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
I Would Softly Tell My Love
(取自《留住一切，親愛的》第六篇)


週五。
　　納欣，我正在哀悼，我想與你分享這份哀悼，一如你和我們分享了如此眾多的希望，與如此眾多的悲傷。

　　　　　　電報來自深夜
　　　　　　　　只三字：
　　　　　　「他死了。」

　　我正在哀悼我的朋友璜•孟尼諾斯（Juan Muñoz）*，一位精采的藝術家，他做雕刻和裝置，昨天，他在西班牙的一處海灘上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有件事我很迷惑，我想問你。自然死亡不同於犧牲，不同於被殺或飢餓而死，自然死亡首先帶來的是震驚（除非死者已經臥病多時），然後是巨大無邊的失落感，尤其是死者還那麼年輕……

　　　　白晝破曉而來
　　　　但我的房內
　　　　籠罩著長夜。

　　接著，是苦痛，訴說著自身永無止境的苦痛。然而，偷偷伴隨著苦痛而來的，還有另一種接近玩笑的東西，但不是玩笑。（璜生前是個很會開玩笑的人。）一種讓人產生幻覺的東西，有點像是魔術師耍了把戲之後捏著手帕的姿勢，一種輕盈，和你的感受截然相反的東西。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這樣的輕盈是一種輕薄，或一項新的指引？

　　在我向你提出這問題的五分鐘後，我收到兒子伊夫（Yves）的傳真，他剛為璜寫下這幾行詩句：

　　　　你的出現永遠
　　　　　 伴隨笑聲
　　　　和新把戲

　　　　你的消失永遠
　　　　 留下雙手
　　　　在我們牌桌

　　　　你的消失
　　　　　　留下你的牌
　　　　在我們手中

　　　　你將再次出現
　　　　　　伴隨新的笑聲
　　　　而那將是個把戲


週六。
　　我不確定，我是否看過納欣•希克美（Nazim Hikmet）*。我想發誓我看過，但我找不到相關證據。我相信是在倫敦，1954年。那是他離開監獄的第四年，九年後，他與世長辭。他是在紅獅廣場（Red Lion Square）的一次政治聚會上發表演說。他說了一些話，然後唸了幾首詩。有些是英文，有些是土耳其文。他的聲音雄渾、冷靜，非常個人，極度音樂。但那聲音不像發自他的喉嚨——或說，不似當下從他的喉嚨裡發出。那聲音聽起來，彷彿在他胸膛裡有部收音機，他用輕微顫抖的大手開啟、關閉。我實在描述得很糟，他的風采和他的摯誠，是那樣明顯耀眼。在他的一首長詩中，他描述了194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有六個人從收音機裡聆聽蕭士塔高維奇（Shostakovich）的交響樂。其中有三個人和他一樣，正在坐牢。那是現場廣播；那首交響樂正在同一時刻的莫斯科演奏著，幾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在紅獅廣場上聽他朗讀詩作，我有種感覺，彷彿從他嘴裡說出的那些字詞，也是從遙遠世界的另一頭傳來的。並非它們難以理解（它們不難理解），也不是模糊不清或乏味無聊（它們非常耐聽），而是由於，訴說它們，是為了戰勝距離，是為了超越無盡的分隔。在他的所有詩作中，此地（here）永遠是他方。


　　　　布拉格的一輛運貨車——
　　　　　　　　　　一輛單馬車
　　　　　　穿過古老的猶太墓園。
　　　　運貨車上滿載了對另一城市的思念，
　　　　　　　　　　而我是那駕駛。


　　即便他還沒起身演講，只是靜靜坐在演講台上，你都可以看出他是個非常高大、巍峨的男子。「藍眼之樹」（the tree with blue eyes）這個外號，並非沒有來由。等他真的站起身子，你感覺他除了高大之外，還非常輕盈，輕盈到彷彿風一吹，他就會隨之飄遠。

　　也許我真的從未見過他，因為那似乎不太可能，在一場由國際和平運動所主辦的倫敦集會上，希克美不可能讓他們用好幾根大索綁在演講台上，好把他留在地面，不飄到空中。然而，我的記憶是如此鮮明。那是一場戶外集會，在他唸出那些字詞之後，字詞們冉冉升入天際，而他的身體也跟隨著他所寫下的字詞向上飄飛，在紅獅廣場上越飄越高，越飄越高，飄升到昔日沿著希奧巴德路（Theobald’s Road）行駛的電車的閃亮火花之上，那條電車在三四年前停駛了。


　　　　你是安納托利亞的
　　　　　　 一座山村，
　　　　你是我的城市，
　　　　　　　最美麗也最不幸。
　　　　你是一聲求助的哭喊——我說，你是我的故鄉：
　　　　　　 朝你奔去的腳步聲是我的。

週一上午。
　　在我漫長的一生中，對我而言最重要的那些當代詩人，我幾乎都是透過翻譯閱讀他們，很少以他們的原始語言進入。我想在二十世紀之前，大概沒有任何人會這樣說。關於詩歌能否翻譯這件事，已經辯論了好幾個世紀——但那都是些室內議論，就像室內樂一樣。大多數的室內樂在二十世紀都已淪為瓦礫。通訊新科技、全球政治、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等力量，以毫無章法且史無前例的方式，將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丟到一塊，又把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分離開來。它所產生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們對詩的期望改變了；有越來越多最好的詩歌，是寫給那些遙遠地方的讀者。


