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拿，你也可以給──寫給願意釋放溫柔力量的你＞

說故事的莉奈公主

有人說這一年將會是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一年，每個角落將會出現憤怒的吶喊，受屈辱或是感到忿忿不平的人們將會走上街頭。原本漸漸趨於平淡冷漠的社會，似乎又被重新燃燒起來。悲傷有時候會產生一股很奇異的溫柔力量，悲傷有時候也能讓人更有同理心，這是我最近才能體會的。

年初一下午兩點正，是我們家族的莉奈公主說故事的時間，所有人都要在這個時間之前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完，趕到二姊家來聽莉奈公主說故事和唱歌。有時候，她還會來上一段像樂儀隊的操槍表演，通常她會將自己裝扮成樂儀隊的模樣，手上拿著動畫《光之美少女》裡面的光劍。

妹妹走的時候，莉奈公主才剛小學畢業，那年暑假妹妹就是為了莉奈公主的未來升學管道奔波，找了好幾間體制外標榜開放教學自主學習的學校，他們給的答案都是千篇一律，他們不是收留有點情緒障礙孩子的地方，他們甚至收的是菁英，是要給一般學校無法給的菁英式教育。

在這之前的十二年歲月，妹妹早已帶著莉奈公主跑遍所有可能的醫療和教育機構，不斷提升她的表達和溝通能力，她雖然進步神速，但還是和一般孩子有些落差。這是一個瀰漫著功利和競爭氣氛的社會，從嬰孩出生那一刻開始鳴槍起跑，和別人「不一樣」就代表是社會的弱勢，跟不上學習進度的孩子注定要被殘酷淘汰。每個孩子都有他們自身的成長節奏，只是我們僵化的教育體制和急切的父母親沒有耐心等待罷了。

後來，悲傷到絕望的妹妹在四處奔走尋找適當國中的過程中，越來越焦慮，也越來越憤怒，就在這年夏天，她忽然倒在一個密宗的道場裡。四十八歲的她，終於向這個殘酷的世界宣告投降，結束自己從小勤奮讀書、入社會力爭上游的短暫生命旅程，將這個被一些學校拒絕收留的孩子，還給了殘酷的世界。

悲傷的妹婿將莉奈公主帶在身邊，國中畢業後，讓她考上自己任教的技術學院，他盡量抽空陪她一起在教室裡聽課做筆記，也不管別人異樣的眼光。回到家後，他再教她一遍、兩遍、三遍，他用超乎常人所能忍受的耐心，用盡他個人所有的力量陪伴這個孩子，莉奈公主在語文科目方面常常考全班最高分。妹婿就這樣陪著莉奈公主一直讀到技術學院畢業，而他也已經精疲力竭了。

在「新故鄉動員令」的訪談報導節目中，當我遇到李惟陽醫生和李昭儀這對夫妻，聽完他們悲傷的喪子之痛後，我忍不住也回憶了當年失去妹妹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超越喪子之痛

在訪問來自宜蘭羅東博愛醫院的李惟陽醫生和李昭儀這對夫妻之前，我已經偷偷地哭過了，我不知道要如何心平氣和去談別人的喪子之痛。我並不想扮演那種在訪談中切入對方痛處，引發對方痛哭，讓觀眾或是聽眾也跟著落淚的訪問者。我帶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進行著這場每兩週一次的例行訪談。

當這對有醫學專業背景的夫妻笑吟吟地出現在我眼前時，我知道我們將會有一場平靜而沒有眼淚的對話，他們的笑容是那樣的寧靜平和，有著一種心碎過後的坦然和決心，彷彿該流的眼淚早已流乾，該疼痛的也疼痛到心扉裡了。

原來有兩個女兒的李昭儀快要四十歲時，生下了一個可愛的男嬰安安。從事復健工作的李昭儀在養育過程中，就隱隱感到這個男孩在各方面的成長都比姊姊慢，兩夫妻都抱著大器晚成、大隻雞慢啼的心態，不願意接受安安是個發展遲緩兒。

安安在一歲三個月時，忽然眼神呆滯往上翻，還傻傻地笑，李醫生安慰妻子說，可能只是良性熱痙攣。最後經過了詳細的檢查，證實安安是「頑固性癲癇」及「發展遲緩」的雙重病症，於是他耐心陪著安安接受治療。他們只能慶幸發現得很早，也許來得及透過治療而改善。

「我們以為已經走到人生的谷底了，沒想到在谷底之下，還有更深的谷底。」李昭儀淡淡地回憶著深深的切膚之痛：「安安在四歲十個月的時候，又被診斷出罹患惡性腦癌，要立刻接受化療和放療。」這對夫妻看著安安因為接受各種治療造成各種副作用，像口腔潰爛發炎、腹瀉不止、發高燒、嗜睡、臉潮紅、汗無法排掉，不禁發出問天的悲鳴，難道谷底之下就是地獄嗎？

李惟陽醫生說，他陪伴安安時都是在看各種醫學的書籍和報告，希望能找到減輕孩子痛苦的方法。他說，他多麼希望自己不是醫生，看不懂那些醫學的報告，才可能相信會有奇蹟發生。在預知死亡，卻等待死亡的過程是何等的椎心之痛？安安走的那一年，他才六歲。

「既然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走向他們的人生，就陪伴那些和自己孩子有相同遭遇的孩子吧。安安生下來就吃盡人生的痛苦，我們希望他的苦沒有白吃。」悲傷過度的夫妻作出了這個決定，成立「安安慢飛天使家庭關懷協會」，提出「即時偵測─即時反饋治療」的觀念。在陪著愛子安安走過如地獄般痛苦的過程中，李惟陽醫師希望安安的病能對相關醫療上的改進有所幫助。

目前由交大和成大兩所學校的教授們組成的研究團隊，所開發的「腦波不正常放電即時偵測系統」已經完成了在動物體的實驗，希望可以減少癲癇病人的痛苦。

不斷研究開發新的治療可能、陪伴成長遲緩的孩子、照顧在精神上無依無靠的父母，是這對夫妻一直在做的事情。他們想要和那些有相同命運的父母，學習承擔人間的至痛，這是知識所無法教導的人生功課。他們覺得唯有這樣做，才不會讓過往經歷的痛苦和流過的淚失去意義，也算是讓安安的短暫生命能遺愛人間。

