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吹雪
東洋列島，新年伊始，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每個月忙忙碌碌都有花期。一月梅花，二月桃花，三月櫻花。這花是一種比一種開得嬌軟，桃花已失去了梅花的挺拔，櫻花更沒有桃花的翹首，簡直弱不禁風，一陣風過，就飄下一大片。然而賞花的事卻是越鬧越紅火。櫻花從南到北，從沖繩島到北海道，步步進軍，日本人用個很形象的詞——「櫻前線」。那不夾帶綠葉的櫻紅，野莽莽的，讓人們恍惚身處的不是人間，而是某個不可把握的地方。那些櫻樹下的飄蕩著的不陰不陽的日本小調，搖曳著的怪裏怪氣的舞姿，那些天當房、地當桌的人們，那些頭髮梳得精亮的男人和塗著厚厚脂粉的女人，那些洶湧的賞櫻人潮，都讓我們在感覺不可思議的同時，又有著隱隱的惶惑。果然，一場大雨就使得這一切銷聲匿跡了，宛若造物主將世界翻了個面。
提起日本的花，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櫻花。但日本的國花並不是櫻花，而是菊花，然而櫻花卻是象徵大和魂的。日本文化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物哀」，就是對物之易逝的傷感，一如對只開十多天的櫻花。在中國，也有「轉蓬之概」、「憂生之嗟」，比如晉人。但晉人由「哀」而轉狂狷，日本人則是由「哀」而沉湎。「哀」不是達到「不哀」的手段，「哀」本身就是目的。這似乎更符合「哀」的本質了，當我們哀傷的時候，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別人把我們拉出來，訴說，也只需要你傾聽，訴說本身就是目的。那種開導、勸導的企圖是令人討厭的。實際上，沉湎於「哀」，有一種「哀」的美，淒絕的美。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畫了不少樱花，最著名的一幅《花明り》，题作「明」，其實並不明，不是明艷，而是凄艷。
日語中有個美麗的詞，形容櫻花飄落——「櫻吹雪」。「美少女戰士」北川景子的一首歌，就叫《櫻吹雪》。據日本《廣辭苑》解釋，「櫻吹雪」就是櫻花的花瓣像雪花一樣紛亂飛舞。那年在東京上野公園，就看到了這種情景，夢幻一般，讓你分不清是雪紛紛從天上降落，還是花瓣紛紛飛上天離去；分不清是來，還是去；分不清是生，還是死。日本人把死看成是新旅程的開始，他們把死叫做「去天國」，我們中國雖然也有這種說法，但是我們是真的恐懼死的，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走這條不歸路的。但是日本人似乎不。2004年 10月 12日，一天之內，日本就有兩起集體自殺案件。富有意味的是，其中一個就發生在琦玉縣以觀賞櫻花聞名的美之內公園。四男三女共七個年輕人，租了一輛車，車內放了四個炭爐，燒炭自盡。他們還把車窗用膠帶密封，還在車外蓋一大片藍色帆布，顯示死意堅定。在日本，自殺不是個別現象，東京以西的靜岡縣的熱海，就是「情死聖地」。更不用說大量的作家藝術家，他們以死的方式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作品，三島由紀夫切腹，川端康成打開了瓦斯。川端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人生最絢爛時自殺的，有人用「人生最璀璨時，不忍見櫻花凋落、杜鵑悲鳴」來解釋死因。三島事件，看似因為「憂國」，但也難說沒有對自身生命的恐懼，不能忍受健美的身體終有老朽的一天，他要趁自己還沒有衰老，把精彩定格下來，讓其產生「刹那的永恆」。某種意義上說，與其日本人追求的是活得精彩，不如說追求死得漂亮。