　　　　我們的詩
　　　　如里程碑
　　　　定須排列成路。


　　在二十世紀這一百年裡，人們用一行行赤裸裸的詩句串接不同的大陸，連綴被遺棄的小村與遙遠的首都。你們全都知道，你們每一個：希克美，布萊希特（Berthold Brecht），巴列霍（César Vallejo），尤若夫（Attila Jozsef），阿多尼斯（Adonis），胡安赫爾曼（Juan Gelman）*……


週一午後。
　　第一次讀到希克美的詩，是我十八、九歲的年紀。它們刊登在一份晦澀難懂的倫敦國際文學評論上，由英國共產黨贊助出版。我是那份刊物的定期讀者。該黨揭示的詩歌方針全是狗屁，但刊登在上面的詩作和故事，經常會讓人心頭一振。
　　那時，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已經在莫斯科遭到處決。如果我會特別想起梅耶荷德，完全是因為希克美非常崇拜他，希克美在1920年代早期第一次造訪莫斯科期間，深深受到他的影響……

　　「我在梅耶荷德的劇場裡學到很多東西。1925年我返回土耳其，在伊斯坦堡的一處工業區成立了第一家工人劇場。我在劇場裡擔任導演和編劇，我認為梅耶荷德為我們開啟了新的可能性，讓我們為觀眾工作，也和觀眾一起工作。」
　　1937年後，這些新的可能性讓梅耶荷德付出了生命，但在倫敦閱讀該份評論的讀者，還不知道這件事。

　　當我第一次讀到希克美的詩作時，最教我震驚的，是這些詩的空間；它們比我當時讀過的任何詩作，都包含了更多空間。它們並不描述空間；它們穿度空間，它們翻越山嶺。它們也是關於行動。它們講述懷疑、孤獨、喪親、悲傷，但這些情感是伴隨著行動而來，並非做為行動的替代品。空間和行動攜手前進。它們的反命題是監獄，而正是在土耳其的監獄裡，身為政治犯的希克美，寫下了他大半輩子的作品。
　　
　　
週三。
　　納欣，我想把我正在寫字的這張桌子，形容給你聽。那是一張白色金屬製的庭園小桌，就像我們今天在博斯普魯斯的木造別墅（yali）一樓會看到的那種。我這張小桌，是擺在巴黎東南郊一棟小房子的外廊上，廊上覆有屋頂。這房子建於1938年，那段時間，這地方蓋了許多房子給藝術家、工匠和熟練工人。1938年時，你正在監獄裡。你的床頭上方，用釘子掛了一只手錶。你上面的牢房，關了三名盜匪，正等待處決。

　　這張小桌上總是擺了太多紙本。每天早上我做的頭一件事，就是一邊啜飲咖咖，一邊試圖把它們弄整齊。在我右手邊，有一盆植物，我知道你會喜歡。它的葉片顏色很深。葉背是蜜李紫色，葉面則被光線染成了深褐色。葉片三三成組，宛如一群夜蝶，它們的確如蝴蝶一般大小，正在吸食同一朵花。它本身的花朵非常小巧，粉紅色，有如小學生學唱歌的聲音那般無邪。它是某種巨大的三葉草。我桌上的這盆，來自波蘭，在那兒，它的名字是Koniczyna。那是我朋友的母親給我的，養在她靠近烏克蘭邊界的花園裡。她有雙明亮閃動的藍眼睛，每當她穿過花園或在房子周遭移動時，總忍不住要摸摸她的植物，就像老祖母們，總忍不住要摸摸小孫兒的小腦袋。


　　　　我的愛，我的玫瑰
　　　　我已展開跨越波蘭平原的旅程：
　　　　我是個小男孩快樂而驚奇
　　　　是個小男孩
　　　　注視著他的第一本圖畫書
　　　　　　　　有人
　　　　　　　　　　動物
　　　　　　　　　　　　物體、植物。


　　說故事的時候，每件事都取決於接下來發生的事。真正的順序，通常是不明顯的。嘗試，錯誤。這過程往往要來上好幾回。這就是為什麼桌上會有一把剪刀和一捲透明膠帶的原因。這捲膠帶沒裝進那些讓它比較容易切斷的小玩意兒裡。所以我必須用剪刀剪它。但最難的，是要找出透明膠帶的頭，然後撕開它。我心煩氣躁地用手指搜尋著。一旦真給找到，我就會把它黏在桌緣，讓整捲膠帶撕垂到地板，就這樣掛在那兒。

　　有時，我會離開外廊，走進旁邊的房間，我在那兒聊天或吃東西或讀報紙。幾天前，我在房裡坐著，有個移動的東西攫住了我的目光。一道細小的閃亮水瀑朝外廊地板落下，在小桌前方我的空椅腳附近，激起了漣漪。阿爾卑斯山裡的溪水，最初也只是這樣的細小涓流。

　　而一捲被窗外氣流攪動的透明膠帶，有時也足以移動山巒。

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I Would Softly Tell My Love(取自《留住一切，親愛的》第六篇)週五。　　納欣，我正在哀悼，我想與你分享這份哀悼，一如你和我們分享了如此眾多的希望，與如此眾多的悲傷。　　　　　　電報來自深夜　　　　　　　　只三字：　　　　　　「他死了。」　　我正在哀悼我的朋友璜•孟尼諾斯（Juan Muñoz）*，一位精采的藝術家，他做雕刻和裝置，昨天，他在西班牙的一處海灘上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有件事我很迷惑，我想問你。自然死亡不同於犧牲，不同於被殺或飢餓而死，自然死亡首先帶來的是震驚（除非死者已經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