是莉奈公主的復仇嗎？

今年莉奈公主換了一套和她的故事情節完全吻合的女警裝，她照例會將一些不同的禮物分贈給我們。她喜歡分贈禮物的慷慨行為完全是我妹妹的翻版，妹妹生前喜歡買一堆東西來家裡，然後放在桌上說隨便你們挑。

這次我分到的是一條莉奈公主親手用金黃色毛線編織的網狀圍巾。我分到的禮物最特別，因為我主動表示願意替她想法子購買最新版《光之美少女》的產品，我答應她會託朋友去日本買。

她對於別人的眼神和言語極端敏感，情感也過於細膩；她會分辨哪些人是善意的，哪些人並不友善；對於不友善的人，她不但會拒絕往來，還會將這些人一一編進她的故事裡面，接受厄運的懲罰。她會忿忿不平地說，誰要他們欺負我？

她的故事已經進行很長的時間了，她將故事打在一份份檔案裡面，並且配上電腦繪圖。她以一個稱為瘋狂村的社區，作為故事的發生地點，將身邊的親戚朋友都換了一個帶著日本味道的新名字和身分，在這個故事裡頭演出。

她會將真實生活中的人物關係做很巧妙的改變，例如她會將原本的兄弟關係（我和弟弟）改成一對很講義氣的朋友關係，我弟弟犯了罪，我會出面替他頂罪，故事裡的我是一個改邪歸正的浪子。她又會將我弟弟和他兩個兒子的父子關係改為三兄弟的關係，爸爸成了大哥，好像另外兩個弟弟的僕人。相依為命的母子，則被她改成同居的情人。每當我專心聽著她彷彿天馬行空寫的故事和改變的人物關係，都覺得在真實和虛構之間，有一種極精準的象徵和暗示，像進入到心理分析的層次。

而最讓人感到心驚的是，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已經被一群尚未落網的凶手霸凌而死，但是有一個和女主角長得一模一樣的女人出現在瘋狂村，她是瘋狂村的福利社店長，兼警察局的女警官，她就是故事中新的女主角藤宮莉奈，這樣的轉折讓故事得以延續下去，也讓被霸凌的主角死後重生。

每當莉奈公主說到那些將女主角霸凌而死卻逍遙法外的凶手們時，她會情緒激動得不可遏止，眼眶中盈滿淚水。真實和虛幻融合，她好像是故事中被霸凌而死的女主角，那種痛苦她似乎感同身受。我又忍不住想起了她的媽媽。

妹妹從讀幼稚園開始就會被同伴們欺負，我親眼看到她在幼稚園車裡抓著欄杆，無助地看著外面的表情，臉上帶著淚痕和抓痕。後來媽媽就讓她留在家中，直接等著上小學。剛開始的求學階段，妹妹是我們家裡面成績最好的孩子，初中和高中都考上第一志願，分數排名都在最前面，但是她每逢大考必會發燒生病或是受傷，我印象中她都是帶著重病去考場應試，想要出人頭地的巨大壓力幾乎讓她接近崩潰。

出了社會，她常常哭著告訴我說，有人在打壓她、欺負她，那種被人屈辱的感覺如影隨形地跟著她，一直到她倒下。如果妹妹是在精神上被霸凌而死，那麼真正的凶手又是誰呢？

她曾經告訴我，我是這世界上第二個壓迫她的男人，我的積極、我的努力表現、我的幸運都一直逼迫著她。另一個凶手就是從小對她期待甚高和要求甚多的爸爸。還有，很多很多曾經欺負過她的壞人。

莉奈公主的誕生，更是深深折磨著從小都考第一名的妹妹。如今妹妹已經走了很久很久，莉奈公主的故事還會有續集，霸凌故事中女主角的凶手們都還沒有抓到，故事中當上警察的莉奈公主是要來除暴安良的，她是要來復仇的。凶手到底是誰？到底誰才是社會上的弱勢？由誰來認定？

呆子的力量

那天下午，我提早趕到位於重慶南路巷弄裡的一間錄音室，那棟老式公寓房子裡的電梯還是很早期的，外面就一個按鈕，很人性，我往返這間錄音室已經兩年了。下午錄音室裡很熱鬧，因為幾個老朋友都在，四十七次訪談報導性節目「新故鄉動員令」要收尾了，上半場將暫時告一個段落。吳念真正在錄音室訪問一個坐在輪椅上的大樹媽媽謝粉玉，她的故事非常傳奇，令人不可思議。

出生在苗栗大湖的客家人阿粉姊，是一個四歲就被送去當養女、身世極坎坷的女人，從此以後就在打罵中成長；丈夫過世後，她獨立撫養三個孩子。無依無靠的阿粉姊在非常悲傷和委屈卻無處可傾訴時，就會去山上對著大樹喃喃自語，從此大樹成了她在人間最忠實的朋友。

丈夫過世那一年，她幾乎要崩潰了，於是去日本散散心，就在這樣的悲傷旅途中，見到日本神社前的鳥居牌樓是用台灣高山上的檜木做的，她很疼惜自己家鄉那些輕易被人砍伐的大樹。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阿粉姊開始搶救苗栗台三線附近為了土地開發要被砍掉的老樹，她只能花錢買下那些老樹，而為了移植老樹，也要買下大片的土地。於是她向銀行貸款七、八千萬，每個月要還銀行四十萬元的本息，憑著自己一個人的力量，默默做著這些在別人眼中不是傻子就是瘋子的事情。

當她在經濟上無法支撐下去時，曾經寫信向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求助，陳總統指示農委會協助她，但是私底下農委會卻端出法令來表達愛莫能助。事情曝光後，銀行更是無情地趕快拍賣她的土地，兒女們的薪水也被扣了。

阿粉姊的故事後來感動了許多人，他們協助阿粉姊成立「十呆環境保護基金會」，「十呆」是將古木兩個字重新組合。在殘酷的世界裡，大多數人想的是如何從別人身上得到什麼，拿走什麼，只有呆子才想要不斷地給出去。但是當這個社會出現了十個呆子、一百個呆子、一千個呆子、一萬個呆子時，這股力量就變大了。呆子，才是這個殘酷世界的最後救贖。