從織田信長到三島由紀夫，到川端康成，太多的日本人像櫻花一樣在瞬間燦爛之後，慷慨赴死，以達永恆。燦爛，死亡；瞬間，永恆；乃至其中包含著的恥辱與光榮，這幾對意義完全相反的詞，在我們看來，無論如何也不能糅在一起，但在日本人的思維中統一了，在櫻花的品格中統一了。我甚至想，之所以不瞭解日本，是因為不瞭解櫻花。二戰期間，當盟軍艦隊遭遇日軍「神風特攻隊」自殺式撞擊，看著成群戰機櫻花般凋落，直墜在軍艦甲板上，他們怎麼也不能理解發生了什麼。是，發生了什麼了？在日本這民族身上發生了什麼？在日本人內心裏發生了什麼？這些彬彬有禮的日本人，這些愛花愛美的日本人，他們怎麼了？我們不明白日本文化有著兩面性：文雅而又暴躁，賞花落淚而又殺人不眨眼。
愛有期
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的小說《一年後》，講了一個奇特的愛情故事：女主人公惠理子失戀後，偶遇男子田村。但田村已有女友，他們就在田村女友去美國的一年期間，定下了愛情契約。她對田村說：僅僅是這一年，能和我戀愛嗎？
這毋寧是個殘酷的故事。這小說後來被搬上了銀幕，片名改成了《東京萬壽菊》。萬壽菊，是一種有很特別香味的菊花，但它只有一年的生命期。在這一年裏，開花，結果，然後凋謝，就像那場愛情。導演市川准闡述說：其實並不是每一場愛情都能天長地久的。確實，像萬壽菊那樣短暫地開放，然後迅速枯萎的愛情，在現代的社會隨處可見。
枯萎了沒問題，如果尚未枯萎，那怎麼辦？甚至愛還可能會越來越濃烈。人畢竟不是物，物租了一年，該歸還就歸還，人不行，人是有感情的。常聽一些人說不敢養狗，害怕養出感情來了，捨棄不掉。人是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要控制自己的感情，無異於揪著自己的頭髮要飛起來。那麼，怎麼能控制這愛只能到一年為止？
我常想，人最可怕的是想到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做什麼了。其實末日突然降臨，並不可怕，在你還沒感受到苦難的時候，苦難已經結束了。所以那些突然被奪去生命的人，還應該是幸運的，被車撞死，被突然飛來的東西砸死。相比之下，跳樓就比較殘酷了，從落下到著地，總有段時間。這一段時間怎麼辦？類似于「淩遲」，劊子手殺「二七烈士」林祥謙，一刀一刀切他的肉；曹禺《原野》裏的仇虎復仇，是把仇人的孫子殺了，讓仇人活著，活受煎熬。所以麻醉死亡是人道的，讓意識消失；所以拿槍自殺的人就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一扣扳機。我青春期時，老焦慮自己將來怎樣死，我總是必死的，可生命就像吹大了的氣球，要讓它消失，只能把它壓爆。為什麼會有氣球這比喻？因為我曾做過一個夢，夢中的自己就是一個氣球，它被吹得滿當當的，眼看要爆炸，我不知該怎麼辦。當然我可以解開紮口的線繩，但是我就是解不開，人是不可能解得開自己的結的，只能任它膨脹。它幾乎透明了，馬上要爆炸了，但是它還沒有爆炸，它只是用爆炸吊著我，漫長地等待爆炸，不可自拔地走向爆炸。可怕的不是它要爆炸，而是它走向爆炸的過程。
這不是《一年後》裏的事情，是另一個故事。他和她，三年前認識並且相愛。他們的期限是三年。三年之後，她必須離開他去她丈夫所在的城市，這是不可改變的。在這三年裏，他似乎忘記了這個事實，他覺得她就是他的，只有她去她丈夫那裏探親時，他才明白她不是他的，不能忍受。他不能忍受她和她丈夫在一起，不能忍受她丈夫姦污她，但是她丈夫有權利對她這樣，他是她的丈夫，那也不叫姦污，叫「同房」，甚至叫「做愛」。每次她去她丈夫那裏，殘酷的現實都會頓然擺在他面前，他都會痛苦不堪，像間歇性精神病發作，直到她回來，一切暫且平息。假像掩蓋了真相，她還會不會再走，姑且不管了，反正過一天算一天。但是現在，她要徹底離去了，徹底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了！已經定了離開的時間，餘下的每一天都得數著過了。過一天，就走向死亡一天，他清晰地看著死亡在一步步走近，他簡直崩潰——倒不如，把它給掐了！
據說古巴革命後，被判處死刑者可以有個最後的願望，許多人選擇了向行刑隊發出「開槍」的命令。既然不能把握生，那就把握死。迎向死亡，未嘗不是一種明智。當然最好是最初就死，不讓愛情發生。現代人有句話：不要愛，只要取暖。女主人公最後跟田村告別，她說，這一年過得真好！
日本人的表情
