慢活最給力反叛的第一步。同時，你也可以模仿小津安二郎電影裡的人物，有事沒事就遠眺藍天白雲，不慌不忙；又或許跟親友培養新的默契，在沒有特定工作或活動時，可以一起不用太拘泥守時。
從緩慢地讀、忘我地讀開始吧，嘗試各種你所能想像的練習（我也想重新翻找出那支只有時針的錶）。在分秒必爭的功利生活秩序中，宣揚屬於自己的「時間無政府主義」（chronometric anarchy）。
那些創刊號，我生命中的驚歎號
我蒐藏世上各種雜誌的創刊號。但完全不具系統性，並非帶著執念、很花錢費時的那種，純粹只是邂逅式的蒐藏。機緣巧合在旅途中偶遇了，就好奇興奮地把它帶回家。有時也會用郵遞，於是結束旅行回返工作某日，突然就收到寄給自己的一本「創刊號」。就算那天過得再灰暗，也都因此閃現亮光。
熱愛每一本創刊號所散發出的氣息，無論它來自何處（即便是我並不甚喜歡的國家）或歸屬何類。每一篇發刊詞都既像是一則宣言，用力地想對世界吶喊出自己不同的信念與獨特的姿態；也像是一段告白，大膽包天卻也小心翼翼地面朝讀者，娓娓訴出從今而後它將如何陪你一段人生。
二○一三年，我和一群熱血年輕朋友，共同創辦了《cue》電影雜誌，在「發刊告白」中，擔任總編輯的我就曾這麼寫道：
「既然電影和人生，總是互為déjà vu（似曾相識），我們或許需要一些『連結』的提示……不敢誇言這是個偉大夢想（儘管所有朋友聽見這年頭還有人要獨立辦雜誌，都笑說太熱血也太冒險了），只是盡力make cues，把電影這最無遠弗屆也無孔不入的夢想載體，和生活中諸多有趣事物，巧妙連結起來。」
「cue」的原意是一個暗示訊號，提點人們如何行動。所有表演，都會透過各種cues居中串連，而能順暢呈現。我記得那時一整個從寒冬跨進暖春，團隊還沒棲身之處地四處游擊，光是腦力激盪想個刊名就已人仰馬翻。原本一度要以「déjà vu」為名，但總覺不夠俐落，於是作罷。
倒沒想到，幾年之後，《cue》停刊了，我卻在東京神保町古書店，撿拾到一本一九九〇年七月發行第一號的《déjà-vu》攝影雜誌，來頭可大。編輯長是日本當代最重要的攝影評論家之一飯沢耕太郎，而森山大道在這本創刊號裡也扮演關鍵角色。讀著發刊詞，我深深被這般跨越時空卻「似曾相識」的思維交會所撼動。
去夏在首爾，我也偶遇了另一本令自己心神蕩漾的創刊號《bold journal》。光是從刋名字體刻意反差使用秀氣小寫（「bold」明明是帶著霸氣的大膽冒險啊），就可感受到這本新刊的勇敢挑逗企圖——它要提供的是「給現代爸爸們的生活課程」。在性別刻板框架仍相當固著的韓國，竟能迸出這麼帥氣啟蒙的雜誌！
由此亦可窺見生活類型雜誌的微妙轉向。長久以來，分眾化的消費主義邏輯，與主流「生活風格」雜誌的製程緊密交織。但晚近卻有以「生命週期」重新切分訴求的趨勢，讓每一本雜誌都彷彿提供了一次「人生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
於是，商品型錄感變少了（甚至內頁亦無廣告），取而代之是故事集般的內容。如果說，前者總是帶給讀者欲求不滿的消費匱乏感，後者則嘗試提供豐盈飽滿的生命連結感。比如我所蒐藏的《つるとはな》二〇一四年創刊號。
這是本老人生活（風格）雜誌。裡面出現的多數人物甚至比家母還年長，但我卻讀得津津有味。初登場的是一位從旅行社退休的素人阿姨，她在三浦海岸自力蓋了間隱居之屋，返璞歸真地生活在如同生態博物館的家裡。然後是專訪指揮大師小澤征爾，平靜分享他因病淡出樂壇的療養心情。
除了人物，也討論老人的時尚（展現自然不染的白髮之美）、雜貨（關於一座木造搖椅如何舒適的祕訣）、科技（該把哪些資訊放在USB裡隨身攜帶）等等，這些有趣資訊不僅對銀髮族確實有用，且透過活潑輕快的版面構成，同時訴諸年輕讀者——誰說老人一定不潮？許多智慧絕對值得聆聽。
還有與貓一起的生活風格誌《MILL》。二〇一五年創刊號裡最令我驚喜的其中兩處，就是「貓目線」的日常攝影專題（毫無疑問地一直浮現夏目漱石《我是貓》裡的片段），以及咖啡職人用極細緻的寫實風格，在杯裡拉花出一座優雅的貓肖像。至於貓與書、與電影、與設計物件，都是過去所謂寵物雜誌鮮少出現的命題。