悲傷的大人要給下一代更多快樂

訪問完阿粉姊之後，吳念真和我共同訪問「新故鄉動員令」上半場的最後一個呆子—我們認識了三十年的導演朋友柯一正，他除了自己經營一家中等規模的廣告製作公司外，還有一個頭銜就是「紙風車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最近因為帶著一群藝文界的朋友在總統府前面快閃演出「我是人，我反核」，讓反核的議題終於大量在媒體曝光發酵，高難度到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的「反核行動」，已經成為他人生最想完成的心願。

來自嘉義義竹鄉的柯一正有個很悲傷的童年，由於父親極為複雜的人生和早逝，使得童年時代的柯一正在不斷遷徙流離的過程中，記憶幾乎是破碎而空白的。這也造成他和同學朋友們很疏離，凡事都不在乎的人生態度。直到四十歲生日那天，他忽然想通一件事情：他曾經有過三次差點死亡的經驗，他現在過的每一天都是撿來的，是多出來的，所以要很快樂才對。

有了這樣的想法之後，他面對人生的態度大大地改變—他非常珍惜朋友，更願意慷慨付出。在知道自己罹患大腸癌之後，柯一正樂觀地接受治療，每次治療過後就大吃一頓，慶祝自己還活著。他說要讓自己的餘生更快樂，也想讓下一代的孩子更快樂。

他這樣的人生態度，感動了身邊的幾個朋友。於是紙風車文教基金會的「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終於在五年內走完全台灣三一九個鄉鎮。

在訪談中，他也正式宣告下一個「三六八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立刻要啟動了，預計在七年內再走一遍台灣的每個鄉鎮市區，這是需要非常多的呆子和瘋子才能辦到的事情。

還有兩件事情也是柯一正很想要完成的心願。一個是藉由戲劇的表演到九百所國中進行反毒的宣導，減緩毒品進入校園的速度；因為毒販總是會吸收學校的學生或是中輟生，年齡層有越來越低的趨勢。

他的另一個心願是和一群朋友成立「快樂學習協會」，協助一些偏遠地區弱勢家庭在學習資源上匱乏的孩子們有好一點的環境。有許多偏遠地區的單親和隔代教養問題極為嚴重，也造成不少中輟生問題。當義務教育延長到十二年之後，這個問題將更嚴重，所以這個課後輔導計畫要趁現在趕快進行，以便結合目前已經在做這方面工作的人和單位。

柯一正說，上一代的大人掠奪了社會過多的資源，留下污染的土地和龐大的債務給後代子孫，大人們一定要覺醒，多多付出，不應該繼續再破壞和掠奪了。

這條路不知道能走多遠？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盡頭？柯一正說，能做多少算多少，因為人類就是這樣進化的。我們沒有靠山和背景，但是至少我們願意結合在一起，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孤獨的孩子

我朋友的朋友從日本旅行回來了，他替我買到了莉奈公主最渴望的最新版「光之美少女」產品，朋友的朋友對我說：「雖然我不認識她，但是請讓我送給她這份禮物吧，因為我想，她一定是個孤獨的孩子。」

我將這個從日本買到的禮物送給了莉奈公主，莉奈公主很感動。

一個月後，莉奈公主給了我一封信和一袋禮物，她在信上這樣寫著：「謝謝大舅託人買到我要的Smile光之美少女的玩具，隨函附上費用。我想送給那個替我帶禮物的人一份禮物，兩串水晶串珠飾品和水晶串珠飾品的製作機。請代為贈送給那個我不認識的人，並且替我說聲謝謝。」

你可以拿，你也可以給。溫柔的力量，就是這樣漸漸釋放了出來。



＜在日出時醒來──寫給不再相信世界美好的你＞

被海風吹冷的熱可可和大浴巾

你如果告訴我說，你再也不相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我一點也不驚訝，更不會怪你如此的負面思考、如此的消極，因為，這一切的懷疑其實都是合理的。沒有經過懷疑和反抗的天真樂觀，往往容易成為自我安慰的催眠而已，像一陣風，是留不住的。

我最近幾乎婉拒了所有的演講邀約，我常常陷入一種莫名的悲傷情緒，我如何能強顏歡笑、故作積極狀呢？在這許多邀約信中，有一封引起我的注意。對方是一位資深的心理諮商師，在一所大學從事心理諮商工作多年，她說，現在大學生的心理狀態越來越難以捉摸，她有一種很深的無力感。單就去年一年，她經歷三件學生自殺事件。她很痛苦，她不明白這些年輕的生命到底遇到什麼過不去的關卡，為什麼在他們生命的終點，多是以失敗者的面貌認同自己？

她讀過一篇我寫的關於失敗的文章，感到內心澎湃，希望我能去學校做一場演講。我遲遲沒有回覆，因為我不是生命導師，也不是勵志作家，我只是一個勤勞的探索者，我不知道要如何說清楚講明白人生的所有道理。我就從一個短暫的瞬間說起吧，關於一杯被海風吹冷的熱可可和一條大浴巾。

記得那是郵輪之旅的第二個夜晚。當時郵輪正朝著東南方行駛，時間又少了一小時，日出時間變成是七點十三分，這時我醒了，我趕快翻身起床，想看海上的日出奇景。可是整個海上全是濃雲密布，並未見到日出，但我還是不甘心地朝東方拍了幾張照片。陪伴我的是逐漸變暖的海風，船破浪前行的聲音，和一杯弟弟去九樓甲板取下來的熱可可。我原來還想爬上九樓甲板看日出，弟弟說他剛從九樓甲板下來，工人剛剛把甲板洗了一遍，濕濕的很滑。他聽到兩個老人聊天說，微雨的黎明，不會有日出的美景，弟弟遞給了我一條大浴巾，說陽台的椅子濕了，可以用這條大浴巾擦擦。

我把面向窗的簾子放下半片，怕驚擾了熟睡中的全全。這一夜，我的睡眠很短。我在三點三十七分醒來上廁所，如果少掉一小時，竟然和昨天夜裡第一次醒來時間完全相同。當我們將自己放空時，生理時鐘和大自然竟然是同步調的。