很早就聽說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這兩天才看到。先是《秋刀魚之味》，感覺並不好，生硬。也許跟大家的感覺大相徑庭。首先是色彩生硬，早期的彩色片，技術還不足以處理色彩的問題；還有表演上的生硬，好像是話劇，演員們好像總對著話筒念臺詞，至少是意識到要說給觀眾聽吧，總之是表演的感覺，不是真實的形態。
是不是當時演藝上的局限？但看幾乎同時期的黑澤明的電影，裏面的人物表演卻是很活絡的，給我們展現了有血有肉的日本人。但是小津電影中常用的演員，比如笠智眾，也是很好的演員。或者原因出在小津身上？據說小津是把演員當木偶一樣牽制的，這種牽制就像專制治國，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如果導演感覺失誤，那麼則無可避免地砸掉了。似乎小津的感覺並不對，並沒有給我們生動的日本人形象。那麼日本人應該是怎樣的形象呢？我們很容易想到「武士道」，暴力，好鬥，拼命，或者像高倉健那樣，話不多，從不笑，男子漢是男子漢，但也夠給人威壓的。早年看電影《生死戀》，兩車相撞，一語不和，車上人就下車打了起來。這似乎跟野蠻殘暴的日本鬼子很吻合。但是到日本後，發現日本人其實是很溫和的，他們幾乎不打架。吵架也很少，他們奉行「不爭論」原則，以至於見中國人爭論（有時候只是在討論，也許是語氣沖吧），或者是動手動腳開玩笑，他們都慌忙勸道：「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兩輛車相撞，雙方各自下來，不是打架，也沒有理論，一開口就達成共識：妥善私了。和和氣氣。當然之所以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叫員警的麻煩，彼此節約時間和精力。但這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如不理性，就只能惡語相向，拳腳相加了。
我本來應該明白的，現實和藝術的趣味是不一樣的。現實追求的是脫出現實，比如「江山如畫」，如果「江山」只是「江山」，是談不上「美」的，要像「畫」一樣才是「美」。而有意思的卻是，「畫」卻是相反，要竭力脫出「畫」，讓「畫」接近「江山」，「畫如江山」，甚至於竭力表現自然世界的殘缺，來實現藝術的「美」。比如畫樹，是一定要畫些枯葉的，而園林師修整樹木，則竭力要把殘枝敗葉去掉。當年看侯孝賢的《咖啡時光》（說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電影），主人公被安置在東京的アパ—ト（公寓），這種房子我住了好幾年，破破爛爛，但導演卻對之情有獨鍾，以它為背景，而且在影片中確實也美極了，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其美，當然其中也有因為懷舊而產生的美感。黑泽明也很能营造這種美的，而小津却不想把生活「文藝化」，他恪守着生活本身。
仔細想想，小津鏡頭下的日本，倒是真實的日本。只不過我自己離開日本太久，不自覺把日本「文藝化」了。剛回國時，整個人還浸在日本的氛圍中，對國內百般的不適應。但要說中國與日本有什麼不同，也說不出子丑寅卯來。日本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存在，好像鮮活的樹葉。但時間久了，水分沒了，剩下乾巴巴的葉片，甚至成了標本，它成了本質，被概念化了。於是腦子裏也就有了日本應該有的面貌了，而其實很多時候卻是從傳媒中接受的，或者是被點撥的。概念化的東西十分便於講述、傳播和接受。回頭想來，其實日本人的表情，就是小津電影中的人那樣。日本人極其講究「禮」，講究「禮」，就不能沒有一套禮儀。無論是《秋刀魚之味》還是《東京物語》裏，都體現了這種禮儀：舉止端莊，點頭鞠躬，乃至不喜形於色；說話謙和，節制，乃至謹小慎微。即使是家人之間，也是如此：父母到子女家，要說「打擾了」；父母在子女家吃了飯，要說「感謝招待」；子女對父母，也客套得像對客人；笠智眾表演的角色，最常掛在嘴上的口頭語是「そうが」（是這樣啊！）。套用老托爾斯泰的話，規矩的面目總是相似的，不規矩的面目則各有各的不同。不規矩的面目是生動活潑的，歪話臭話，總比正經話來得有趣，「黃段子」總是充滿了創造力。而規矩的面目，就一個詞：呆板。