很顯然，在資訊爆炸的網路年代，紙本雜誌反其道而行。那是一段緩下來也靜下來、凝神片刻的邀請。因為讀者在捧讀翻閱的那一刻，並無法快「刷」或超連結到別處，所以細嚼慢嚥由寫作、編輯、設計與印刷等跨部門協力完成的點滴成果，便成了這時代最奢侈卻也最美好的閱讀體驗。
而每一本創刊號，飽含著製作者「就是想說」的勇氣、「得如是說」的冷靜，都像提示我人生走到某一階段、幽暗轉角，仍可循此遊牧而去的，明亮的信號彈。
書與床與旅
寫這篇文章的此刻，清晨七時、氣溫零度，從我所在大片窗外望去的十字路口，有一株七層樓高長得像聖誕樹般的巨木，在周邊商辦大樓環繞中顯得超現實。這裡是東京池袋西口。
雖然池袋西口公園，因為石田衣良的同名推理小說、與宮藤官九郎的改編電視劇本而變得有點酷，但坦白說，從以前旅居東京，我就不是很喜歡來池袋，偏見地覺得那裡充斥觀光採購、俗艷打扮以及搭訕場景。昨晚，竟是我第一次旅宿於此。
熱鬧忙碌的台北國際書展昨天剛結束，我便臨時起意買了張機票飛東京，稍喘口氣。什麼行程都沒規劃，連住宿也未訂。有個印象先前看過日本讀書雜誌《ダ・ヴィンチ》介紹，說不久前池袋新開了一家「B & B」，但其中一個B不是早餐，而是書與床（Book & Bed）。頗感好奇，決定一探。
接近午夜才抵達。這家旅宿離車站很近，但卻低調到難找。位於普通商業大樓最高兩層，樸素招牌幾乎淹沒在一堆華麗餐廳中。電梯打開只見一個像wine bar吧台、幽暗的接待處。處理check-in的小哥波西米亞風打扮，英文很溜。一個床位一千多塊台幣，價位在膠囊旅館和青年旅社以上，但連鎖商務飯店未達。以寸土寸金的東京市區來說意外便宜，我也不敢太過期待。
雖然已經在網路上看過一些照片，但打開門走進一整排木造書架，以及和書比鄰著東一格西一格、隱藏在書架背後讓人鑽進去睡覺的方塊型洞穴，這景象還是壯觀震撼，即便說有點感動也不為過。
構成「書與床」的基礎，首先是室內設計。建築師是跟我差不多年紀、廣島出身的谷尻誠。他在二〇〇〇年與吉田愛共同創立的Suppose Design Office，獲獎無數（包括台北設計獎）。相對於大型建案，他們似乎更喜歡也擅長處理小規模、能巧妙而精準融合環境與生活感的建物設計。
二〇一六年夏天他們為Airbnb設計的東京總部辦公室，以傳統茶室和親近自然為靈感，交融使用灰色水泥與淺色木材，在呈現美系俐落作風之餘，同時彰顯日式柔和感受。而大隱隱於市的Book & Bed，延續這個廣受室內設計圈矚目的風格，且入夜之後還更多了份祕境之美。
掛在黝黑天花版和木造書架上的一盞盞燈泡，柔和光照與其說是要「破除」黑暗，或許更給人一種「融入」深夜的溫馴。如此照明（其實更是照「暗」）設計，不僅彰顯了谷崎潤一郎讚頌的陰翳美學，更把每個耽溺於枕邊夜讀者，在無數夜裡介於光與影與字與夢的私密迷濛經驗，體現在這個半公共空間裡。
所以昨晚根本捨不得睡。當旅人們紛紛爬進書格背後的個人祕密小洞穴就寢後，我對這裡的探索才要開始。穿著睡衣和絨毛拖鞋，我安靜舒緩地瀏覽架上所有書和雜誌（書架後面甚至傳來沉睡的打呼聲）。一直到半夜三點，我腦中逐漸浮現這裡獨特的選書標準與陳列邏輯（即使看來或許只是隨機罷了）。
原來提供這裡四千本藏書的幕後推手，是Shibuya Publishing & Booksellers。SPBS的基地位於涉谷，融合獨立書店、出版社與編輯教室三位一體，是東京極為活躍且個性鮮明的文化新創公司。他們為Book & Bed的選書有一種介於大眾與專業、有點在地草根又有點世界主義的微妙平衡感。比如在我鄰近睡舖上方的書架，碰巧就展示青木由香《最好的台灣》，以及《暮しの手帖》雜誌創辦人花森安治的傳記。
今早，我和有點嘻哈風的深田先生聊了一陣子——他明明只是坐在沙發上吃餅乾喝咖啡看書，一派悠閒旅人樣，誰知竟是這裡的主管。深田桑曾在紐約待過七年，然後四海為家地旅行工作，我有一種「啊原來如此」的感覺。果然這樣新潮卻又溫暖的地方，總是有像這樣的一個人在經營。就像之前我主編的《台北祕密音樂場所》，書裡所探訪的場所與人，都有強烈的故事感，相互交織，生生不息。