七點三十八分，原來東南方那片橘色的晨曦瞬間消失，海上下起雨來，雨絲掃過我的臉，我用弟弟給我的大浴巾略微擦拭自己的臉，如同擦掉醒來前的兩個很淡很輕的夢。這兩個夢都是我婉拒了不同的邀約，對方很不悅，對我大發脾氣，我感到很內疚。

八點，天終於藍成了一大片，濃厚的白雲從原本的天空背景，跳出來成了天空的主景，隱約可見陽光反射在雲端的角落，天空終於完全地亮了。正如那兩個原本以為無聊到讓人想趕快擦掉的夢，在我腦海亮了起來。

越是尋常無聊的瑣碎夢境片段，越是每個人最真實的心情，從去年，從前年，從很久以前的過去，再到今年，甚至到很久以後的未來，我們仍舊會在這樣揮之不去的情緒中起起伏伏，懊惱、遺憾、失落、自責、憤怒，所有負面的情緒都源自於對自我的不確定和被緊緊綑綁的感覺。

這兩個瑣碎的斷夢，其實是極有啟發性的。它反映出我的焦慮和缺乏自信，反映出我想討好別人的性格，反映出我深沉的自卑，反映出我強烈渴望被人尊敬、被人愛慕，這些都是過去成長過程中，被埋進生命的土壤裡漸漸茁壯長大成蔭的種子。之後，我再也沒睡著；清醒，一如進入深沉的夢境，一個自己無法察覺的潛意識的世界。

我喝了一口已經被海風吹冷的熱可可，就像是喝下了弟弟的溫柔和慈愛，他的溫柔和慈愛不因海風而變冷。我覺得眼眶有點熱，用弟弟給我的大浴巾擦拭眼睛，那麼大的浴巾可以承受一生一世的眼淚。當我藉由夢境一再看清楚自己深藏最底層的心緒時，外在的世界忽然變得一片清朗美好。

讓愛更自由

就是在海上航行的這個夜晚，在我清醒著的當下，忽然看清楚了關於愛和被愛這兩件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弟弟在旅途中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人雖然是群居的動物，但是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在精神層次上自給自足，能享受獨處和忍受寂寞。我現在幾乎已經能做到了。」

這個清醒的夜晚，我不斷想著這句話的意義。當一個人在精神層次上自給自足之後，他的愛會變得非常自由，他可以愛別人，但是不求回報，他在愛別人的過程中得到快樂和滿足。如果只是因為想得到別人的愛，才付出希望能有更多回饋的愛，愛就成為了一種占有和權力。愛不應該是一種權力和控制，更不應以愛之名向你所愛的人進行勒索。愛的本身就是一切，愛會產生牽掛和負擔，但不會產生怨懟和仇恨。如果你聽到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如果你真的愛我的話，先把自己的人生過好。」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不懂得愛自己的人，是不可能愛別人的。

愛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知道自己活著的意義和價值，能夠在精神上自給自足，這樣的愛才會得到真正的自由。不斷地透過勒索和試煉的愛不是真的愛，只是源自於缺乏自信、源自於焦慮不安、源自於想要權力和控制。愛如果可以更自由，人生會不會有更多的寬恕與和解？世界會不會讓人覺得更美好？但是很多人卻受困於自以為是的愛，產生疑惑、迷惘和痛苦，甚至過不了關，自我了斷。

八點五十分，白雲下沉至海天交界處，天變成完全透明的藍，今天應該可以登陸美國最南方的島嶼keywest了。我聽到弟弟對發燒的全全說，如果不舒服就不要去keywest，全全說他很想去。因為去年風浪太大沒有登陸，這次再來，一定要去島上看看。

我知故我信

又是一個見不到日出的清晨，但是七點零三分日出時間前，我還是自然醒過來了，弟弟問我是不是要看日出，我答非所問地說，還好。這是全全的回答方式。我說「還好」的意思是，不再那麼在乎有沒有「親眼」見到日出了，這段在海上生活的日子，我已經能在日出的時間自然醒來，這是我身體的重大改變。我喜歡這種感覺，沒有看到，但是知道。知道太陽升起了。

「知道」是很重要的，那比體驗還重要。很多人有過很多體驗，但是因為不知道體驗背後的「知識」和「意義」，再多的體驗都無法讓生命增加能量。

記得當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在家裡放著顯微鏡、望遠鏡和地球儀三樣東西，不管將來他們長大後要從事什麼專業工作，我希望他們透過望遠鏡探測星空，可以知道宇宙的浩瀚，知道人類的渺小，知道宇宙和人類之間存在一種未知的法則；透過顯微鏡看到肉眼看不到的動植物，知道人的肉眼多麼有限，知道人類和其他動植物的依存關係，接受人不是地球主宰的事實；透過地球儀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們要知道互相尊重，扶助弱勢，珍惜自己文化的重要，知道不要看輕別人。知道這些道理後，我們會虛心，我們會勇敢，我們會相信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我們會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只要我們相信。

海天之間，橘色的光已經被點燃，像是千萬艘王船齊放但立刻被海水澆熄，王船只能抑鬱地焚燃悶燒，在船舷左後方。船往南行，駛離美國，駛離墨西哥灣，航向更南方加勒比海上的英屬大開曼島。不久，太陽如熊熊烈火，將原本遮蔽的灰色天空燒出了一個大洞，瞬間整個天空都被燒熔化了，天終於完全亮了。

這一夜的夢比較明亮，如今晨的日出。夢裡我寫了一部電影劇本，也配合出版了一本新書，相關人員向我簡報整個行銷計畫，他們說，我們的氣勢將如洶湧的潮水般，擋也擋不住！所有的助力將從四面八方湧來，我們將獲得最大的成功！我覺得很心虛、很恐懼，我希望這一切要低調。

對於成功，我不再像年輕時那麼的狂喜和期待，更不像中壯年時那麼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於理直氣壯。我知道成功不一定會讓世界更美好，我相信，真正通往美好世界的道路是要更謙卑、更感恩。夢境表達了我的真實心情。

＜你可以拿，你也可以給──寫給願意釋放溫柔力量的你＞

說故事的莉奈公主

有人說這一年將會是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一年，每個角落將會出現憤怒的吶喊，受屈辱或是感到忿忿不平的人們將會走上街頭。原本漸漸趨於平淡冷漠的社會，似乎又被重新燃燒起來。悲傷有時候會產生一股很奇異的溫柔力量，悲傷有時候也能讓人更有同理心，這是我最近才能體會的。

年初一下午兩點正，是我們家族的莉奈公主說故事的時間，所有人都要在這個時間之前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完，趕到二姊家來聽莉奈公主說故事和唱歌。有時候，她還會來上一段像樂儀隊的操槍表...

