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儉教授（1923-2016）的生平與治學】／葉高樹
史學界有關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6）的研究，用力最深、成果最豐的學者，當推王家儉教授。對王先生而言，研究魏源及其相關問題，是學術生涯的起點，研究工作的重心，更開啟對海權思想、近代海軍史，以及明清思想史的興趣，進而從海防思想的形成與新式海軍的創建，以及傳統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探討近代中國的變局。
一、求學與任教
王家儉先生，安徽省渦陽縣殷廟集人，1923年8月28日生。幼年時期，就讀於渦陽縣立第三十一小學；畢業前後，抗戰軍興，無法繼續升學，只得改入舊式私塾。延滯數年，始再入學，先後就讀於宿縣縣立初中、私立徐州高級中學、安徽省立第五臨中。抗戰勝利，執教於渦陽縣立城中小學、渦陽縣中孫店分部等校；1947年，改任宿縣符離集第一中心小學教務主任。是年8月，隨友人來臺旅遊，旋因中國局勢動盪，交通受阻，乃決意在臺求學。
1948年，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理化系，一年後轉入史地系。1949年4月6日，「四六事件」發生，時軍隊進入師範學院逮捕學生，先生亦受牽連，與其他住宿同學二百餘人同時被捕，兩周後始獲釋放。同年8月，復為同學李某構陷，再度被捕，當局以「錯抓不能錯放」為由，送往內湖新生總隊感訓，這次更遭囚禁年餘，直到1951年6月方得釋回，並准予復學。關於「四六事件」，曾撰寫〈揭開四六事件的神秘面紗〉、〈四六事件難忘的傷痕〉、〈當年師院生：話說四六事件〉諸文，在《聯合報》（1997.6）批露；對於「白色恐怖」，另以〈我所經歷的白色恐怖〉為題，在溫哥華《明報》（1995.5）發表。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亦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訪問，題為〈王家儉先生訪問紀錄〉，刊載於《口述歷史》第9期（1999.6）。
1953年7月，自史地系畢業，即被聘至桃園縣楊梅中學執教；1957年8月，轉往新竹縣省立新竹中學。雖然在中學任教，先生不曾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加上大學同班同學呂實強先生（1927-2011）的鼓勵，復於1960年6月考取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隨指導教授李宗侗先生（1895-1974）繼續深造。1963年7月，以《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一文獲碩士學位，旋應聘回師大母系服務，展開學術研究工作。
先生任教於師大歷史系長達三十年，自講師、副教授而教授，主要在大學部講授「史學導論」、「明清史」，研究所碩士班擔任「明史研究」、「清史研究」，博士班則指導「明史專題研究」、「清史專題研究」等課程，並負責博士班導師工作；期間先後發表學術專書、論文六十餘種，成果極為豐碩。惟先生總是謙稱：「研究的動力，常是來自教學的壓力」；「因為課堂上的討論，而引發研究的興趣」。又常說自己是個「老學生」，是因投身學術時的年歲稍長，尤其在負擔沉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同時，仍不忘尋求吸取新知的機會，而前往英國倫敦大學（1970）、美國哈佛大學（1979）進修。此外，亦曾擔任歷史系系主任（1976-1979）、僑生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89-1990）等行政工作。
二、研究業績
先生在大學執教的三十年期間，治學業績階段分明，自成體系：第一個十年，以魏源研究為起點，擴展為近代海軍史研究；第二個十年，以明清思想史研究為重心，並掌握現代化與區域研究的學術動態；第三個十年，則分就魏源、海軍史、思想史三大領域，進行總結式的研究。茲分述如下：
（一）魏源研究
十九世紀的中國，是國勢由盛轉衰的關鍵時代，也是學術思想由「為學問而學問」導向於「為經世而學問」的轉變時代。在外力壓迫日益嚴重，以及國民雪恥圖強的兩大發展趨勢之下，魏源率先提出以國富兵強、充實海防為標的，以師夷長技、改良內政為手段的方案，不啻為中國指出一條走向近代化的道路。魏源係清代中葉的今文學者，也是講求經世之學的思想家，其有關今文學的著述，扭轉當時的學術方向，進而引導晚清的變法圖強運動；對於海防思想的見解，不僅為論洋務者所宗，甚至影響日本幕末志士的維新思想，重要性自不待言。魏源的學問既深且博，舉凡經史、地理、兵學、文學皆有創見，而在眾多研究魏源的學者中，能無偏廢，且持續發表論著者，迄今似僅王家儉先生一人。