但是呆板，並不等於傻；遵守禮儀，不等於人心不存在，只能表明，人心被規訓得很嚴實，你很忍耐。日本人確實是很忍耐的，小到人際關係，大到國家命運。比如二戰後被占領，日本人很知道自己是個「不正常國家」，但那是沒有辦法的，只能忍。兩次海灣戰爭和阿富汗反恐戰爭，日本或是出錢，或是出人，簡直成了「美國的提款機」，但還是忍著當了這個冤大頭，只求在這種忍之下，有朝一日能抬頭。其實，「明治維新」也是忍出來的。當年日本的國門也是被迫打開的，與中國一樣，只不過他們在無奈之下採取了與中國不一樣的態度。都說日本是個虛心學習的民族，但其實，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窩囊廢。原本堅定的「尊皇攘夷」分子、堪稱日本「義和團」式的人物伊藤博文，當他在上海和倫敦受到西方文明強烈衝擊的時候，內心一定複雜極了，抵抗，不甘，但他最後選擇了順應，把屈辱消化了。
日本人的消化能力常令全世界驚異。旅日作家劉迪曾經說過自己一個經歷，剛到日本時，他發現日本盒飯裏常有幾根麵條。「當時我很不解，為什麼米飯中還要加麵條，後來日本人告訴我說，那是為消化美國對日輸出的麵粉不得已採取的辦法。」作為基本以大米為主食的國家，二戰後美國曾一度給日本提供小麥作為援助，也從而向日本施壓，推銷自己的小麥。為了化解美國政府的壓力，日本政府採取了兩個方法：一方面為中小學「給食」提供麵包、麵條等，另一方面，派出大批飲食專家，通過電視、報紙雜誌等各種媒體廣泛宣傳麵食烹飪方法。
其實，這種承認現實的消化，是他們傳統精神的一部分。比如面對苦難的享虐，還有面對局限的接受，還可以將之發展成「美」。日本人認為「小即是美」，清少納言有句名言：「何も何も小さきものはみなうつくしい。」（無論什麼，凡是小的就是美的。）但是這「小即是美」的觀念，是必須有個確認者的，靠什麼來相信明明是「小」的卻是「美」的？靠心。為了緩解外界的擠壓，必須把心靈世界放得很大，所以日本人很喜歡「心」這個詞。在看不見摸不著的「心」中，「小」可能變成了「大」，苦難可以消化成了養料。
當然也總有難以消化的時候，比如《秋刀魚之味》中的少女道子，心儀的男性陰差陽錯失之交臂了，失望，痛苦，但還必須在父兄面前表現得很節制，於是就告辭了回到自己屋裏哭。但是如果是父親，德高望重，就不能這樣了，即使是死了妻子。《東京物語》中的老父親在妻子去世時，也躲開了眾人，但他並沒有哭。當他的兒媳找到他時，他只是站在海邊發呆，連悲愴的表情也沒有，他說：「漂亮的黎明啊！恐怕今天又會很熱。」生在島國的日本人，對世界有著與生俱來的宿命感，他們把哀心寄情于自然風景，這也是一種消化吧？
然而，既然是宿命的苦痛，長期壓抑下來，也終不是個辦法，那麼就將之分成受壓和泄壓兩個時段。比如公司職員，白天受壓，晚上就去酒吧泄壓，使得第二天再能去受壓，接受老闆的罵、客戶的挑剔，而可以面無慍怒。但有的時候面無慍怒是不夠的，禮貌也無法敷衍對方，必須要你表態，這時候就必須察言觀色，閃避談吐。有一種說法，日語的句式所以把謂語放在最後，就是出於察言觀色的考量的，比如你是否贊成某個意見，先說了「我」，再說「這個意見」，觀察對方的反應，然後再決定說「贊成」，或者臨時改成「不贊成」。
這麼表達的時候，那表情一定是複雜的。有人說日本人的表情就如同日本能劇裏的能面，兼有「悲哀與微笑兩種截然相反的表情」，那是一種曖昧的「大」表情。日本能面具據考證是來源於中國的儺面具，但精神實質卻是大不一樣的。所以我說過，中國離日本，要比離美國還要遠。這一點，當年被不可思議地轟炸了珍珠港的美國人，似乎也有類似感覺。也許是因為語言？語言不僅是表達思維的工具，還是思維方式。當然現在年輕的日本人也會講英語了，生活方式也很西方化了，面容表情也跟過去不一樣了。民族跟民族的距離在拉近，現代化的東京的面貌跟紐約似乎並沒有多大不同。畢竟地球變成了一個村，大家都這麼說。但這是不是也是「文藝化」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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