讀冊專訪：一直撒野，不停冒險的小野

那些過去

Q：當年小野老師如何在那年代的中影，完成《小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這些帶有本土意識的電影？

當時全臺最大的電影公司是黨營事業，由文化工作會來管理，這一切是在最不太可能完成電影的機構完成的。當時政府跟中影處在彼此不信任的狀態，前面幾部電影也賠了好幾億。而且中影的目的是宣傳黨政，不是拍藝術電影。不能觸碰左翼、日本小說，都不能碰。所以要拍安全又有點突破的故事，就是自己的成長故事。把從軍的部分放大成愛國，才能通過審查。

一開始送審查，劇本被退回來，上面貼滿了修改意見。我就把劇本上所有修改的意見都撕掉，用一模一樣的東西送審，結果送審第二次就過了，他們根本沒看。反正拍完之後又要再被審查，我決心用荒謬的方式反抗荒謬的時代。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看出來時代不太可為，所以練習著藐視威權，知道只能騙威權，喜歡聽什麼就給他們什麼。審查單位也不是真的很傻，不過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通過了。

Q：小野老師和吳念真老師當初為何先鎖定黃春明、王禎和兩位台灣文學作家小說作品，作為改編電影的提案？

吳念真比我先去中影做編審，他本來提議要拍陳映真的作品，但是被主管機關退回。我們當時想，如果用台灣的作品改成電影，就不用自己想劇本，可以利用本來就有的故事。而且在我們之前，也很少有人把台灣文學改編成電影。黃春明很會講故事，所以就先拍了黃春明的作品，作品一出，帶動了民間改編鄉土文學成電影的風氣。

1980年代在台灣曾經有過辯論，關於文學是否應該要為社會服務。黃春明等人認為文學不能脫離生活，但是國民黨擔心這會變成共產黨左翼作家的工農兵文學。戰後嬰兒潮的一代長大了，開始關心身邊的故事，無法再滿足於過去的電影語言，所以開始有了這些具有反思性質的電影。

Q：在中影時期，如何找合作拍片的電影導演？

我的角色不完全是編劇，而是寫企劃案、接觸作家買版權，再去找導演把劇本交給他。跟吳念真面對面坐了八年，每天都在想主意、跟公司開會、討論要拍什麼片。我們從拍短片的導演裡面，找年輕導演來拍電影，後來很多變成了大導演，我們就繼續找下一個。

Q：藝術電影與商業娛樂電影在台灣要如何共存？票房與藝術，孰輕孰重？您心目中「好電影」的定義和該具備的元素是什麼？

從事電影工作內心最大的掙扎，就是希望同時達成藝術性跟票房。如果一開始票房不好，就沒辦法打敗傳統電影，像楊德昌跟侯孝賢，後來都是靠法國、日本在出資，走的離台灣市場很遠了。一部電影到底是藝術性質還是商業性質，有時候說不準，刻意迎合市場不見得票房就會好。

台灣導演中，同時兼具商業和藝術的是李安。當時台灣電影新浪潮遇到瓶頸的時候需要李安，他的故事結構很傳統，觀眾看的懂。他在《囍宴》寫好劇本的時候曾經說，如果中影接受這個劇本，就可以開始拍了。但當時的老闆說那是同志電影，不可以。我在中影最可惜就是錯過李安的《囍宴》，跟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侯孝賢的電影雖然沒辦法期待票房，但是全世界的市場都可以賣。不能被台灣市場綁住，不然會變成台灣市場不賣的就不能拍。

編：有哪個導演說故事的方法，您特別欣賞的嗎？

楊德昌的故事每一個部分都很飽滿，很適合拿來教怎麼編劇。侯孝賢很難教別人怎麼編劇，因為你跟天才是很難學東西的。最喜歡的是李安，他可以按照自己的風格拍，但票房還是賣得不錯。李安曾說「電影是給觀眾看的」，要人家看的懂，卻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風格。

Q：老師您現在有比較欣賞或是喜愛的外國電影導演嗎？

從美國念書回來，到中影之前，我在家寫作。當時看到德國的電影，有了很多新的觀念。我喜歡能夠把電影推到極致的，電影的誕生才一百年，跟任何藝術比都很年輕，還會看到什麼樣的未來不知道。

喜歡的導演有：柏格曼、費里尼、楚浮、卓別林等。

Q：您2000-2002年任職台視節目部經理，2006-2007年擔任華視總經理，如果時間能重來，小野老師還願意答應這樣複雜的火線工作嗎？仍願意當個「電視菜鳥」嗎？

我都是在不太了解該行業的狀況下進入一個行業的，不管是去中影還是去電視台。當一個人沒有準備好就上了競技場，就會有奇怪的招。所謂的新浪潮也是這樣出來的，因為不知道遊戲規則，反而就會有一群戰友。當時電視圈已經變得光怪陸離，原來的運作方式走不下去，開始從外面找人，我就是在這樣的契機下進去。在中影一開始也是很不順利，能夠照自己意志行事的部分很少。

在中影其實只要老闆說你搗蛋，就可以走路了，但是外在的支持很多。觀眾進電影院支持，媒體誇獎，在潮流中跟著走。這一切是因為時代在改變，我剛好在每個潮流中做了選擇，人在體制裏面做了一個選擇而已。

Q：電視台為節省成本、增加利潤，引進韓劇、中國劇在黃金八點檔播出，減少自製電視劇的比例，老師認為這是否是台灣電視劇開始走下坡的開端？您會後悔當初「心不甘情不願」買入韓劇嗎？