先生對魏源研究的興趣，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大學時代，受業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辦人郭廷以先生（1904-1975）門下，在師大特重中國近代史研究學風的薰陶下，奠定深厚的學術基礎。一則是在新竹中學任教期間，呂實強先生特地自南港寄來一部魏源《海國圖志》，因而引起研究的動機，更擇定魏源為日後學術研究生涯的中心。
碩士論文《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完成後，郭廷以先生即示意交付近代史研究所刊印，惟時任臺大歷史研究所所長余又蓀先生（1908-1965）有約在先，遂交由《臺大文史叢刊》出版。是書於二十餘年後再版，時海內外有關魏源研究的論著，非但數量可觀，見解亦推陳出新，然專論魏氏海防思想者，卻寥寥可數；先生常因同好無多而深感遺憾，實則顯示所著歷久彌新，非一時間所能超越。綜觀全書，以海防為中心，不僅留意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的情勢演變，又關注魏源思想形成的淵源與轉折，更兼及魏源的影響，以及中外學者的評論，可謂鉅細靡遺。近年來，從「外緣因素」和「內在理路」兩方面研究清代思想史，幾成通則，先生則對此早有認識，其學術價值與成就無庸贅言。
自1966年起，陸續發表包括《魏源年譜》在內的一系列與魏源相關的論著，且更及於經學、史學、經世等面向。此外，又從魏源的海防思想為出發，拓展到近代海軍史研究；復就魏源的學術思想為基礎，延伸為明清學術思想史的探討，因而構成以「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術視野。
（二）近代海軍史
魏源為晚清海防論先驅，其《海國圖志》、《聖武記》、《夷艦入寇記》等海防三書，揭示海國時代的來臨，此一見解流傳廣泛，深受學界、政界推重。在魏源的海防思想中，以創設新式海軍為首要之務，自然引起先生注意，從而有計畫地展開近代海軍史的探討，並集結成《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
先生認為，魏源對中國的近代化具有啟蒙功能的意義，惟其思想未受應有的重視，以致近代化為之遲滯約二十年（1842-1860）之久。故而自理論著手，先檢討清季「海防論」，論證是說的產生，係中國在西方挑戰下所做的回應，並藉以觀察海防問題的內涵及其演變。繼之，由實務來說明近代海軍的肇建與發展，自人物而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具體呈現海軍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其中，有關清季海軍衙門的討論，彌補近代政制史與軍事史的不足；而為研究中日關係史學者所忽略的「長崎事件」，其交
涉過程亦有詳盡的論述，皆極具參考價值。又藉〈近代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一文，做為此一課題的階段性結論。是篇以中國的歷史觀，檢視中國民族海洋活動的興衰，以及從「陸權」到「海權」的轉變，並由思想史的觀點與理論化的分析，說明中國近代海權不振的原因。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如欲向海洋發展，必會遭遇種種困難，但為國防安全、確保海權、維護國際貿易，乃至民族生活空見的擴大，將來勢必要向海洋進軍不可。所論正是將魏源的思想加以拓展，並賦予現代意義，充分顯露出知識分子的時
代關懷，也是「經世致用」的具體表現。
與近代海軍關係密切的李鴻章（1823-1901），則是先生的另一個研究重點，在收入《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各文中，已見其端。之後，又陸續撰就〈李鴻章對於中國海軍近代化的貢獻〉、〈李鴻章的海軍知識與海權思想〉、〈李鴻章與北洋海軍〉諸篇。
（三）明清思想史
在研究魏源的過程中，學術思想也是問題的核心，故而先生多年來對思想史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常說：「人類的行為往往受其思想所指導，是以何種思想即產生何種行為。於此可知，思想史實為整個歷史的靈魂。」學術思想有其傳承，亦有其流變，先生歸結明清以來學術思想的發展，特為指出：明代的學術思想可分為明初的程朱之學、中葉的王學，以及晚明的實學三個階段；清代也可分為清初的經世之學、乾嘉年間的考證之學，以及晚清的公羊之學三個時期，各有不同的特色。而西方學術亦於明清之際漸次傳入中國，先因天主教來華之故，造成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流；後則有鴉片戰爭之役，形成一股銳不可當的西潮，都帶給中國極大的影響，不容忽視。
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先生兼顧時代環境對思想家的衝擊，以及學術思想的內在轉折，尤長於流派的界定；既是延續早期研究魏源海防思想的治學態度，又另闢蹊徑，不以一家一派為限。欲了解思想家的學術淵源與轉變，必先釐清其思想流派，故而對晚明實學、清中葉漢學與宋學，以及晚清公羊學的討論，率皆自流派的歸類切入主題，此即治思想史的一貫主張。其次，藉由「學案體」的研究方法，以清楚呈現明清學者博學兼修的特質，始能掌握學術論戰中的折衷點，否則無法準確分析其由爭論而調和的演變過程。