近午時分，住宿的旅人都離開了，我繼續穿著睡衣在公共閱讀區的超大平台沙發上打字。說是出國散心，外頭天氣又那麼晴朗，此刻我卻必須趕稿工作，原本該為此覺得遺憾悶氣的，但這裡一切實在太舒服（連選樂都很對味，也不用戴耳機）。書香四溢中半夢半醒，慵懶空想又生氣勃勃，此處意外成了這趟東京行的大彩蛋。我看今天哪兒都不去了，書與床就是滿滿旅行的意義。
下一頁，翻閱自己
我喜歡挑選書或雜誌，作為送給親友的生日禮物，尤其是可以連結個人和時代的出版品。比如在歐洲旅行途中，我常在市集舊書攤翻找《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國家地理雜誌），如果運氣好挖到六、七十年前的某期，出版時間剛好就是某位長輩的誕生月，那毫無疑問便是個美好雋永的紀念品。
至於二十上下的晚輩，比如我就曾經選送與之同年誕生（一九九六）出版的《廣末涼子初写真集》。當時洛陽紙貴、一本難求的攝影書，如今偶然被我從東京神保町古書店挖掘出土。翻閱一幀幀十六歲的少女廣末，青春無敵的氣息從書頁溢滿而出。祝你生日快樂，以這本forever young的寫真集。
而話說自己，年過四十，我就有點自暴自棄不喜慶生了。倒是去年有個禮物，卻讓我覺得不切蛋糕不吹蠟燭的這天，其實還挺可愛，開啟了不同的想像。
這是來自日本一個稱之為「バースデー（Birthday）文庫」的計畫，他們為一年中三百六十六天（含閏年的二月二十九）生日者，分別選出屬於「你的這一天」之代表作品，然後為此書重新套上印有日期的書衣。
我的「生日書」，是誕生於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美國作家布萊伯利（R. Bradbury）的經典科幻小說《The Martian Chronicles》（中譯：火星紀事）。這禮物令我不禁莞爾，原來，我常覺得自己與多數地球人類格格不入、甚至屢遭排擠的火星怪氣，早就如此命定，只能一笑置之了。
對我來說，紙本書或雜誌，和網路文本最大的差異，就是它們像人一樣，有著確切的誕生日，且隨著時空遞變，讓閱讀者從視覺、觸覺、嗅覺，都能清晰感受到紙本的年齡意義。人與書的生命，因此交互編織出具有身體感應的親密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我熱衷於蒐集各種紙本出版品的創刊或停刊號。我深信任何雜誌的發刊就是一則宣言，它必定會在誕生日大聲說出自己是誰。比如二〇一〇年我參與創辦《cue》電影雜誌時，就作了這樣的發刊告白：「既然電影和人生，總是互為déjà vu（似曾相識），我們或許需要一些『連結』的提示。」
然而有哈囉就有掰掰，能夠為說再見作出經典示範的，莫過於二〇〇九年四月最終號的《広告批評》。作為日本當代極具影響力的文化評論雜誌，當時在熄燈的封面，竟只簡約素淨地寫著：「三十年來，非常感謝。」如此感傷卻也如此帥氣。畢竟，說再見，一如人生，總是千言萬語終歸一句了。
二〇一六年，這個對我來說人生空前艱苦的歲末，我在紀伊國屋書店買了本新書，書裡的每一頁都是空白，只依序在頁首印著一行極小的字：某月某日星期幾。書是剛好可以放進外套口袋的「文庫本」，書名叫做：《マイブック》（My Book），副標是：「二〇一七年の記錄」。
有趣的是，在書封摺頁，留了一個貼相片的小方塊；而最末版權頁，則把著作者欄空白，等你填上自己名字。其實，這是一本偽裝成書冊模樣的日記本。每一年，新潮社這家歷史悠久超過一世紀的出版公司，都會發行這本無字而待寫的小書，並收入其著名的「新潮文庫」系列。
我很喜歡這個概念，不只是作為一個有創意的行銷策略，更有著深刻儀式性的象徵意涵：每一年的第一天，請試著提筆，為此時此地人生百態，開始寫一本專屬於自己的書。
我一直深信班雅明（W. Benjamin）在《單行道》中所言：「面對自己而不感到惶恐，才是幸福。」也於是，這個「自分の本」，其實就是每天面對自己最好的練習（或許因此就可以不用再焦慮地購閱各種「勇氣」系列暢銷書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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