我一開始在電視台的時候，做了很多挑戰，比如說《逆女》。做了很多文學作品的改編，偶像劇也試著走出一些不同的路。但是因為電視每天都必須要有播出，投資拍八點檔很慢，就算拍完可以賣到別的地方，錢還是不夠，當時的老闆用成本概念在算，我去台視印象最深刻的是節目表上標明，哪些節目賺錢哪些節目賠錢。因為沒錢自己拍，所以建立了有線台首播無線台電視劇的模式。

當時正好遇上韓劇用很便宜的價格想要打進台灣，我去韓國挑片的時候就發現對方的技術各方面已經超過台灣了，以前還要來台灣取經電影新浪潮，當時心情很差，對方姿態也變得很高。買入韓劇《玻璃鞋》這部片大賺，因為當時很便宜就買斷了全臺版權，光靠這部就賺了幾千萬。韓國當時的策略就是便宜賣，打敗台灣其他的八點檔，然後再調價。如果我只是生意人，那當然很好，因為賺了很多錢，但是以文化的角度來說，是失敗了。

當年輕人嚮往韓國的時候，就表示人家東西真的比較好。不能靠拒絕跟阻擋來保護自己，如果可以拍得比較好，就可以吸引人。我想拍本土的偶像劇，但這兩三年才有一部，電視的作業沒有辦法等，需要一部接一部。在電視台的工作以買韓劇作結，心情上滿洩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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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小野

Q：您是怎麼樣的起心動念、契機，決定「拋下書本，走上街頭」投入公民運動？您現階段最關心、覺得最迫切的社會議題／公民運動又是什麼？

如果要從反核四開始說的話，二十年前跟導演朋友就已經在反核四了，在要蓋核四之前就在反了。1989年的時候，吳念真在金馬得獎代領獎項的時候，就講了反核四。如果社會政治不改變，文化也很難改變，所以想要改變社會這個想法我是一直都有。只是不像文化工作者一直以此為志業，每個人有自己的位置可以做。柯一正發起的反核運動，政府有很大的反應，所以在遊行之後留下來討論，還可以做多一點什麼，希望不是喊一喊之後大家回到工作崗位。我們這個世代站出來講，媒體跟政府比較會怕，比較會有新聞跟關注，是有一點力量的，所以做了反核456這個運動。沒想到在自由廣場的肥皂箱一擺，大時代開始變了，很多運動都來這裡宣講，反核456變成一個運動平台。

當台灣開始走進公民社會的時候，只要你去做，就會有人來支持。這一百場活動對我個人生命來說，改變很大。以前都躲在家裡寫東西，高高在上講話給別人聽，因為這個活動而變成了傾聽者，大部分的時候都坐在底下聽，終於抬頭看別人上台去講我不知道的事情。也因為這樣，才知道台灣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生命停下來的時候，才會去看見事情。

太陽花外圍的秩序，是過去累積了很久才能維持起來的。當我走進立法院的那一刻，覺得被震撼到了。我從來沒有參與過運作這個國家，以前都是在外圍做自己的事情。整個台灣的社會從民主改革到政黨輪替，到這一刻公民社會要形成了。公民社會的意見開始形成，政黨才不會太傲慢，因為會監督政府。真正參與社會的時候我已經六十歲，變成阿公了，應該要退休在家了，卻反而進入人生中更年輕的時候，坐在地上，回到年輕的感覺，看著年輕世代開始改變。我過去做的每件事情其實也都想要改變台灣，卻從來沒有真正的參與改變國家、和真正去操作。

編：老師覺得台灣現在最需要改變的問題是什麼？

轉型正義。台灣一直沒有面對真相，轉型正義不只是黨產跟年金，台灣終於可以面對過去的政治跟社會結構。現在是階級問題，不是藍綠問題。本來這個地方努力是有結果，現在卻沒有，結構性的改變很重要。我們那個年代不滿意去衝撞至少可以活下來，現在的問題是努力了，還是沒有辦法得到滿意的生活。轉型正義不是鬥爭，而是看見真正的問題。我自己的成長中，都嘗試著進入結構看到問題，去每個地方都想要看到事情的真相

Q：老師的兒子李中及女兒李亞曾經分別如此提到您——「他正準備要改變世界」、「他就是求個光榮的離去」，您希望可以許一個「什麼樣的未來」給年輕世代？

看的到未來的未來，一個看不到未來的世代，是絕望的世代。

我們也是跟著潮流走到現在，以前覺得存活是最重要的，現在覺得留給未來的人要好才重要。如果下個世代過的不好，我們過的光鮮也不驕傲。我進入公民運動這件事讓我小孩看傻了，以前好像只有在家裡、文章裡面寫關心的東西，他們不瞭解的父親是過去透過電影電視，想要改變的那個人。以前有理想性，因為對共有的未來有一個期待，才去做那些事情。我的小孩他們一直到我走上公民社會才知道，我陪他們長大、受教育，只是父親的責任，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更有理想性的。

女兒小時候不喜歡歷史，但我為什麼要講？我那個年代就是認同很錯亂，可是擁有對土地的自我認同是很重要的，政治主張是另一回事。我小時候經歷過很多次認同的危機，走到今天這樣也是好不容易，言論相對自由、社會比較開放。台北以前垃圾都隨意丟在樹下，有人會來收，現在則是垃圾不落地，這是一個漫長的改變過程。年輕人對未來的悲觀是來自階級的無法流動，但是大時代比我們以前好很多。我來自威權壓制的時代，怎樣的環境塑造怎樣的人，我們當初的環境很封閉。

Q：從一個來自萬華雙園國小外省公務員的兒子，到現在投入公民運動、關心年輕世代處境的李遠；這些年來，關於您自己的「身分認同」的歷程，是否有什麼樣的改變？對於「台灣人」的認同是什麼？對於「台灣史觀」的認知，是否也有不同的理解？您自己左翼的舅舅23歲被槍斃，對身分認同有影響嗎？

