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言之，中國的獄神廟，名義上說是一種廟宇，但應區別於中國佛教文化沿革而來的範疇。它，是一種建在特殊區域，且因地點的特殊性，絕非尋常百姓可隨心所欲瞻拜的佛廟。自東漢末，印度佛教傳入中土後，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建有各種各樣的佛廟，南北朝、唐宋以降，可謂大興土木，到處建廟。人多的地方，廟多，人少的地方，廟少。
在中國大地上，神廟之多，即使是個三家村之地，最少，也有一座土地廟的存在。據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小廟小庵，到處林立，無法數計。據梁衡先生有一文談到，他有一次上華山，在一些山坳裡，為得旅遊者的香火錢，山上人家，就開個小門，起個名兒，立個牌，即是一座小廟了。
中華民族，是個多神崇拜的民族，泛神論廣為流行，從人到飛禽走獸、草木蟲魚、花卉百草，都能成為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卻各有一個行業神，人們為之建廟供祀，也隨時進香朝拜，這些林林總總的神，在各處出現。
而唯獨「獄神廟」，絕大多數人，終生不得一見。顧名思義，這樣的廟，必建在中國神州大地上，是各地都有的監獄中的廟。因監獄本身就是個非常特殊的地方，所以，在所有千千萬萬的廟宇中，數它對整個社會層面的影響最小。
獄神廟，因為過早地一下子消失在大地上，乃或沒有留下一點什麼東西，可供人考證，也沒有一點什麼遺跡，引起人們對它的注意。因此，就顯得格外神秘，它確與其它遺跡不同。
凡世界上，所有古人類、古建築、古墓葬、古石器等，大都可被發現，那怕幾萬年、幾十萬年前的東西，隨時隨處可被挖掘出來，讓人們考察研究；但就是這伴隨監獄的發展，而出現的神廟，雖曾遍佈各地，卻了無痕跡留下。所以，長期以來無人問津。
中國自秦始有「郡縣」制度，凡郡縣一級的行政單位，都有監獄的建立，這已延續了二千多年。我曾追尋許多縣一級建過監獄的地方，都落了空，沒有一處留下獄神廟的遺跡。就連一塊碑石磚瓦，可資佐證的殘跡，也無法尋覓。
我查了《中國佛教寺廟大詞典》，也翻閱《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以及其它各類辭典，都未列入「獄神廟」這個條目。
這是一件奇妙的歷史聞錄，但是，獄神廟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了二千多年，這是不可抹去的。
我實地作了些調查，尋找眾多資料，翻閱許多圖書館的資料，有關國內「獄神廟」的文字，雖有一些，但出奇地少。如果作為一個課題，深入研究，也恐怕很難講清。
世上不存在的東西，總是神秘的。有關獄神廟的故事，總密密麻麻充塞在歷史的隙縫中，因此，姑且讓我們沿著歷史的陳跡，去復原歷史的真面目，還原那很少有人關注的歷史場景。
關於「獄神廟」三個字，對於中國漫長悠久的歷史，還得從監獄、刑典、解字、中國戲劇故事，等等談起。因為，它是特殊神廟，離不開扯不斷這方面的歷史記錄。
中國歷史上建立第一個王朝，約在西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夏王朝之崛起，原只是一個部落聯盟的名字，後這個部落聯盟由夏後氏、有扈氏等十二個姬姓的氏族部落組成，爾後，才成為王朝的稱號（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雖然，「疑古派」代表人物顧頡剛先生，曾認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蟲，或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並非歷史的真實人物。」但許多專家論證後得出的結論：「堯、舜、禹時期，洪水災害，是真實發生過的。」那麼，至於大禹用何法治理當時的洪水，就並不重要，這倒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夏王朝的存在。其實，夏人已經懂得開通溝洫、排洪泄澇，掌握了灌溉和天文的知識。
從歷史記載看，夏部落主要生活在今河南嵩山到伊水、洛水這一帶，還有山西南部，也是曾經活動過的地方。至今在人們心中，夏禹是大家念念不忘的古代治水英雄。他治了水澇洪災；在治水之中，他曾說，若有一人因澇而死，就是他的責任。故司馬遷說：「禹抑鴻水，十三過家不入。」（《史記》二十九《河渠書》）。可見其艱苦負重的精神。
於是，那時人民擁護他，因其促進了當時農業生產的發展，從而奠定了禹為部族聯盟的首領地位。之後，禹對三苗的戰爭又取得勝利，將其驅趕到了今湖北之西與河南交界處的丹江與漢水流域，從而進一步鞏固了自已的王權。
當時，夷、夏，諸族首領，臣服於夏王朝的統治，爾後，就成為維護王權的世襲貴族。故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正是後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統治集團聯盟時的一個場景。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的王國產生了。禹是個關鍵性人物。當時許多部落，服從夏禹的統治。中國氏族家長制的統治，也從此開始。誠如郭沫若所說：「部落不再由選舉產生，世襲的國王、中國氏族家長制出現了。」
夏代的世系，從夏禹建國到夏舛被商湯所滅，史稱「夏」。其統治時間在西元前二十三或前二十二世紀。夏之滅亡，從孔甲時起，王朝因內部矛盾日益激化，而開始走向衰潰。
《史記‧夏本紀》說：「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後氏德衰，諸候畔之。」還說：「夏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史記‧夏本紀》）這裡說到的「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是中國刑法思想產生的一條重要線索，也可以說是中國專制政治的發端。於是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鎮壓奴隸與平民的不滿，故「武傷百姓」就成為必然，也成了統治階級鎮壓百姓的必然手段。「百姓弗堪」，即被壓迫者的反抗鬥爭，同時產生。
於此，「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說明了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鬥爭，到了一定時間，總趨於白熱化程度。
血腥的鎮壓於此誕生，歷史上就有了見於古籍所載的歷代傳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中國有《尚書》（尊之為《書經》），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其中就有一篇《呂刑》，曾寫道：「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這是說，從禹始制定了殘酷鎮壓人民的刑罰。「苗民窮刑法」，還記載：「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這便是中國酷刑的產生。當然不只是對苗民，對其它被壓迫者，同樣如此。
中國歷史上的酷刑，長達幾千年，直至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提出改革舊法，創立新法，到了一九○八年，才遂漸被廢除。其實，名義上乃或名詞上，是被廢除了，實際還在延續地進行。
這篇《尚書‧呂刑》上，還有幾句很重要的對話記錄，如「今爾何監？……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還說，「觀於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並兩刑。」（《尚書‧呂》）
「夏始作刑，以其為端」，從那時代開始，中國歷史上，具備了以國家機器實行「監獄」之發軔。才有了「獄」的起源。
我想，歷史上真正實行的監獄制度，有文字作證的，從文選上講，古代的《尚書》，為我們留下了這樣點滴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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