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宣揚歷史的重要性，對原本就浸潤於歷史意識的族群，不免有著多此一舉的感覺；尤其出自一位史學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論的「歷史的轉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係攸關西方現代學術史甫進行中的轉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許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亦將有所啟示。
依字面的意思，「歷史的轉向」不外重新認領歷史知識的價值或歷史探討的重要性。令人詫異的是，西方十九世紀方號稱係「歷史的時代」（Age of History）、或「歷史主義的時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萊歐（Clio）這位歷史女神才以學術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榮銜；蓋自啟蒙運動之後，歷史的原則和歷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學在傳統思想的位置，主導了學術的發展。2 反觀十九世紀的其他社會科學，尚在孕育當中、嗷嗷待哺。試舉史學大宗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英國代言人艾克頓（Lord Acton,1834-1902）為例，他在晚年仍滿懷自信地宣稱：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並且是其他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模式與方法。
又說：
每一門學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們必須擁有一種可以應用到它們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歷史的方法。
艾氏的觀點乃是歷史學派回應新興社會科學共通的說詞，例如，蘭克學派在法國的追隨者—賽格諾伯（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也適時刊行了《應用於社會科學的歷史方法》（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e aux sciences sociales, 1901）強力推銷社會科學應採用歷史方法，而遭致「方法論帝國主義」（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之譏。
顯然對艾氏和塞氏而言，歷史的思考遠溢於具體的歷史知識。他們的說詞復傳達了下列兩項訊息：其一，在世紀之交，史學仍擁有不可忽視的份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卻是道出新興社會科學業已羽毛豐滿，足以振翅長飛。要知十九世紀裡，醞釀中的人文科學無不有所謂的「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學、經濟學等等，無一例外。但他們言說的時間點，適是其他學科趨於圓熟自信、紛紛開展出本門學科的研究取徑，而亟與傳統史學作出區隔的前夕。
約略其時（1880s-1890s），西方學術界方剛爆發著名的「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學當作思考的主軸，對內則是蘭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 1856-1915）和蘭克史學（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對決，前者標榜文化史，以寬廣的研究取向、結盟其他學科，對抗專注政治史、制度史的蘭克學派；7 對外，則是新興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派的競逐。代表歷史學派的席莫拉（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於忍無可忍之際，猛烈反擊古典經濟學派緬格（Carl Menger, 1840-1921）百般的挑釁。雙方纏鬥多時，牽連甚廣，直迄二十世紀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時代，方告落幕；然而該時的激辯卻已敲響歷史學派頹勢的警鐘。
值此風雲變化的分水嶺，艾克頓雖力圖重振史學的餘威，但趨勢顯然對新興的「社會學」（sociology）有利。而蘭布希特又另外主張「心理學必須是所有科學史學的基礎」。這點，連蘭克學派的欽茲（Otto Hintze, 1861-1940），都咸表認同。他發現晚近新開發的經濟史、社會史皆非系出同門（傳統的史學），而是來自新興的經濟學。迄此，連蘭克學派的集大成者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於其史學方法論鉅著的晚期修訂版，都不得不引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且承認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時風易勢，由此可以窺見。尤其邁入二十世紀初期，史學仿若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節節敗退、割地賠款。反觀社會科學不僅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並且群起圍攻史學固有的疆域，道是烽火四起亦毫不為過。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國以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為首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他亟倡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盟，認為社會科學乃劃時代的「新盟友」（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等等，都是史學研究的新利器。而魯賓遜之所以稱謂「社會科學」為「新盟友」，無非欲與傳統治史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魯賓遜發覺，即使是當今最了不起、學識淵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只緣他對史前考古和人類學一無所知，竟連「冰河期」（ice age）或「圖騰」（totemism）均聞所未聞，遑論其他閉塞不敏的傳統史家了。此事宛如民初名家錢穆遭受「不通龜甲文，奈何靦顏講上古史」之譏。又國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一度懷疑甲骨文是騙子造假的假古董，竟難以置信有「甲骨文」一事。最終亦非得屈服時勢，私下取閱甲骨文。
對應地，該時在中國承西學遺緒者，便是梁啟超（1873-1929）的「新史學」。梁氏坦承：「史學，若嚴格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乍聽之下，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但稍加推敲，未嘗不可解作梁氏企圖將中國史學擺脫傳統「四部」之學的糾纏，進而加盟西學的陣營。這種覺醒不止限於個別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變革。在教學上，1920年起，北京大學史學系即明訂「社會科學，為史學基本知識，列於必修科」。
而留美歸國的何炳松（1890-1946）更是鼓吹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不遺餘力，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從他對魯賓遜《新史學》的譯文中求索。《新史學》裡有一小段話恰可作為答案，何氏是這樣翻譯的：
歷史能否進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歷史能否用他種科學聯
合，不去仇視他們。
這連從未踏出國門的呂思勉（1884-1957）亦深表同感，於評斷乾嘉時期的章學誠（1738-1801）與當今史家的高下時，呂氏如是評道：