我在台灣出生，但是被教育成中國人。上節目都不能提到台灣，不然就是台獨。1983之後開始改變，才慢慢會說我們是台灣人。一開始反對黨是少數人，標榜台灣人的身分，後來慢慢變多。一般像我爸爸這樣背景的人，常常接觸不到外面的世界，但是因為我們家很窮，住在萬華南邊，也就是加吶慶的勢力範圍，靠近中正區，青年公園、南機場那一帶，中南部來的人都住在那裡。我們家裡面講國語，但是附近鄰居都是講台語，學校用國語上課，全班都聽不懂，最後只好用台語上課。這樣的環境異鄉人感很明顯，但也就慢慢產生了認同。我們小時候沒有什麼外省本省的觀念，因為我被同化的很快。我們家也是窮公務員，接了很多兼差的工作，比如說畫廟的門神。李國修的爸爸當時也在那邊修鞋子，本省跟外省也有很多元的階級。

離開電影工作的時候，是我對台灣認同最強的時候。年輕人的經驗是出生就是民進黨執政，擁抱台灣史觀，因為陳水扁調整了歷史敘述，馬英九對此很不甘心。族群整合困難的地方就是兩邊的敵人要生活在一起，認同一個國家。台灣沒有流血革命的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編：如果要拍一個家族的故事，您會拍什麼？

千面諜的故事。以前是我媽媽講給我聽，後來他再講給孫子聽。

當時陳儀政權是社會主義政權，比較傾向社會主義的，來台灣之後什麼都國有。他帶來的是相對比較改革派的官員，當時的版畫也是比較開放的，甚至有批評跟諷刺政府的。我父母就是在那個時候來的。當時台灣是一個動亂的社會，人們來來去去。在這個複雜的社會狀況底下，有很多情報員沒有被發現，兩岸的情報工作失敗之後，就帶著秘密在台灣活下去了。我想拍這樣的故事，從1945-1949，那四年真空的台灣，情報員的故事。

舅舅（黃梅）是個大學生，當時帶著共產黨任務來台灣的約有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槍斃。舅舅大概是民國38年被槍斃，死不承認跟媽媽有任何聯繫，被槍斃之後家人也沒有去領。父親當公務員多年卻一直沒有升官，應該也跟這件事情有關。另一個舅舅則是不能出國的黑名單。我父母非常忠黨愛國，就是因為這些事情，常常警告我說有我們這樣背景的人，千萬不要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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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教育

Q：師大畢業的小野老師，今年接下了台北市第一所「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的校長職務，為何繞了好大一圈，現在才選擇「教育」這樣和外界連結的方式？是因為認同柯文哲市長的教育理念的緣故嗎？

以前念師大就是領公家的錢，要還給政府，當五年的老師，所以我就到了五股國中。你所反抗的就是你所眷戀的，其實我非常想當很熱情的老師。我大學畢業那一年，把理想性都放在那裡，就一頭栽了進去，週末就帶小孩去爬山、抓蝴蝶、做標本。

到了我自己的孩子進學校感到不適應，才發現過了二十年，教育還是沒有改變。我對這一切感到非常憤怒，把這股不滿發在我的文章裡面。到這個學校的機會很偶然，他們是一群在台灣做實驗教育、比我勇敢的人。我只是在孩子不適應的時候心態上做調整，有一群人卻在台灣做自學做了二十年。我去之後發現實驗教育走得很慢，但是快要開花結果。

學生學的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老師跟學生的互動方式和一般的教育很不一樣。老師很自主，每個老師跟學生互動的方式都不同。校長負責資源整合，第一線的老師教師團自主決定教學內容，台灣這些年的各種教育現場都整合在我們這裡。這個學校是高職，是第一所國中以上的實驗教育。

Q：小野老師對於「台灣技職教育」的看法呢？技職應該扮演怎樣的腳色？

以前是30%是大學，剩下都是技職教育，所以年輕人投入社會工作很早，台灣早期的人力分的很清楚。現在沒有什麼技職選擇，只有會讀書跟不會讀書。不會讀書的就去職業學校，但最後也是要考大學。

我們這個學校（影視音實驗學校）是指標性的實驗。現有的技職，教育功能越來越少。補習班多了八倍，連才藝也要補習，大家都在造假。對外招生的時候，只能利用寶藏巖的部分地方，因為學校還沒蓋好。我們試著教出三年後就可以上場工作的人。

編：希望培養學生怎樣的能力跟特質？

有些人可能會問，影視音這些項目，不是從學徒開始就好了嗎？但我們還是有實驗教育的目的。因此學生們除了技術以外，基本人文素養也要培養。他們社會課的第一步就是去田野，去接觸老兵、移工。文學課寫詩，英文就直接用英文上課，也用英文上音樂課。學生的背景差很多，不管是在電腦能力上或是英文能力上，都有各式各樣的孩子，需要去調整程度上的差異。

Q：老師在各式採訪和專欄中大量鼓勵「非成功學」，這個推廣的起心動念是什麼？曾經面臨過什麼挑戰嗎？可以這樣持續寫作、大量出書，有什麼秘訣可以分享給有志寫作的後進嗎？

我雖然算是會讀書，但是經歷的挫敗並沒有比較少。雖然成績不錯，但是還是被大量的競爭輾壓，分數變成人生唯一的標準。這是一種傷害，我自己的小孩在這個體制裡面也很不適應。

我們率取學生的時候不看分數，這是對傳統價值的批判。我們是自學團體，叫做機構，不是學校的學校，不是校長的校長，不是上課的上課。現在的四十一個學生，多少都是在體制裏面挫敗的，這是一種價值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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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朋友與生命

Q：您對於父親的在過去年少成長期間帶給你的悲傷，以及後來沒有力挺你。回首過去種種，現在是否已釋懷？

我父親是型塑我人生很重要的人，就像在《鋼琴師》那部電影裡面，天才父親不得志，所以要緊緊抓住孩子的教育。我父親對自己很失落，因為他在時代裡面不得志。別人看他什麼都會，其實都是自學，人生靠對命運的抵抗自己支撐起來。所以他希望孩子完成自己的使命，個性又非常強，緊緊抓住自己的孩子，每個孩子都要照他的方式長大，很害怕失敗。我們家五個小孩，其他大概都是在他的期待中長大，我應該是最讓他痛苦的。一直在跟他對抗，他的力量很大，不停的拉扯，在回到軌道跟離開軌道中。