有關明清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收錄於《清史研究論藪》的「學術思想」之部。是編以晚明實學思潮的特質，以及天主教對中國的衝擊為開端；繼而自漢、宋之爭，探討由經世到考據的轉變；「中體西用」之爭，進而檢討晚清儒家思想的演變；再就晚清公羊學的復興與演化，論述其對政治改革的影響；乃至以魏源的思想為核心，說明晚清經世之學的再現，並兼論西方史地、科技的輸入及其時代意義，而貫穿其間的中心思想，則是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簡言之，先生對近代思想史考察的心得，始自
「經世」與「西學」，亦歸結於「經世」與「西學」，此論點非但掌握明清思想發展歷程的源、流、變的特質，且自成完整的解釋系統。
（四）其他論著
先生除專注於既定的研究課題之外，其他如近代政治、軍事、經濟、人物各方面，亦有重要著述問世。1970年代後期，臺灣的近代史學界致力於現代化與區域研究的探討，先生特就地方行政、警察制度、婦女參政等問題，發表系列論文。其次，因研究海權，而特別注意臺灣問題，1979年在哈佛大學研究期間，曾蒐集約二十餘萬字的清季臺灣海關史料，原擬名之為《清季台灣海關志（1858-1895）》，提供臺灣對外貿易史研究之參考，惟以臺北某出版社將原稿遺失，殊為可惜。
留意於科際整合與理論架構的建立，是先生史學研究的另一項興趣，同時也鼓勵、指導學生朝此方向努力。以對清朝前期滿、漢關係的解釋為例，雖採「征服王朝」理論，但深知此係以非漢民族入主中國的角度為中心，過於偏向滿洲，無法含括全面；至於社會學家費孝通等人所主張的「敵對合作」觀點，則強調漢族立場，仍有偏差，遂於〈崑山三徐與清初政治〉一文提出「利益交換」的概念，以彌補諸說不足之處。「利益交換」之說，看似簡單，卻能直指問題核心，遍閱清初政治史論著，當時尚無人提出相近的見解，足見為學出入於理論之中，而不為理論所囿。
三、退而不休
1994年8月，先生自師大退休，移居加拿大溫哥華，仍致力於著述，陸續完成專書兩種，論文十餘篇，並頻繁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溫哥華僑社學術文化活動。其中，又以《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洋員與北洋海防建設》二書，最為重要。
先生撰寫《李鴻章與北洋艦隊》的構想，始於研究所求學階段，並得郭廷以先生的首肯與鼓勵。惟因此一專題涉及的史料極為龐雜，復以教學、研究兩忙，進展緩慢，直到退休方能全力以赴。是書經過長期的構思與蒐集資料，多所創見發明，至2000年終於告蕆，即交由國立編譯館刊印，共648頁，四十餘萬言，此集大成鉅著，頓時銷售一空。由於初版校對不精，舛誤頗多，加以在天津英文《中國時報》中又發現一批史料，乃詳為校訂、增補，於2008年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簡體字校訂本。新版在一年之
中售出七千餘部，實為學術專著所罕見。
近代海軍係西方產物，與中國傳統水師無涉，故海防建設全借助於外人。然因受材料所限，以往學者鮮少觸及西人教練北洋海軍的成效及其貢獻，先生以長年研究北洋海軍的功力，特為進行系統性的分析，遂撰就《洋員與北洋海防建設》十二萬餘言，可謂是前書的續編。可惜的是，2004年出版時，天津古籍出版社編輯擅自將各洋員的原文名字刪除，辛苦收集而來的琅威理、漢納根、德璀琳等人照片也捨棄不用，先生對此殊感遺憾。
先生自認「興趣廣泛，用力不專」，實則學問淵博，成績斐然。少年時期適值時局動亂，青年時期復遭無謂橫逆，求學過程可說是坎坷多舛。迨投身學術，幾屆壯年，然多年來始終堅守教學與研究的崗位，未嘗鬆懈，即便退休之後，猶孜孜不輟。2011年，在師母李偉虹女士的建議與協助下，將不平凡的際遇，略採口述史的方式，按照時序逐一記錄，於2013年撰成《夢影萍蹤―一個農村子弟的奮鬥》在臺出版，旋為國家圖書館轉製成電子書。這部自傳，既是巨變時代無數悲歡離合故事的縮影，也呈現身處逆境知識分子的學思歷程。
紀念 王家儉老師。
〔後記〕
1995年夏，受囑為老師撰寫一篇「學人簡介」，乃以〈從「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者―王家儉先生〉為題，介紹老師的學術成就，刊登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1期（1996.3）。
2016年4月15日，師弟俊元來信，告知老師已於4月13日離開。謹據舊作略加增補，登載於《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第47期（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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