他（章學誠）的意見，和現代的史學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進一步，就和現在的史學家相同了。但這一步，在章學誠是無法再進的。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現代的史學家，有別種科學做他的助力，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
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乃是沉寂多時而晚近方才當令的大史家；可是依呂氏之見，其史學造詣較諸現代史學，仍未免略遜一籌。其故無他，現代史學的進步實拜別種科學之賜。而在諸多科學之中，社會科學尤為「史學的根基」。同理，在西方，中古史名家惠靈格（Johan Huizinga, 1872-1945）竟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貶抑不世出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只因渠無法取資當今的人類學和社會學，以闡釋希臘文明的特質。東西兩相輝映，真是件無獨有偶的趣事！
事後回顧，自魯賓遜以降，史學門戶大開，社會科學長驅直入史學領域，坐收漁翁之利。況且時值社會更革，歷史的實用性遂受到無比的重視，在美國致有「進步史學」（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稱。在歐洲，則是由「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擔綱，其與「社會科學」有近乎天衣無縫的結合。年鑑學派的兩位創始人費夫雷（Lucien Febvre, 1878-1956）及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均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社會學的信徒。布洛克甚至勸勉學生「放棄史學，而改習法律、攻讀考古學位，或學德文與其他」，而且該學派非常重視「比較方法」和「量化技術」。
但是，上述魯賓遜等這般標榜「新史學」者，卻未曾意識到「社會科學」與「史學」潛在的緊張性，似乎仍以「輔助科學」的模式去理解「社會科學」；他們不僅從未覺察出「社會科學」存有鯨吞蠶食的野心，並且無緣目睹日後馬克思唯物史觀對史學入主出奴的態勢。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馬克思史學宰制中國大陸史學多年，已廣為人知。同時，帶有鮮明目的論色彩的「近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亦席捲西方及臺灣史學界對歷史進程的解釋，使得中、西史學只能朝同一目標邁進：「普遍的（西方）合理性」。
簡之，二十世紀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功能論」（functionalism）與「結構論」（structuralism）側重系統的分析，時間因素不受到重視，歷史的縱深與變遷遂不得突顯。社會科學則是以喧賓奪主之姿出現，因此，受其影響的歷史分析，自然缺乏歷史感。該時的史學則呈現「歷史無意識」（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的狀態。
尤其在一九六○年代，「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乃是西方的顯學，以布浩士．史基納（Burrhus F. Skinner, 1904-1990）的「行為心理學」作為表率，他大肆推廣及宣揚「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並非人類行為的科學，而是那類科學的哲學」，一時鼓動風潮，造成另番社會科學的變革。而史學界大力鼓吹運用「行為科學」者，無過於伯克豪爾（Robert F. Berkhofer, Jr., 1931-2012），他的《以行為進路進行歷史分析》（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1969）乙書，曾流行一時。伯氏將該書獻給「我的歷史女神」（To my Clio），別有開展另一頁「新史學」的意味。其實，無論倡導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結盟，或後來奉行為科學為師，均不脫史學科學化的窠臼。居間，伯克豪爾尤為激進，他主張當前的史學問題不在於該否援用社會科學，而是如何去運用它。他說：
人作為分析的單元，只能透過某些概念架構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類行為的知識，其他史學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他又斬釘截鐵地表示：
此時此刻，「行為主義」（behaviorism）提供史學研究最佳的答案，因為她汲取了人類行為的嶄新知識。換言之，史學必須借重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若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加上科學哲學裡方法論的自覺。
遵此，
史家對社會科學最好的服務，便是挖掘事實，⋯⋯供給正確、可靠的事實。
另方面，史家又必須藉著指涉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方得尋得事實。是故，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史家只能是事實的供給者。而史學的最終下場，只能將詮釋權拱手讓給社會科學而淪落為資料服務的副手，更不被容許置喙理論的創新。換言之，史學與社會科學僅存有單向的主從關係。
尤有過之，復經紛至沓來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思潮的洗禮，傳統的歷史概念已被解構得體無完膚。美國的懷特（Hayden White, b. 1928）甚至明言：
毋論「歷史」（“history”）僅是被視為「過去」（“the past”）、或攸關過去的文獻記載、或者經由專業史家所考訂攸關過去的信史；並不存在一種所謂特別的「歷史」方法去研究「歷史」。
這種觀點對十九世紀末葉曾經宣稱「歷史是其它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方法」的艾克頓，純是茫然無解的。
況且，社會科學的流行步調變化萬千，稍縱即逝。一九五○年代的史家，建議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韋伯、帕森思（Parsons）的社會學，社會、文化、象徵人類學，古典、凱因斯（Keynes）、新馬克思的經濟學，佛羅伊德、艾立克森（Erikson）、容格（Jung）的心理學」。一九七○年代的史家，則鼓勵我們取資「紀茲（Geertz）的文化人類學、傅柯（Foucault）的論述理論、德希達（Derrida）或德曼（Paul de Man）的解構主義、塞素（de Saussure）的符號學、拉肯（Lacan）的心理分析理論、傑克遜（Jakobson）的詩學」，睽隔未為久遠，所列科目已全然相異，令史家目眩神搖，無所適從。
是故，中、西史學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恓恓惶惶，無所安頓。這由一九二○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居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看作是時尚的差異。兩岸史家（尤其大陸）幾乎是言必稱馬克斯、韋伯的地步。值得警惕的，當一九六○年代末葉，西方史家正熱烈擁抱社會學時，社會學界卻開始質疑起本門學科的信度；這種危機意識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它學科，令得滿懷虛心、登門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若喻「社會科學」為實，史家在感到絕望之餘，遂捨實就虛，一股躍進「語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亟盼遁入後現代主義的空門，一了百了。殊不知這又是一回陷入不知所終的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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