我當時的寫作都是為了榮耀我爸爸，拿到獎的時候忍不住大喊，爸爸我幫你復仇了。我要出國念書就是為了擺脫這一切。我榮耀夠了，可以找自己了，但自己在哪裡？就像李安一直到臥虎藏龍得獎之後，他爸爸還是問他：「那現在可以教書了嗎？」我爸爸一直到離開前，都還在跟我吵架，說人生不是這樣的。別人因為我的關係要採訪我媽，結果我媽一直在講我姐姐，因為他骨子裡其實很不認同我的作法。

Q：書中提到『想起有一年父親節李中送了我一張卡片，在海邊有一對赤祼上身雙手插腰的父子，兒子被擋在高大的父親後面看不到海。李中在上面寫著：「你總不能要我一直盯著你的背吧？」』李中指的是「電影創作」這方面的成就嗎？

這是他國中時候的事情。他覺得我是名人，所以他永遠被當成小野的兒子，只有離開台灣，他才可以被用自己的方式認識，不再是小野的兒子。但他後來就連得了金穗獎，新聞稿上面還被改成小野的兒子，一直被說一定是因為小野的關係。其實我很早就離開，雖然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很多都還在，但跟我根本沒關係。

我花很多時間在帶孫子，他要開始拍了我都不知道。他也很矛盾，我給他的教養他很榮耀，但是也有很多痛苦，一方面想要榮耀我，但同時也希望離開我的陰影。他曾說：我以為爸爸是作家，沒做過電影，所以大學畢業選了電影。結果還是…

Q：請問您認同或支持「同性婚姻」、「多元成家」嗎？

完全贊成啊。李安拍少年PI的時候被問到信仰，他說他覺得有信仰的人很幸褔。我也有點這樣。我冥冥中覺得有個安排，但是沒辦法只相信一個宗教，我不是無神論。學科學的人有時候不相信宗教，但其實我越學越相信，發現生命有他的道理。

人本來就是未知，你怎麼知道什麼是對錯？不強調對與錯、成功與失敗。我買了一百本這本書，送給那些被學校徵選淘汰的人，因為我耿耿於懷那些沒有上的人。挑的時候不是因為他們不好，是因為只能靠面試，可能會挑錯。我當時寫了一封信給所有沒有被錄取的人，告訴他們沒有上不是因為失敗了，這個學校不是要告訴你說，你沒上就是失敗了。

台灣的教育太疏忽每個客體的不同，明星國中老師最常講的就是，如果班上只有二十個學生多好，這樣全部都上前三志願。其實越適應學校的越不需要支持，他自己就很會了，應該要去看那些中間快要跌下去的人。

Q：請用一句話形容好友「吳念真」？

他曾經說過自己跟弟弟的關係。「生長在我們那個時代，才智差不多，但是運氣不同。人人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我每次都摸到大石頭，但是弟弟每次都沒有摸到大石頭。」我爸則是說：「我們這代是在走吊橋，要小心不要掉下去。這一代就兩種人，一種在橋上，一種在橋下。」

我們兩個比老婆關係還好，在中影面對面坐了八年沒吵過架。都是很弱勢的、窮的家庭，從小很焦慮，都要拿到獎學金才能念書，一起很辛苦的走到今天。他是極少數那樣的背景可以有今天的，他初中畢業就因為家裡沒錢沒辦法繼續念書，我同班同學很多人只念到小學。

我還是相對比較幸運，爸爸是公務員，可以申請獎學金。我們兩個一起進中影的時候，他還在念書。我們才差不到一歲，我已經出國回來，他人生卻落下了很多東西，被耽誤了很久。他是我的一個對照組，比我強悍、悲慘許多，但他那麼努力，就像一面鏡子一樣。

我們的友誼也許就建立在那個時代。

Q：1989年小野老師離開中影，您在書中提到：『如果我的人生就結束在那個時間點上，我的墓碑上可以刻著：「躺在這裡的人雖然才三十七歲，但是屬於他個人美好的仗已經打完。」』

2007年任職華視總經理時，您的好友楊德昌導演過世，小野老師在華視的停車場心臟忽然劇痛，第一次有和死亡面對面的恐懼，當時的念頭是「躺在這裡的人已經五十六歲，他是一個大傻瓜。」

現在呢？如何克服面對死亡的恐懼？又會給「自己的一生」什麼樣的評語？

我小時候很害怕人的存在有一天會消失，當時覺得，同一個時間內很多生命一起活著，最後走到死亡，那要怎麼證明自己存在呢？所以一直寫書，想要留下些什麼。後來覺得這樣太焦慮了。

生命從無到有，再到無，生命本來就是沒有的。地球之於宇宙很奇妙，最後變成沒有才是正常。死亡就是用來證明生命的存在，如果生命不會結束，那就什麼都不會想去做啦。這樣一想給了我一種勇氣，人終將一死，有什麼好害怕的？想要改變都可以去做。如果內心充滿恐懼跟不安全，就會去抓住既有的東西，想要安全。因為有死亡，所以人生什麼都要，都覺得只做這樣太可惜了吧。

我每次都是懷著恐懼進入新的領域，不是天縱英明的，每次都很害怕的進入新的地方。克服死亡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嘗試自己沒有嘗試過的事情，發現生命是自己的。用寫作榮耀爸爸，但他還是不滿意，那我就沒有辦法了，我的生命是我的，爸爸的生命是爸爸的，我不能因為爸爸痛苦，所以不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爸爸期待的東西最後我得到了，時代變了就自然得到那個位置，但很遺憾他沒有看到。因為時代一直在變，一直鬆動，所以有機會做這些事情。

我現在的人生，都不斷處在今年不知道下一年是什麼的狀態。去這個學校，也是慢慢去問這個學校在幹嘛，不確定性很高，跟以前的工作心情很像，很忐忑。

讀冊專訪：一直撒野，不停冒險的小野

那些過去

Q：當年小野老師如何在那年代的中影，完成《小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這些帶有本土意識的電影？

當時全臺最大的電影公司是黨營事業，由文化工作會來管理，這一切是在最不太可能完成電影的機構完成的。當時政府跟中影處在彼此不信任的狀態，前面幾部電影也賠了好幾億。而且中影的目的是宣傳黨政，不是拍藝術電影。不能觸碰左翼、日本小說，都不能碰。所以要拍安全又有點突破的故事，就是自己的成長故事。把從軍的部分放大成愛國，才能通過審查。

一開始送審查，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